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注册

城市防管控时期的电动自行车

节操之王 2022-04-27 15:59:06

还要啥自行车？我要电动自行车，能拉货的。——疫情期间某仓储型超市经理。

针对多变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意味着对突然对某一处实施“静态”辖制的增加，往往因为疫情爆发的不确定性而具有了随机性和突发性。一旦进入此种大范围的综合性停罢的情境中，维持并加固某些“便捷却脆弱”的动态联系就变得尤为重要，例如生活物资的交易和运输。我们需要脱出惯常的视角来思考电动自行车，它们不单是在与外卖小哥合体的道路“刺客”，也不单在市政工程之中时常呼吁规范管理（如强制要求上牌照、限速和强制要求佩戴头盔）却又纷乱难治的“事故制造工具”，作为维持城市物联网络末端的重要日常器物，它在特殊时期的所能够发挥的效能被赋予了无上的必要性，维持着本具有的便捷性。

2022年3月至4月的疫情最终导致使太原这一处被市民频频谐谑地向外地人炫耀中“疫情是什么？”，以及调侃的“病毒都不会光顾”省会城市突然从一片花天锦地迅速切换成公共街道层面的“静态管控”，被防范、管控和封控三种封闭治理标准区隔开来的，只余下依然在夜间产生光污染的霓虹灯硬装和入口锁闭的建筑门墙，作为城市建造者和使用者的人类则被围闭在建筑物之内，受其承载和庇护。要知道，如果以省级行政区为官方每日疫情通报和量化统计的基本承载单元的话，山西省和太原主城区在新冠病毒出现伊始至2022年4月之前的疫情编年史中都未留下多少印记，即便在某一波疫情的峰值之时未曾受到多少波及，外地关联病例也从未造成本地的大面积扩散爆发。这一点在太原市民眼中是真正值得自豪的“不败神话”。比如我父亲，他每每看到新闻报道以着色地图的方式通报当天全国疫情状况时，便会一边嗑瓜子，一边昂头，自豪地啸叫道：“你看，周边几个省份都是黄色和红色的，唯独山西是绿色的。”很多朋友也会拍着我的肩膀，嘲笑我是“盐酱口”：“你别乱说，怕什么，山西/太原一向是很稳的。”山西和太原似乎是一处不仅被地缘经济刺激政策、宏观城市群规划所遗忘的，也被新冠病毒家族遗忘的一隅之地。它总能以不同于周边地理区位的维持一种“稳态”，在疫病蔓延的时期也保持暂时的安全性。

在乍降的城市停罢影响下，区域内的交通链和物流供应链也处在半瘫痪状态除了为跨地跨区的必要物资运送的货车、救护车、警车和垃圾成等服务性或特种目的车辆的通行开辟有绿色通道之外，任何无通行证又非特种目的机动车已经禁止通行。该种现状又与大部分被管控的，失去迁流性的社区居民们因无法自行采选必需品而亟亟期求，又面临着货品涨价的“需求危机”构成了一对致命的矛盾。这时候，电动自行车便被从其作为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通行工具和运输工具等等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和惯常性（habituality）中暂且脱出，获得了更多的倚重和赞颂，并满载着维生之物资，成为了代表链接性，以及封闭期前依然能维持区域社会有机体新陈代谢的某种动能和细胞。

巧合的是，我与三名电动车分销商大哥熟识，一名是与我关系要好的邻居M哥，另两位是我微信好友），通过与他们百无聊赖地抽烟+聊天和微信闲扯淡，以及自己在管控期间与家中阳台远望的所见所闻，我似乎完成了一次围绕着电动自行车的器物研究的一次不太正规的“微型（田野）调查”，其大致情况如下：

1. 在4月4日本区突宣为管控当日，随着线上物资订单的数量激增，各个商家的线下货物派送的压力空前巨大的情况下，当日傍晚几名老大哥便接到了大量的电动自行车订单，分别来自本社区周边的几家大型仓储式超市（美特好、沃尔码、北京华联等）和许多个体商户，需求数量从六辆至十余辆不等。

