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化学浪漫的真实生活：我的化学浪漫乐队传记》中文译本-chap. 5 Headfirst for Halos
第五章 直冲荣光
亚历克斯·萨维德拉推广新乐队的策略是有效的。为了宣传《送你我的子弹，送我你的爱》，他进行了一大波邮件推广，把专辑寄给了很多电台、DJ、记者和宣传商。他非常清楚，要想让乐队在新泽西势利的音乐圈出头，必须先在新泽西之外打出名声。然而，他很意外的发现，MCR没有遵循这种模式。
“你得在国内别的地方混出名堂，自己当地的音乐圈才看得起你，”他说。“MCR可能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先从新泽西出名，到国内，再到世界的乐队。”
他把很大一部分功劳归于马里奥·科莫桑纳斯，当地很有影响力的DJ，也是硬核、金属乐的忠实推广者。马里奥在新泽西南奥兰治的学生电台WSOU里自己主持的“繁星之下”节目中首次播放了《吸血鬼》这首歌。
科莫桑纳斯也是首次在电台播放星期四乐队的人。他记得歌曲播放后反响很好。“反响好的出奇——我就知道他们有所不同，”他说。“当我们统计播放意见的时候，要求放他们歌的人比其他乐队多了好多。”
萨维德拉也注意到了这些反响，决定注入资金。“大学电台慢慢开始播放他们的歌，因为我们雇人进行了一波宣传，”他说。“结果他们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全职员工了。随着MCR和厂牌的发展，我们需要招人。但说真的，真正让MCR发展起来的还是粉丝，而他们的朋友也开始跟着听。”
从乐队起步时，这一进程就开始了。萨维德拉算是他们的经纪人，因为是他在运营出了他们唱片的厂牌。他推广MCR的下一步计划并不复杂：把他们送上巡演之路，越快越好，排期越紧越好。
“厂牌下的其他乐队也是一样的——只要有演出机会就去，特别是海外演出，因为那种机会很难得，”他说。“MCR发展很快，从零星的演出，到东北地区的很多在车库、共济会中心和循环大厅的演出，而六个月后，他们就在全世界表演了。真是不可思议。”
MCR成员对于有演出机会也同样开心。“基本上，演出关乎乐队存亡，”杰拉德说。“我们希望能演足够的场，挣够去下一个城市继续演出的饭钱和油钱。只有这样，我们才不用回家做回那些无聊的工作。如果你能做好自己喜欢的事，那就是一种奖励。如果你能以此有个居所，哪怕很小，也说明你做的还不错。”
在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镇露天广场的那场，是MCR早期很关键的一场演出。九年后，弗兰克还写了一篇博客，称那场演出是“一个突破性的时刻”。他们都很崇拜的Jimmy Eat World乐队领衔演出，前卫摇滚乐队Coheed and Cambria是助演乐队。演出开始前，Coheed乐队突然上不了了，所以MCR——当时他们还只能在脏乱差的小酒吧表演——接到了弗兰克口中的“神奇”来电，让他们代替Coheed演出，而面对的将是他们见多的数目最多的观众。
“前一天晚上，我们在费城一个奇怪的地下室演出，”弗兰克说。“总共就三个人，其中有个无家可归的人，脖子上挂着根绳子，上面吊着一个磁带播放器。他把我们的演出录了下来，之后还想卖给我们。还有一个人是另一家厂牌的代表（麦克·吉特，寻唱片艺人与作品部的人）。接着第二天我们就在这么大的场子演出了，大概有几千人呢。”
一开始他们都很紧张，但弗兰克说，没过多久他们就发觉情况有所不同。“第一首歌唱到一半，观众就开始原地跳跃，第一首歌唱完，我们就赢得了所有观众，”他回忆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感觉。那是我们第一次进行如此大型的演出，也是我们第一次和观众建立了某种联系。有人录下了我们的演出，我听了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相信那是我们做到的。要问我当时有没有想过做的比这还大？没有。那天也是我第一次给别人签名，觉得非常奇怪。”
弗兰克很适合去评估MCR早期试探性的这几步发展。潘西中学已经在眼球唱片发过一张专辑，他可以以此和《子弹》进行比较。
“它和潘西中学的那张专辑感觉截然不同，”他说。“潘西中学的那张唱片是五天内录好的，我们凑齐了一张专辑就发行了……基本是这样。我们都没办唱片发行庆祝派对什么的，基本就马上开始各地演出、卖唱片。我们大概只卖出了100张左右，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很棒、很不可思议了。
“所以MCR情况完全不一样。听到我们刚出的几首歌，就有人很喜欢了；感觉就是我们出唱片的时候，对我们的支持已经开始了。这么说吧，发行庆祝派对上我们就卖出了100张！所以一切都和潘西中学不同——就从有没有庆祝派对上看就不一样。
“从那时候，正经的演出就开始了。潘西中学的时候，我们会在哪个地方停一下，跟一些酷酷的搞朋克摇滚的人见见面，看他们是不是会办演出，或者知道哪有演出，我们就跟着去演出场地，希望能获得上台的机会。目标是挣够油钱就行，但我们也基本挣不到。而MCR现在有演出经纪人——所以我们确切知道目的地有我们的演出，这让我非常欣慰。”
