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需要无数个阶段

成长，需要经历无数个阶段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莫泊桑 这是一个平凡的医生笔下，平凡的成长故事。 伟人的故事，会有历史去书写。而平凡人的故事，大都淹没在了岁月的滚滚洪流之中。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只不过有些人的传奇被记录了下来，而大多数人的传奇，比如你我，都被我们自己忘却了。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预知的，唯有生老病死，是人人都会经历的。 2008年的1月，南方下了一场大雪，百年不遇。 父亲从北方来，到我工作的江南都市来过年。我们的家乡在西北黄土高原上，从西北到江南，路程几千里，父亲是坐着绿皮火车的硬座来我这里的。 北方的冬天，总是白雪皑皑。但是，在我和父亲的有生之年，都没有遇见过任何一场雪，像2008年南方的那场雪一样，来得那样猛，那样深。 温润的江南，突然间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冰天雪地，寒风凛冽。道路上，积雪成冰、寸步难行；车站内，交通受阻、旅客滞留；突如其来的雪灾，一下子将人们从即将过年的喜气中惊醒。上班的路，泥泞不堪。 那一年，我二十八岁，大学毕业后，工作四年。我的同学大都结婚生子，我的同事，和我年龄相当的，也大都有了家庭和归宿。和我一样，走得这么远的同学并不是很多，但我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山沟里出来的女生，可供选择的路并不是太多。在遥远的江南大都市闯荡，需要一些勇气，也需要一些力气。高中时，我们的校长总是激励我们“多大的泥塘，多大的鳖。你们要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从小到大的灌输，让我的背井离乡成了顺利成章的事。 我的同事很热心，大都是宁城人。她们看我单身，总喜欢给我介绍对象。介绍时，又免不了一顿猛夸，夸我有学历，有能力，有颜值，用我无意中听到话说，就是“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医生，皮肤雪白，身材苗条，吃苦耐劳，工作踏实，本本分分……”，但末了，总会捂着嘴巴压低声说，“只不过，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这个女孩子，家庭出身有点贫寒，是边远山区农村的，家里还有兄弟姐妹……”。 基于以上原因，我从来没有去见过任何一位同事给我介绍过的男生。她们给我介绍的男生，“非富即贵”，常常都是“一般的普通女孩他都看不上……”，所以，对于一般的普通女孩都看不上的本市优质男孩，我自然不敢高攀。 但在什么年龄，就得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还得遵从这个社会的规律。最终，我还是去相亲了，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来自江南小镇的徐佳。 这年冬天，父亲来宁城，就是应了徐佳父亲的邀请，来“商量两个孩子的婚事” 。 徐佳按揭买了一套六十七平米的二手房，在南湖区，是九十年代的安置房。那个小区里，楼层全都是六层，徐佳的房子在路边上，是顶层，夏天不隔热，冬天不隔冷，下雨下雪的时候，阳台上就会有雨水渗进来。 我和徐佳认识后，他父亲就从宁城附近的小镇赶来，给他的房子做装修。他问我意见，说以后房子是我和徐佳住，我喜欢什么风格，装修就按什么风格来。那时，我和三位同事同住在单位安排的董事长家的旧房里。他家三室两厅，在三楼，有独立的室外平台，室内有一百五十多平米，客厅的色调是橘黄色。餐厅和客厅之间有个拱形的玄关，下面是吧台和柜子。我觉得那个玄关特美好，就问徐佳的父亲能不能在徐佳房子的客厅和餐厅之间也做一个那样的玄关，徐佳父亲带着木匠看过之后说，可以做，但就是徐佳的房子面积比较小，做出来恐怕没有那效果。 我说，只要能做出来就好，其他的，我没有别的要求。 徐佳父亲住在徐佳的房子里，陪着工人一起装修，花了不到两个月，房子就装修好了。我们选的胡桃木，色调有些暗，玄关做出来和董事长家的玄关差距有些大。如果董事长家的玄关是一只老虎，那徐佳房子里的玄关就是一只猫。但不管怎么样，老虎和猫总归还是有点儿像的。 女儿出嫁，总得有一点儿嫁妆，要不两手空空嫁到夫家，会很没有底气。父亲没钱，来时的路费，也是我给他的。但这些，我不能告诉徐佳。父亲是医生，他是不会相信一个医生会穷到这个程度。我也不敢跟他说，在西北的乡下，乡村医生的收入，是连民工都不如的。 徐佳的房子装修好后，没有买家具。我和父亲买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我们在家具市场选了一套红色油漆的木头沙发、餐桌和茶几五件套。