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阿伦·比林顿：为什么有些历史学家很少写历史？

为什么有些历史学家很少写历史—— 对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实例研究

雷·阿伦·比林顿 /文

张爱珍 /译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

爱德华·钱宁说过：“特纳是个可亲的人，但他一点也不知道时间的价值，从未写成任何巨著。”特纳没写成“巨著”是不可置疑的。他生前只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那还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编辑煞费苦心、不懈努力的结果；另外，他还写了约26篇较重要的文草及40篇评论和短文。至于他“一点也不知道时间的价值”，这一点还值得怀疑。特纳一辈子都极其渴望写作。他再三为自己的大作制订计划，包括专题著作、传记、地区研究和论文集，以便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他不断更新的认识。他一再屈从于催促他编写课本的出版商，因为他无法抗拒签署合同。但他同样也无法履行合同。于是他总是失败，结果是场悲剧。特纳的一生是不断遭受挫折的一生，是痛苦地怀疑自己能力的一生，是失败感萦绕不散的一生。他的临终遗言充满了懊悔：他没能做得更多。

他同出版界的首次接触发生在1895年，这给他带来无限烦恼。那时，他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已有两年。这篇论文和他的其他一些散载的文章引起了亨利·霍尔特公司的注意。他们给他写信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从你的文章中发现，你可能是编写一本我们需要的大学美国历史课本的合适人选。”特纳会感兴趣吗？他会提出一个计划来显示他具有那些“能满足出版商贪欲灵魂”的才能吗？特纳的确有兴趣。但他在回信中提到，“这本计划中的书要很长时间才能问世。我认为写这本书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回复道，“不过这本书一定不能遵循陈旧的叙述方式。开路人的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便能担任的”。他能用像格林的《英国简史》一样大的篇幅吗？加德纳的《大学生英国史》应是他的范本吗？出版商使他确信，书的篇幅越小，销量就越大。他们还补充了一条带点商品味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事实及概述。然而，假如他能将一章或两章的材料整理出来，他们就会决定是否提议签订合同。

上述通信发生在1895年初春。大约一年之后，霍尔特公司的代表两次写信有礼貌地询问该书的进展情况，特纳不得不承认他还没着手进行。他感到“在出版一本内容较为广泛的书之前，他必须在有限的领域做个令人满意的学者”，而且，他正在从事西部建州问题的研究，要花掉一定的时间。出版商徒劳地想让他相信，他作为学者“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他的研究正在得出一系列发现，每项发现都要求对全部美国史重新作出评价。特纳耐心地解释说：“总的说来，这个题目正在深入，现在它在我脑子里正处于形成阶段，因此我觉得还不可能将任何一部分内容确定下来。”他只有在课堂上仔细探究了整个题目之后，才会觉得可以编写一本教材；霍尔特公司大可另找一位作者。

特纳的话不知不觉地揭示了使他注定永远是个失败的作家的尽善论。但是，这些话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正在忙于同另一家出版商交涉。1896年3月，麦克米伦公司的那位精力充沛的总经理，乔治·P·布雷特约请他为地区研究丛书写一本关于“昔日西部”的书，该丛书由南方大学威廉·P·特伦特教授担任主编。这个机会激起了这位年轻历史学家的热情。他提醒布雷特，这个题目可能很费时间，尤其是因为要述及杰克逊执政时期，当时 “在国内改良、关税、金融等问题的立法上存在巨大争议”，地区的重要性变得明确起来。但是他将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并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内，让麦克米伦公司得到这本书。

特纳接受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此事并未阻碍他去听从其他出版商的诱惑之言。他确实拒绝了G·P·普特南父子公司的约请，没有为他们那套颇受欢迎的《民族故事》丛书撰写两本关于美国的书，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将门打开一条缝儿，答应要是同其他公司的关系没有落实，他可以重新商谈。麦克米伦公司青少年部的编辑凯特·斯蒂芬斯更加成功。早在1897年，她就问过特纳，如果预付给他250美元的现金和15％的赠阅版版税，他是否愿煮提供一部有关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的6万字的生动手稿。对这么一个生财的差事特纳很中意，便约定按她的要求在1899年初交稿。

霍尔特公司听说他们那位有希望的教科书作者正在迷入歧途，便采取了新的行动。1897年5月他们提出，假如完成大部头美国通史的前景太渺茫，何不将全书分成三部分单独出版，最后再合为一本呢？特纳适逢家庭人口增多，经济负担加重，立即上了钩。次年，他将执教殖民地和革命两个时期的历史，可以边教学边著书。他告诉那些得意的出版商：“我认为这样的课本应该清楚地阐述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轨迹；应该说明它们怎样来自欧洲的环境；应该明确指出新环境的作用；应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为下一个历史阶段打下基础。如果我没有弄错，大多数教科书正是在考虑全书的统一以及抓住主要的发展阶段方面存在着缺陷。”第一卷将在一年半之后交稿，再过一年，交第二卷，又过一年交最后一卷。霍尔特公司提出了什么 “诱惑”才迫使他坚持这项进度计划的呢？