2. 其中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货车的需求量短时骤增。

3.用于替换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的订单短时激增。

4. 电动自行车把套、头盔、防雨罩等配套物品的需求上升。

5. 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被习惯性地统称为电动车，但往往在样式和管理政策有较大区别，而且被分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两类且分受两种政策管理，因此需要特别询问订购方在要求。似乎是出于避开机动车更为严苛的管理条例，封管期间的订单以电动自行车为主。

6. 由于全市不同区域的封闭政策区隔，三名老大哥的门店和货品仓库又刚巧建在管控区内，都因临时的管控而处在封闭状态，随后太原市周围的跨市公路也全部封闭，调备货源一时间变得异常棘手。因此，从哪一处尚未被封锁政策覆盖的临近区域调集货源，以何种方式运抵需求一方成为了他们用电话和微信与合作伙伴沟通解决的首要问题。

7. 电动自行车的维修需求也有激增，但此时是还能自由行动的维修人员的数量寥寥可数。“跨组织/经销商”的互助行动却不断出现，有某种共克时艰的意味。

8. 几名老大哥因此事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焦虑情绪。

9. 两周之后（4月18日），政府下达了无新增病例的区域逐渐解封的通告，这些情况才略有好转。

同时地，电动自行车的某种 “社会-技术”功能性和作为城市内循环基件的存在之必要性却被临时地拔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的防管封行策为这些派属性的进一步凸显创造了条件：

1. 电动自行车的在特殊时期必要性体现在它成为向城市生命体的毛细血管末端输送必需品的细胞级的运输工具，它是除了特种车辆以外能深入到暂时有条件开启的城市空间划分的基础聚落单元中的运载工具。

凑巧的是，我居住的层较低，站在窗边便能够眺看到楼前被封控的大街以及十字路口处用青草喷漆铁皮围挡临时焊制的卡口，在这两周中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着近乎死寂静的迥异日常图景:

在宛似死城的街道上，救护车的疾驰都变得如闲庭信步一样轻而易举。忙碌的运输被政令和随后搭建的简陋街垒阻断而，交通工具的停罢让不堪负载的城市路面沉降的速度减缓，只留下这被人类寄生的，只有一百斤以下重量的电驱动工蚁的前后轮胎与沥青或水泥路面摩擦中发出如节肢动物爬遍A4纸的琐碎声音脉冲，在这种细微的声音和没有被四轮汽车遍布覆盖的灰色路面一般突兀。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或辅警百无聊赖地或站或坐在卡口外侧，检查通行证，测量运输者的核酸证明并测量体温，机械性地开合着铁皮隔断唯一没有焊死的一处。只有偶然出现的救护车或警车能使他们加快行动的速度。

这种俯视视角的声画组合令我即心安又不安，在真实城市景观表现出绵延的不变性同时，对声音的感知会变得异常敏感，尤其是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出能让管控区闸口出现密集变化的即可能送达给养之物并驼负着希望的弥赛亚们，也可能是也前来运输病患的医护人员与民警（这些特种车辆并未打开），这时的情绪波动也尽由这些细小声音主导。

当站在小区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外送物资的到来，能聆听到以往被电动马达噪声所掩盖的鸟鸣，视觉辨识度异常显眼的外送平台工作人员穿着高明度亮色的制服，骑跨在电动自行车上的圣像忽地闯入被小区大门框限的视野中。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只要两种可能，或疾驰而过，你便期盼则下一位勇者在你面前的停留，亦或在与你隔着四五米远的升降杆前驻足，中气十足却烦躁地喝问你姓名和手机尾号的后四位。这时电动自行车就仿佛是无所不能的施动机器，，恩赐了食物饮水和赓续生存的希望，让升降杆和令人恼怒的警戒线的功能短暂无效化，哪怕是从卸货到无接触自取的瞬时性过程，也能让我回味到与世界关联性还在，我依然是城市生态圈的一个物块，依然是物联网的末梢之一，依然是社会规模技术系统中的眷顾者/受统御者。

