皮艾尔•博勒《桂河大桥》 书中所得4
皮艾尔•博勒《桂河大桥》 书中所得4
昨天发布的有关电影《桂河大桥》的内容里，没有提到它的原著。今天找到了，是法国人皮艾尔•博勒（Pierre Boulle，1912.2.20-1994.1.30）在1952年写的小说《桂河大桥》。同时找到了关于这本书的比较详细的介绍，发布于此，致敬作者。因为毕竟，一部好影片的最初创意极其重要。
豆瓣：路上有惊慌2006-05-17 15:00:24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关于缅甸－暹罗铁路以及那座跨越桂河的著名桥梁的历史，至少有一半坚实地根植于虚构的故事情节。1952年，一位名为皮艾尔•博勒（Pierre Boulle）的法裔工程师、作家以及二战期间在中、缅、印度尼西亚作战的英国特种部队抵抗战士，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名为《桂河大桥》。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基于战争时期设在堪察纳布里附近一座盟军战俘营所发生的事件。
在这部小说里，英国战俘被一名凶残的日本指挥官强迫修建一座跨越桂河的木质铁路桥，但是在即将完工的时候，又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本国的空军炸成齑粉。但是，以一种小说家的技法，盟军战俘所置身的悲惨境况以及每日累断脊梁的苦工，都成为了他们在日本人的羞辱之下再度找到自我尊严的途径。而在真实生活中，当许多人倒地身死，其余的人汗流浃背地挣扎着活到下一天——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尽可能进度缓慢地工作——比起博勒的描述，这种英雄主义行为显然要远为隐忍，而且更加致命。根据历史学家的调查，当这段铁路在七个月后，也就是1943年10月完工的时候，超过1.6万名盟军战俘——大约是一座城市的男性人数——死亡，除此之外，更有约15万名从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强征的劳工葬身于此，而他们在博勒的书中几乎从未被提及。
虽然如此，《桂河大桥》仍然成为了一部国际畅销小说，并且赢得评论界的纷纷喝彩。它甚至在1952年还荣获了法国圣•伯夫文学奖的殊荣。但博勒笔下的这个故事还要再等五年，当电影导演大卫•里恩爵士将其改编为由阿莱克•圭奈斯和威廉姆•霍登主演的票房大片时，才又赢得了更多的掌声。这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版本共赢得了八项奥斯卡奖提名，它较之博勒的原著更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由于这部电影风靡全世界，关于桂河大桥的虚构故事——包括影片中的酷刑折磨、恐怖惨剧、微不足道的精神胜利，以及由阿莱克•圭奈斯扮演的遭受致命创伤的尼科尔森上校在断气之前炸毁这座桥梁的著名片断——或许将永远遮掩住历史的真相。
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因为沿着那条被盟军战俘诅咒的“死亡铁路”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同样悲凉得令人心碎断肠。
在预示着夏季暴雨将至的春天酷热里，日军控制的南亚地区的盟军战俘之中，没有几个人能理解为什么在几个月无人理睬之后，他们的日本看守会忽然分发问卷，调查每一名战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经历。随后，战俘们被勒令签署协议，承诺他们绝不试图逃亡。这似乎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表格被完成和收回之后不久——许多战俘告诉他们的逮捕者，他们战前的职业要么是“啤酒品尝员”，要么是“百年纪念庆典撞钟人”，又或者是“妓院监察员”——另一桩不可解释的怪事发生了。在遍布南亚各地的战俘营铁丝网内，从爪哇、苏门达腊到新加坡围墙高深的昌吉（Changi）监狱，日本人都在宣称：所有有能力的战俘都将很快被送往泰国、缅甸境内山区的“疗养营”。一旦去到那里，他们便可以居住在较为凉爽的海拔高度和丛林树影的荫庇之下，战俘们还被告知，他们的伙食和医疗条件也将得到改善，那些在被俘期间患病和体能衰竭的人还能获得较好的恢复环境。