这一诱惑在当时来说是够慷慨的了：按惯例10％的版税和500美元预付款，在收到每一部分手稿时便交付一部分，分三次付清。他的目标应该是30万字的课本，但在交稿时可能会增加到 40万字；出版商确认了这一点。特纳似乎很满意这些条件，但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问题。出版商会考虑出一册该书的节选本供中学使用吗？他们会同意采用大量地图和插图吗？假如他不能如期陆续交稿会怎么样呢？霍尔特公司的编辑耐心地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解答，然后满怀希望地提议，他现在也许已准备签署合同了。

特纳还没来得及签署合同，命运就来干预他了。布雷特代表麦克米伦公司定期写信给他，询问《昔日西部》一书的进展情况。有一次，布雷特在信中转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说外界风传特纳正在编写一本大学教科书，并询问他是否愿意由麦克米伦公司为他出版。正在与霍尔特公司谈判的特纳意识到机会来了。他的答复令人鼓舞，并马上有了回音。麦克米伦公司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合同：首批1500本书付给他10％的版税，其后1500本付给他12.5%，此后按15％支付。他们还想让他同时编写一本初中课本，这项工作费时不多，报酬倒颇为可观。

1897年10月18日，霍尔特公司的代表爱德华·W·布里斯托尔来麦迪逊拜访他，上面这件事恰好是特纳所需要的进攻炮弹。他告诉那位不愉快的先生，他宁愿由麦克米伦公司负责出版，只觉得与霍尔特公司有约在先，要是他们能提供麦克米伦公司所提供的那些条件，他们还可以得到初中课本的。霍尔特公司别无选择，便于11月9日与他签订了一项合同，保证提供与麦克米伦公司同样可观的版税，1500美元的预付款在三部分手稿交付时分三次付给，准许他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一本初中课本和关于美国史的一般性著作，并同意发行一本由这部较大部头的书浓缩而成的中学课本。出版商尖刻地对特纳说：“我们想开诚布公地说一下，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上冒险出过这么高的价钱。除非经营方法发生变革，我们不会再这样冒险了。”特纳及时接受了编写中学课本的合同，首次2500本的版税为10%，此后的版税为12.5%。

一个想要成为作家却尚未写过一个章节的人，本该满足这样一些许诺了：编写一本题为《昔日西部》的书，一本有关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的书；一本大学教科书以及一本中学课本。然而可悲的是，特纳却不满足。他以自己的学术前途向霍尔特公司作出保证还不到一年，又同意为吉恩公司编写一本初中美国历史课本。过不多久．A·C·麦克勒格公司也加入了正在壮大的为特纳出书的队伍，约请他为计划出版的有关西部旅行者的系列丛书撰写一册。这一回他很明智地拒绝了，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提议，他们或许愿意出版一本他正在编写的有关西部建州的书。他们竟然同意了，这也许让特纳有些为难，但他保证在一年之内交稿。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特纳感到，他抵挡不住霍顿·米夫林公司大名鼎鼎的沃尔特·海思·佩奇的阿谀奉承。有好长一段时间，佩奇一直徒然地想使他对写作《征服大陆》一书产生兴趣，终于，当他提出另一本题为《边界的消失》的书时，他点燃了特纳的兴趣的火花。他向特纳保证说，该书可以根据已搜集好的笔记来写，“现在你只要变成讲故事的人，整整一代人都是听众，都在翘首以待”。这太有诱惑力了，简直无法抗拒。米夫林公司的另一项建议也同样吸引人，要特纳为他们的《河边传记丛书》撰写一本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传记。这些书是儿童读物，仅2.5万字的篇幅，大笔一挥，几乎一夜便可完成。特纳坚持要版税，而宁可不要350美元的酬金。说妥之后，他再次服从了。他还告诉这些出版商，他有一本关于边疆的论文集进展得不错。出版商对此不大热心，不过还是答应在手稿完成以后给予“适当的考虑”。

假如特纳能够在1901年底停下来清点一下，就会发现自己有责任完成下列书籍：吉恩公司的一本初中课本，霍尔特公司的大中学教科书各一本，麦克米伦公司的《昔日西部》和一本有关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的书，麦克勒格公司的有关西部建州的书，米夫林公司的《边界的消失》，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传记和关于边疆的论文集。这9本书中注定没有一本能够出版。但是作者和出版商在接受这一可悲的事实之前，却忍受了多年的苦恼。

