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阶级意识 2.0：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的格奥尔格·卢卡奇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卢卡奇1923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卢卡奇的主客辩证法、意识形态、物化、物化意识的概念在大数据和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如何在当下发挥作用。文章表明，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仍然具有高度的话题性。卢卡奇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其他各种互联网技术如何被用作物化工具。与此同时，卢卡奇提醒我们，只有人类实践才能建立替代方案。

［关键词］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 数字资本主义 物化 物化意识 互联网

一、导语

本文的问题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哪些要素可以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传播批判理论奠定基础？为了提供答案，本文以如下方式展开：第二节分析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第三节关注新闻业与物化之间的关系；第四节论述通信技术的物化；第五节得出一些结论。基于对卢卡奇的解读，本文试图说明卢卡奇的分析可以用于对当代数字通信形式的批判性分析。

鲁迪格·丹尼曼（Rüdiger Dannemann）认为，如今我们在“美丽新数字世界”中，“需要更新卢卡奇的物化现象学”，这考虑了当代物化“特别的理性和非理性”、“技术维度和人类的特殊性”。本文可以被视为对这项任务的贡献。

二、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

（一）物化

物化是《历史与物化意识》中的关键范畴。卢卡奇用它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对意识结构的影响。物化概念源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

“商品结构的本质”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卢卡奇在这里指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段话，其中马克思将商品描述为具有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马克思以幽灵隐喻商品，表明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货币形式和商品价格，但其实质——工人为生产商品而不得不在阶级关系中耗费的平均劳动时间——仍然是隐藏的。

在最近的争论中，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在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中占据着突出位置。例如，罗萨（Rosa）将加速解释为异化的过程。耶基（Jaeggi）认为，物化意味着人类主体被阻止领有世界和自我。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是近年来最直接地致力于理解卢卡奇物化概念的批判理论家之一。他认为，物化意味着社会对人的不尊重和不承认。在卢卡奇和霍耐特的基础上，福克斯将剥削、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确定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的压迫。这种观点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最近的作品一致，他指出，异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不仅发生在阶级关系中，而且发生在社会的诸多领域。综上所述，这些作者表明，物化意味着人类无法控制的状况、人类和社会的潜力无法实现、某些群体为了实现部分利益而利用他人。这些学者对物化的理解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物化的论述轮廓是契合的。卢卡奇的理论仍然是21世纪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参照系。

（二）物化的阶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

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归因的阶级意识具有客观性。客观的阶级意识是由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来定义的，它不仅仅是是经验意识，而是意识的“客观可能性”，也即“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而虚假意识指的是“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

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双重性质：

（1）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拜物教特征，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未从整体上体验整个社会关系和商品生产的过程，以至于商品和货币的物性遮蔽了基础性的阶级关系，使资本主义表现为自然的、别无选择的永恒制度；

（2）迷惑性既是一般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又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策略，它使统治显得必要、永恒、不可避免和无限，以便为压迫辩护，使之合法化。对于卢卡奇而言，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一个必要的合法化特征，“欺骗别的阶级，让他们没有清楚的阶级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存在来说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对于资产阶级本身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

正如管理人员、顾问、资产阶级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记者等从事生产意识形态的劳动一样，也有关于劳动的意识形态：根据卢卡奇的观点，加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自在之物结构神话化了，并使之更加精炼了。”

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物化。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在脚注中这样写道，“马克思对物化结构深入到语言里去这种现象作的非常出色的评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进行语言学研究可能得到很有趣的成果。”马克思在卢卡奇提到的一段话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渗透并塑造了语言：

“例如, propriété,Eigentum[财产]和Eigenschaft [特性]；property,Eigentum[财产]和Eigentümlichkeit[独特性]；重商主义意义上的和个人的意义上的《eigen》[‘自有’] ；valeur, value, Wert[价值]；commerce, Verkehr[商业，交往]；échange, exchange, Austausch[交换]，等等。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