到1943年10月末，夏季的季风雨逐渐淅沥停止，日本人也已经囤积了足够的铁轨和配件以备开工。于是他们将兴趣转移到在规划中的铁路沿线修建几座丛林大本营，以便修筑铁路时投入使用。到11月早期，卡车和火车开始将总计6万名战俘劳工（主要来自新加坡、中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中的第一批送至缅甸与泰国之间的高地。甚至在修筑铁路这项耗尽体力的工作展开之前，任何一名被送往工地的战俘，在途中都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一位名叫杰弗里•法罗•亚当斯的英国二等兵，从新加坡的昌吉监狱踏上了旅程。亚当斯在加入英国皇家陆军部队之前，曾经是英格兰博内茅斯的一名屠夫，他于1942年2月6日抵达新加坡，仅仅50个小时之后，日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便摧垮了英国军队的防线，又过了九天，新加坡岛上的英军全部投降。 亚当斯和他同狱的战俘们按照三百人一队的编制，从昌吉监狱列队行进到新加坡火车站。每一队战俘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都会骤然高唱起《去蒂帕雷里的路很远》（一战期间英国远征军的行军歌曲），这首军歌令日本看守感到万分恼怒，他们用棍棒殴打战俘，想让囚犯们安静下来。在火车站，战俘每三十人被分成一组，然后驱赶进一辆四十英尺长、八英尺宽的货车车厢里。当每一列火车的十截车厢都装满战俘之后，这列如长蛇一般扭曲、铿然作响的蒸汽机车便开始喷着浓烟一路北行，沿着铁轨颠簸震荡。在烈日烧灼之下，每一辆钢制的车厢都火热得如同烤箱一样。
经过四天五夜的旅行——每隔24小时仅有两次停车吃碗米饭的时间——亚当斯和他的战俘同伴们依然在缓慢北行的列车上煎熬。“车厢里根本没有让30个人睡倒甚至坐下的空间，”亚当斯后来回忆道，“因此我们只能轮流休息。”惟一的放松机会只在每天的下午，当车厢在太阳的灼烤下酷热难耐时，日本看守会允许战俘们将运行中的列车车厢推拉门打开。但是，亚当斯回忆说，尽管这些囚徒因为感染痢疾、营养不良、饥渴交迫而身体病弱不堪，那些全副武装的日本看守仍然急切地提醒着战俘：他们绝不能逃跑，“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已经签署了那张‘不会出逃’的表格”。 最终，经过上千英里使人痉挛的旅行之后——在途中，车厢里的人们不得不定期交换位置，以便排泄或呕吐——列车终于停靠在班朋镇，那里是泰国现有铁路的终端。战俘们被带到站台上集合，在灼人的烈日下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点名。在长达数个小时的折磨后——像这样的折磨经常反复地施用，后来便被称之为“日光疗法”——战俘列队走进了位于班朋城市边缘铁丝网高架、臭气弥漫的集中营。那是一片面积约数英亩的泥沼地，搭建了些摇摇欲坠、蚊虫滋生的营房。战俘营的沟渠式厕所粪便漫溢，屎尿横流，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反胃的恶臭，战俘们必须用嘴呼吸，以免受不住呕吐出来。宿舍是“竹子搭建的破棚子”，在刚刚结束的雨季之后，泥泞的地面湿滑得好像麦片粥一样。一些衰弱的病人迎候着这些战俘的到来，所有人都是一副垂死待毙的模样。“我们别无选择，”亚当斯说，“只有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班朋度过两天之后，亚当斯与他的同伴们从看守的口中得知，他们将要为日本人“征服印度”助一臂之力。战俘们再度被送上车，继续前行。这一次他们改乘卡车，沿着泥潭一样坑洼的道路，向北开赴桂河西岸距堪察纳布里以北仅一英里的的塔马坎小村。当这些战俘爬下卡车，他们的真实处境——以及数周以来他们一直担忧的日本人的欺诈——终于真相大白，根本就没有什么“疗养营”，更没有所谓的诊所或医院，甚至连肮脏的帐篷与恶臭的厕所也没有，他们只是站在一堆铁轨和枕木的旁边，再有几座堆栈以及数百码长的一列四面通风的工棚，那是一种由竹竿和棕榈叶编织而成的简陋建筑，被称作“聂帕榈屋”（Atap）。环绕所有这一切的，是一列竹子做的栅栏，带有嘲弄意味地构成了集中营的边界。
