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作者：黎白
转载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黎白曾奉调参加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于1961年听贺龙回忆了湘鄂西肃反的情况。
○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所进行的“肃反”，时间之长，诬杀同志之多，后果之严重，超过了当时党所领导的其他苏区和红军。
○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跟就要杀人。
○苏区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
○贺老总讲得十分激动，泪流满面，悲痛不已，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
195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三个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写三个方面军的战史。其中，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主任为贺龙元帅，副主任为许光达大将。杨秀山兼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编写的领导工作。我当时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奉调参加红二方面军战史的编写，至1962年战史初稿完成。
在3年的编史时期，我们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原件和其他历史文献、敌伪资料和档案，也访问过凡是能找到的当时职务比较高的敌、我、友各方面人士。1961年2月2日和4月18日至20日，当时湘鄂西地区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几次向编委会第一组即湘鄂西组的编写人员及有关领导同志谈了他从1927年南昌起义在广东地区失败后返回上海奉中共中央指示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起，一直到1934年10月与红六军团会师止的历史。其中，相当详尽地谈到了1932年至1934年在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的“肃反”。
下面，我就以回忆贺龙谈“肃反”为中心，联系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进一步的了解，对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作一回顾。
一
贺龙所在的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从1932年5月到1934年夏，先后进行了4次“肃反”。长达近3年的“肃反”其直接恶果是丧失了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最大的洪湖苏区及兴山、秭归、巴东苏区，襄阳、枣阳、宜阳苏区，荆门、当阳、远安苏区，均县、谷城、郧阳及房县苏区和实际上已不成为苏区的湘鄂边地区，使整个苏区已经没有一块哪怕是很小的根据地，以贺龙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一块可以使红军立足之地了。而红三军主力从2万余人消弱到仅剩3千余人，苏区原有的各独立团、赤卫队除先后编入主力之外的武装也大都损失殆尽。苏区的丧失，红三军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形势下，形成了被动的流窜，濒临绝境，陷入崩溃的边缘。
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所进行的“肃反”，时间之长，诬杀同志之多，恶果之严重，超过了当时党所领导的其他苏区和红军。湘鄂西和红三军的“肃反”并不是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的，它来源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而“肃反”这个名称却是来源于苏联共产党。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政权建立不久，在列宁领导下即组织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行为的事宜。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联召开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完全堕落到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变成了反苏维埃、反革命集团。”“资本主义的包围势力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于是就来加紧其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间谍匪帮的工作。”“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他们不惜充当间谍，进行暗害勾当，从事恐怖暗杀和军事破坏工作，力图使苏联遭到失败，以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苏维埃政权用坚强果决手段惩罚了这班人类蟊贼，铁面无私地惩治了这班人民公敌与祖国叛徒。”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传到中共中央。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进行反对“AB团”的大规模肃反，但并没有波及其他苏区和红军。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从而，第三次“左”倾路线通过中共中央迅速控制了各个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在进行肃反的问题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指令各个苏区和红军要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同时，派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肃反，从此就在苏区和红军中全面地展开了。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
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发来内容涉及“肃反”的指示。关于当时湘鄂西党组织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凡是对中央派来的分局书记夏曦提出政策、方针方面尖锐分歧意见的，中央都笼统地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发动群众先发制人地迅速消灭”反革命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
