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或曰后殖民主义之胜利

下午读瓦尔堡的《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地区的图像》，那时他厌倦了繁华而动荡的纽约、困惑于深陷形式主义的艺术史研究中，于是前往了那“蛮荒一片”的西部。他去观察普韦布洛人的绘画与仪式，去看他们如何与蛇共舞，再从这些“原始”的形式中思考文化与艺术在起源时的样貌。他在想象一个巴别塔之前的时代，普韦布洛人对蛇的崇拜如此真切地与希腊的光辉并置于一处。他在想象一条蛇，那条在《圣经》中被视作一切诱惑之来源的蛇、在希腊天文学中走向星座的蛇、在中世纪的圣洁角落里交缠蔓延的蛇、还有纽约的电线，就是此刻，巴别塔要倾倒了、世界要堕落了，而瓦尔堡在堕落的时刻回归“原始”，来在此处思索欧洲于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可现在没有人会这么做东西了，大家恐惧着一切的相似，当中世纪欧洲与古代美洲的一个母题无限相似，人们不会再谈什么共有的文化心理——这是一个没落的、被视作抹除地域特殊性与能动性的方法，而是去一遍遍强调古代美洲相对于中世纪欧洲的主体性——它们不是边缘、它们是自己的中心、它们也有自己的AGENCY！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瓦尔堡只会被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所淹没，人们会说，他将欧洲殖民的干涉视作“污染”，他把这些剔除，然后去想象了一个从不存在的“原始”，再用这“原始”来印证欧洲的文化，还有什么比这更欧洲中心主义吗？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有模有样的忏悔者，二月的时候我去读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作者不厌其烦地强调田野从来不可能是纯洁的，调查者时刻都在介入，就让我们撕下这层想象的表皮，去看看这片改变着的土地吧。二月的我好喜欢这本书，读完后想起了两年前在沙溪的经历，那时我在石宝山调查石窟时偶然碰上了一年一度的歌会，还碰上位白族的老师带着我去官方组织之外的私人对歌处采风。一个迷人的夜晚，我沉落在无尽的歌声中，不停地记录着歌词，我想到了好多好多，但没有一条是与眼前这些直接相关的。我也在想象我进入了一种“原始”，我在想我自己对中世石窟的研究缺乏了这些文本记述之外的富有生机的面向。可在读完拉比诺之后，我也开始忏悔了，我忏悔我的“汉地中心主义”、我忏悔我的原始性想象，我应该去想想白族人到底是怎么想、怎么看的。是吧，应该这样想吧，我们所需要的不就是这些近乎受戒式的忏悔吗？

只是，我现在觉得，这些忏悔也显得好虚伪。难道否定了传统的中心就正义了吗、难道忏悔者自己就能完全保持这样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吗？拉比诺说得再冠冕堂皇，他所做的一切不也是在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美国人类学学界的问题吗、所谓后殖民，直到最后不也是扭曲化的殖民吗？他和瓦尔堡有什么不同？我甚至会觉得瓦尔堡更高尚，因为他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他想要做什么——他就是想要努力弄清欧洲的遗产、就是想要探索艺术形式如何在书写中达成与历史文化的结合。而拉比诺只能打着后殖民的旗子实现些更为稀碎的个人愿望。

当然，还有着很多很多天生的裂痕与痛苦，三月份读周蕾的《原初的激情》，她的文字多么有力量，如火焰一般不容置疑，但我读来只是觉得很难过。我看她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文化意义上的家。她看到的一切都是废墟，后殖民的废墟。她好像抹除了一切，东方主义可以是自我东方主义、自我东方主义可以是东方主义，《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那夸张地表面色彩、那扭曲的传统风俗不是献给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而是自己对自己的狰狞反讽。没有传统也没有文化。第五代导演照样是想象着“原始”（和瓦尔堡没有什么不同！），但周蕾把它们都揉碎了，到了最后她也只是在实现她自己，以一种多么悲哀、多么难过的方式。可能这些导演们根本不关心什么东方主义、也无心纠缠本雅明与翻译的迷思，但周蕾只能在这中间起舞、在这中间燃烧。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很虚伪，尤其是看到她用那么多表面的理论去粉饰伤痕累累的自己，但我知道这或许要比鲍德里亚的“为何一切尚未消失”更有力量。

而当我将周蕾与鲍德里亚放在一起，抑一扬一时，我便又来到了这个令人厌恶的后殖民主义之圈。可我真的受够了，我受够了这些花枝招展的理论、受够了巧言令色的辞章，我从来不觉得我们能走出XX中心主义、从来不觉得当我们从中心走向边缘，边缘就真正被“看见”了——明明大家根本不重视边缘，心里只有自己。我宁愿想念瓦尔堡这个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者”，怀念他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目的，他是要走向历史的，而不是去解释历史。但他也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他从不遮掩。几天前的时候写诗，忽然想到一句“...直到我剜开我的心”，想到之后又觉得自己很虚伪，明明我从来不敢真正剜开我的心。但我多么渴望——多么渴望有一种“原始”、渴望这一切不要这么拐弯抹角、渴望这个世界只留下两样东西：我的心与我所面对的材料、我所面对的历史的心。那时我不用再去忏悔、不用祭出后殖民主义的旗帜、不用强调边缘的中心和主体的边缘，我只需要指着这两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