亚当斯和他的伙伴们被交给一位名叫戴维•伯约尔的英军上尉，他自我介绍是这座集中营的助理，他的手下人早已开始建造一道跨越桂河的简易木板桥。在寥寥几分钟的问候之后，难友们在集中营的空场上集合，被介绍给这里的指挥官：曹长齐藤。齐藤则介绍了他的总工程师富士中尉和典狱长国场。随后他开始下达指令：所有的战俘都将睡在由伯约尔上尉的士兵们搭建的，与工棚等长的两条竹台中的一条。每个人在竹台上占有的宽度不超过29英寸，仅够他夜间仰卧睡眠。每天早晨的点名时间，所有还能够站立的战俘都必须集合，听候他们当日的安排。战俘们们随即被分作二十至三十人一组的劳动组，由盟军的军官——通常是中尉军衔者——监管，他们被日本人称作组长。当两支或更多的劳动组在一起工作时，他们便要组成一个工作组。为了让这样的工作组服从纪律，一名通常是上尉或更高军衔的盟军军官将被指派负责管理，日本人称其为小队长。
战俘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横跨在宽而浅的桂河之上三百码宽的木质大桥，施工的位置正好在小桂河与之交汇的地点上游。这项工作预计将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当大桥修筑接近尾声的时候，齐藤宣布：凡是修桥不再必需的劳工队伍都将沿着预期的铁路沿线，被送往丛林更深处的劳动营。在那里，他们要砍伐丛林，平整土地，为即将到来的铁道路基做好准备，继而他们得铺设枕木和铁轨，将这一筑路里程向西北方向延伸，直到最终与从缅甸往东南方向修路的另一批战俘汇合为止。在一年之内，这两股铁道将在整段里程中点附近的泰国孔库塔相衔接。最终，齐藤说，这座横跨桂河的木质桥梁将由一座十六墩的钢铁大桥所取代，这座钢桥将被从它在马来亚的原址上拆除，再千里迢迢地运抵此地。而所有这一切——260英里的铁路铺设，其中包括近乎七英里大大小小的桥梁——按照日本人的命令，都必须以跑步的速度修筑完成。
最后，齐藤特意强调环绕在营地周边稀稀拉拉的那道围栏，提醒这些战俘们：四围的高山丛林使得每一个营寨如同一座孤岛。任何打算越狱的囚徒都会遭到猛虎与毒蛇的攻击。而沿途一千多英里的村落中，从未见过白肤碧眼人种的本地土著也会对他们满怀敌意。为了鼓励土著居民与日军合作，将战俘扭送回营，齐藤说道，日本人已经向周边的老百姓宣布，不论谁抓获了潜逃战俘并移交日军当局，都能得到现金回报，并获得一年额外的稻米配给。
从第一个清晨开始，铁路修筑工地就是一座汗水蒸腾、呻吟无止的活地狱。每天拂晓时分，战俘们便要面对疾病、衰竭、丛林蚂蟥、恼人的蚊虫、焦渴、饥饿以及潮湿恶臭的热浪。当一项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工作日就可能延长到20小时，然后，到次日清晨太阳初升的时候，富士中尉照样来分派当天的工作，并将他所需要的劳力人数告诉给齐藤。
为了确保每天早晨都有足够的战俘备用，日本军官会借助于战俘们自己的指挥官——被日本人称作“队长”，让他们去张罗所需的劳工人员。如果队长无法从健康人中凑出足够的劳力，日本人和朝鲜看守们就会冲进工棚（后来甚至是集中营的医疗所），不顾医务人员（通常是盟军医护人员）的抗议，从患者——被他们认为“病情轻微者”——之中，强行拉走一些“最佳人选”。 队长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位置。身为盟军的指挥官，同时又是日本人的劳工组织者，他们不得不在对日军权威的直率藐视和被迫与之合作的鸿沟间搭建微妙的桥梁。为了求得生存，他们只能遵循惟一可行的途径：与日本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并且在残暴的日本人与战俘们之间，充当人体缓冲器。某些清晨，当疾病或疲惫令整个营地陷入衰竭状态时，队长会拒绝让满额的劳工走上工地，这会令他本人在所有战俘面前，被日本人用来复枪托狠狠地殴打。另一些时候，虽然队长召集到了足够的人手，但或许暗示他手下的工人们集体怠工，如此一来，他就会被捆在集中营中心的木桩上，遭到当众惩罚。甚至有时，当双方的日常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队长们被殴打仅仅是为了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