来自出版商的压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压力几乎同时向特纳逼来，使他苦苦熬了十年。吉恩公司于1901年12月很有礼貌地问及初中课本的进展情况，含沙射影地说特纳肯定发现自己比预想的要忙得多。与此同时，麦克勒格公司提醒他， 《西部建州》一书的提纲和目录已经过了交付日期，他必须立刻送交，因为他们正在编写1902年秋季出版目录。米夫林公司也坚持要他在几星期内将乔治·罗杰斯·克拉克传记交给他们，因为该书计划在1902年春季出版。特纳恳求延长一些时间。他们勉强应允延至 2月底，但是他们不客气地提出，他们同时还在等着那部他答应在年内交稿的《边疆论文集》。他的回答如此乐观，竟使得出版商又约请他为《联邦丛书》撰写一本有关威斯康星州的小册子。不过，这次他很明智地拒绝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米夫林公司的公园街办公室还是没有收到来自麦迪逊的稿件。信件频频从公园街寄往麦迪逊，越来越坚决地提醒特纳必须立即寄来《边疆论文集》和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传记，以便在1903年出版。而永远乐观的特纳向出版商保证，克拉克传记在几个月内就能寄出，至于论文集，他的把握不那么大。为了列入1903年出版目录，克拉克传记的最后收稿日期会是何时呢？次年2月或3月交稿是否太晚？到了6月，米夫林公司变得急不可耐。于是特纳答应将用整个暑假来对付这项任务，表示一定会有时间完成这些论文和传记。可是，那年暑假他显然在干别的事情。他在10月份的一封信中讲到，他刚刚动手写克拉克传记和那些论文，还说他将在学期末完成这两项任务。一年之后，出版商在信中心急火撩地说，希望不久就能见到其中的一部手稿。1905年，他们再次去信表明这个意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霍尔特公司也同样急切地要求交稿。1903年他们写道：“我们并不想打搅您，但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们冒昧问一下，您自己觉得中学历史课本进展情况如何？我们知道您担负着相当繁重的工作，但希望您已挤出一些时间来完成这项特别的工作。”两年后，他们再也没有以前那份耐心了。自大学课本的合同签署以来已经过了7年，而中学课本合同签暑也已有5年，可是两本书的手稿却一页都不见交付。此外，霍尔特公司还听到传闻，说特纳正在为吉恩公司编写一本初中课本。于是，该公司对特纳发出严厉警告：合同要求他必须先于任何其他任务而完成这本中学课本。但是，他们也承认他有难处，愿意预付一小笔现金，以使他“免受财政拮据的干扰”。特纳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要吉恩公司和霍尔特公司在以后两年每年共同预付他2000美元，以满足完成初中和高中课本的需要。这样一大笔现金支出，大大超出了出版商的预计，但是为了加快他的工作进度，他们在1905年秋同意预付500美元。

双方都显得情绪很高。特纳写信给他的朋友马克斯·法兰德，说他正在查考那本中学课本所涉及的范围，“我要为它献出全部业余时间”。他所拟订的工作计划雄心勃勃，却不切实际：11月完成有关探险和西班牙殖民地的章节，12月和次年1月完成有关英国殖民地建立的章节，2月和3月完成1688年以前各章，4月至6月完成1688年到1763年这一阶段的章节，暑期完成有关革命时期的最后部分。霍尔特公司同样为这些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已经开始为你的中学历史课本作计划。你知道，旅行推销员欲取得最佳效果，一般每次只能推销一两本新书。我们正在把你的书列入计划，我对前景感到非常高兴。”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希望渐成泡影，霍尔特、吉恩和米夫林三家公司徒然地期待着约定的手稿。1908年，特纳写信给妻子谈道：“我与霍尔特公司的布里斯托尔先生共进午餐，他是位绅士，并没有使我为难。”但7年之后，他承认，霍尔待公司的人打电话询问他的历史书使他不痛快。当特纳于1910年成为哈佛大学教员时，霍尔特公司很欢迎他来到东部，因为那样他们可以更经常地见到他，尽管“你（指特纳一一编者）对这件事的看法也许与我们不同”。到了1915年，他们再次催促他完成任务，并提醒他在完成一部手稿时，便可得到1500美元的预付款，并勾销500美元的借据，这些恳求同经常来自吉恩公司和米夫林公司的请求一样亳无作用。1908年，米夫林公司毫不客气地提请他注意，他曾在4年前就保证过，克拉克传记和论文集已“处于收尾阶段”，如今他们想知道他是否有时间完成书稿。1924年，当特纳退休时，米夫林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禁不住狡黠地说，现在他可以有时间完成大作了。

特纳的遗稿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动笔写过边疆论文集、西部建州史或初中和大学课本。但是亨利·E·亨廷顿图书馆有关特纳的文件却确实留有可悲的证据，表明他在其他两本书上浪费了很多精力。他写的中学课本的前三章至今还保存着，一章未正式定稿，其余两章只是初稿，仅仅叙述完西班牙的征服。尽管他的打算无可非议，却没能够写到美国早期阶段。在另一个堆得满满的文件柜里，有数千张关于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研究笔记——全是有关1783年之前那个时期的。为了一本2.5万字的儿童读本，他浪费了无数时间去搜集这么多资料。