物化的社会也带来物化的语言。这种现象的表现是《牛津词典》中物化语言的存在。例如，它将交流定义为：通过说、写或使用其他媒介来传递或交换信息。交换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特定数量的商品与特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进行交换：X量商品A=Y量商品 B。在交流中，你不会期望用10个单词交换10个单词。事实上，一个人可能会说出一个由10个单词组成的句子，而另一个人可能只回答1个单词或一个由20个单词组成的句子。语言通常不是一种商品，尽管它的物化可以转化为商品，就像一本书以特定的价格出售所表明的那样。这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中的商品形式不仅物化了社会关系，而且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也物化了作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中介的交流和语言。

在英语中，“交换”源于拉丁词 excambiāre、盎格鲁诺曼语词 eschanger 和古法语动词 eschangier。在 16 世纪重商主义兴起期间，“交换”被确立为“[商人或贷方开会交换债务票据的做法”和“为商业企业建设”，拜物教使特定事物显得普遍。交流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交换只存在于由阶级、市场和分工塑造的社会中。作为商品贸易的交换和作为交流的交换在语言上混为一谈，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市场是所有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必要特征。由于资本主义拜物教对语言的影响，《牛津词典》将交换同时定义为“简短的谈话或争论”、“一种或多种特定商品的交易”、“涉及货币、股票的商业交易的制度或市场”以及“将货币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的等值货币”。

卢卡奇在1923年写下《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最长的一章《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考虑到那时纳粹还没有上台，距离俄国革命只过去了五年，卢卡奇在这个时间点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力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资产阶级具有必要的虚假意识，而无产阶级并非自动具有革命意识，但有识破拜物教的可能。例如，卢卡奇的政治乐观主义存在于这样的想法中，即“无产阶级的意识暂时还屈从于物化”或者资本主义将“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必然囿于直接性之中，而无产阶级相反能够超越这种直接性。”

在俄国革命之后的几年里，对无产阶级现状的乐观评估肯定比1933年至1945年或今天更合理。但总体而言，《历史与阶级意识》避免过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现实性，而更多地强调无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因此，卢卡奇谈到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危机”，物化是“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无产阶级从它登上历史舞台起就不断面临着的危险就是，它和资产阶级一起陷入了存在的直接性之中。”无产阶级可能无法迈出这一步，成为“同一的主体-客体”，通过实践改造现实。资本主义同时构成了“物化形式的越来越空虚”和物化的“量同时又在增加”的潜力。革命意识不是自动的，无产阶级的“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是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只有当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商品时他才能意识到他的社会存在。”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有三个来源：工人阶层已趋于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物化结构对意识的影响；以及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驯服影响。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使“无产阶级完全陷入了……物化的矛盾之中”的意识形态。对卢卡奇而言，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共产党的斗争集中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上。”

三、右翼威权主义与网络新民族主义：互联网上的物化意识

自2008年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的主要反应不是政治左翼势力的加强，而是新民族主义和右翼威权主义的兴起。在世界许多地方，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蓝领工人中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摩根（Morgan）和李（Lee）分析了美国1142个地理单位（由美国社区调查委员会所定义）的投票行为与职业结构的关系。在这一分析中，工人阶级被定义为包括较低等级的服务人员、熟练的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农民、农业工人和最高学历为高中文凭的无职业人员。分析发现，相比罗姆尼在2012年作为落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表现，特朗普在2016年的成功当选可以被认定为，在白人工人阶级成员中的合格选民比例最高的地区最为明显。

“对1142个地理单位的补充性分析表明，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要好于罗姆尼2012年的表现，这与每个地理单位中白人和工人阶级的投票人口比例相关。这种密切的关系在特朗普的支持率出现逆转的六个州都存在，而在其他州则变化不大……我们的分析结果……支持特朗普对白人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对他的胜利至关重要的这种说法。”

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客和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态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蓝领工人强烈支持这种类型的政治，这表明自2008年以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使蓝领工人意识物化的趋势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延伸。部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屈从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不是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而是移民、难民和其他国家是造成不平等和社会问题的原因。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国家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建构性冲突呈现为一种等级划分，以转移人们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冲突的注意力。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冲突导致利润和资本份额（利润和资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上升，而工资份额（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