马特·加勒就是那名演出经纪人。他之后会成长为业内很有影响力的经纪人，合作过的艺人包括布鲁诺·马尔斯（Bruno Mars）和凯莎（Ke$ha），但那时他还是在马萨诸塞州活动的宣传工作者，在波士顿运营一家音乐节和一家代理商。通过吉夫·瑞克利，他认识了MCR。
“我和星期四乐队很熟，”加勒说。“我在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州帮他们办过不少演出。星期四乐队的主唱给过我他们的小样，说是他帮这个新泽西的新乐队制作的。他觉得特别好，但星期四的经纪人那时候不想尝试推出新音乐。他想找人帮他们订一些演出。
“我听了他给我的那张小样，非常喜欢，想看这个乐队现场演出，所以把他们加进了正在做的Skatefest音乐节演出名单里。那不是他们第一次演出，但也是早期的演出了。我还留着一张海报呢，因为觉得很好看。他们很有活力，尽管观众听不到他们在唱什么，甚至都没听说过他们，但他们表演的很尽力。即使那么早期的时候，杰拉德就已经在控场了，他完全掌控了在场的观众。
“他们那天的表现太棒了，我也很想和他们合作。几天后我给他们打了电话，表明意愿。他们商量后回复了我，说想让我来当演出经纪人。”
刚开始的时候，他发现帮MCR订演出还挺难——弗兰克记得加勒跟他们说，“你们风格太独特了。”他们第一次演出是和一个叫北极星的乐队一起，但加勒只要找到机会就想帮他们订上——不论领衔的乐队是什么风格。
“他什么方法都试了——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杰拉德说。“我们和基督教乐队、金属乐队、硬核乐队、独立乐队等等等等都一起表演过。”
“那时候就是在不停的试错，”加勒说。“我们把他们和硬核的美国噩梦乐队放一起演出，然后是金属核的叛客魔咒乐队，后来又是后硬核的静止摇篮曲乐队。他们就是想要出去演出，所以我们就让他们保持忙碌状态，目标是让他们别呆在家里，出去表演，因为他们的现场真的很棒。他们把每个人都征服了。我们就觉得，’来吧，咱们看看到底能征服多少人，看看到底能走多远。’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他们也乐在其中，想征服全场的观众。”
“重点就是尽可能的多演出，”弗兰克说。“我们常常就问，’你们那有演出吗？谁那里有演出？带上我们吧，我们谁都演、哪都演。那些我们都不在乎，只要让我们上。’无论哪里，我们都会去，因为我们就只有这些。
“星期四是我看过的最棒的现场乐队之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加入MCR之前，也是2001年突破性的专辑《全面沦陷》发行之前，有次在外战老兵俱乐部表演，场面特别疯狂。小孩们都疯了一样，我太想拥有这种感觉了，我也想登上巡演小货车然后出发，我也想去那些我在书上读到过的城市演出。我知道，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做这些，就太圆满了。我只是想加入一个有意义的乐队。去体育馆演出？那感觉太不现实了，我还从未这么考虑过。”
大多数晚上，去看他们演出的人都很少——去的人还大多数是去看领衔乐队的，或者是因为MCR来自在音乐圈颇受好评的新泽西。那时候真的很难：和叛客魔咒乐队一起演出那次，他们不得不在领衔的叛客魔咒乐队的周边摊位上讨几件T恤，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干净衣服穿了。但他们坚持下来了，尽管观众没有明显变多，但还是在增长。尽管不是多么光彩的事，但当时的重点也不在于此。
“我还记得一些特别早期的演出，”几年后弗兰克回忆说。“我记得有次住在一家便宜的连锁宾馆’骑士旅馆’，门却关不上。我们只能用柜子抵住门，所有人还都睡在一张床上。”
“是的，”麦克笑道。“我们让一个人去办入住，然后其他人趁没人注意偷偷溜进去。”
“一般就我们五个人，”杰拉德补充说。“但有时候我们会强迫个朋友一起，假扮我们的巡演经理。他的唯一工作就是提前打电话，要求准备好薯条、莎莎酱和水。”
加勒记得早期那些演出都非常激烈。“他们会使出所有的力气，甚至会打坏东西。每晚都是关乎赢得这场演出，然后考虑怎么获得巡演，去更大的场演出，”他说。
有眼球唱片的支持非常重要，毕竟是由瑞克利在做后盾，他可以说是整个后硬核运动的领袖人物了。当一些乐队还在很多优秀乐队中间苦苦挣扎想要获得关注时，MCR已经开始脱颖而出了。
为数不多的早期粉丝从乐队身上看到：他们有着同样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歌很清楚的表明他们和观众们有一样的混乱状态。他们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MCR不仅大声唱出了美国小城镇生活的无望，还用他们黑暗的、吸血鬼式的幻想为人们提供了逃离的办法。
“雪球就是这样滚起来的——我们会在一些无法融入的演出中表演，”弗兰克说。“那里也有无法融入的孩子，他们就会专注于我们。他们会把我们讲给同样无法融入的朋友，人就越来越多。突然间，这所有无法融入的孩子们就会来看我们的演出，发现在这里他们可以做自己，因为我们就和他们一样。”