贺龙回忆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展开的“肃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后，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不过就湘鄂西情况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尖锐化了。
夏曦作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车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来的党、政、军卓有成效的建树，引起了除去两三个领导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引起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不满。
当时，夏曦虽受到广大干部的批评，却固执己见，自认为正确，矛盾日益尖锐，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求指示。而中共中央仅仅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如纠正了撤销红三军各师师部等等，但在总的方针、政策、路线方面是完全支持夏曦的，甚至指责批评夏曦的同志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还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这自然给夏曦打了气，助长了他错误的发展。
这期间，红三军在贺龙、邓中夏率领下早已在1930年10月离开苏区，渡江南征，转战湘鄂经年，至1931年10月才与在洪湖的红三军第九师会师返回苏区。贺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早就相识的夏曦。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得知六军讯息后（六军即红九师），我即写信叫李士奇去接段德昌，信上并请邓中夏同志签了字。李士奇同志是苏联回来的，出身是工人，湖北人。第二天，德昌就来了，并给我一封信。信是夏曦写的，信的内容主要是说：在上海与我分手后就到苏联去了，后来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回来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中央分局任书记，我是委员等……”
“三军回来后发生的争论的起因是很早的，根子是九师出去的一个谈话和一个决议。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联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对夏曦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水灾发生后，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围一片汪洋，只剩几根堤了，夏曦犯了严重错误，把地方工作人员散伙，伤病员送回了家，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候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要找一个人开刀。江南苏区失败最后就归罪于段德昌和陈培荫同志。从周老咀到刘候集共是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刘候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
“三军回来后，在竹根滩、潜江，连到四次代表大会引起了三次争论。说九师只完成了接回红三军的任务。潜江会议上大家集中火力批评夏曦，争论没有结果。九师出去时只有一个多团，回来时又扩大了一个团，这些功绩夏曦一概抹杀，并令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挑起他们反对段德昌（省委当时有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人）。主要争论是关于江南失守，也联系了立三路线和退却逃跑。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况且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怎么开展游击战争？夏曦同志无言以对。”
“再是与我的争论。他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三军回来打钟祥、岳口，并派一个师搞粮食，有什么错误？实际上夏曦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6天仗就争论了6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和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5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大团有7000人，小团也有5000人。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满。许光达是打龙王集负的伤，这颗子弹打得好，不然早就叫夏曦杀了。”
“回到周老咀后，问题更加复杂了，并没有撤我军长的职，可是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住了。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李剑如的家，同住的有李剑如、艾逸之（外号叫马克司）。3个人睡了一晚上。（李剑如是原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是工人出身，原叫去当独立师师长的，后来留在九师当政委。他在苏联时，就与二十八个半作斗争的。）次日，我与夏曦同志谈了一天，他还是抓住前头那几个问题不放，斥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斥九师丢了主要任务，他老婆还在一旁替他帮腔。在第二天又闹了一台，我就把问题一件一件地数给他听。我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随意作出决议取消军部、师部，你说是执行不执行？你的谈话和决议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之过？处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对吗？三军南下错在哪里？我说，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组织三军前委，不要政委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当军长连房子都没有住的。最后，夏曦才不得不点头，给我找了房子，才又恢复了军部。其实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在刘候集会师时，万涛曾侧面告诉过我说‘出将入相’，当时还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过后才明白是夏曦的阴谋。”