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是当代右翼政治的主要沟通工具。在过去的几年里，对右翼使用互联网的分析变得更加重要。这是卢卡奇所强调的物化意识在全球扩散的结果。民族主义者通过网络媒体传达右翼威权主义的四个方面：自上而下的领导、民族主义、朋友/敌人计谋以及对构建的敌人采取激进措施的必要性。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Breitbart是一个极右翼的在线新闻门户网站，经常以宣传民族主义为特色，并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其前任执行主席史蒂文·班农曾担任特朗普总统竞选活动的首席执行官，并在2017年1月至8月期间担任特朗普的白宫首席战略专家。但特朗普和Breitbart之间的关系比这更古老。2014年7月11日，Breitbart发表了特朗普的一篇题为《一个无法保护其边界的国家不会持久》的文章。特朗普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USMC（美国海军陆战队）塔莫雷西（Tahmooressi）中士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当奥巴马欢迎非法移民时，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战士却被关在墨西哥的监狱里。墨西哥允许数万人通过他们的国家，进入我们在墨西哥边境设置的极其愚蠢的‘敞开的大门’。坦率地说，塔莫雷西中士是唯一一个不能进入我们国家的人！……我很清楚，一个无法保护其边界的国家不会持久。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如何呢？我们却没有关心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现在潜在的担忧是，奥巴马已经这样计划了……这个问题很容易通过领导力来解决。但我们没有任何有能力的领导。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

为了宣传他的文章，特朗普在Twitter分享了一个链接。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前海军陆战队中士安德鲁·塔莫雷西（Andrew Tahmooressi）在他的车非法越境后，在墨西哥被判入狱。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所有四个要素都出现在特朗普的文章中：

朋友/敌人计谋：特朗普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制造了一场国家冲突。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墨西哥允许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并监禁美国士兵。为移民开通道以及对一名前士兵的监禁被描述为墨西哥伤害美国公民的做法。

民族主义：特朗普通过谈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我们自己的”利益或“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来构建针对墨西哥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我们”美国公民的身份。特朗普提出了我们和他们的差异，“我们”美国人反对墨西哥人和“他们的国家”。

军国主义：特朗普谈到“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他“被关在墨西哥监狱”，这是为了辩称美国士兵是具有最高荣誉的人，因为他们拿起武器维护美国的利益。总的来说，特朗普崇拜士兵和军队。按照他的想法，士兵是人类的理想类型。尽管他认为美国的国家暴力是适当的，但他谴责对美国公民使用墨西哥法律，暗示起诉违反墨西哥法律的美国士兵是不公正的。特朗普将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融合在一起，以制造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存在民族冲突的印象。

强大的领导力：最后，特朗普辩称，非法移民和所谓的美国国家衰落（“一个不能保护其边界的国家不会持久”）是由于奥巴马所谓的领导力软弱（“我们没有任何有能力的领导者”）以及在墨西哥边境的“门户开放”政策导致的。特朗普含蓄地暗示他自己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个问题很容易通过领导力来解决”），因此预计他自己会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为了保证效果，意识形态需要以小报新闻、丑闻、爆料等形式不断重复。右翼势力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手段展开自上而下的领导、民族主义、朋友/敌人计谋，以及军国主义的法律和秩序政治。社交媒体是传播假新闻和极右翼宣传的合适媒介，因为它简单而肤浅、运行速度快，通过在网络信息空间发帖，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的潜在用户，并支持以“点赞”和其他表情符号的形式放大情绪，吸引个人对耸人听闻事件的兴趣。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的小报式结构有助于右翼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资本主义社交媒体容忍了右翼的宣传，因为大量的内容和数据流有望从定向广告中获取更高的利润。社交媒体不是当今世界无产阶级物化意识的起因，但它是右翼煽动者传播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之一。极右翼崛起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政治走向自己的反面并创造了一种消极的辩证法，其中市场自由加剧了恐惧和不平等。这种恐惧和不平等促使人们支持极右翼意识形态、政客、运动和政党。当然，民主人士和左翼活动家也使用社交媒体试图挑战极右翼意识形态，并传达不同的故事和世界观。但毫无疑问，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强化了无产阶级意识的持续物化，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结构中社会问题的根源。

本文下一节将基于《历史与阶级意识》讨论新闻业与物化的关系，以及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与社交媒体、网络假新闻、定向广告、算法和政治机器等数字现象联系起来。