他说乐队开始感觉自己能为一些人发声，为那些内心忿恨的孤独的人，为那些不善社交的人，为那些不同于大多数的任何人。
“是的，因为我们也是一样，”弗兰克说。“我们也遭人吐口水和嘲笑过。对此我们只能不在意，不让这些事影响我们。我们觉得这件事很重要，自己所做的也很重要，去告诉他们不融入大多数人是没有问题的。能给有相同感受的孩子这样一个声音真的很棒。他们是有朝一日能征服世界的人。如果我们能让人觉得自己值得，目的就达到了。”
弗兰克立刻就爱上了这种巡演生活。为了表明决心，也出于对平庸生活的反叛，他在脖子上纹了一只蝎子，高到用衣领盖不住的那种。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切断后路，即使乐队不成功，自己也无法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中去了。“我爸气坏了，”他承认说。
但越来越多事情慢慢表明，MCR不会走向失败。杰拉德注意到，当他们和其他乐队一起演出时，观众中有MCR自己的粉丝——有人专门来看他们了。
“我开始注意到观众中有了小群体，”他说。“可能只有五到十个人来看我们，但他们是就是喜欢我们而不是别人的五到十个人。专门来看我们的。而且他们都不是结伴来的，都各自站在不同的角落。”
他们演出的越多，就越熟悉自己的音乐。在路上的时间越长，关系也越紧密，成了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氛围。特别是对杰拉德来说，去演出就像是去打仗，他们要出发，去征服每个夜晚。
“有件乐队早期的事我要说一下，就是在乐队内部，这是一件很有魔力的事，”他说。“我们感觉自己在尽情燃烧，没人能阻拦我们。没有人能说清我们到底听起来是什么样的，但他们知道就是喜欢这种音乐。我们冲到一个地方演出，等歌单演完，到处都是碎玻璃和被打碎的其他东西。
“有次在循环大厅演出，我撞上了空调；我总是用身体和脸撞上各种东西。那时候我挺有自毁倾向，但其中也有魅力所在。有一种能量感笼罩着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团伙，反叛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是我们在对抗世界。
“我看过一个莱蒙斯乐队的纪录片，里面把成立乐队的感觉说的太精准了——你们感觉像是个团伙，在对峙着什么。你们只和成员一起出去，大家一看就是一类人，其他人不会靠近的，因为他们要么害怕你们要么觉得你们是混蛋。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感觉，像是一个团伙一般。”
当然也有讽刺的地方。组建乐队的期待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像是被排挤、在新泽西不受欢迎的人，希望通过那些彻夜奔波的巡演，在场子里找到同样的人，不再感到被冷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本不是这样，”杰拉德说。“我们太理想化了。当我们走出去，才意识到和我们一样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就和他们宣战了。”
和巡演中的摇滚乐队不太一样——或许和后硬核乐队推崇的朋克道德信条有关——他们对于巡演中见到的女孩们没什么兴趣，而且很鄙视那些不太节制的人。
“我们不赞同骨肉皮，不赞同一些宣传商的操作，这些都成了乐队的一部分，塑造了我们自己，”杰拉德说。“跟我们一起演出的乐队，我们有的喜欢，有的讨厌。我们会听到有乐队抱怨我们，那只会让我们更讨厌他们。
“但并不是说我们过得不开心，这也是一个能见识更多世界的机会。之前我们都没怎么出过新泽西，所以巡演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这是种学习体验，也塑造了我们的性格。”
这更激发了被排挤的那种感觉，成为支撑他们走过早期、继续大部分职业生涯的力量。“那种感觉开始在演出中激励我们，”麦克说。“那种逆境让我们有了别人没有的优势。”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让我们五个上路去演出，就是我们对抗全世界，”弗兰克同意道。“特别是当你每晚面对观众表演的时候。你甚至得把你的粉丝当成对立面，而演出就是你要赢得的战役。我们上场要去秒杀所有人，没有人能阻挡我们，我们要征服在场的每个人。这就是我们每晚上场的状态，去秒杀每个人。”
这种态度定义了他们的演出。甚至很多年后，他们还会把上路巡演比作去打仗。这种对抗性的态度会至少延续到他们的第三张专辑《黑色游行》的巡演结束。
但随着早期演出的增加，粉丝也慢慢多了起来。这些支持者和乐队的人想法如出一辙，意味着MCR的粉丝虽然数量不多，但非常忠诚。而且这些粉丝会再告诉自己的朋友，朋友又会告诉朋友，直到乐队的粉丝基础增长到不可思议的规模。
“有次我看到一个小孩朝脸给了另一个小孩一拳，因为他想攻击我们来着，”杰拉德说。“他就这么打了他，被打的小孩就闭嘴了。还真有点酷。”
“我们代表着那些不被接受、或者厌倦了总在追求别人接受的人。我们支持那些因为没有得体衣服、没有酷酷的莫霍克发型而被拒绝的孩子们。我们表演的那半个小时里，他们是安全的。如果他们感觉不安全，就可以去反抗其他小孩。”
