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湖补记-近代的建设】2022.6.1

今天去玄武湖的湖心岛共有西、南、东三条路，最热闹的是南边自鸡鸣寺出解放门和西边自规划展览馆出玄武门两路。不过历史较久的其实是东侧这条堤，如今游人如织的这两条路（堤）反而是近代才修筑的。 这两条堤的建设总体上与近代以后城北区域被得到开发有关。

其中玄武门外的“西堤”约在1910年始建，1910年的《南京全图》上首次出现了这条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的地图上与西堤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个醒目地块——劝业会场。劝业会场是清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商品赛会——南洋劝业会的所在地，在玄武门内丁家桥、今东南大学中大医院附近。展期为1910年的6-11月，国内各省及国外均有参展，颇具影响力。西堤便是为服务于此盛会，增加游览景点而建设的（玄武门也是此次新开设）。

1910年《南京全图》，日本堂书店出版

解放门外的“南堤”修建更晚，1948年的地图中尚未见到，应当在建国以后（没详细找），因为解放门也是1954年才新建的城门。

1948年《南京市街道详图》，亚光舆地学社出版

可知民国时期出入玄武湖公园的地点在玄武门和太平门附近。玄武门内不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原为临时政府参议院旧址，1910年孙支厦设计），太平门内不远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是黄埔军校）。两处至今仍是军区重地不开放参观。

1937年《新南京地图》，日新舆地学社出版

这样的环境使政府官员成为玄武湖的常客， 民国报刊中常出现官员游览玄武湖的报道。 如蒋介石曾在工作间隙游览玄武湖一小时，后返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新闻报》1935-11-09）。不仅如此，玄武湖有时甚至还成为官员的殉道之地——“中央监察委员杜义因爱国而自沉于玄武湖”（《时代》1936年第9卷第5期）。

“政府机关工作完了，夕阳正好，是职员们挈妻携子出来散步的时候”——《大众画报》1935年18期

玄武湖被开辟为公园是在1928年，时称五洲公园。除了受官员青睐，作为当时南京为数不多的、也是最大公园，同样是首都市民最钟意的休闲场所。

“改为五洲公园后的玄武湖，成为首都唯一游赏散步之地”————《大众画报》1935年18期

图中这样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的玄武湖看似与今日无异。但在此之外，民国时期的玄武湖还有不同于今日的另一种面貌，我愿称之为 “党国教育基地”，这种面貌是由公园中密集的纪念物所构成的。

在【玄武湖小记】中提到梁洲已毁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只是冰山一角，东南大学蒋嘉元的硕士论文考证了民国时期玄武湖建设的部分纪念物，其文并指出还有拟建未遂的达赖纪念塔等纪念物。此外本人在网络上检索时还看到有新闻还提到湖畔有张灵甫纪念碑遗迹。

玄武湖的部分纪念性建筑（引自《蒋文》）

图中的四座纪念性建筑，除诺那塔庙尚存外，其余均已被毁，好在部分从文献中尚可找到一些残存的信息。

【 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图②）】

1932年所建的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从照片上看位于一处高地上，前有长台阶。结合现状可判断应是利用了“郭璞墩”的遗址。郭璞墩为晋人郭璞衣冠冢、唐李白“晋代衣冠成古丘”之典出，为南京市保。现状郭璞墩上已无衣冠冢及纪念塔，有一座新建的混凝土仿古亭，中供“郭璞仙墩”石一块。推测台阶是建纪念塔时所修，仿古亭的位置就是原纪念塔的位置。

郭璞墩前的台阶，与老照片中相同（来自网络）

郭璞墩（来自网络）

遗憾的是郭璞墩的介绍牌上只言郭璞，全未提及曾建设纪念塔之历史。是以在文革被毁后，这座纪念塔已几乎被遗忘了。看网上前几年曾有烈士后裔联名提议重建该纪念塔，似未成功，想来也是阻力重重。但即便只是树立一个标识，让后人知道这里曾经存在过这么一座塔，也比现状好很多了。

【十七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图③）】

1935年所建的十七军阵亡将士纪念碑遗址处有标识牌，【小记】中已经提到，但当时不知其形式。从后来找到的老照片看到，是一座四面券门平顶碑亭。

（引自1947年《南京游览手册》）

这座纪念碑虽然并不出名，但其方案图纸被刊登在了当时最重要的建筑杂志《建筑月刊》上，这可能与其设计者为杂志的创办者、著名的营造商杜彦耿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杂志上的方案与实际建成的不能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毫无关系。方案中的纪念碑是一座以古希腊神庙为蓝本，有前廊、有室内的建筑，而实际建成的则是一座四面开门的亭子（其形式来源待探讨，类似的我只见过天津大学北洋纪念亭，或者说华盛顿二战纪念碑）。

纪念碑从设计到建成中经历了什么变故不得而知，相比之下更吸引我的是这套设计方案。借此或许可以管窥杜彦耿作为没有接受过“布扎”教育、自学成才的营造商，其设计方式及知识来源与同时代的科班建筑师有何不同。

纪念碑立面图及剖面图（引自1936年《建筑月刊》第四卷第五期）

平面图（出处同上）

设计说明（出处同上）

【诺那塔庙（图④）】

1937年建成的诺那塔、庙是为纪念拒绝与英国人合作分裂西藏的诺那法师而建，其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宣传应也与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更需要展示政府保卫国土的“决心”有关。塔、庙于1937年8月13日落成，也是在这一天日军正式进攻上海，史称“八一三事变”。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看到塔庙落成当日的报纸，仍能强烈地感受到时局之艰难。在此情况下，国府派出多位官员出席落成典礼、蒋介石赠鼎一座，足可见对其重视。

诺那塔、庙今日尚存，【小记】中已有描述。《蒋文》亦对其有较详细的分析，并考证了其原始环境与现状的不同及其中反映的设计思考，此处不再赘述。

《申报》1937-08-14，06版

除了建筑，玄武湖中还有许多“炮弹”纪念碑，从民国报刊中不同的图片来看至少有三处以上。 赖德霖教授曾指出“钟”在民国时期因具有民众的特殊含义而被广泛宣传，出现在公园里的众多炮弹无疑是更直接的“警钟”。

玄武湖的炮弹纪念碑（分别引自《良友》1935年107期、《晶报》1935-10-29、《光化附中半月刊》1936年9/10期）

以及一些很直白的巨幅宣传画像。

梁州入口处的画像（引自1947年《南京游览手册》）

综上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玄武湖公园不大的陆地面积里，曾经设置或计划设置的纪念物是相当密集的，使民众游览途中随处可受到“教育”。令人想到相似而更加著名的另一处近代建构起来的纪念场所——钟山总理陵园，从建设中山陵开始，山内陆续又建有廖仲恺墓、谭延闿墓、阵亡将士公墓、航空烈士墓等一大批纪念性建筑，并被整体编制为总理陵园进行管理。

那么，如果说钟山是因为中山陵所在而成为“教育基地”，玄武湖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蒋文》认为上述玄武湖作为“首都唯一游赏散步之地”（钟山相对较远，没有汽车的情况下并非日常选择，一般作为市民假日远足的去处）而带来的巨大人流量是其作为“教育基地”的重要基础。在此之外，本人认为前文提到其与政府机关相近、作为其“后苑”的位置关系也有一定影响。当然，这只是一个粗浅的认识，进一步挖掘资料或许能带来更深入的理解，就留给不一定会有的下一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