四、新闻业与物化

（一）卢卡奇论新闻业

意识形态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它必须在社会关系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卢卡奇提到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是指借助各种意识形态策略，创造出将资本主义和统治进行物化的新闻故事的记者。资产阶级新闻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劳动，即创造意识形态新闻故事的劳动。

卢卡奇认为，体力劳动者相对直接地经历物化。他们的劳动“早在他的直接具体的存在中，就已具有一种赤裸裸的抽象的商品形式，而在其他劳动形式中，这种结构是隐藏在‘脑力劳动’、‘责任’等等假面具后面的”“物化越是深入到把自己的成果作为商品出卖的人的‘灵魂’之中，这种假象就越有欺骗性（如新闻业）。”新闻工作者对工作的热爱以及具有作为民主第四阶层的道德观，即保障言论和意见自由、努力使权力透明并试图防止权力滥用，这很容易掩盖他们作为工薪阶层的身份。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一段话中评论道：“新闻工作者们‘没有气节’，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极端表现才能被理解。”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新闻业生产的新闻常常将资本主义和统治进行物化。在卢卡奇刚刚引用段落的脚注中，他指的是贝拉·福加拉西（Béla Fogarasi）的一篇文章（未提及文章标题）。福加拉西（1891-1959）同卢卡奇一样，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一员。他们都是“星期天团体”（Sunday Circle）的成员，这是一个从1915年到1918年在布达佩斯存在的知识分子讨论小组。卢卡奇引用了福加拉西在1921年发表的文章《共产主义出版社的任务》。

这篇文章区分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报刊，被认为资本主义报刊是“阶级斗争中的意识形态武器”，被资产阶级用来支配“阶级整体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报刊寻求的是塑造读者的意识形态，使他永远无法分辨真假，无法将因果联系起来，无法将个别事实置于整体背景中，无法将新知识理性地整合到他的视野中。”

福加拉西含蓄地将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应用于资本主义报刊。在资本主义报刊中，焦点往往不是总体性、特殊性和个性的辩证法，而仅仅是个别的、孤立的新闻片段。根据福加拉西的说法，资本主义媒体的策略包括报道大量孤立的事实。这些事实将满足读者对知识、去政治化和耸人听闻事件的渴望，从而通过制造虚伪的客观性分散读者的注意力。相反，共产主义报刊致力于提升社会整体的意识，以及注重单个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和更广泛的语境，揭开资本主义报刊的面纱，让读者作为报道的生产者参与进来。

福加拉西不仅将卢卡奇的物化和总体性概念应用于新闻业，而且在1921年就预见到本雅明（Benjamin）后来提出的“将消费者……变为制作者”和“读者或观众变为合作者”的想法，以及布莱希特（Brecht）关于收音机让“听者既能听又能说”的构想。福加拉西的文章还指出了媒体中意识形态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与卢卡奇的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概念产生共鸣。

接下来的两小节将展示卢卡奇对新闻和新闻业作为物化意识的分析，这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假新闻的当下仍然是热门话题。

（二）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在当代资本主义，创造性工作者对劳动内容的热爱和高度的自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往往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这样做的。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Ève Chiapello）在这种背景下谈到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资本主义新精神是一种管理意识形态，它承诺工人从事的工作具有如下特征：

“自主性、自发性、多方面能力、多任务处理（与狭隘的旧式分工形成对比）、能带来欢愉、对他人开放和新颖性、可获得性、创造力、有远见的直觉、对差异的敏感性、倾听生活经验和接受各种经验、被非正式的氛围和寻求人际交往所吸引。”

这些品质“直接来自1968年5月的传统知识。”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承诺给知识工作者更少的异化劳动，让他们过上艺术家、名人或新闻工作者的生活。一系列研究表明，媒体行业的知识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劳动具有高度的创造性、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感觉，但同时也往往非常不稳定。罗萨林·吉尔(Rosalind Gill) 通过确定文化和媒体劳动的10个特征总结了这类研究的结果：（1）热爱工作；（2）创新和开拓的创业愿望；（3）通常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和缺乏安全感的；（4）低工资；（5）长时间工作；（6）要求工人不断发展他们的知识和技能；（7）以自主学习为基础；（8）非正式；（9）与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族裔和残疾有关的不平等；（10）剥夺了工人规划未来所需的时间和资源。