“看到这些被排挤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地方，感觉真的很好，”弗兰克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外面还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只是在人群中，而非在我们敬仰的那些乐队里。我们本意并不在此，没有四处去获得这些人的支持。我们从未想过成为什么超级英雄或者道德模范。但是能留意一下那些没人留意的孩子，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我真希望我成长过程中也有这样的人。话说回来，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感觉也很奇怪，因为我们也是小孩，跟他们一样，我们也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
随着粉丝群体的增加，支持也多了起来，乐队备受鼓舞。对于他们五个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做出了点什么。杰拉德刚从漫画事业的挫败感中走出来，麦克和弗兰克从大学肄业，雷也意识到自己距离成为电影剪辑师还很遥远，而马特·贝利西埃除了乐队之外什么工作也没有。当观众们跟着唱起来，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他们擅长的领域。
“证明别人错了，这种感觉很好，”弗兰克说。“人们常跟我说我不会成功的；他们一天三次的跟我说，乐队不会成功。但你不能放在心上。这么跟你说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罢了。他们干着自己也不喜欢的朝九晚五的垃圾工作，而且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所以想拉着其他人跟他们一起不快乐。”
慢慢的，他们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乐队，和二手乐队成了好朋友——二手乐队2002年的首张同名专辑让他们几近获得主流音乐圈的成功。二手乐队的巡演经理布莱恩·谢克特先认识了MCR的人。尽管很年轻，但他对于运营乐队已经很有经验，又很有干劲、雷厉风行。他对于《子弹》这张专辑印象很好，2002年MCR在芝加哥助演二手乐队的时候也看过他们演出。他跟二手乐队的主唱伯特·麦克拉肯建议说2003年2月的演出带上MCR。这就是这段重要关系的开始。很快二手乐队就带着MCR演出了——不可否认这让MCR受益很多。
事实上，杰拉德和伯特很快就成了朋友，两人都很有魅力，都有自毁倾向，还都爱喝酒，形成了坚定又危险的友谊。上一秒两人还在台上合唱，下一秒可能就对着镜头亲吻对方。
第一次跟着二手乐队进行巡演，MCR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尽管眼球唱片的销售规模不大——所以不难看出《子弹》这张专销量一般——谢克特却一直注意着MCR的观众反响如何，也注意着作为助演乐队他们的周边卖的怎么样。他很震惊。“他们开始慢慢的吸引了一些新粉丝，周边也卖的越来越好，”他说。“那确实是一个看乐队火不火的指标。周边卖的越多，说明乐队越受欢迎。”
谢克特对MCR印象很好，提出想要成为他们的经纪人，MCR同意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就觉得巡演很辛苦，那现在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辛苦。2003年3月，谢克特整装好了乐队——前往欧洲，依旧作为二手乐队的助演。那可真是糟透了。
“太惨了，”弗兰克说。“我们第一次去英国和欧洲演出的经历真他妈太惨了。我们一边觉得，’天哪，我们终于来了！’一边想着，’真他妈凄惨啊。’”
他们去英国的预算不够，所以新经纪人还自己掏了腰包。这意味着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甚至连买张欧洲公路地图的钱都没有。他们挤在一辆小货车里，所有的设备就摞在旁边。他们有个叫艾迪的巡演经理，也是他们的吉他技术人员、鼓的技术人员，兼任各项工作。还有一个叫肖恩的朋友，跟着帮忙卖周边。
眼球唱片的亚历克斯·萨维德拉也跟着，因为他能开车。“整个路程非常搞笑，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开手动挡的车，而且英国都是靠左行，”他说。“好几次我们都差点撞上，感觉太不真实了。每次我们的反应都是大笑。我们一路逆行，其他车都跟我们对着开，我们就笑的跟几个智障一样。我们当时怎么想的？怎么觉得我们能开着手动挡游遍英国的？”