特纳为什么没能完成这些书，也没能完成他后半辈子试图完成的其他一些书呢？他拼命想写书，没有几个学者像他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历史研究，也没有几个人像他这般如饥似渴地要他人来分享研究成果。这股热情始于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并持续了一辈子。1888年，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是不言则已，言必西部历史……对开展大西部和大范围美国史研究的前景，我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在他更为成熟的时候，他向优秀大学生联谊会的听众表达了同样的热情：

无论是重现过去，还是使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众多指挥者再次穿越意识的舞台，或是使今天仍值得记忆的事情不至被人遗忘，无不具有一种魅力。过去岁月的重大事件，如今已消逝的种种制度，还有那些一去不复返的社会生活情景和风俗习惯，全都是一笔宝责遗产，不应该在今天沸腾的生活中随意地淡忘。当你在更大范围里观察生活，把生活看成是连续的进程，一直追溯到已经逝去的世代时，生活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就是一位狂热者所说的话，带着传道时冲动的热情向全世界传播历史的真谛。

特纳撰写历史不仅是出于激情，而且也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他的收入是可观的，退休前年薪达 8000美元，外加讲课费和暑期授课费2500美元。但是特纳夫妇嗜好香槟，花钱如流水一般。他那可爱娇小的妻子不仅要使唤佣人，还喜欢以华丽的衣着取悦宠爱她的丈夫。1921年的帐本有着这样的记载：她购买一件长睡衣花费了71.60美元，一件大衣79.50美元，一双鞋子41.40美元，一顶帽子23.25美元。她还殷勤好客。1922年她在剑桥举办了一次宴会，菜单不仅显示了当时学术界罕见的宴请规格，还有“高贵试验”（指禁酒运动——编者）强加于这个国家烹任方面的原始风尚……

这些嗜好使得特纳夫妇注定要承受持久的经济压力。他经常采取低薪学者常用的方法——每月支付帐单上的一半款项；这样每位债主最多只需等待两个月。即使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他的银行存款有时还是透支。在他给妻子的信中屡屡见到这类告诫：“记住，银行存款不多了。……如果你要开支票，应先查明余款”，“今天上午得向银行借100美元，以防透支”。特纳多么渴望稿费高的书能给他带来经济保障！他坦白道：“有一次，我同我的一个研究生从研究室回家，他从裤袋里抽出一张当季版税支票，那是他写的州史被采用后所得的版税，这笔钱比我所有的著作得来的钱加在一起还要多！”

特纳把没能完成想写的书归咎于过重的教学负担。1905年，他在给法兰德的信中写道：“当那些没完成的书——更确切地说是尚未动笔的书——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时，我越来越渴望能从大学工作中解脱出来，这是完成这些书的需要。我深深感到，一个人要么拥有罗兹或亨利·亚当斯那样的财富（和坚持工作的勇气），要么一年里只有部分时间与大学有联系，以便置身各个图书馆和从事写作。然而，这就严重影响了家庭生活。我以为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莫过于放弃空想，着手用单音节词编写一部幼儿园式的历史，以拯救所有贫困的教授。”这只是如意算盘。因为即使特纳拥有克罗塞斯那样的财富和潘的那分闲暇，他也不会写出书来。无论从智力上、感情上，还是从体力上讲，他都不能作出持久的努力，而这是完成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所不可缺少的。

在智力上，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极其广泛的兴趣使他深受其害。正如一些人所强调的那样，他根本不是个单一因果论的信奉者；他简直对过去的“每件事”都感兴趣。1926年，他在给卡尔·贝克尔的信中写道：“有时候我自忖着，我终究没有单纯地、非常盲目地试图对自己解释美国吧！我没有以此来取代撰写历史、农业、地理、外交、经济、土地、交通、文学或宗教吧……不断地探究，时而迷路，时而知返，并向同伴们讲述这一切，我感到乐趣无穷。”这就是特纳入木三分的自我剖析。他的志趣那样广泛，以致不可能囿于著书立说的狭小天地。1909年，当他在事业上处于高峰时，他仍然在广泛地涉猎。他写道：“在我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之前，我无法肯定取消某个历史时期的做法是否明智，我也许需要在这个时期里发展自己的志趣。”他继续写道：“我的小船漂泊了那么多港口，使我感到无法像一艘定期远洋客轮那样应该绘出一条航线。我希望（有时候）能包括从亚当斯到罗兹这整个时期“，但只是“作为研究下一个时期的一种准备”。

这种广泛的兴趣还表现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他确实对边疆和区域问题做过一些专门研究，但这并不说明他对此怀有特殊的兴趣。有一次，他解释说：“我认为自己主要不是一个西部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人文地理学家，我之所以强调这两个方面，是因为我似乎觉得它们被人忽视了。”他真正关心的是造成现代美国这种复杂状况的每一件事。移民史深深地吸引着他。有一次他写道：“撇开移民这一群体，便不可能理解‘英-美文化’。”他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看作是“未来工作的新方向”。他曾向一个学生保证：“要是我教美国通史，我就会在文学、宗教及理想主义等方面找出一些最佳内容，而且全感到其乐无穷。”他对美国都市的兴趣一点也不亚于西部乡村。他预料到会有人“从都市角度重新解释我们的历史”，并在晚年抽出时间，为写作《城市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意义》一文准备提纲，不过没有成文。这就是他的特点。亨廷顿图书馆有34个大文件柜，装满了特纳的读书笔记，涉及美国历史中从哥伦布到赫伯特·胡佛的各个阶段，这个情况有助于说明特纳为什么一直投有时间完成一本书。