与体力劳动相比，文化和媒体劳动似乎没有那么物化和异化，但往往被组织成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工作和收入保障。创造性和创新性劳动的意识形态可以使文化工作者的意识物化，使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工人，而是企业家。他们敌视工会，将不稳定视为个人过错，而不是资本主义强加的阶级关系等。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创造去异化的表象使劳动物化，同时强加高度个性化的工作条件，破坏社会和收入保障。这是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只是看上去没有异化。工人们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反应是物化意识还是非物化意识，取决于几个因素，即他们是否可以被集体政治组织起来，发展出批判意识，洞穿虚假表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现实。

（三）网络假新闻的时代

由广告商资助的媒体专注于耸人听闻的事件和娱乐新闻，以吸引观众并进行推销，并趋向于以亲资本主义和保守的世界观为特征。Google（谷歌）、Facebook（脸书）和Twitter （推特）使用定向广告获利。在数字监控和大数据分析的帮助下，允许个性化和个性化广告的出现。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表明，基于广告的数字资本主义模式如何与民主发生冲突：2013年，剑桥大学神经学家亚历克桑德尔·科根（Aleksandr Kogan）开始使用Facebook的开发者平台进行一项个性测试。结果，大约9000万用户的个人数据被收集并出售给剑桥分析公司，该公司的副总裁是史蒂夫·班农。剑桥分析使用这些数据在竞选活动中针对用户发布假新闻，这被广泛视为操纵民主的企图。由于剑桥分析丑闻，对网络假新闻和网络后真相的批判性研究激增。因此，Facebook在2018年受到了公众的监督，因为它似乎知道自己的定位机制用于反民主活动。有针对性的在线广告允许大公司通过使用其广告预算来针对用户进行企业和政治宣传，从而操纵和殖民公共空间。在网络世界，原生广告和品牌内容导致很难区分广告和编辑的内容，这损害了新闻的自主性。

有利于精英和资产阶级的选择性来源构成了新闻过滤器。大众传媒之外的网络传播基于分散的传播基础设施，使得每个人在原则上都可以生产和传播信息。在网络世界，权力等级和阶级结构从内容的生产转向知名度和关注度的生产。企业、名人、传统精英和新精英主导着网络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例如，2018年7月，路易斯·冯西（Luis Fonsi）的音乐视频“Despacito”获得了53.68亿次的观看数，成为有史以来访问量最大的YouTube视频。环球音乐拉丁娱乐公司是 Vivendi 旗下环球音乐集团的一个部门，是冯西的歌曲和视频的发行商，这表明大型多媒体公司在YouTube上占据主导地位。鉴于企业社交媒体以广告为基础，注意力可以作为商品购买，这有利于富有的公司和个人。

假新闻与小报一样古老，但在网络世界，假新闻可以迅速传播，有针对性地瞄准个人，并且通常很难区分假新闻背景下的网络行为是由人还是算法实施的。右翼运动试图利用社交媒体传播他们的政治宣传话语，并挑战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们不仅使用机器人和传统的在线游说方法，还经常诉诸带有威胁、欺凌和仇恨色彩的言论。

资产阶级媒体经常传播意识形态，但并不完全如此。在第三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民族主义和排外意识形态如何在网上传播的例子。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往往是视觉化和小报化的，它通过使用简单化、短语化、情绪化、丑化、两极分化、庸俗化、操纵、捏造等策略。用户生成的意识形态意味着，生产意识形态的劳动不仅限于专业理论家，而且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是耸人听闻的、民粹主义的、简单化的、情绪化的，并且直接针对特定群体。算法放大了那些获得高度关注的人的观点，结果，我们发现了网络意识形态通过算法放大的在线趋势。

企业、名人和政治精英的行为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殖民化。这些过程也在网络世界和社交媒体上运行，通过使用定向广告、算法、大数据、政治机器人、网络假新闻、数字监控和其他机制，并导致互联网的企业和政治出现分层。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看到，传播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沟通和挑战物化思想的媒介，而且是物化的对象。卢卡奇的工作将用于展示人们如何分析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意识形态。