有一天，一位名叫布里奇的中尉兼组长，因为与一名负责监管战俘劳动的日本士官发生冲突，在返回营地的那天夜里，国场用拳头和棍棒凶残地殴打了布里奇中尉，要不是一位名为图塞中校的队长（他正是阿莱克•圭奈斯在根据博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所饰演角色的原型）和战俘营副官伯约尔的抗议，恐怕他就被当场击毙了。
每天清晨天不亮的时候，亚当斯和他的难友们都要集合点名，被支派从事修筑桥梁各个部分的工作。在斧头或装上木柄的双人大锯的切割之下，这一地区的柚木被纷纷伐倒，用来制造大桥的桥墩。这是一种极为繁重的劳作，特别是因为日本人命令战俘们须以一种更为缓慢的传统日式方法操作钢锯：将锯条在树干上拉动而不是推动。当一棵树的树干被切断之后，它通常会继续保持直立姿态，因为丛林树冠间大量的藤条和彼此交织的树杈能支撑它岿然不倒。对付这样的“不倒树”，就要动用大象来将其推倒。如果现场没有大象可用，那么筑桥工人便要身缠绳索，被驱赶来拉倒树干。有时候，由于难以预测大树倒落的方向，工人们可能被砸在树下，时有伤亡。即便如此，每天仍有约十二棵大树被伐倒备用。尽管在如此原始的条件之下，尽管痢疾和疟疾肆虐，又没有充足的工具，战俘们还是只花了数周时间，就让这座桥梁从山坡上的铁道路基上纵身跨过了宽阔的桂河。
这种劳动紧张、单调，使人精疲力竭。那些被痢疾和霍乱折磨的病人只能在河边甚至水中排泄，而这更加速了疾病的传播。由于营养不良，加之被疟疾猛烈地摧残，战俘们迅速陷入死境，有时甚至达到每天死亡十二人的速度。亚当斯经常在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下醒来，发现躺在他身边的人已经在头天夜里死去，他们的皮肤像腊一样惨白冰冷。另一些时候，有人会在工作期间倒地猝死，成为秃鹫的腹中之食——这些秃鹫就栖息在桥梁上游的一座沙岛上，每天蹲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
那些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劳动的战俘，会被用卡车运回班朋附近烂泥塘中的营地，以免他们的懒惰“感染”其他人。一旦进入班朋的“病号营”，他们的命运就只是任由病情恶化，最终步入死亡。而余下来的强壮者便继续一周七日、从黎明到深夜地苦苦劳作，只在每天午餐的时候有30分钟休息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前，南亚地区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当中，每一百人就有二十七人死亡，而被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俘获者，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四。
为了赶上劳工损失的速度，日本人开始每天用卡车将数百名战俘和强掳来的泰国劳工补充到塔马坎。很快，集中营的人口便增加到两千多人。新来的战俘劳工中大多数是英国人，来自东萨里连、莱斯特连、戈登连、海岸与探照灯枪手连以及经受过丛林训练的阿盖尔－萨瑟兰高地人连等部队。他们同样也不得不自己做饭，大半靠日本人配给的质量低劣的稻米维生。这些稻米都已孳生了象鼻虫和蠕虫，在中午的时候勉强还可以被挑捡出来，但在早餐和晚饭的时候，因为完全是在黑暗中进食，便根本无法辨识，只能囫囵下肚了。由于无茶可饮，这些英国人要么只喝白水，要么饮用焦糊漆黑的米糠煮出来的“炭烧咖啡”。
随着1942年秋季的时光推移，桥梁的建造也在不断进展。到年末的时候，大桥的上部结构已经延伸至桂河的中线，而日本人——感受到一种胜利的狂喜，并且丝毫不理会战俘与亚洲劳工已经尸横遍野——命令工人前往河流对岸，着手修造桥梁的另外一半。每天早晨，战俘们乘坐一种又长又窄的木船横渡桂河。因为这种船的小引擎所发出的懒散噪音，他们开始称之为“砰砰船”。数周之后，桂河对岸也布满了桥桩和脚手架。