他那种坚定的尽善论意识是造成不幸的另一个原因。特纳在没有找出最后一点证据，没有对无关紧要的措词进行反复推敲之前，是不会停止研究的。他那些才华横溢的论文充分表明，他可以出色地阐明某一事件或地区的历史。可是，当他试图掌握本国历史“每一个”方面的“所有”资料时，哪怕只是为了一本中学课本，他也会一头扎入大量资料，再也无法抽身。U·B·菲利普斯很了解他。菲利普斯写道：“他是个资料迷，数年前，喔，几十年了，他一直陶醉于资料积累。”特纳在一次偶尔作自我评价时，也承认自己有这个弱点。他向一个有同样毛病的学生表白说：“我感到要作出基本论述有许多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讨厌发表不全部的概论，这就造成了我在出版方面的一些困难。”

特纳的尽善论使得写作成了他的苦恼。一个朋友回忆说，“除非鞭子抽到他身上，他永远也不会动手‘著书’”。就连那位认为他各方面都无可非议的忠实的秘书竟然也承认，“写作并不是他的嗜好”。特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22年他告诉妻子：“听人发号施令使我难以忍受，看到还有那么多事要做，我感到十分沮丧。”有一次，一位友人被特纳的讲学深深吸引，便询问讲稿何时能发表。他得到的回答是：“可能永远不会！我讨厌写作。要我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发现叙述体历史尤其难写。当霍尔特公司的代表催促他完成课本时，他告诉他们：“我不善于进行长篇详细的叙述。我的长处或者说短处在于对一些重要的趋势进行解释、联系和说明，以便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优点，可是并没能使特纳写出“巨著”来。

身体条件也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那晒黑的面部，红润的脸色，还有让朋友们印象颇深的充沛精力，使人忽略他那一向虚弱又屡患重病的身体。1903年他接受了阑尾手术，4年后得了严重的肝病，1915年丹毒症痛苦发作，这些都意味着需要长期脱离工作。1917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那年春天动了疝气手术以后，他十分虚弱，连小血管都开始萎缩了。他对女婿说：“这是给我一个警告：艰苦的脑力劳动也许干不了多久了。”支气管炎、高血压，反复染上的伤风和使他不得不割除扁桃体的流感，弄得1923年这一年既痛苦又亳无成果。3年之后，中耳发炎使他再度进了医院。那年夏天他在缅因写道：“我的一只耳朵不中用了，当我在黑暗中行走或急速转身时，我摇摇晃晃站不稳……我一行字都不能写——或者说一行字都涂不下来，只是涂过一次，不过亳无结果。”这些疾病的拖累，加之因研究工作每每中断而涌上心头的那种失望感，以及1917年以后死亡的威胁，这些都不利于著书。

正如特纳偶尔坦率承认的，这就是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能够写出梦寐以求的、布满书架的著作的原因。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企图证明自己作品不多是有理由的。于是他一头扎入大量的碌碌无为的工作，从早忙到晚，却无需为著书而费尽心血。他有许多逃避的方法：诸如把精力用于大学的事务；将自已无私地奉献给学生；一有机会就逃离城市，到森林和小溪边去寻找在工作中得不到的安宁。

特纳为那些无休无止且种类繁多的事务忙忙碌碌。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那些年，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系主任的工作上，或是筹划选举新校长，或是组织运动以克服学院足球的职业化倾向。一位朋友在1896年谈道：“我似乎觉得，他的大学工作和欢乐的家庭生活或多或少妨碍了他将精力集中于某一项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一部详尽的书。”即使特纳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也会想方设法逃避他所厌恶的写作。他酷爱剪辑，一剪就是几小时。粘贴也是他的爱好，他总是按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制作一些小小的剪贴簿。这是令人愉快的逃避现实的办法，却不能产生一页页手稿。特纳把更多的时间毫不吝惜地给了学生，尽管他并不喜欢教学，还经常抱怨每节课下来都精疲力尽。他从不使用前一年发黄了的笔记，每一次教学任务都是经过无数小时的艰辛劳动而重新准备的。这可以用他在最后一学年(1923-1924)的教学来说明。虽然“西部历史”他已经讲过许多次，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讲了，他还是仔细地把讲稿重写一遍。他在给阿瑟·H·巴芬顿的信中写道：“昨天，我在准备一篇有关法英在北美争夺的讲课稿时，有机会再次拜读了您写的《奥尔巴尼》、克兰的《安妮女王战争中的西南部》以及沃尔韦勒有关乔治·克罗根的文章。”这样做已经够全力以赴的了，但是，下一个学期，特纳还坚持要上一门新的课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为题为“1880年至1920年的美国”首次讲课所作的笔记，显示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我希望能以近期历史来结束我的教学生涯……我上这门课是因为我对这个阶段的历史知道得太少了。我想知道更多些。”难怪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告诉辅导老师，说同学们从特纳那儿学到的比从其他教师那儿学的东西要多。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个学生回答道：“特纳将全部时间都给了我们，他不像其他教师，把时间花在著书立说上！”