2003年3月2日，巡演从伍尔弗汉普顿的伍弗恩场馆开始，接下来的两周，乐队还会前往伦敦、科隆、阿姆斯特丹、汉堡、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再进行7场演出。第一场演出还可以，除了这是MCR在海外的首次演出之外，没什么可说的。但之后发生的事情，会让这场演出更有纪念意义。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伍尔弗汉普顿的那场，”萨维德拉说。“刚好是乔治·W·布什把美国搅入另一场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演出场馆隔壁就正在进行一个反战集会。我下楼去一家咖啡馆点个饮料，想做一下手头的工作，结果集会的人觉得我们是支持战争的，就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就把我们的大客车给点着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根本没有钱，只开了一辆面包车——我们根本没有大客车。所以他们点着的其实是别人的车，跟我们演出毫无关系的人。我们开着面包车就跑了，想着，’哇——真操蛋。’”
侥幸逃脱。尽管和二手乐队的短暂欧洲巡演非常混乱，但他们注意到了一个和美国同样的现象：观众中有一部分人是专门为他们而来，而非领衔乐队。这是他们又经历了一番提心吊胆的赶场，在西班牙结束最后一场演出时突然间意识到的。
“我们在西班牙迷路了，手里拿着的一张地图还是英国的，”弗兰克说。“我们开的是一辆英国小货车，方向盘在右边就够别扭的；现在到了欧洲，方向就更别扭了。有个叫肖恩的朋友跟着我们卖周边，半路的时候他的鞋丢了，他就疯了。真是太他妈糟糕了。
“但从一开始，演出就很棒。这是唯一我没打电话跟我妈说’来接我回去吧’的原因。小孩们都能跟着唱，挥舞着拳头。在西班牙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还有从葡萄牙赶来的小孩，穿着自制的MCR的T恤。真的很赞。我们感觉像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从那时起，就无法回头了……只要我们能撑过这个操蛋巡演！”
他们回到美国的时候伤痕累累但又满心喜悦；这次出国巡演给他们打足了气。他们立马和另一个乐队又一起上路巡演了——返回星期日乐队（Taking Back Sunday）。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从领衔乐队身上学习各种技巧，而且，如果敢于承认的话，还会每晚想着怎么在势头上压过对方。
“有种良性竞争的氛围，”弗兰克说。“如果你和返回星期日乐队这样的朋友们一起巡演，你能看到粉丝会有什么反响，因为他们是支很棒的现场乐队。台下大家都是好兄弟，但当我们上场时，就感觉，’好了，轮到我们了。’我觉得他们也是这种感觉。这种竞争让我们演出的更好——因为每一天都想压制对方更狠一些，所以我们都挖掘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这关乎尽其所能的去演出——看看对方征服了多少观众，再想想自己要做到多好才能更出众。我们从那些演出中学到了很多。”
他们还意识到，自己想要更进一步。MCR知道，他们想变得更强。
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开始慢慢地缠上MCR的至少两个成员。当日益增长的粉丝群体给了他们鼓舞，他们那种对抗世界式的态度也在激励着自己，而杰拉德和麦克在巡演中却愈发地依赖酒精了。
首次登台时，是啤酒给了他们勇气，现在依然是。两兄弟会用酒精来给自己打气。当他们下场的时候，他们会喝更多酒，帮助自己镇定下来。而且，当他们在陌生的城市无所事事时，酒精总是能立即终结这种无聊。
“你会很惊异的发现，巡演的很多时候，啤酒比水好找，”杰拉德说。“找啤酒就是比别的东西容易，所以我们就喝。我们一无聊就开始喝酒，情况就变得有点严重了。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台上的半个小时——我只关心这个，其他的都没意义。我们仍然像个团伙一样，非常反社会，我除表演外的时间都在盯着墙，等着出发，所以就开始喝酒解闷。”
除了提供一个逃离现实的途径，酒精还帮他重塑自己歌里的那些角色，让他在舞台上找到写歌时的黑暗想法和奇怪情绪。演出结束，酒精又成了一种隔离这些情绪的工具。“那些音乐真的很激烈；关乎很多黑暗又混乱的东西，我意识到我们每表演一次，我就得亲身经历一次，”他说。“所以我就喝酒。喝酒的感觉也从不像是在聚会；更像是我在应付什么，在消磨时间，给自己减压，让自己失去知觉。”
酒精也嵌入了他对主唱的角色想象：不可否认，他心里有一部分是享受成为这样一个阴暗、堕落、有自毁倾向的主唱的。酒精帮助他塑造了这种形象。
而对麦克来说，喝酒就是喝酒罢了。这是他一直以来都会做的事，事实上，从他在眼球唱片的那座房子里闲混的时候，他就开始喝酒了。但在早期的演出中，喝酒成了他的一种日常。“我还真从没有享受过喝酒的感觉，”他说。“酒精只是一种结束什么的方式。对于登台，我仍然会感到很紧张，而且很想家，这可帮不上忙。所以我就喝酒。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太过新鲜了。”