就在1942年行将结束的一天夜里，当战俘们躺在工棚的硬木板床台上稍作休息时，一场匪夷所思的大暴雨将数英寸雨水倾入桂河河谷的上游水域。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初升的时候，盟军战俘、日本看守和工程师们朝河边望去，发现不单是河水上涨了好几英尺，数百棵在风暴中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更随着山洪顺流而下，像攻城的巨锤一样砸烂了大桥的桥墩，又裹胁起所有散落的木板奔腾而去。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修筑这座桥梁，只是看着它被洪水冲刷而去，亚当斯和其他塔马坎集中营的战俘无不身心崩溃。他们不得不重头再来。
心力交瘁又被迫重新开始他们原本已经完成的苦工，战俘们只能强打精神，再次上阵。但是一些人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失望打击，开始更为公开地与日本人作对，采用各种日益迂回的方式，但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对于“消极怠工”，日本人报之以取消吸烟和洗澡的权利。如果怠工行为仍在继续——或者日本人觉得某天的工作干得很糟糕——受惩罚的劳工小组的战俘们就要面对面站成两排，数着“一、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互相抽击面颊。对于更为严重一些的反抗行为，战俘们被命令在齐藤的办公室门外保持立正姿势整整一天——无论是在烈日之下还是暴雨之中——直到指挥官宣布解散。还有些时候，齐藤或他的手下人会命令一名战俘站在某个位置，将一块沉重的原木放在他的头顶。如果木头下滑或者跌落，就意味着命令被违犯，该名战俘将会遭到殴打。
对于更为严重的违禁行为，例如一名队长抗命不从或者某人从外面搞来并非法地拥有一部短波收音机，日本人热衷于使用“禁闭箱”的惩罚——一种刚好能容纳一个人站在里面的马口铁箱子——在每天热带的日照之下，酷热得好像桑拿一样。如果一名战俘对日本兵发起攻击，譬如布里奇中尉曾经做过的那样，他通常会被剥光衣服，五花大绑在营地中央的一根竹桩上，再遭到棍棒、拳脚、打结绳索、以及最后来复枪托的猛烈殴击。当这场暴打结束之后，受刑者依然被捆在竹桩上，血流不止、浑身淤青，经常是不省人事，作为为傲慢付出代价的公开榜样。
最恐怖的惩罚还不止于此，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戒者，还有“水桶酷刑”在等待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违禁的战俘同样会被剥去衣服，用绳索捆住他的脚踝、肘部和腰部，将他绑缚在营地正中的“惩戒柱”上。然后，日本人将一个五六加仑大小的水捅吊挂在战俘的脖子上，水桶纤细的绳索提手紧紧地绕过战俘的颈背。随后，桶中被注满水，如果该冒犯行径被认为极端严重，便会盛满岩块或卵石。这名囚徒随即被丢在那里，连续多日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白天的烈日灼烧着他的体肤，夜晚的冷雾使他颤栗不止，而水桶的提手则切割着他颈部和肩膀的肌肉。
面对如此悲惨的前景，一些战俘开始掂量他们穿越丛林逃跑的机会。一天夜里，亚当斯被介绍给几个计划出逃的难友。因为营地没有灯火，所以这个小团体知道在晚间点名结束之后，任何越过围墙逃跑的战俘都有十二个小时免于被搜索队追捕的时间。虽然亚当斯拒绝了加入逃亡队伍的邀请，但日落之后，亚当斯还是着迷地望着那六个人钻过稀薄的竹篱，轻身潜入黑暗的丛林里。
到第二天清晨，六名逃亡者中的四个人被捕获并且立即处以死刑。只有两个人——一位绰号“砰砰”的英国人和另一名英国炮兵上尉，亚当斯曾资助给他们干粮——依然在逃。其后三周的时间里，那两个人只在夜间行动，摸黑沿着公路的边缘前进，白天便在丛林里休息。在亚当斯和塔马坎其他战俘的心里，都觉得“砰砰”和炮兵上尉已经走向了通往自由的道路，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后来才知道，随着时间和里程的推移，这两个逃犯开始放松警惕。为了加快行动速度，他们决定改在白天赶路。但就在同一个下午，他们被泰国的武装份子俘获，被捆得像小鸡一样，用卡车押回了塔马坎。为了杀一儆百，齐藤亲自判处这两个人死刑。但首先，当着全体列队的战俘，他们被守卫凶残地群殴乱打。随后，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他们的绑绳被松开，狠狠抛进卡车后厢，拉进丛林的深处。在那天夜里，两个人被逼挖出他们自己的墓穴，然后被日本卫兵用刺刀活活捅死。