“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下面对夏曦同志领导的不满情绪很严重。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是到上海，到中央告夏曦的状。中央听了尉士均的汇报之后，派关向应同志来湘鄂西。尉、关二人同路来洪湖，关在船上说服了尉士均。关为什么能说服尉士均呢？因为关是带着中央的观点来的，他尚未与地方干部见面，实际情况不大了解。”
1931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苏区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夏曦在政治报告中通盘否定了从1927年秋收暴动及创造苏区以来的一切成绩，强调了在他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引起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同志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作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中共中央这个错误的结论，不仅迅速扭转了大会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确定了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最高权威地位，使他可以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导致湘鄂西苏区推行“肃反”并无限扩大化。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说：“四大开会的第一天下午和第二天，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70多人向夏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送出苏区，发展苏区、江南失败、军队改编、处分整个红军，打老新口时遣散伤员及地方干部等等，把夏曦同志整的没有办法。下面拍桌子，夏曦在上面像死人一样。”
“在这次大会上搬书本的有两对夫妇，一是夏曦夫妇，一是潘家辰夫妇，他们根据书本辩论很激烈。我们那时不大懂这个问题。我同下面的一些干部只是因为先是邓中夏同志来，使红军受了很大损失，现在夏曦又来整红军，有一种不相信偶像的思想。”
“大会的第二天下午休会，关、尉到了，同一些人谈话，后来休会一天，再开会时，尉士均首先发言，他说向中央报告夏曦的问题是错误的，江南失败是段德昌的过错，九师北上是错误的，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尔后，关向应代表中央讲话，于是就把整个代表反对夏曦的意见压下去了。杨光华同志在关讲话后有个发言，很不好。他讲了之后就再没有多少人发言了。潘家辰夫妇有个反驳，争论激烈。潘代表着地方干部的正确意见。尉士均在这次大会上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把正确的东西否定，帮夏曦打击地方干部，与地方干部形成一条大鸿沟。关向应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是帮了教条、宗派主义的忙。他代表中央的一篇讲话有力量，压下了地方干部及潘家辰的意见。为什么关向应要起这么个作用呢？他是在反立三路线时受打击的。在立三路线时期，关是管军委的，代表国际路线的那些人曾想把他从立三那边分化出来，他一直坚持。夏曦一直抓住关这个辫子，一直抓到二、六军团会合。关对此最伤心。”
“关向应来洪湖，中央给他的职务有三个，一是三军政委，二是分局委员，三是军委分会主席。但夏曦实际上只叫他当了三军政委。‘四大’以后，三军军部出发时叫他当政委，但不配政治机关，是光杆政委。而且就是任三军政委也还是讲了条件——以孙德清当军参谋长，才叫当的。当时孙德清已经站在夏曦那边，他当参谋长是来监视我同关的。对于不配政治机关的问题，各师（那时已成立了三个师），议论纷纷。段德昌同志在新沟咀就说：没有政治机关，我们的政委怎么工作呀！军长，你和政委以后不大好工作。我说：为什么？段说：一个是立三路线，一个是旧军人……。关向应听了此话，很不好过。”
“四大”前后，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虽面临敌人的“围剿”，但夏曦仍进行“肃反”，并且在军事上只要部队在洪湖内部打，对此广大指战员与之进行了斗争，结果进行了分兵，导致了指挥不统一，最后失败。贺龙回忆说：“龙王集战斗是有计划出去打的。夏曦本不准出去，是经过争论之后才许去的。‘四大’前，部队情绪很坏，意见颇多，不设法打好仗，提高部队情绪更不利，所以与夏争，争取让部队出去打仗。打这一仗的部队，实有3个团（含汉川独立团）9000人。段德昌虽然名义上是个团长（取消了师，段德昌这位九师师长自然免了职）却指挥了这次胜利的战斗，先后歼敌第四师十二旅及第四十八师特务团等部，俘敌旅长张联华以下近4000人。”
“打瓦庙集、台李庙之前，夏曦也是不许红军出去，也是争出去的。我们主张到白区去打，因为苏区没饭吃。而到襄北则是在陆地上，并且有饭吃，能集中兵力，还可发动群众，有利条件多。……瓦庙集打了一个礼拜未打下，分局还给了指责。……反四次‘围剿’期间，我带5个团在荆当远（荆门、当阳、远安）消灭了王太、崔二旦部，尔后回洪湖打新沟咀。打新沟咀时，二十六团、二十七团参加，把敌人赶到老新口，我们在这边一堵，消灭了范绍增部。当新沟咀战斗正紧张时，王一鸣跑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打！打胜了。”
“在敌四次‘围剿’第二阶段，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巩固老区。这时，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要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做碉堡。段一面做，一面笑，为此事，段还受了处分。夏曦同某些地方干部坚定在洪湖打，是一派；军队干部则坚决主张出去打。争论了四五天，结果是分兵。”
“分兵后，留在洪湖内部的部队受了很大损失，十多个警卫团、警卫营都丢了。新沟咀战斗中，七师政委鲁易阵亡。我们到襄北后在大洪山打圈子，在一次战斗中，仓促遇上了敌五十一师，因为我带少数部队坚决抵住，收容了队伍，未受多大损失。这使参谋长唐赤英对我有了新的看法，从这以后他才开始与我合作的。他说：我过去看错了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们的部队就完了。”
“与敌五十一师打了上面讲的那一仗以后，又转到襄河边接了七师，后来又会合了夏曦他们，这才知道洪湖失败了。”
二
湘鄂西肃反的具体起因是以逼供信办法审讯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张锡侯。他供出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在5月18日举行暴动。因此又逮捕被供出的人，再逼供，成为“改组派”的人就供得越来越多了。同时，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吴堰岭审讯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时，供出了“红三军中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一批师、团、营干部。肃反从此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展开了。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见到他的部下不断地因“改组派”名义被捕，而捕人却从不通知他，更不与他商量。有时，正在作战，夏曦从后方派人带一个抓人条子交给在前方的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关只能执行，却也不与贺龙商量。1932年12月19日，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及保卫局局长也被“肃反”肃掉了，杀一批，换一批，再杀一批，再换一批，所以，不久就变成由夏曦一个人决定就执行的局面。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住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犯纪律——杀鸡、杀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了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己。这时，后方的‘肃反’已经大规模展开了。‘肃反’是后方先开始的。不久，军部回到洪湖，芦冬生同志的特务队就被调去到周老咀专门看守‘改组派’犯人去了。”