杰拉德觉得，自己喝酒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早期的成功并不能带来什么保障。尽管唱片反响不错，观众基数也越来越大，他还是感觉乐队很有可能会失败，即使自己也全心地信任这支乐队。
“是有压力的，”他说。“我们不知道这行不行得通，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做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想做这个，但仍不确定希望的会不会发生。”
麦克总结的更好：“我们感觉像是在一艘没有目的地的海盗船上，就不停的走啊走啊走啊。”
但慢慢的，他们还是有所进展。他们演出的越多，合作的乐队也越来越好——跟Alkaline Trio合作的那次是个高光时刻了，而返回星期日还有Senses Fail这样的新泽西乐队则成了巡演路上的好朋友。这不仅帮助MCR提升了不少，而且把他们带到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的观众群体面前。随之而来的，就是宣传和热议。
即使在早期，就有人在议论MCR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刚刚成立不久就能录制首专。另外，在火热的新泽西音乐圈出头，让人们的讨论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习惯了总碰见一些艺人与作品部门的人。“你走过一条街，不可能不碰到一个大厂牌家的星探突然从小巷口跳出来，”弗兰克回忆。2003年的春夏，那些星探真的是抓住了这种直觉。
“特别早的时候，我们就接到很多厂牌的电话了，”弗兰克说。“但这并没让我们感觉多好，反而有点恶心。我们还想再做一段时间的乐队。那些真的是太不酷了。我们拒绝了来电的大多数人，只和几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保持联系——比如麦克·吉特。有些不错的人能理解我们，但还有些人会把我们带出去喝酒，告诉我们能帮我们赚多少钱。这让我们感觉很奇怪。”
亚历克斯·萨维德拉带着自豪又心痛的心情看着，这支自己签约过、培养过、发展过的年轻乐队，慢慢走近了更大的厂牌。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挖走我们的乐队了。我挺讨厌这个的，”他说。“真的很烦，简直是疯了。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牵绊住他们，我永远也不会那样对待朋友的。我不是那种会说’你得跟我们捆绑在一块，因为你要是火了我们也想跟着火’的人。不会是那样的。我们合作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很开心，我也特别为他们感到骄傲。但如果我说这个分离的过程很棒，完全没有压力，那我肯定在说谎了。”
“一时间大家都倾巢出动去看他们的演出，”加勒说。“所有人都在给他们画饼；所有人心里都打着自己的主意。说实话，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去任何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我说他们应该去见见所有人，才会知道谁是合适的人。同时，我继续让他们保持忙碌状态，给他们订一些演出，扩大粉丝基础。”
乐队发现，经常会有艺人和作品部门的人带他们出去吃饭，跟他们许下一堆承诺，吃完他们又得从那些高档餐厅慢慢挪回自己的小面包车，仍然穿着汗湿的巡演的衣服。任何人都能看到，那些许诺的世界和他们真实生活的世界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有些人真的很好笑，”萨维德拉说。“我不会说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公司，但是有次演出前，这个人把我们全都带去了费城的一家中餐馆吃饭。他人不错，之前自己也曾组过一个独立乐队，一直在说自己的宏伟计划。他一直说，’我和你们一样，大家都不容易，所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吧——咱们今晚把卡刷爆。’整个晚上，他都在说他很不错，和我们是一样的人。结果他住在四季酒店！而我们都是睡在谁家一室公寓的地上。他跟我们哪是一样的人啊。我一直都在他们身边，跟乐队一起睡地板——而他睡在四季酒店。”
克雷格·阿伦森是第一批来看乐队表演的人。他原来也是个鼓手，在进入华纳兄弟公司前在Grand Royal唱片公司签下了颇具影响力的At The Drive-In乐队。发现了这个市场之后，又陆续签下二手乐队、The Distillers、Glassjaw，后来又签了Avenged Sevenfold、Taking Back Sunday和Against Me！这些乐队。他很有发现好音乐的能力。通过伯特·麦克拉肯和布莱恩·谢克特他听说了MCR，然后就飞往纽约，去看他们在一个小酒吧观众也很少的演出。他当场就震惊了。