由于活着逃出丛林的希望如此微小，另一些战俘开始每天从精神上逃逸，让他们的思想从日日麻木的头脑中飘离，靠往昔的美好日子来获得给养。这些白日梦经常令战俘们不能自拔，他们有时会大声重温曾经说过的对话，或者是仿佛正站在英国乡村的梯田里，赞美那里美丽的风景。非常不幸的是，一旦从那些美好的回忆中醒过神来，再度意识到身处塔马坎悲惨艰难的现实，许多人会变得非常绝望，以至于全然放弃了生活的希望。他们会停止进食、说话和工作——不论日本人如何殴打催促他们重返劳动岗位。最终，根据英国军医A.A.阿普索普所报告的现象，这些人每天躺在他们睡觉用的竹台上，紧张性精神病症状地凝视着工棚的屋顶，即便将他们放入“禁闭箱”里也无法让他们回归正常。在阿普索普医生所目击或听说的所有“棚顶凝视”病例中，没有一名患者最终得以生还。
如果说日本人对他们的俘虏劳工残暴无情，但依据他们的武士道准则，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同样冷酷凶狠。亚当斯回忆起他刚到塔马坎不久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曾令他震惊不已。在桂河大桥开工一个月之后，战俘们努力与几个朝鲜看守当中的一员建立了交情。这个名叫金城的看守（因为他负责制作塔马坎的棺材，因此人送绰号“殡仪师”）经常参与战俘们的谈话和以物易物，也常出差去堪察纳布里镇采购货物。他有时走私来一点香烟或茶叶之类的小货品，战俘们也能不怀疑虑地与之交易。
一天夜里，或许是为了报复他和战俘之间的友谊，一名日本哨兵发现金城睡觉的时候，双腿悬在床台的外面。亚当斯猜测，这也许违犯了某项纪律。当亚当斯在黑暗中从他自己的卧铺观察的时候，他看到那名哨兵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在金城的腿上，磕在他的胫骨上甚至把枪托都撞裂了。在难以忍受的剧痛中蓦然惊醒，金城跪倒在地，不住地亲吻哨兵的皮靴。而哨兵则狂踢他的面门，将他的头猛力地向后踹。在这种殴打持续了几分钟之后，已经血迹斑斑、意识模糊，而且双腿重创无法走路的“殡仪师”又被拖进营地的警备室，一个人被继续殴打料理着。
另一些时候，仅仅是为了让战俘们保持心理平衡，日本看守们会令人困惑地做出开朗和友善的姿态。其中一个出生于夏威夷、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朝鲜人冈本，似乎正是齐藤本人授意作为“好人看守”的形象出现的。他经常讲给亚当斯和其他战俘一些来自外界的消息，有时还会目光坦率地和他们分享些许食物和香烟。
一天夜里，亚当斯回忆道，他在上厕所的路上，看到一名日本或朝鲜看守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前面。他猝然停住脚步，向那人鞠躬行礼。“看在上帝的份上！”在黑暗中传来冈本的声音，“别那么无聊了。过来和我聊聊天，再吸一支烟吧。”按照日本人的设计，统治塔马坎战俘营的孪生主宰是妄想和恐慌，如果说有还一点点舒缓的弹性可言，那仅仅是为了保证这座苦力营正常的运转而已。
每一天，在日本看守“加速”和“抓紧”的不停喊叫声中，这座桥梁再度被修造起来。没过多久，亚当斯就归入桥梁工程不再需要的劳力队伍，被指派建造那座体积更大的钢架桥的支柱和地基，那座桥的不同部件已经陆续从马来亚运抵本地。战俘潜水员们头戴黄铜的深海潜水盔和加压输气管，清理河床的乱石和淤泥，直至地下八英尺的深度。而在岸边制成、再送进水流中的木质围堰也被插入河底的孔穴里。最后，当钢架桥的框架坚实地固定在河床上之后，围堰内芯的水将被战俘们用手泵清空。
在开挖围堰的时候，亚当斯与其他数百名劳工被从修桥的工作中抽调出来，组成了一条人力传送带。每天从日出到天黑，他们把一筐筐从桂河河床上挖出来的大小石块传递到岸边，倒进一排机动水泥搅拌器里。当足够在一座围堰内浇注出一块新地基的水泥被生产出来之后，这条人力传送带又开始把成桶的水泥递送给相反的方向：从搅拌站再送入河中。