2. 电动自行车迅速获了防管封时期的特别通行权。

“硬封控”设施铸造器暂时地用焊接、围挡和锁闭的方式暂时性地阻断了隔断，为路面增高了一人多或半人的高度。这意味着某一个区域的空间上纵的高度出现了脆弱的叠加和遮拦——这往往是只需要动一动手和脚的事情，甚至无序借助任何工具——这些单层铁皮围栏可以轻易破坏或攀越（用屁股都能撅开），“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隔离带更经不起一步之跨，更不用说以帆布/塑料制作的加装反光条的并栓绑在塑料三角路障锥上的警戒线。而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隔断物在施给道德层面的局限性要远高于物理层面。或许这些简单的区隔标记/街垒的置放本就是为了迎接终焉的契机，取得与疫情“巷战”的“胜利”之后进行迅驰公开地，又如仪式般的解除封锁和撤掉隔断物的阈限。在此所言的是必定被再次出现的繁华所取代的冷萧街景的消退。

不与其他城市禁止任何电动车在管控期间的通行的交规类似（如湖南邵阳），太原并未针对电动自行车实行任何禁行，将其划分到了保障车辆的类别中，赋予之暂时的特别通行权。这与日常针对电动自行车的强驱收束式的治理风格略显不同。2022年3月份太原市再次修订了《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这其中将几项提倡措施升级为强制限制，如电动自行车禁止私人改装，乘行者必定要佩戴头盔，必须遵守停放地点划分。除这以外，交通管理部门也加强了对电动自行车违章违规的监视与惩戒的膂力，增设了更密集的人力检测卡口以扫清监控摄像头的盲区。试图通过严束的规定以预防一般意义上与电动自行车捆绑的消极后果。

正在发挥功能的隔断物电动自行车预留有一处能供开合的通路——唯一一处未焊接死的开合，小区所处路口隔断开与合是日均几十上百次的，是具有充分正当性的日常契机：仅供颁授有通行证的负载的装满物资的电动自行车与其他特种车辆进出区，充塞货物而来，空驶离去。电动自行车得在携带两个以上的货架是以最高速度疾驰，“合情”地占使骑车到与人行道，随意停放在任何区域，只要电动自行车服务于紧急状态下物资供给，便可以暂且获得目的论和必要性的加持，无序估计行驶规章的约束（何况此时的日常交规本身也暂时地无效化了）。

但是，这也催生了也有另一种没有通行证获准的“特别通行权”，但它囿于封管区域的边界内。电动自行车成为尚属于防范区的居民们化身为城市闲逛的游荡者们或往返于开门营业的超市或蔬菜贩售点采购屋子的首选代步工具（据我闲时坐在小区门口观察，其出现的频次多于自行车）。操纵者的身体必须暴露在外，以肉体感受春时的乍暖还寒。特殊时期的汽车行驶权被暂时性地剥夺，但驾驶电动自行车依旧贯彻着以“比自行车更为省劲”的首要原则。也许电动自行车的驾驶经验。于街景（cityscape）的桥接和某种连贯性的观看体验是有增强效应的，此时除去购买生活物品，对不少上了年纪的居民而言，能促成骑行行为本身的动因只有闲逛。大爷大妈在闲聊之中总会表露出对防范区居民的羡慕之情——他们似乎很享受这种意外保留下来的“信车由缰”通行权和如同与时间流竞速实则毫无目的性的游荡。他们渴望重新利用起电动自行车的可移动性，似乎因为封管期间近似于静止静态借道景像正待铺展开来的画卷一样为电动自行车的多重位移所赋权，也不见了过分密闭的人群和违章乱停的汽车于视觉上形成的感知景致的阻碍。

3. 紧急状态下对电动自行车的续航性和运力负载极限/悬挂性的测评和挑战。

一次驼载超出上限的货物，必致燃耗的增幅。如何替换和补充驱动核心关乎到紧急状态下能否维持电动自行车物联网络的延绵运作和发射脉冲的关键因素，也是蓄电池需求短时激增的原因。利用广布的家用电源在数个小时之内完成能源补充和提升更换蓄电池的便利似乎是电动自行车的另一重便捷和效率的体现，仅需要与家用电源相连，即可完成充能。。当然蓄电池需求的增加也许意味着在某间超市的某处，一个不断替换的“电源-从电器-蓄电池”的能源补充阵列已经形成。无需充电桩或加油站/加气站，与特殊地点未形成必要绑带关系的小型蓄电池在与它们体积更大的兄弟以及化石燃料储存介质的共存中暂时地胜出。这种短时间内的领先优势虽然会在解封之后的“新的常态化”的城市运作中被迅速抹除，但是否会随着燃油车在若干个十年之后的全面禁售，又尚未出现能源储存介质的革命性技术升级之时再次领跑？