“我不在乎当时观众有多少，我只知道他们实在是太棒了，”阿伦森说。“杰拉德眼睛里闪过的东西——大概只有20秒——但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和他们合作。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光，知道他内心有太多的话想说。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生动、太发自肺腑。我之前签了At The Drive-In，这支乐队让我有同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如此充满激情的能量感——是种感觉，而不是需要思考的东西，让我很震撼。从那刻起，这个决定就很容易了，我就想，’不管怎样，我一定要签下这支乐队。’我花了差不多一年，因为MCR对于签约大厂牌真的很谨慎。”
阿伦森继续关注着他们，但是远距离的关注。他知道，他们对于大厂牌很小心，用力过猛的手段只会吓跑他们。但他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签到他们。他的方式是，让对方知道自己有多感兴趣，并且告诉他们华纳会让他们的企划大放异彩的。
“他们是个想做出自己风格的乐队，”他说。“不想让一只有力的手推着走向自己不喜欢的方向。如果他们想签哪个厂牌，他们需要确定这家厂牌是值得信任的，确定里面的人能允许他们按自己的企划发展。我很支持这一点，终于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屈服了。我肯定不会再放手了，因为我是那么想和他们一起工作，保护他们不受那些大厂牌里常常出现的糟心事侵害。”
他之所以能成功，还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是那些把乐队带到高档餐厅吃大餐的星探之一。事实上，他做的恰恰相反。
“我记得克雷格·阿伦森只带我们去过I-Hop（一家便宜好吃的美国餐饮连锁店），”弗兰克说。“有天他和我们一起出去，问我们要不要吃个饭，然后我们就去吃了披萨。他的信用卡总是刷不出，所以还是我付的钱！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星探能做的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事，就是理解我们的出身，给我们带一些棒棒的CD。”
MCR最后和三四个早期以来一直保持联系的星探谈了谈，在2003年8月做出了决定。他们要和阿伦森签，入驻华纳公司旗下的Reprise唱片，这也是绿日乐队和亚声调乐队的公司。“我们关注厂牌整体情况和每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人，”弗兰克说。“所以我们选择了华纳，因为我们感觉总的来说他们最好。那儿的人真的关心艺术，我们团队里的人也真的关心我们，和我们一样热爱这个乐队。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希望从一家厂牌得到的。”
也是因为萨维德拉为他们考虑，他们离开了眼球唱片，但还是好朋友。但杰拉德仍然非常担心粉丝们的想法。毕竟，粉丝们爱上的是一支地下乐队，关系紧密，演出完还能聊天。粉丝可能会觉得，一旦签给了大厂牌而不是独立厂牌，乐队就变了。所以杰拉德亲自执笔写了一封信，放在了乐队网站上。这封信写的也很有叛逆意味。
“亲爱的朋友们，把这封信看做一个宣言，一个威胁吧，”他写道。“刚刚结束了一场演出，每个人都酣畅淋漓，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的写信方式。这件事在我的内在、我的脑海和心里最深的地方燃烧。有些事我必须要说，有些事你需要知道。
“我们为自己组建了这支乐队，去洗涤灵魂，去清除内心的邪恶，去找回天真。当你整天被别人说不够好，有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尽力气大喊一声“去你的吧”。这支乐队，自始至终，都会本着这三种品质：诚实、真诚、忠实。你会在任何一个采访中听到这些词语，因为那就是我们追求的。现在我们正在摇滚之城底特律，这件事我实在是拖了太久没说……有事情正在发生。
“改变就在当下。音乐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我。总有些乐队是真有话想对你说，而不是卖自家衣服厂的T恤。经常会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当一个乐队签约了一家大厂牌，他们会说，’我们会改变音乐。我们会写出下一首《Smells Like Teen Spirit》。’这太扯淡了。
“人们不会改变音乐，是音乐在改变人。音乐的力量比你我加起来还要大。它就像一颗带着印有“杀”字导火索的中子弹，等着你去按下那个按钮。
“这是一场革命，你可以成为这场改变的一部分，也可以困在原地，在这场追寻尽情燃烧的探险中故步自封。