“夏曦之不相信党，早有表现。在文家墩战斗后，他就下令捉了孙德清，孙是在与我一同到七师师部时被捉的。同时被捉的还有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孙是四大文豪之一。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条子根本不给我看。文家墩战斗之后，在红三军中大肆捉人。被捉的人都知道下场不妙，走时，武器、皮包等等都作交待，并且走两天白区没有人跑，如果他们是反革命会这样吗？”
“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为了准确阐明第一次大规模“肃反”的情况，这里引用当时湘鄂西省委书记、“肃反”主要主持人之一杨光华在1932年12月19日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写着：分局决定在肃反中对红军中的营以上干部，地方政权中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是不准“自首”的。也就是他们只要当成“改组派”而被捕，唯一的路就是被处死。这个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其中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报告》中还写着：“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的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
杨光华的这份向中央的报告是湘鄂西苏区第一次大规模进行“肃反”后的当年写的，也就是洪湖苏区斗争失败，杨光华单身离开洪湖到达上海后住进中央机关时所写的，与展开“肃反”的时间相距很近，他又是除夏曦之外参与主持“肃反”的省委书记，因此，他所写的这份万余言的报告无论从事实和观点上都是符合当时真实的。
贺龙在谈到杨光华时说：“杨光华同志对一些错误是有责任的。他是省委书记，为什么省委要作决定取消红三军军部，改编红三军为五大团？为什么江南失败省委要作决定处分段德昌与陈培荫呢？在建党、土改方面的错误，杨也有责任。在‘肃反’问题上，杨的观点很坏，他是肃反三人小组的一员，他应该写一点材料。”
1959年至1962年，我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时，杨光华与我同在一个组，即写湘鄂西地区的编写第一组。杨光华是一组的顾问，是贺龙亲自点名邀请来的。我有很长的时间和机会与杨光华交谈，我曾问过他关于他写的那份给中央的报告。他说，洪湖突围时他与少数同志到了洞庭湖东山地区，得知洪湖苏区已被敌军完全侵占后，才去了上海，找到了中央，才写了那份报告给中央。他还说，报告中所写的一切情况，至今他都记得十分清楚，并且坚持认为夏曦的领导和“肃反”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忠实执行中央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我听后，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事隔30年之后，而且中共中央早在1945年就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特别是建国已10余年之后，杨光华却犹如“天外来人”似的，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及后来中共中央的正式结论居然毫无所知呢？
原来，杨光华到上海不久，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他到任一年以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王明乘中苏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列车到苏联路经哈尔滨，事先秘电杨光华，令杨及其他省委领导人登车汇报工作。杨光华就与只在省委机关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随王明到了莫斯科。刚下火车，王明就向到车站来迎接的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讲随自己来的几个满洲省委领导成员都是反革命。于是杨光华等当场被捕，关进苏联远东地区的“共产国际劳动营”，一下子劳改了十几年。集中营中所关押的全都是各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经过十几年，大部分被处决或经受不住折磨而死去，满洲省委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已死去，杨光华却幸存下来，在1945年初，苏德战争紧张时期，守卫集中营的苏联红军调往战场，一些工作由犯人逐渐接办，杨光华担任了每天向犯人和附近集体农庄社员们分发饭食的管理人员，才活了下来。直到1949年至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时，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中共一些留在苏联的同志名单，要求苏联将他们放回中国，以便参加国内的革命和建设，名单中有杨光华，这样他才于50年代中期回到祖国。此后，杨光华住在中央组织部，并未分配工作，他本人也并未抓紧去学习和了解国内30年的变化发展及重要方针政策，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及中共中央的结论等等也没有学习阅读。当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组成、贺龙建议向中央组织部借调杨光华来担任第一编写组顾问后，这时的杨光华虽然是生活在50年代，但他的思想仍一成不变地停留在30年代初期。当他在向编委会全体人员介绍当年历史情况时，确实毫无顾忌地依照他本人的记忆和认识，讲述了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和夏曦的领导情况，并且认为包括肃反在内的所有路线、政策都是正确的。他有着颇强的记忆力，把当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罗列的一系列反革命分子都几乎倒背如流地讲了出来。因此，引起全体与会者的愤慨，特别是引起几位在“肃反”中深受其害的原红三军干部的极大愤怒，使得杨光华不知所云，惶恐不已。从此，他表示对过去的历史都已记忆不清，闭口不谈湘鄂西地区的历史了。由此看来，他本人在肃反和被肃反的历史上也是一个悲剧。
