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译[Paola Di Biagi] Il piano INA-Casa: 1949-1963
Il piano INA-Casa: 1949-1963
di Paola Di Biagi - Il Contributo italiano alla storia del Pensiero - Tecnica (2013)
1949年2月28号，意大利议会第43号文件通过了《为增加工人就业的措施》法律计划，方便建造工人住所，它开启了一项旨在实现住宅经济的计划，即广为人知的INA-CASA。
40年的计划活动代表了战后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阶段，但也是我们国家坚固且广泛的社会住宅建设领域重要经验。健康、现代的住宅被布置到了都市核心或者社区，该计划的落成让数以千计家庭可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对于意大利城市规划和建筑师而言，新的布局有机会赋予经受了快速而碎片化城市扩张的意大利城市以形态。
那时候建造的社区如今不仅是20世纪意大利的重要见证者，也是我们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还保存了这些建筑的准确身份。
规划：宗旨、功能、成果。
法律计划的议会程序1948年7月启动，由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 (1908-1999)递交到内阁。二战结束几年后，德·加斯贝利第五届政府一个多月后，部长用这一举措应对失业问题，通过发展建筑领域，塑造环境推动意大利战后经济复苏。
自1942年起，范范尼就注意到了居住问题；在他那年出版的《有关贫困的讲话Colloqui sui poveri》中，谈及了不同社会层面的贫困问题，他强调决定这种糟糕境况的核心证实居住条件的减退。在这本小册子里，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还谈及慈善是天主教徒的必行之举。在“漫长的战后时期”，部长推出了一个基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并结合了天主教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o cristiano的计划——它不是那些年类似方向的唯一预备案。
这份计划得到了国家、雇主和个体雇员参与的混合系统资助。其中个体雇员通过月薪扣款——相当于每天一根烟的价钱，当时这样反复宣传——这样得以帮助更有需要的同胞。对于其中一名参与者，工程师Filiberto Guala（1907-2000），这项计划号召全体工作者团结起来，因为工人工作赚取日薪是一切成为可能：通过他们的贡献，其他不工作者得以重返公民社会进行生产并获得报酬。(Impostazione e caratteristiche funzionali del piano Fanfani, «Civitas», 1951, 9, p. 30)
所以，这个计划确定下两大方针：一者旨在刺激经济与就业，建造经济住房；一者作为国家范围内的“制度化慈善carità istituzionalizzata”，让整个社会参与满足困难群众的需求。
建立一个办事拖延、人员冗余且开销巨大的机构？这种担忧被一个建立在深度两权分立，集中且精简的机构打消。首先，由Filiberto Guala领导的计划执行委员会，作为监管全局的组织，会颁布规范，调拨资金派发任务。这个Guala曾是个游击队员，公共管理者，与天主教左派有联系，其中有Giuseppe Dossetti，Giorgio La Pira和Fanfani本人的身影。1954年起，Guala还做了两年意大利电视台RAI的领导；1960年，他离开公众生活，成为了一名特拉普会修士。
在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这个计划由建筑师Arnaldo Foschini (1884-1968)领导的INA-Casa管委会调控。他是“罗马学院'scuola romana'”的重要代表，首都建筑学院主任，建筑师协会的领导，国家保险协会INA (Istituto Nazionale delle Assicurazioni)中的名人，这个协会在该计划的经济运营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1949年4月1日，建筑与规划师Giuseppe Samonà (1898-1983)那时候定义的“雄伟的居住机器” (Il piano Fanfani in rapporto all'attività edilizia dei liberi professionisti, «Metron», 1949, 33-34, p. 14)已经准备好开工了。7月7日，在罗马附近的Colleferro，第一处工地庆祝落成；10月31日，全国各地已有650处投入运营。这座“雄伟机器”在全速运转时每周可生产2800个房间，提供住房可供大约560户家庭居住。到1962年，全意大利大小城市有两万处工地，每年提供4万建筑工作岗位。
在破败荒凉的凄惨背景下，当时的新闻片展示了人们积极建设的新工地，“重建楼房重塑人”，“怀揣企盼，拓宽工作视野” , 正如范范尼部长在普利亚大区揭幕时的画外音所强调的那样。
有赖于40年建设中完成的大约200万间房屋，这个计划改善了35万意大利家庭的居住条件。根据机构对入住者开展的调查，40%的核心家庭，在迁入新居以前生活在餐厅、地窖、工棚、楼梯间，17%与其他的家庭共同居住。很多人由农村、南方迁入，也有很多人是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难民。
成果：不是住宅而是城市
计划开端，不乏意大利城市规划者对此计划表达怀疑，对战后重建的转变感到失望，如同Giovanni Astengo (1915-1990) 在“意大利新社区” («Urbanistica», 1951, 7, p. 9)中定义的“一连串失去的机会”。战后以来，城市规划者努力谋求一项国家计划，一个可以协调重建工作的中央机构；他们对国家广泛规划政策及意大利城市有机扩张的期盼如今已经落空。