四、交流技术的物化

（一）卢卡奇论智力工作者

卢卡奇在1919年撰写的《智力工作者和智力领导力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智力工作者并未形成一个单独的阶级，那些“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参与生产的人（白领、工程师等）与那些脑力劳动只是资产阶级身份附属品的人（大股东、工厂主）截然不同。对于客观的观察者而言，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阶级区分如此明显，以至于不可能将他们都归于“智力工作者”阶级的主题下。”

“因此，那些参与生产的‘智力劳动者’（具有不明确的阶级意识）与体力劳动者属于同一阶级。”智力工作者不是“一个结构单一的阶级，因为即使在他们的队伍中，也可以清楚地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二）信息社会的知识工人

在讨论“信息社会”时，农业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区分经常出现。作为这种划分的一部分，信息和知识工作者通常被认为在服务部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正如卢卡奇所指出，这一论点的问题是，维持对工人的控制并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据说与生产性知识工人处于同等地位，他们直接创造商品并出售，以便获取利润。

如今，知识工作者的阶级特征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许多创意工作者具有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他们通过一次性合同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并且没有雇佣他人所需的资本。自由职业在知识工作者中尤为普遍，例如数据输入员、软件和网络开发人员、设计师、翻译、作家、个人助理、编辑和校对员。这些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他人赚取利润。只要自由职业者不成立除他/她以外还雇佣其他人的企业，毫无疑问，他/她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要么是工薪阶层，要么是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一方面，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卢卡奇所指出，新闻工作者、顾问和其他人通过他们的作品为“物质、意识形态和权力利益”服务，证明资本主义的利益是正当的，就像统治阶级的管理者一样。只有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调查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新闻工作者才完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三）卢卡奇对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技术拜物教的批判

不仅有借助技术进行交流的意识形态，还有关于技术的意识形态。在数字技术方面，我们不仅能在互联网上发现意识形态，而且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卢卡奇没有使用“技术拜物教”这个术语，而是描述了技术是如何变成拜物教对象的。他谈到把“认识到的、被宿命论地接受的、不可改变的‘规律’用于人的一定目的（例如技术）。”技术拜物教通过“把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看作为机器的‘永恒的’根本核心，从而扭曲了机器的真正的客观属性。”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手机、大数据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资产阶级思想中往往被视为技术拜物教。让我们举个例子，一般而言，商业报刊是观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新趋势的不错来源。

2017年5月，《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题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的封面故事：一种新的大宗商品正在一个利润丰厚、增长迅猛的行业中酝酿……一个世纪前，人们关注的这种商品就是石油。而现在，引发巨头们争相抢夺的是数据，也就是数字时代的石油。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和微软都是“看起来势不可挡”的“巨头”。这些巨头的成功让消费者受益。几乎没有人愿意离开谷歌的搜索引擎、亚马逊的一天送货服务或脸书的新闻订阅。“算法可以预测客户何时准备购买商品，喷气发动机何时需要维修，某人何时有患病的风险。”《财富》杂志就大数据问题采访了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克尔扎尼奇（Brian Krzanich）并发表相关内容，克尔扎尼奇认为：“石油在20世纪改变了世界，它能使汽车行驶，能带动整个化学工业……数据，我把它视为新的石油，它将全面改变大多数行业。”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不仅将改变商业，还将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的生活……我认为，如果你去和员工交谈，他们从未见过公司有如此快的变化速度和竞争力。但我认为，你永远不能停滞不前，说它在这个技术世界已经足够快了。”

这些例子显示了技术拜物教的一些典型特征：

自治性：技术被认为是独立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技术并不是作为整体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主要关注的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何积极改变社会，而不关注它们如何嵌入阶级结构、剥削和统治之中。

主观性：技术而不是人类被呈现为行动的主体（“石油含义的变化”等，数据“将改变大多数行业”，人工智能“改变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的生活”）。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将技术发展呈现为独立于人类意志和行动的形式，并将其物化为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和不可逆转的。

革命性：技术发展被描述为革命性的，迅速发生并改变着一切（数据被称为“新石油”、“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这种水平的发展速度在这个技术世界永远不够快”）。这种呈现策略的目标是人类不会质疑和取消某些技术或它们的某些方面。

技术作为一维原因或数字决定论：据说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原因（“它将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的生活”），从而导致权力结构和社会矛盾被忽视。