关于湘鄂西苏区第一次大规模“肃反”诬杀同志的严重程度，这里引用一个并不很完全的、经过慎重调查的被“肃反”诬害的领导同志的名单，以补充贺龙的谈话。
在第一次“肃反”中被诬害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包括领导和参加在湘鄂西地区举行秋收暴动的成员；另一类是曾经参加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参加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的老党员以及党派到苏联学习后奉调回国参加苏区和红军建设工作的；再一类是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后来起义的，以及党派入敌军中做兵变工作后又回到根据地和红军的。他们是：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委员、原鄂西特委副书记、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冯纯，湘鄂西省委委员刘蜡喜，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蓝育才，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省监委委员、党校校长、湘鄂西省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边特委常委、湘鄂西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湘鄂西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湘鄂西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湘鄂西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湘鄂西省苏维埃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王恩平，湘鄂西省苏维埃司法部长朱子贞等。红军中的领导干部有：省军委委员、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即柳直荀），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七师政委彭之玉，红七师政委王鹤、李剑如，参谋长赵炎，省军委委员、红七师参谋长周容光，省军委委员、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八师政治部主任周子服，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九师政委孙子俦，参谋长张应南、胡悌，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此外，还杀害了江陵、川阳、石首、天潜等十余县的县委书记、部分常委和区、乡干部，大批红三军中的团、营干部，以及很大部分基层干部。在党的湘鄂西苏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及此前曾经批评和反对夏曦所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和大会代表，在这次“肃反”中基本上被杀完了。
三
湘鄂西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是导致洪湖苏区斗争失败，红三军撤离，其他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的各特委和各小块苏区失败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此后，在夏曦直接领导下，尽管各个苏区大都已不复存在，红军已受到了严重损失，而“肃反”却从未停止，一波又一波，连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规模“肃反”。由于苏区已经丧失，没有地方干部可杀，“肃反”的重点是一再诬杀红三军各级军政干部，致使红三军已经处于濒临绝境的境地。
关于红三军撤离洪湖后和继续展开“肃反”的情况，贺龙是这样讲的：
“红三军在大洪山以北地区发现红四方面军布告，知他们已经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到大洪山地区。这时部队就酝酿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枣阳王店，开分局扩大会议，夏曦、关向应、宋盘铭和我4人参加，在会上讨论行动方面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主张坚持洪湖，把王炳南独立团改组一下，换一批干部，组织湘鄂边党委，回湘鄂边坚持斗争。少数人主张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两个意见在会上争论不休。到晚上仓促决定由豫南西进，经陕南回湘鄂边坚持。夏曦的理由是：红四方面军能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苏区，从那里可以再收复洪湖。本来夏曦坚主守洪湖而不同意以主力打出去，就是怕万一洪湖失守，他要向中央承担责任，洪湖失败后，他率余部到大洪山与主力会合后，又拖延不走，除了继续进行“肃反”杀人之外，什么计划也没有，也是出于不敢离开洪湖太远，怕担责任。他看到布告，知道了四方面军已经撤离鄂豫皖苏区，他认为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也是可以的了，即使中央追究，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在先么！至此，夏、关、宋就商量如何转法，他们没有胆子，转不过去。这时，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已空前削弱。其实，部队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关和我么？这时，我就说：你们决定，部队我带走。就这样，我就带着部队翻过桐柏山，由伏牛山西进……”
“这次行军路线是有计划这样走的，这是因为部队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与敌作战，从陕南过汉水，从巴东过长江，皆比较容易。在行军过程中，部队是很苦的，没有东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杆子，但夏曦还不断杀人。对段德昌、王炳南等皆不相信，开会不找他们，并且两次企图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企图加害于我，要我写申明书，他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威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他没有。我说：你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你5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闹的下不了台。关向应出来调停，说夏是共产党员。另一次是在竹林关。夏曦把我和关向应的警卫员枪皆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夏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我把身上带的一支白朗林手枪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那时枪皆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以后我两人一直不说话。过了几天，走大巴山时，夏才叫我：胡子，不要使气嘛！我说：使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以后到巴东，我对他说：我们到巴东去住一天，休息一下，睡一夜好觉再走！”