但是，在几个月内，通过他们中最负盛名代表的声音，国家城市规划协会主席，Ivera的工业家Adriano Olivetti (1901-1960)，城市规划者开始表达他们对范范尼计划的第一个成果的赞扬。Olivetti如此写道：
得益于增加工人就业的计划，最近这几个月有机自主的社区在都灵、米兰、罗马开展施工。这些都是极富价值的初步经验。意大利城市规划者不能不为这个计划的第一处成果报贺。(Discorso del presidente all'apertura del Convegno, Atti del III Convegno dell'Istituto nazionale di urbanistica'L'urbanistica e l'industria', Milano 1951, «Urbanistica», 1951, 8, p. 8)。
克服了初始的困惑以后，对于技术人员而言，这个计划成一种弥补迄至当日“平庸重建”的新机会。在这个国家推动的大型新社区项目中，如今可以看到其影响都市发展和城市物理及社会形态的可能。INA-Casa计划似乎成了实现“伟大重建”的第一个机会，邻里单元被证明是一种有用的材料，可用于塑造无定型和广泛的都市扩张，这种扩张正在扩大意大利城市，而该计划可以将它们分散到大片地区。
尽管社区真正完成设备建设，使居民感到社区团结融融，要达成那样的目标有难度，需要时间，最后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还是试着实践了——一段时间——欧洲花园城市和自足社区经验。
建筑物、公共空间、花园、幼儿园、学校、教堂以及周边的单元组成了新的都市板块；“不是住宅而是城市”，正如Giorgio La Pira (1904-1977)市长在庆祝佛罗伦萨Isolotto社区落成时所称。从形态、功能甚至社会角度看，自足城市已部分完成，或者人们试图令其如此。社区，以及其中的住宅，集体设施及开放空间没有被当作现有城市硬件设施的简单补充。人们甚至期待在社区中形成市民团体；不只是个体以及核心家庭在民主环境下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有在户外空间及集体设施中的公众生活。正是公共空间令新居民相处融洽，提高他们对团体成长的满意程度。社区似乎想要扮演一个战后意大利的社会、道德重建者。
1954年组织机构的工人社会住房管理——它在大型社区中规划社区中心，并带去第一批社会工作者——特别强调了在不同社会现状下实现目标遭遇的困难，表明了"帮助居民区collettivita转变为社区communita“的必要性(Catelani, Trevisan 1961, p. 51)，在新居民中“塑造团体与连带约束”(I 14 anni del Piano INA-Casa, 1963, p. 169)。
一片计划实验田，传统与创新。
一些计划的建成社区如今载入了意大利20世纪建筑与城市规划史，它们融合了城市、空间、社区的不同思想。但值得注意的不只是那些著名的干预措施，那些著名建筑师的设计。任何人看到了当时的成就都会注意到，在这些日常生活之处为了提高、深化设计品质所投入的努力。
INA-Casa计划及旨在控制和协调计划干预措施的一系列选择达成了成果。一开始，扮演着竞赛中挑选设计师的决定性角色，这些竞赛旨在形成一个特别“INA-Casa设计师”名单。与“反工业”建造、排除预制相一致，社区设计选择的路径排除了典型项目的集中起草，预见相当大部分意大利建筑师的参与，也有利于建筑行业的自由职业再兴。
计划推动了建筑相关职业的再兴。那些年总共17000名活跃的意大利建筑和工程师，大概有三分之一都参与了这项建设。机构派发的任务对战后重拾工作的前辈争议建筑师和正要开启其职业活动的年轻建筑师们都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说，该计划扩大了不只是工人的就业——其目标明确如此——也包括意大利设计师的就业。
社区，经济住房，住房目标人群是设计师面向的主题，不仅是技术性质，还关乎道德。为这些某种程度上隐形的委托人，包括数千需要健康、有尊严的住宅的家庭，改善他们的居住空间工作，建筑师、工程师、城市规划师有机会衡量他们的社会责任与所谓职业。“所有人的一个家”这一主题点明了他们“社会身份”的特点。
建筑工作室的一项重要功能在于提高在全国开展的干预活动的质量，它们的任务是依照快速程序检验地方建设项目的质量。许多建筑师后来会回忆，他们是如何在早上碰巧带着最后一版图纸到达罗马Bissolati大街的 INA 大楼顶层，那里有 INA-Casa 的几个办公室，下午就带着改好并获批准的项目离开。
项目的指导与协作通过INA-Casa的小“手册”出版，第一个7年期两册，第二个7年期两册；小手册收录了意见、建议、方针、图示和案例，与其说是制定规范不如说是“指导”住宅、建筑、核心区、社区的设计，旨在赋予全部干预措施以一定的技术、建筑和城市质量，同时避免计划实施的过度标准化。其提供的案例，实际上不是作为规范提出，而是作为根据不同需求和当地条件去理解和创作的模版。
手册中给设计师提供建议，有关需要注意景观及现存老城区的特征，居民生活习惯、气候、建筑材料、当地手工艺品、当地建设系统等，展示了其——在计划实施第一个7年期更为明显——在当地扎根新项目以及赋予其精确在地和环境特质的意愿。甚至放弃预制建筑方法的决定除了扩大了工人就业的优先权，还顺应了尊重不同当地建筑传统和建筑环境特征的目标。低机械化、高人工业务的决策保护了“工人”工地和“传统”建造；这个决策被部分人批评，称其固守意大利建筑行业的落后特征。
在14年的建设实践之后，1963年2月14日第60号INA-Casa管理处和工人住宅建筑十年计划机构的建筑财产清算获批，INA-Casa计划历经起起伏伏，终于告结。其他的机构（la Gescal——工人住房管理处——,市政的），其他的规范和工具（比如1962年4月18日的167号法案，它推动了经济和社会住房市政方案）失去了它们在项目、资金支持和社会住宅建设中的位置。
这次实践的价值如今仍记录在其项目产出中，50年代到70年代初实现的社区，尽管这些社区被很多20世纪后半叶令人遗憾的城市扩张触及、包围、超越，它们继续以其标志性面貌出现在意大利城市空间中。它们作为重要的现代遗产，需要得到保护与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