“关于尊重：我们从未没完没了地寻求它，就像寻求圣杯或者他妈的诺亚方舟那样。如果我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我就去当父亲了。我可以生几个孩子，抚养他们长大，让他们在我老了的时候照顾我，帮我连好支撑生命的那些仪器。音乐是一种信息，它比发信人更重要。人们问我要说些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人要去追寻自己。这不是逃避。如果你追寻到了自己，你会看见更多。
“关于精英主义：如果有哪怕一秒，你觉得你比一个穿着绿日T恤的16岁女生更高贵，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想想你第一次去看演唱会，见到你最喜欢的乐队时的感觉。你穿着他们的T恤，唱着每一句歌词。你不知道任何圈里的博弈，不关心发型或者什么流行。你唯一知道的是，是这些音乐让你和那些与你分享柜子人不同。有人真的懂你，这就是音乐的意义。
“我们会有一些改变……我们所有人。从一开始就跟我们一起的，到现在来的孩子们。我们永远是眼球唱片的乐队。这家厂牌给我们的支持、关注和爱让我们走到了这里——我们是一个家庭。
“我想在那些小道消息和传闻之前，做第一个告诉你这件事的人。我想从那些混乱的街区，从破旧的酒吧，通过一盏盏的街灯和线缆大声喊出这些话。我们就要进发到你的城市了。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都在一起……顺便说……我们签约了Reprise，已经他妈的准备好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尖叫声了。”
这份声明就是这样，最后才提到签约大厂牌的事。阿伦森觉得，乐队对于加入Reprise其实顾虑不大，但还是发了这样一份声明作为“保险”，让粉丝们放心，他们不会忘记初衷。
一开始，签约没带来什么变化。MCR仍然在巡演路上，努力完成每次演出。但他们开始非常热忱地写歌，到2003年11月，基本已经写出了第二张专辑里的好几首。
但一件事的发生让一切笼上了阴影，也定了下张专辑的基调。本来，他们签好了大厂牌，歌也写的差不多，未来看起来很明朗，这件事让路家两兄弟一下回到了现实。就在他们完成首专巡演的第二天，杰拉德和麦克的外婆去世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晴天霹雳。
埃琳娜之前就已经病了，在医院做了心脏手术。杰拉德和麦克在巡演中得到的消息说，手术成功了。但他们不知道，手术没有完全成功。他们本计划一结束巡演就去看她，但再没有机会了。杰拉德因此对自己非常愤怒。
“我结束了巡演回到家，上床睡觉，第二天起来就得知她去世了。她是我回家的那天晚上走的，”他说。“我实在是太恨了，我在外巡演了一年半，都没有去看过她。”
外婆去世让杰拉德和麦克很受打击。对杰拉德来说，首先是失去了那个培养、鼓励他创作的女人的悲痛，另外，没能在最后的时光陪在她身边，让杰拉德非常愧疚。
“我最为尊重我外婆。她对我影响重大，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现在一切都不存在。我真的这么觉得，”他说。“她鼓励我去做所有事情。我想我之所以走上音乐之路，就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她允许我不停地去尝试，让我找到我擅长的，然后坐在我身边，鼓励我。
“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意大利老太太，但她是那么努力。我还记得她的手，就像我的手，很瘦又遍布青筋，但却很有力量。我有她那样的一双手。她就用那样的手干活、弹钢琴。她耳后总别着一支铅笔，因为总要写写画画些什么。对于一名如此瘦小的女人来说，她的手真的很有劲。当我失去她，我觉得天都塌了，觉得我完了，觉得失去了我的导师。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本来就有酗酒倾向、愈发依赖抗焦虑药物的杰拉德开始更加依赖酒精和药物。他决心，关于埃琳娜的记忆一定要被铭记。于是他开始创作一首关于外婆的歌——《海伦娜》——饱含痛彻心扉的哀恸。
“其中有很多自我厌恶的感觉，”他说。“《海伦娜》是一封写给我自己的、愤怒的公开信。它关于为什么我没能陪伴对我如此重要的人，为什么我没能在最后的时光在她身边。那种自我厌恶感占据了大部分歌词。”
尽管第二张专辑的歌已经基本写完，但《海伦娜》塑造了MCR未来的方向。这是一首来自心底的歌，却奠定了乐队下一步的风格基调。几个月后，MCR就会在洛杉矶的一家录音室录制签约大厂牌后的首张专辑，《为甜蜜复仇三呼喝彩》。埃琳娜的去世和两兄弟的心情会大大地影响整个进程。
“她去世时和之后六天我所经历的感受，填满了《复仇》的整个录制过程，”杰拉德说。“所有愤怒、厌恶、对上天的怨恨、焦虑、攻击性这些毒液般的情绪都来自那六天。一个人哀悼过程中体会到的每一种情绪都在《复仇》里。当你打破这张专辑的所有故事，最终听到的是两个失去了外婆的小男孩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