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 读后感
一本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作者们是华东师范大学和大阪市立大学的学者。内容是通过分析中晚明以来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特别地，是城镇中的士大夫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探究中国自身的“现代性”。
按照我的阅读理解，文章里所说的“现代性”，似乎是指在商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反应，他们根据这些反应形成的种种观念和实践。至于“城市”，则是因商业化形成的，具有新的价值观、职业、组织、生活方式等的聚集区；“知识分子”，大概是指的就是读书人，含义挺广的。
其具体内容，每篇文章应当都有作者自己的问题意识，但既然围聚在本书的主题之下，我便从这一主题的角度去理解。古代的两篇，山口久和探讨了清代以来士人从追求修养、智慧转入追求知识本身的逻辑，但似乎对城市化在其中的作用论证得不是很强，让人困惑到底是城市的影响，还是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井上彻探讨了广东一个士人官员面对自己家族卷入商业化，是如何反应的。根据他的案例，这样的士大夫使用的是传统的儒家教化（并未开出新的价值观），并且通过强化宗族来对家人进行儒教管束。因而，商业化这一瓦解西方封建制度的动力，在中国是强化宗族组织的动力。
余下诸篇近代内容，高瑞泉探讨了晚清士人遭受西方冲击之后，是怎样逐步形成种种现代观念的。他举了进步观念、自我与平等观念、追求私人利益三个方面。不过他的论述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解一下就行。许纪霖则利用gg领域的理论，探讨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知识分子形成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即有“gg领域”这种东西形成，并表现出了与近代欧洲十分不一样的面貌。这篇算是本书中借用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文，不过我在其它书中已经读过，就不详细说了。
张新民讲姚苏凤这篇文章，则展示了一个在近代大城市的文人，面对电影这种新事物，是怎样通过电影批评工作实践“启蒙”思想，又怎样引起了与左翼冲突的。不过文章以史事梳理为主，分析比较少。
剩下三篇都是文学研究一类的论文，自己有些把握不住，不过还是有些看法。罗岗谈鲁迅的论文，说的是鲁迅对当时知识及它们的承载者——知识分子体制化、学院化的不满，以及对“启蒙”的悲观态度（即“启蒙”也是一种知识压迫）。他呼吁“真的知识阶级”，即帮助被压迫者建立知识体系（而非用压迫者的一套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但他前面做了太多的脱离中国语境的理论铺垫，且最后又回避了知识分子“站在平民这一边”后可能丧失独立性的这一重大问题，让我没读明白。
倪文尖探讨张爱玲，则展示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另册”现代性，即面对城市生活，采取享受城市文明、享受现实物质生活并在其中发掘严肃人生观的态度和实践。这里的冲突似乎是与通过革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路径的冲突（比如，上海的孤岛时期，反倒是一个享受物质生活的时期），又与革命中一意赞美农村而贬低城市的观念冲突。但由于论文没有正面描述与“另册”相对的“正册”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内涵也不好把握。
广重友子的论文，则通过分析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上海》中构造的“上海”，展示出当时肉眼看见上海的文人，捕捉到怎样的具体的城市印象：由旧市街、里弄、外滩高楼、繁华的南京路等编织而成的，深不可测的复杂物。作者特别说明，由于小说在排除真实地名的情况下仍然被川端康成等读者把握住，因而这种城市印象具有某种共有性。不过关于这种印象的意义，倒是没有进行分析。
这本论文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界定什么叫“现代性”。不能因为“现代性”是显学，就对之默而不谈；反倒恰恰因为是显学，含义纷繁复杂，才更需要说明此处所用的含义。此外，对“城市”“知识分子”两个重要的概念也没有界定。明清商业化形成的城镇和近代的上海可不是一回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也有很重要的区别。这些界定的缺失，不容易使读者把握全书内容。先就这么了解着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