技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技术背景下的社会变革被认为要么是纯粹积极的（技术乐观主义），要么是纯粹消极的（技术悲观主义）。在上述示例中，例如声称大数据“使消费者受益”，“几乎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或者，“算法可以预测某人何时有患病的风险”并“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每个人的生活。”这并未谈论大数据或算法实际或潜在的危害，如算法监视、算法歧视、因错误和虚假预测产生的缺陷等。

（四）卢卡奇对量化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发展了对量化逻辑的批判，他认为量化逻辑是物化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核心。它指向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资本主义使用科学来评估和优化投资、劳动时间、资本积累、商品、权力等。资本主义是基于资本逻辑的积累社会，它被转移到社会的不同领域，例如政治和文化领域，这样不仅能积累金钱，而且积累决策权和决定权。为了积累，你需要评估现有的数量，作为确定如何增加它们的策略的基础。在过程结束时，结果被量化，以便确定当积累过程重新开始时要做什么的策略。资本主义必须发展更加新式的合理化形式和生存方式，以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以及积累资本。因此，资本主义技术的历史是合理化的历史和不断更新的量化方法的发展史。

“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就越来越被消除。”

现代哲学与合理化技术一起发展。卢卡奇认为，物化将总体缩小为局部，这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影响到官僚机构、国家、法律和文化。

计算的逻辑是简化主义和反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和一切修正主义的方法论理想，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数理逻辑不可能“一下子就通观整个体系”它简化了对基本原理的解释（即简化论），并相信世界“可以由它精确地预测和估计的。”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展示资本主义的量化拜物教：“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卢卡奇写道：“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在《教育工作的问题》（1921年首次发表）一文中，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对量化和自然科学二者力量的信念反映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的机械决定论中。相比之下，批判性思维必须“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宿命论”它强调人的品质，例如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

（五）重新审视卢卡奇对量化的批判：对大数据分析的批判

大数据分析是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最新的量化分析趋势。它是一种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并对这些数据应用算法和数学分析（如相关性分析）的方法，以识别模式、关系、相关性和预测行为，从而能够“监视、管理和控制公民”。作为对大数据兴起的反应，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大数据分析及其对社会影响的批判性研究。大数据分析对量化的迷恋导致了缺乏批判思维的技术爱好者，例如新自由主义杂志《连线》的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认为大数据会导致“理论的终结”：“有了足够的数据，数字就能为自己说话……面对海量的数据，这种（传统的）科学方法——假设、建立模型、检测正在变得过时。”大数据实证主义的定量方法忽视了社会分析的定性方面，如伦理、道德、批评、理论、情感、影响、动机、世界观、解释、政治评估、权力、社会斗争或矛盾。危险在于，大数据分析推进了缺乏批判的工具性知识，这些知识在资本主义统治和统治的执行中为主导利益服务。大数据分析的另一个危险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被计算机科学和商业研究的结合所殖民，试图通过工具性的大数据推理根除批判性思维和批判性理论。大数据分析是卢卡奇分析和批判的物化工具历史上最新的发展之一。Chen，Chiang和Storey的文章是标题中包含“大数据”的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作者将大数据定义为“商业智能和分析3.0”，这是继1.0（通过企业系统收集的结构化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和2.0（应用于非结构化网页内容的文本和网络分析）两个阶段之后出现的。

“数据和大数据分析已被用于描述应用程序中的数据集和分析技术，这些应用程序非常大(从TB到EB)和复杂(从传感器到社交媒体数据)，因此需要先进和独特的数据存储、管理、分析和可视化技术。”

作者认为大数据分析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他们列出了对经济、政治、科学和技术、健康和福祉以及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的纯粹积极影响，包括“增加销售和客户满意度”、提高“透明度、参与度和平等”，增加“科学影响”、“提高医疗质量”和“改善公共安全和保障”。Chen、Chiang 和Story的文章是大数据主流研究的典型：它是高度物化思想的表达，认为以大数据分析为代表的纯量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只会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可能的负面后果没有被分析和讨论，这是将大数据分析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社会权力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结果。

大数据分析往往会忘记阶级和统治。它的量化拜物教将社会视为由大量数据构成的事物，而忽视了构成社会的社会品质。大数据分析是卢卡奇所描述的“拜物科学”，它无视“矛盾和对抗”和总体性。