“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减员很大，损失有1/3左右，部队从大洪山出发时有一万四五千人，到鹤峰时还剩9000人了。”
1933年1月初，贺龙向夏曦建议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中央分局委员已被夏曦以“改组派”罪名杀得所剩无几了。这次会议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会议讨论了3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
贺龙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夏曦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且继续“肃反”。本来是我不同意的，关向应同意我的意见。夏曦指责关向应是右倾。我还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么！”夏曦坚决不同意，我很恼火，会后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么，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的很严厉。
会后，贺龙率红三军于1933年1月13日占领了桑植县城。盘踞在湘西多年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当年与贺龙共过事也交过锋打过仗，对贺龙的指挥能力很了解，又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一面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且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以求互不侵犯。贺龙把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
贺龙提出，应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陈渠珍达成暂时的妥协，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关向应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还是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共同商量。他们也都赞成贺龙的意见。夏曦却指责说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敌军反击，桑植县城丢了，红三军又退回鹤峰毛坝大山中。
从此，在湘鄂边地区再也没有一块可以稍长时间立足之地了。贺龙说：从此，红三军形成了流窜。
红三军攻击周燮卿旅失利，夏曦坚持认为仍然是军内暗藏的“改组派”捣鬼。1933年1月下旬，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突然提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遭到全体与会同志强烈的反对。
贺龙回忆当时的争论情况说：“我讲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段德昌接着也补充发言，段不满意，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算什么？’……宋盘铭也讲了，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夏曦提出莫斯科支部局的例子充当先例，实际上，莫斯科支部局提出的是停止党的活动、清党。而是对是错，外国党的问题，当时分局会议上的同志都不清楚。不过，夏曦这个拿尚方宝剑的说法没有吓着人，仍然遭到一致反对。虽然没能达到解散党的目的，却使夏曦深为不满。一个记仇的、心胸狭窄的最高领导人，在时机有利时是要报仇，要人性命的。
果然，过了不到两个月，夏曦不顾敌情严重、红三军处境更加艰难，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洪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5、6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军政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季。连续几次的“肃反”，红三军中的军政领导干部被杀了几茬，有经验的各级干部几乎杀光了。
贺龙回忆杀害段德昌的情况时，说：当夏曦下令逮捕段德昌时，我极为不满，质问说：“你为什么抓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我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
我火了，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真要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
夏曦理屈，却仍叫着：“一定要杀！”
我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拍着桌子狠狠地说：“哼，我决定了！”
面对夏曦动用党严格规定的“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他痛苦地流下热泪。在对段德昌行刑前，贺龙叫伙房弄些肉和酒来，要段德昌在被杀前饱吃一顿。段德昌临刑前，当面向夏曦提出三条要求：第一，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贫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二，自己不是改组派；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吧！这是何等的壮烈，何等的慷慨啊！
贺龙与夏曦争论对段德昌的杀与保的时候，关向应在坐。小屋外边站着夏、贺、关3个人的警卫员，贺龙拍桌子，大喊大叫的声音传出屋外很远，可见贺龙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了，但是，他仍无法保住段德昌的性命。