可替换能源储存介质的需求与电动自行车的需求为正相关，如老哥G的在聊天时的无意吐槽：有些商家在订购一辆电动车自行车同时要求搭配三四块可替换的蓄电池，这实际上远超所需。依他所言，就算是比平日更频繁的使用频次也远很难超出蓄电池一次充电的使用上线（使用年限较长的蓄电池则另当别论），何况考虑到太原市区的商超密集程度和被管控区域的有限边界，以及骑手的数量，电动自行车不会承担长距离运输，每辆电动自行车只保留有一到两块可替换的蓄电池便已足够，循环充电使用，足够保证运力和维持最高的“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的搭配使用效率。但供货商绝不会向购买方提出任何建议，只负责供应后者所需。可想而知，一旦城市恢复了日常秩序，受焦虑激期的暂时性囤积癖而购置储存的大量蓄电池便会成为静置的浪费。

而就其载重力而言2022年新出台的标准站在2019年的旧基准上略有升调，通常电动自行车的负载上限为55kg（原为45kg），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车架最大负载为上调为了150kg至200kg，很明显，后者的载重能力要远超前者。但不同地区的交规对习惯性统称为“电动车”却又存在物理性区别，有着不同的管理办法，如太原的规章对所有类别的电动车一视同仁，而广东中山则用三种颜色的车牌区别了电动自行车车，电动摩托车与即将报废的电动车，并各类改装/加装配件有着严格的限制。

用电动自行车运输电动自行车也是封管时期由简单机械参演的点对点的交易的艺术。由于缺少机动车运力，供货商的运力受限，因此使用电动自行车运送维修配件到目的地的再装配/更换是为唯一方法。如同转送移植的人体器官的紧急医疗队一样，电动自行车运送同类的零件/器官。待交货之时先完成“召唤”（买卖双方的等待、碰面、交货、验货），随后由销售方的人拼装起具有相同功能的车辆或维修故障，紧急加盟投送物资的游击军团。在一次比平常延存更久的交易中，有的新车的车架安静地立候在三轮货车的后部，已准备好缄默无言地投身于新一轮的道路消耗之旅，它们是技术和工厂生产线之子，即将为确保造物主的生存而服务。

M哥每天的紧急电话有一半以上是在尝试调配和解决电动自行车附加配件暂时缺供的问题：将后置货架，头盔，防寒围挡的库存倾仓售出也难掩各类悬挂物缺供的现状。无法及时进行交易换取利益和一定量的社会责任感点燃了他的焦虑。其他两位老大哥的微信朋友圈也已经被图片和具体的货架型号、加强螺丝的口径、垫片的厚薄、蓄电池的型号、围挡的尺寸、储物箱的持存和材质等等的信息发布刷屏。但他们有一点私心是相同却矛盾的，都不愿将自己的多余的存货转让给商业竞争对手，却时刻秉持着能够“先借用/挂欠别家的存货”的心理，且寻猎着某位“慷慨的同行”转借出自己短缺的货品。

作为“悬挂物”的附加配件，其质量和属性不能决定电动自行车本初的行驶功能，却关乎于商品的投递效率与一定的安全性，为了适应特殊目基本选用了加强的型号，这体现了某种商业良心主义，电动车供货商们会优先为大型商超的配货安装上自己仅剩下的铁制载架（尽量不选用铝合金支架），用加强螺丝和不锈钢连接件加固地与车体扭连。且会在车把上安装防抖手机支架。一切周匝的配备皆服务于输送生活保障品的迫切目的。

保障悬挂品的质量是电动车供应商要考虑的重点——实际上他们通常也是增值服务的提供者，除了销售有关的配件，也兼为新售出的电动自行车办理手续/合法化。劣质的悬挂配件只会增加货品与手机的掉落风险——后者是切要的信息接收装置、通讯工具、路线规划，以及忙里忙里偷闲的寄寓之物。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再次变得有序，有实际功能性的应用程序占据屏幕更长的时间。如果说扶把下的usb需要传输线才能将蓄电池与手机相连，以抽取电能供给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网络末端的核心部件的高于素常的耗散，尽管蓄电池本身也在以远高于日常的负荷状态运行。可以这么说，蓄电池和电动机负责驱动力，而手机接驳入网络并更新订单状态，二者共为派送服务发生单元的双重核心