研究生们使他更加愉快地逃脱了写作的痛苦。他对于学生们的问题有着无穷的兴趣，而且总是热心地提供有益的指导。有一次，为了“完成”许多已列入计划的书中的一本而在华盛顿休假时，他告诉一个朋友：“我已写了一些东西，但没有我所预期的那样多，因为今秋我将指导一个有关范布伦政府的讨论班，我无法回避杰克逊、范布伦等人的手稿。我认为，我对这个时期已有了新的认识。”献身于学生的利益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因为他的广泛兴趣驱使他去指导有关美国历史各个阶段的博士论文，而他的尽善思想又需要他在每一个新领域里广泛地进行阅读，以便作出明智的评论。特纳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他自比为曾在缅因丛林里散步时见到的一注小泉，泉水徒然地试图注满一个小水坑，可是一些动物不断地来汲水，致使水坑几乎总是空空的。他在给默尔·柯蒂的信中写道：“我似乎觉得，这清楚地说明了一位毕生追求丰富学识的教师的经历——为学生们提供泉水，而教师供给的水很快被学生不断地汲取，所以小泉几乎没有时间再注入……研究生们是出色的饮水者，没有新鲜水，他们就不会满足。”特纳供给他们“新鲜水”却牺牲了自己的出版计划。

如果说在学年中教室和讨论班提供了躲避写作的避难所，那么在暑假中，逛树林便是逃避写作的手段。特纳是个十足的户外活动爱好者。他很少体验到真正的快乐，除了在有鳟鱼的小河边垂钓，或是在森林小径上漫步，并像他曾经说的，注视着“时间永恒不停地流逝，而不去管搜集资料的速度如何”。这是他一辈子都有的一种爱好。1886年，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感谢树林吧！但愿我再也不会见到城市。”半个世纪以后，他向一位朋友吐露：“他心目中的天国就在伊甸园的某个边远角落，是一个优美的垂钓场所，在那儿搞创作不必太超前。”他反对娶他女儿的那个年轻人，原因之一是此人用虫钓鱼。即使特纳被禁锢在城里，他也经常魂不守舍，思念着他热爱的户外。有一年3月，在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他向妻子承认：“我买了一本关于用假蝇钓鱼的书。丛林和湖泊全都记忆犹新，像恢复健康的灵丹妙药。我需要换换环境了，但我完全忘记了我还要为马萨诸塞殖民地协会主持一个会议呢。”1912年，特纳一度在他剑桥家中的后走廊上支起了一顶帐篷，并在里面过夜。他写道：“从晚上11时到清晨7时，我好像是在度假。”

对于一个酷爱户外生活，献身于学生，感情上又不能回避那些浪费时间的事务的人来说，缺少著述是不难找到理由的。然而在特纳的内心深处，他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写出爱德华·钱宁所期待于他写的“巨著”。结果是个悲剧。由于内心的自责以及出版代理商的烦扰，他过着一种失意和缺乏自信的生活。晚年，这种情绪经常折磨他。

尽管有这些不利条件，他还是完成了一本书，这是对他的顽强决心以及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的不懈努力的一种肯定。哈特的劝说十分有力，使特纳只得同意为美国民族丛书撰写一本题为《1819年至1929年的新西部》的书，哈特施加的压力也无法抗拒，终于向这位难以对付的作者逼出了手稿。特纳本人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1904年到1905年间，他的讨论班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研究州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论战，而他的大学生又必须听一门需用两个学期完成的关于1816-1837年美国史的课程，因为他认为，他不得已要写的讲稿应该是这些章节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特纳每周都收到哈特的来信和电报，连珠炮似的不断催促他。其中有一封是这样的：“你提出的完稿日期是11月21日，一个星期来我一直向窗外张望，希望看到邮差。”特纳的回信很爽快。他告诉法兰德：“我正在叫两个速记员进行最后修改，可望于1月1日交给哈特出版了。”这一最后期限奇迹般地兑现了。当这场马拉松式的战斗结束时，他欣喜地宣布：“我今天完成了最后一章初稿。Ecco！Selah！Voila！欢呼吧！当我……真的寄出稿件时，我可以把核心俱乐部的香槟喝得一瓶不剩。”