至于诬杀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的经过，贺龙说：“那天晚饭后，我和夏曦、小关（指关向应）在村头走过，看见王炳南被绑着押出来，那时天气还冷，王炳南被剥光了上身，打得浑身没得一点好肉，有的地方有蛆在爬，那是三月天啊！他看见夏曦，就大喊着：‘夏曦，你娘的，我是什么改组派？从洪湖撤退，在江陵，你掉到河里，是老子救你上岸的，救了你一条命，有这样的改组派吗？你瞎了眼，把同志当敌人杀，你杀了多少啊……’夏曦一声不吭，走过去了。王炳南就朝我叫着：‘胡子，我就问你一句，我王炳南是改组派吗？’他怎么会是改组派，从小跟着我，当营长的时候，周逸群秘密介绍他入党的，那时我还是北伐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的时候，他入党比我还早呢。南昌暴动他有战功，后来又和我一起创建湘鄂边苏区和红四军，是一员猛将啊！我为他，不知和夏曦争了多少次。我也明白，夏曦把他搞成那个样子，结下深仇了，以夏曦的为人，他哪里会不杀王炳南？他逮捕了宋盘铭，来不及杀就分了兵，宋盘铭由我带，我就把他放了。夏曦带七师返转回来和我会合，看见宋盘铭还在，就下令把他杀掉了。他怎么会放王炳南？我当时就向王炳南说：‘你算什么改组派？叫喊什么？杀就杀么，掉下脑壳碗大的疤！’王炳南朝我点着头说：‘好，胡子，我最后听你一次话！’他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夏曦杀掉段德昌、王炳南等一批领导人后，于3月24日，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还是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一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党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后来，有当年和夏曦、贺龙一起工作过的老将军曾这样说过：“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得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军队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德昌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的。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
到了1933年12月，红三军在返回湘鄂边这一年中，主要就是“肃反”，与敌军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只能在优势敌军攻击下辗转应战，四处流动，没有获得一个可以立足的小块根据地，也因而没有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变成了“流窜”。这时，红三军又由9000余人锐减到3000余人，相当于两个团的人数，却并没有两个团那样的战斗力了。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仍不停止地进行“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此后，也由于贺龙等不断与夏曦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左”倾路线，但有助于改善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不久，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流动了一年半之久，终于获得了一块贫穷、不大的立足点，扭转红三军历史的立足点。
进入黔东，形势相对稳定，红三军内部也在起着积极的变化，夏曦除了仍坚持零星“肃反”之外，其他方面的工作改变，他不反对也不积极。实际上，他只要不蛮横干扰，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于是，红三军重建了政治部，政委关向应至此时才有了一些工作上的主动权。又陆续配备了一些团政委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党、团组织，提拔了一批干部，开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600余人。在1个多月时间里，建立起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苏维埃政权，先后组成了1500人的5个地方独立团和400人的10个游击队，又将千余当地“神兵”及各独立团一部合编成黔东独立师。到了1934年9月，黔东根据地已拥有5个县，17个区，67个乡政权，10万以上人口，并且分配了土地，不仅稳定了局势，也为不久迎接并与红六军团会师奠定了基础。贺龙对黔东时期的工作评价说：“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转变。”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交通员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据1933年和1934年春对湘鄂西地区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了严厉的斥责。指示中写着：“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互相猜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政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最少数……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而且使人不正确了解湘鄂西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自己在这个时期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指出：“坚决纠正你们的错误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正常状态，自下而上地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尽管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高峰时期的产物，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同样也是“左”倾高峰时期的产物，但批评了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3年“肃反”和其他一些错误，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未能实施，并停止了“肃反”，使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从此开始减轻，因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夏曦本来是全力推行中央“左”倾路线的，而他所亲自领导进行的“肃反”错误严重到连“左”倾的中共中央也不能容忍，可见他在“肃反”问题上走得多么远，比“左”倾的中央还要“左”得多。这可以看出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由于“肃反”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了。