对于载物架而言，通常为后置，特殊时期为了提升效率也会增加一个，简单固定在前端下凹的车梁/踏板上，它是电动自行车运货功能的主要指示物。这一肉菜禽蛋粮食和零食的暂时储存处的额外悬挂体仰赖于小于其自体数倍和超载后轻于其自体数十倍的接口与电动自行车的主体相扣连。悬挂物是非生物体，，不需要考虑任何连结主义（connectionism）式的条件反射和应激效应，但在任何情境和突发状况下必须保证自身的稳固性和强度（intensity），除自然磨损之外，比如在急停，颠簸，频繁开合，或被较大的货品撑开变形却不至解体，能够抵御大部分的突发冲击，又不能因额为的加固措施而影响原始功能（如用胶带厚缠）。，这种坚实的稳态会持续到接扣处经常受力的某处弹便显出寿命将尽的信号或突然断裂，超过物理承载极限的补强措施（reinforancement）和过度耗损都会致使用不可预知的提前终结。

4. 2小时效率与时速15km~20km的狂飙突进。

处在防范区的，尚能自由流动的人力此时显得弥足珍贵。但随着管控区的扩展，电动车供应商可动用的人手必然渐渐减少。这似乎回到了定居与游牧两种居住方式的矛盾——资产化和金融化的定居地点必然限制了其拥有者离开它的时间长度和空间的延长距离——总会以住地为中心，骑着电动自行车绘出不一的不规则平面图形，且必然有两段线条与不规则图形的轨迹与中心相连，以昭示其离去与回归的路线的“工作/游荡轨迹”。

太原大部分防范区的居民每隔两天可以有两小时外出购置生活必需品，自由进出小区，自由踱步的时间，但始终少了些闲情，保有明确且迫切的目的性。这段时间对于电动自行车销售的从业者而言弥足珍贵，需要实现联系好全部尚能动员的人力，拟定好的分秒必争的日程表和严丝合缝的分工协议，所有业务要在两小时的流徙中妥善解决，人员在外出时限耗尽之前要赶回封控地点（同时可能也要完成生活物资的采购）。时间和高效率又成为了互相匹配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怠惰（social loafing）也暂时隐遁。

视交规而言，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上限上调到每小时25km, 在2022年颁布的新规更是细致地规定了其在城区内行驶的时速不得超越15km。但凡超过25km时速的电动助力车即分类为机动车，并执行另一套更严格的管理标准，如要求持有驾照和缴纳交通强制险。

略快于脚踏车慢于机动车的行驶速度给予了它尴尬的中间性，这也是针对其的各类管理办法愈发显得集束的缘由，时常行驶在汽车道或在自行车道内逆向冲撞以寻求最短的路径，多数电动自行车的驾驶者都受到不平等的受到“线性时间-酬劳”左右的雇佣协议的“拘管”，加速社会下时间成本往往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未在规定时间送到便意味着违约，相应地，薪酬也随之减少。为了规避压缩时间性，超速行使与违章驾驶已经成了常态，甚至于养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抵抗思维”。另一点似乎也关乎于效率与加速主义下的惩罚机制，事出有因，部分电动自行车将脚踏车和摩托车的设计要素简单地揉于一体，即由迅捷于人力的电动机传动，又保留有脚踏板，混生为两种物理机械的杂交种（hybridity），如它古早的赛博朋克先祖一——安装了柴油发动机的二八凤凰自行车——即确保了动力，也能规避机动车更加繁琐的管理办法