1943年初的一个下午，被无休无止的劳作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亚当斯，在停靠河边的一艘小驳船的舷缘边瘫坐下来，当他坐下之后，亚当斯的一名战俘朋友：吉姆•泰勒也跨过船舷，上来与他略作交谈。由于太过操劳，加上午后的暑气蒸人，他们都感到疲倦甚至轻微的晕眩，居然没有人注意到从岸边走来了塔马坎最大的人物：总工程师富士中尉。从他的军官马裤皮带上，富士拔出了他的武士军刀。几秒钟之后，富士大步跨上驳船的甲板，抽了亚当斯一记耳光，然后用英语命令他离开驳船。接着，就在亚当斯站起身来，准备回去工作的那一瞬间，富士举起他的军刀，朝亚当斯的脖子挥了过去。 “上帝啊，留神！”泰勒喊出声来，惊动了正在劳动的难友，也让更多人成为目击者。
或许正是这声警告救了亚当斯的性命。富士总工程师改变了主意，将军刀入鞘，又用标准的英语——以一种清晰无误的威胁口吻——询问亚当斯的姓名和军衔。
“我不会忘了你的，中尉。”富士说，“再有下一回，我一定杀死你。” 几天之后，富士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当亚当斯和另一名熟人：戴维斯军士同几个从丛林里来到河边的泰国商人交易香烟和煮蛋的时候，那几个商人忽然拔腿逃跑，令亚当斯颇感困惑。
他转过头来，再一次看到了富士。富士将军刀又一次拔了出来，并且高声地喊叫。他先是锤打和抽击亚当斯，然后又开始殴打戴维斯。幸运的是，富士看上去已经不记得亚当斯何许人也，也忘掉了几天前他刚许下的诺言。亚当斯和戴维斯逃掉了被杀死的厄运，富士只是命令这两个人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站在附近的山坡上，接受烈日曝晒的“日光疗法”。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桥梁修造的工作仍然在继续，新来了许多荷兰、澳大利亚以及英国团队的士兵——更不必说还有数千强征来的平民劳工——他们穿过塔马坎，向丛林更深处的筑路营地一路走去。
十分不幸的是，这些新近被俘的士兵带给他们的都是时局不利的战争新闻：日本人的胜利浪潮依然无可争辩，而盟军只不过才开始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仰光和毛淡棉港口，根本没有以步兵军团重新攻打南亚地区的些微迹象。惟一令亚当斯与他的难友们感到还有希望的时刻，是他们在塔马坎的人间地狱里编造假消息的那些光景。1943年的新年到来之际，日本人允许战俘们使用一台便携式留声机。每天夜里，这些囚徒都会聆听他们拥有或交换来的那少得可怜的几张唱片。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亚当斯听到布灵•科洛斯比演唱《大牧场》、《可怜的老流浪汉》或者《马齐塔》的时候，他还是能纤毫毕现地重温战俘营中复杂难言的种种气息和那份精疲力竭的绝望感受。
接着，1943年2月的一个下午，第一列从班朋车场开来的火车喷着黑烟，忽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在横跨桂河的木桥端头停顿了片刻，便开始慢慢地越过河面，朝西北方向剧烈颠簸着踏上新铺的铁轨，带着钢材与补给物资驶向丛林的更深处。日本人如此得意忘形，他们爆发出非常嘹亮——也与“帝国”规范极不和谐——的欢呼声。由于意识到他们的使命总算胜利完成，齐藤和富士允许战俘们在当天的剩余时间放假休息。
但是，并不因为修建桥梁的工作已经结束，便意味着劳动、死亡与殴打都随之而终止。在此后的十一个月里，战俘们在丛林中不断地砍树平地，铺设枕木和铁轨。疟疾依然肆虐，营养继续不良。这种情况发展得极为恶劣，许多战俘都半盲甚至完全丧失了视力。之后数月，猛烈的霍乱也在塔马坎战俘营爆发，并沿着铁路线一路传播，数千战俘被夺去生命，两座“病号营”因此而永久关闭，并迫使齐藤和其他日本营地指挥官禁止战俘下河洗澡。为了让自己从这座丛林地狱中解放出来，数百名战俘试图逃跑。除了极少的一些得以逃脱，大部分人都被日本人重新抓获。
但在二月的那一个下午，当第一列火车通过桂河的时候，亚当斯与他的难友们都感到满足，甚至有几分自鸣得意。现在这座桥梁总算完工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盟军空军终于又有了一个在心理上颇有些战略价值的轰炸新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