在这里，我引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第一部分的基本总结的一段：“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错误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有组织的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得以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促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根据地的党组织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左”的“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而各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系。湘鄂西“肃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以至于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在总结湘鄂西“肃反”教训时，有人提出湘鄂西真正的反革命、改组派只有夏曦一人。当然，实际上夏曦也并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和改组派。他后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做了有益的工作，在长征途中牺牲。红二、六军团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对他的功过作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结论。在“肃反”中深受其害而幸存下来的同志，在情感上难于平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
在“肃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长，不能说毫无责任。但是，他曾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到逮捕并准备处决的职务较低的同志。对于这场错误的“肃反”，贺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这里，我叙述一下与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段往事。
1961年4月20日下午，贺龙给我们讲完了整个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历史事实后，问我们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可以问。只有我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湘鄂西肃反问题。我说：“您那时是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
贺龙回答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也确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是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气，人也就放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专政”打入“牛棚”。在1967年冬天，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专案组来到我所在的单位“提审”我。我被“专政”的多个帽子中的一个帽子就是“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的黑干将”。所以，许光达专案组“提审”我，自有原因了。他们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批示成立专案对许光达进行审查的文件，然后，问我有关许光达在我们编写战史时讲过的一段话是否是事实。我如实地讲了这条揭发许光达“罪状”是不真实的，并且应他们的要求，写下了文字证据。他们已经完成了向我调查的任务，却突然问我：“我们在提审编委会几个将军时，他们说你在编写战史时期是唯一当着贺龙的面反对贺龙的，是吗？你能不能讲一讲？”
我回答说：“我没有当着贺龙的面反对过他。”我就把1961年4月20日下午贺龙讲完了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历史后，我向贺龙提问的问题以及贺龙如何回答的告诉了他们。我还说：贺老总讲完，十分激动，泪流满面，悲痛不已，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贺龙的夫人薛明同志立刻说：老总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10余名同志，包括许光达，都一起离开了贺龙的家。出门的时候，一位领导同志批评我说：你为什么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我回答是：因为我执笔，我搞不清楚怎么写？
我向许光达专案组这样讲，当时并没有察觉其中利害，我讲时用了贺老总、薛明同志、许光达同志这种称呼，这在当时一旦被发现，至少会受到一顿责骂，或来一阵“喷气式”，给自己添一点儿“罪行”的。幸好，他们大约是忽略了。
过了30年，我参加《贺龙传》的编写工作时，我分工修改的内容包括了上述这段历史，我在研究如何写这一段历史时，再次提出了在1961年4月20日下午，在贺龙家里谈及红二方面军历史时我的提问、贺老总的回答。我认为这次回答可以认为是贺龙同志一次很重要的正式讲明他自己对当时“肃反”认识的、极少有的讲话，是应该写入传里去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因为1961年那次谈话，是贺老总已经讲完了历史，停止了录音之后，我才向他提问的，所以，没有留下录音和记录。不过，听到贺龙讲话的，目前也还有一两位将军和几位编写人员健在，他们会记得的。经过反复研究并找了几位当时在场听过贺龙讲话的同志加以核实，最后决定把这一段话写入《贺龙传》中。
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当时贺龙讲过的有关的话。谈到“肃反”杀了许多指挥员时，贺龙朝许光达说：“光达啊，国民党在你肩膀上那一枪打得好哇，你负伤送到上海，疗伤去了苏联，不然，‘肃反’开始，你是第一批就会杀掉的。和你一起从中央派来的孙德清，就是头一批让夏曦杀了的嘛。”
许光达说：“我运气好些子啰！也是必然性的偶然性吧！”
他们这个对话，表面上是笑谈，内心却是深沉、悲痛和苦涩的。我当时坐得离他们很近，他们的语调、神态，我看得很清楚。当然，那时谁也不会料到，他们一位元帅、一位大将居然会在十年浩劫中被诬害逝世。
对于贺龙在“肃反”中所能起到的抵制作用，1961年4月，他所讲的认识，我当时就认为是真实的、合理的，也是很朴实的。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浩劫，我对贺龙讲过的那段话，体会得更深了一些。我想，凡是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亲身体会的人，就会理解贺龙在1932年对待“肃反”所能持那样的态度，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按照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党，因为有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
以湘鄂西地区的情况而言，中央这个决议的估计和结论是符合实际的。贺龙等一批同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却不能在错误路线统治下起到改变错误的作用。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