两人都认为，要不是哈特紧追不舍，《新西部的兴起》大概永远也不会完成。在这期间特纳写道：“有一点我确实感激哈特，那就是他坚持不懈地转着鱼杆上的绕线轮，并终于把MS（手稿）弄上岸了。它虽是一条微不足道的鲤属鱼，而不是名贵的鳟鱼，但是它仍像魔鬼一样拼命挣扎，不想进网。”哈特也必然为他的成功而无愧地感到自豪。很多年之后他写道：“我的墓碑上应当刻着：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从特纳那儿获得可称为完整的一卷书的人。”

特纳本该吸取教训，并为这次成功而感到鼓舞，可是，他那难以丢掉的乐观却使他连这种常识也丢掉了。1907年初他吐露道：“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肴到一个好机会，那就是写本书填补1815到1850年之间的这段历史，我想用几年时间来完成。这是西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哪个阶段不重要呢？对于研究区域和经济影响来说，这一历更阶段尤其吸引人。”于是特纳便开始投入他本人以及他的朋友后来知道的“那本书”的写作。由于他的讨论班正在研讨有关范布伦、哈里森和泰勒三届政府的情况，因而不出所料，工作一度进展缓慢，而研究笔记却迅速地越积越多。接着便是1910年调往哈佛，以及很长一段时间要适应新环境。结果，连三心二意的写作也不能维持了。

1917年，“那本书”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时，特纳应邀将发表题为“美国及其区域：1830-1850”的洛厄尔演讲，而这项任务迫使他要把一些研究成果写下来。他在6月写信告诉妻子：“今天上午我查看了我的那些笔记资料，有一大堆，而洛厄尔要求我的演讲涉及全美国而不只局限于西部。这就意味着暑假里我有大量工作要做，不过这也有助于完成那本书，所以我同意了。”这些讲稿终于写成，并于1918年二三月间向热情平平的听众作了演讲。与此同时，特纳真的开始动笔的消息，也终于传到了霍尔特公司的那些忍耐已久的朋友耳中。他们看出，这是从这位不愿著书的作者手中弄到一本书的唯一机会。于是一项合同匆匆商定，并即刻签署了。这些出版商得意地说：“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很高兴见到你在任何合同上签字。”

他们本该意识到，特纳签订的合同并不能十拿九稳地变成书。他的尽善倾向再一次表现出来，老一套的做法又开始了：研究，润色，再研究，再润色。现在，特纳的健康状况成问题了。医生警告他，任何过度劳累都会加重他的高血压。哈佛的同事们意识到，只要他继续把精力花在学生身上，“那本书”就永远完不成，于是就安排他在1920-1921年的下半学年暂时休假。特纳不无幽默地说，“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完成一本或更多的美国历史方面的书”。

即使在这段强加给他的闲暇时间里，他还是收效甚微，因为他只是将时间浪费在他喜爱的小事上。大量时间都花在与出版商频频通信以确定“那本书”的书名，直到通了半打信之后，出版商才客气地提出，此事不妨等到“孩子断了奶以后”再说。他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绘制一系列精确的地图，以说明地理的影响同政治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那个空闲的学期里，他几乎没写一行字，1921年夏季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年秋天，他承认：“今年夏天我休息了很长时间，现在我仍感到我对于鳟鱼、皮舟和浅滩的了解比对地图的了解更多。”他返校任教以后，几乎就没有时间和精力著书了。1922年春，他写信给妻子：“今天下午我努力口述了一个小时，但是事情简直一团糟；我发现，要是我想取得真正的进展，就应当使工作适合我的能力。”

随着日月的流逝，特纳由盲目乐观转为意志消沉。有时，成书的日子似乎近在咫尺。1921年他向一个朋友保证，这本书将在 “年内”出版，两年后他又自豪地宣称：“我已将1830-1850一书前三章的手稿送给出版商（霍尔特公司）……该书可在年内某个时候出版。”有一次，当他也是这样热情洋溢的时候，竟答应在 1924年5月底交付前6章，9月1日交付其余各章。可是在其他时候，达到目标的希望似乎很渺茫。当1922年夏天临近时，他向妻子承认：“除非我的工作比现在有所进展，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完成。假如我再像去年一样述及大量的笔记，然后又删去，那不妨承认失败。”

特纳怀着这样一种沮丧的心情使自己确信：只要教学任务仍在耗费他的精力，“那本书”就永远完不成。尽管他的经济情况不稳定，他还是在1924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并在麦迪逊城的一间小屋里安顿下来，那年他63岁了。他的工作仍然进展缓慢，因为他需要在暑期教书和讲学来增加收入，这也是他将著书一事弃置一边的托辞。到1925年，在已经交给霍尔特公司前3章的基础上，他撰写了第4章的大部分和第5章的初稿。这种如蛇爬行般的进展速度十分令人泄气。他怏怏不乐地写道：“我没有按计划完成这本书，真叫我沮丧。”