五、结语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篇文章的主要成果：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设想的社会建立在主客体辩证法的基础上，这种辩证法避免了意志主义的自发性和机械宿命论的陷阱。在后来的著作中，他阐明了语言和交往在主客体辩证法中的中介作用：交往是主客体辩证法中的中介过程。存在着工作和交往的辩证法（工作的交往以及交往性的工作）。

·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表明，物化意识在资本主义商品结构中具有客观基础，并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元素，通过天然的结构和统治实践来证明资本主义是正当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交媒体已成为一种交往媒介，物化思想在这里得到传递以及受到挑战。尤其是右翼威权意识形态及其强势领导、民族主义、敌友模式和军国主义的传播，在Twitter、Facebook 和YouTube 等商业社交媒体上盛行。

·文化劳动和媒介劳动构成了一种新的物化形式：通过培养创造力和自主劳动，它表现为并创造了一种非异化劳动的光环，从而转移了人们对这种劳动通常高度不安全和不稳定的事实的关注。

·私有制/利润导向、广告和意识形态在社交媒体领域和互联网上以新的方式运作，导致公司、名人和政治精英的利益对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殖民化。

·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涉及对技术拜物教和量化逻辑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这种分析在几个方面很重要，包括对数字决定论和数字实证主义的批判。

·数字决定论迷恋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呈现为能够带来社会革命性技术变革的自主主体，这些变革要么是纯粹积极的，要么是纯粹消极的。

·大数据分析是卢卡奇所分析和批评的物化工具历史上的最新发展之一。大数据分析是数字实证主义和拜物教科学的一种形式，它无视质量、矛盾和整体性。它推进了非批判性的工具性知识，这些知识通过被用作物化的工具来服务于主导利益。

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历史和阶级意识》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仍然具有高度热门的话题性。卢卡奇的分析让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各种其他互联网技术是如何被用作物化工具的。然而，新技术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和支配结构，并不意味着在数字技术领域没有替代的潜力和替代的力量在起作用。卢卡奇反对决定论分析，这意味着，尽管剥削和统治在资本主义中无处不在，但批判意识和批判行动(实践)总是存在着可能性。

在物化的计算和技术中，量化、资本和官僚主义的工具性逻辑将人类活动纳入其中，并破坏了团结。与此同时，现代技术为合作和社会化创造了新的潜力。计算在不同的层面上运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技术框架不需要废除计算，但需要改变其设计，使技术以人为中心，人类在集体过程中控制技术的设计和使用，量化纳入以人为中心的逻辑。例如，社会主义设计并不意味着废除社交媒体，而是要使它们真正社会化，从而使侵犯隐私、不透明的算法、有针对性的广告、个人主义和声誉的积累不再是设计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作为设计原则的对隐私友好、直接人类交流、集体生产、合作、团结、创意共享和透明度以及算法的开放性。

如今，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也被活动家用来挑战剥削和统治。数字共享项目，如维基百科和另类在线媒体，例如立即民主！（Democracy Now! ）和改变网（Alternet）挑战资本主义对数字技术的塑造。此外，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和平台合作社具备挑战企业数字巨头逻辑的潜力。这些努力是为了创造一种非物化的、基于公地的、公共的、共同的数字媒体格局。我们可以从卢卡奇身上学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彻底改变数字媒体格局，使资本主义互联网能够转变为基于公共性的互联网，既不能通过技术实现，也不能由个人实现，只有具有批判性意识的人才能实现，他们将自己组织成政治集体，参与改变技术和社会的阶级斗争。只有人类实践才能创造一个以公共性为基础的互联网和社会主义社会。

卢卡奇强调，建立工人委员会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它意味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克服”。在用户即生产者、数字工作者多样化的数字时代，工人和用户拥有的平台合作社以及公有的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的创建，是工人阶级与数字资本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今天发现，在社会斗争中，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被用作沟通武器。例如，在各种占领运动中使用社交媒体，以及在中国工人阶级与富士康等公司的斗争中。数字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零工经济工人对更好工作条件的需求，他们借助互联网表达心声。今天的数字媒体不仅是物化的工具，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代数字无产阶级借此有机会达到“无产阶级只有扬弃自身，只有把它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无产阶级社会，才能完善自身”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