不过，防管封时期的电动自行车的种种“不规范”暂时不再受诟病，也暂且不必担心剐蹭行人或其他车辆——一切以能够精准地投递物资，维持基本公共服务运转每日以最大化效率的订单完成量为先。公共意见对同一个对象物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的评价态度也是分裂的，但至少这意味着一层电动自行车被接受和受关注的可能性。这恰巧是其“社会-技术”属性内部以及二者本身移滑、抵牾却紧密捆绑的一种体现，也是所谓的“技术的药理学”但绝非是为之下确最终的定义：在不断地呼吁着针对电动自行车的这一交通秩序和安全性的“不稳定因素”实施周密管理，辱骂其乱停乱放的同时，却也自然而然地利用着这类器物的基本物理意义上的便捷性，置身于这些迅捷的机械小精灵所架构的城市物联网系统之中。在疫情布蔓，“防管封”行策随处可见的“紧急状态”下，更是依靠着电动自行车维持着“小区域-整体社会”规模的物质流动和连通性，运输者维生的给养。也许对渴望物资的民众而言，外卖员+电动自行车是最可爱的生物；对企业/机构来讲，电动自行车是维持利益流动性和服务开展范围的工蚁，或纯粹的商品属性；而对电动自行车的操作者而言，它也许意味着一件人机复合式的，移动轻便的“奴役工具”。

5. 由电动自行车买卖关系建立起的暂时性本社区优先主义。

电动车供应商和配送员之间的“伴生协议”。尽管太原这座城市的生活物资问题并不短缺，但按照日常间隔或优先受托自己下单的货品恐怕是所有人的心愿。尽管本地商超和所有的O2O平台都显示着因为货源紧张和人手有限，所有在当日下单，将会在次日或后日某个时段配送。但是由于M哥是周边几个商超的主要电动自行车供货商，因此在管控的头几日获得了这一层人际关系的甚多关照，初期必定会被焦虑和担忧的情绪萦绕和短暂地患上囤积癖（hoarder）——M哥与几家商超的经理和配货员熟识，只需一通电话，我在早上下单的货品往往中午之前就能收到，尽管无法亲自挑选，但蔬菜和水果都会是某一批次中品质较为上乘的。超市的拣货员和配送员会优先照顾到熟识的关系，居住在某一社区的人也会有限考虑解决自己邻里的需求。

然而，这条灰色的本社区优先权在防管封实施的延长之后随即败亡于效率最大化需求和基本次序论的商业机构规则。

这篇文字是围绕与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器物（artifact）的社会关系史的数个断面的描绘，又或者是某一特殊时期一处被几乎被忘却又尚未匮乏至极的一郰城市生活的若干侧写。电动自行车得以被放置在一个充斥着暂时性的“规范管理”境域中，数个围绕着电动自行车的特性在短暂地被当下所处的“防管封”紧急情境而特别化了，并得以被复杂化为数个稍显复杂的问题模块。电动自行车功能在紧急状况时得到了“特别优待”，其日常作用得到了极大地重视具有了两重共时性：首先，电动自行车在特殊时期是封闭管控区域内的通行生存的必要通行工具，并且也提供了实际运行的成功经验。电动自行车在防管封政策宣布的第一天便需求量激增，这并非一种前瞻性，而是应对突发事件时参鉴机构的日常标准迅速做出的较为合理的安排，也可能是已有的最优解决办法在偶然间撞遇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态。。

其实，电动自行车的货源本身也面临着暂时短缺，散布在城市郊区的库房被封，货品运输和补货的公路暂时封锁。电动车供货商和生活物资供应商短暂地面临了相同的焦虑——忽然膨胀的需求量和短期内的资源紧张——唯有恰当地当调用有限的资源才能够解决目前的难题。

另一方面，防管封政策的暂时性也决定了电动自行车在小范围内的功能性“被拔高”和不受约束的运行状态也体现为一种暂态。电动自行车运输编队支撑着太原大部分封控社区的物资供给链，在地理和事件区间内是具备必要性和当下性的，至少对于某处尚处在防管封阶段的“社区地理孤岛”而言是合理的。围绕电动自行车的数种特质和社会评价都俄顷地转向了积极的一面：例如从诟病其危险驾驶到赞叹其实用性和便捷性，对外送职业的弊端的和不公平的劳资关系的痛陈也被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所取代……但随着这一暂态过程过渡道新型的稳定状态下，回归到日常性，电动自行车不再享受独一的通行权，不再作为承载生之希望的唯一运力，驾驶者（外卖员）也不再享有额外的工作补偿之时，大众要应该如何审视并评价电动自行车的社会功能性？

附表1：两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指数变化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