情况很快有了转机。1927年，他的好友法兰德为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让他担任了亨廷顿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确保他摆脱了经济困境，并有了理想的工作条件。特纳的反应一如既往，充满着盲目的热情。那年春天他写信给法兰德：“就我自己的计划而言，我先要完成‘那本书’，再为撰写一本有关美国历史中地方主义问题的书而继续研究。我可能还要撰写一本书，讨论有关美国农业因素和工业化因素之间的斗争以及阶级意识方面的劳资关系。只要我还活着，我可能把这些研究和其他研究综合起来，全面地阐述美国史，并一视同仁地看待边疆、区域地理、地区、人口（包括移民）等因素，以及解释其他方面所需要的宗教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那本书”本身将在几个月之内完成。他的工作计划是：4月完成有关新英格兰和中部诸州的章节；5月完成有关南大西洋、南中部、中西部以及边远西部诸州的章节，6月完成1828-1841年各章，其余的在8月31日之前完成！特纳的乐观态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开始时他确实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特别是在1927年11月以后，因为他得到了一位熟悉业务的秘书的帮助，此人几年前在麦迪逊曾为他工作过。那年秋天他夸口道：“这本书进展顺利”；几个月后他又说：“现在我正在努力完成关于‘1830年至1850年南部’的章节，我发现这是在同我的速记员进行一场使人心碎的赛跑，他像奥利佛·特威斯特一样，总想要得更多！”

随后，进度不可避免地减慢了。他那致命的尽善思想要负一部分责任。每当有一点儿新的证据出现，使他的阐释需作一番更改时，他便将有关章节撕下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写，以致这一年的整个夏天都浪费在全面修改已经改写过多次的手稿上了。当他详尽无遗地研究积累的笔记，并转向亨廷顿图书馆丰富的资料库寻求新的证据时，进展就更无指望了。那几个月，他接二连三地发掘出一个又一个“宝贝”，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活。法兰德回忆说，那时几乎没有一天他不是冲进办公室，来报告他的某项新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进展再无可能，因为这种探求不仅占去了特纳所有的时间，而且每项新发现都意味着要改写章节和改变结论。1930年他对一个朋友坦白道：“‘那本书’像糖蜜一样粘住了，难以取得进展。”

健康状况越来越糟更增加了他的困难。1928年，他的听力日见衰弱，全身乏力，不断发作的眩晕和高血压使他连续几周卧床不起。医生们判断特纳患中毒症，只有进行令人担心的膀胱手术才能治好。手术在4月和5月分两次进行，中间有一个痛苦的恢复期。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眩晕和恶心日趋频繁，这是心脏衰弱所致，那时他伤感地写道：“我没有多大用了。”但是他仍然抱有完成“那本书”的希望。

1929年秋冬之际，他的梦想看来有希望实现，但次年2月他又患了轻微的血栓症，只有靠服用高效洋地黄制剂来维持生命。医生们有些担忧，并私下告诉他的朋友，他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令人高兴的是，那一年秋天他恢复得很好，他每天可以在图书馆里呆上二三小时，可是到10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大的挫折，他的腿部得了严重的静脉炎，迫使他又卧床3个月。此时，特纳完全心灰意冷了。他写道：“有时候我想最好还是停止写作，让工作停留在过去那些偶成的论文上吧。”他的出版商倒不太相信宿命论，他们使他相信，如果可能，“我们想在1932年底以前出版‘那本书’，至少我们也会让它在1933年春之前问世……不断地有人向我们了解有关这本书的消息，我们知道这本书一定会很受欢迎”。

然而，命运却唱了反调。1932年初，特纳看上去正在逐步康复，每天早上他又开始伏案工作了，甚至还能偶尔在星期六接着干下去，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1932年3月14日上午，他以格外喜悦的心情上了图书馆；当天中午他按例驱车回家吃午饭，饭后躺下休息，他的太太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她回来时发现他感到心脏不适。立即赶来的大夫给他作了注射，并对他说他就会好的。特纳却回答：“我知道这下完了。”特纳夫人劝慰并提醒他，以前像这样的发作他都挺过来了。“不”，特纳回答，“我知道这一次我活不了啰。告诉马克斯（法兰德），我很抱歉没完成我的书。”接着，他对医生说了几句风趣的话便咽气了。

“告诉马克斯，我很抱歉没有完成我的书。”这句话蕴含着无限的悲哀，流露出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体验的那种极大的失望和不快。然而，特纳不必为没有完成“那本书”而悲痛。根据法兰德的看法，即使他永远活着，这本书也决不会完成。他没有写出 “巨著”，不过世人往往以质的标准而不是以量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哥白尼以一本题为《天体运行》的小册子开创了人类新纪元，爱因斯坦用写在纸上的一个公式使人类陷入充满恐怖与希望的时代。只要美国人珍惜遗产，特纳就会永远活在他们心中，因为他给心爱的历史研究带来的活力比任何历史学家都要多。可能同样重要的是：他的缺点虽然注定了他的愿望不能实现，但正是这些缺点使他得以用自己的热诚和观念去影响周围的朋友和学生。他的遗孀给予他极高的赞誉，她写道：“或许正是因为那些妨碍他专心写作的品质，才使得他倍受爱戴。”

【译文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 1961-1990》，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