那套家具搬进去，堆满了客厅，显得十分拥挤，后来，因为空间太狭小，徐佳父亲就把那套家具中的一个小沙发搬到老家去了。买那些东西，我几乎花光了我的所有积蓄。之前几年，我存的钱，基本都给妹妹和弟弟交了学费。我们摆放好家居后，我告诉徐佳和他的家人，这是父亲给我买的。 春节将至，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父亲住在徐佳的房子里，室内开了空调，仍不见气温回升。父亲冷得瑟瑟发抖，北方的冬天，有炉火取暖，从不见得如此阴冷，父亲很不习惯宁城的气候，没几天就关节疼。 马上过年了，我的钱买家具花光了。这时，我想起有一笔外借的钱，已经借出去三年了，不知还能不能要回来，于是就试着去拨那个人的电话，但拨了好几次，都是响几声就挂掉。 借钱出去的那时候，是我工作的第二年。有位业务往来的宁市某机关女领导，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鲁米那，是你吗？”我听出她的声音来，说“林主任，是我。您还好吗？”她顿了一下，突然在电话那头哭起来。我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就问她“您怎么呢？”她结结巴巴告诉了我一堆事：她被人骗了，帮人做担保做生意，结果那人是骗子，出事之后被关了。房子贷款无人还，欠了几十万，她是担保人，银行让她还，她若不还，就要告到法院。她自己买房，也是用贷款。表面上她是市级机关一领导，风风光光，可是谁都不知道，她其实很艰辛，丈夫是窝囊废，离婚之后，只她一个带着女儿生活。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现在，雪上加霜，她得给人还钱，还不上她就得成被告。遇到这样的事，她谁都不敢说。这时候，她突然想起了我，她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所以，她想，若是她请我帮忙，我肯定不会拒绝。 我不知道她要我帮她什么，但觉得她如此艰难，真是太不容易。要是我有能力帮到她，我当然是不会拒绝的。我说，“您需要我做什么呢？” 她说“我急需钱，你帮我借十万块钱吧”。十万块，对于工作才一年，月薪不到两千的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所有的钱合起来就只有一万块。”她突然不哭了，“一万也可以，要不你看你能不能跟你父母或者朋友再借点。” 我说，“我父母在乡下，他们没有钱。”她就干脆利落地说，“那好吧，你就把这一万块给我，我下个月就还你，最多，不会超过两个月。” 她说了一个地点，让我把钱给她送过去。我把卡里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装在一个信封里，给她送去。 我本以为她会很开心，但她拿上信封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谢谢啊”。我有些失落，看到的她，和电话中的她完全不一样。我离开后，她发信息告诉我，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要不她一个市级机关领导，会很没颜面。我信守承诺。 一个月过去了，她没有任何信息。两个月过去了，她也没有联系我。三个月过去了，五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她还是没有任何音讯。 有天，我小心翼翼试着拨通她电话，她一听我声音，不等我开口，就不耐烦地说“我正在忙呢，你不要催我，下个月我发了工资，就把钱给你。”说罢，挂了电话。 一年过去了，她不提还钱的事，两年过去了，我再次拨通电话，她还是上次那话。到了第三年，她就再也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原先那单位，我想不出来她为什么不再接我电话。 苏老师是我的同事，比我父母年长八岁，有个独生子和我同岁，在电台当DJ。她总是和我说，我们外地来的孩子就是肯吃苦，不像她儿子学习工作全都要她来搞定。 我父亲来宁城后，苏老师带了些保健品来看他，说没想到我父亲居然看上去这么年轻。在她的印象中，农村人应该都很显老，但父亲一点也不显老，看上去比她家老李年轻好多。我说“本来，我爸爸就比李老师小八九岁。” 我们聊天，聊到后来，我把三年前那位机关领导借我钱的事告诉了苏老师。苏老师听完，气得拍桌子“混账，这那像个领导做出来的事情啊，从一开头，她就是摆明了在骗你，骗你外地小姑娘老实可欺。”她要帮我去要钱，说我一个女孩子家拉不下那个脸的话，她来出面，她一个退休了的老婆子，没有人敢把她怎么样。 我们回到单位，她把这件事情又告诉我们的周院长，周院长听完，赞同苏老师的意见，说让她出面代表我的领导和长辈到他们单位去要钱，说我们的姑娘不能被人这么欺负。 我顾及林主任的颜面，觉得这样不好，让苏老师不要去。苏老师和周院长听我帮人家说话，说“人家连你的死活都不顾，你还顾及着人家的颜面！”。 苏老师带着我冲到林主任的单位。我们去时，林主任不在，苏老师敲开了另一个办公室的门，问他们林主任在不在。两位工作人员说她下午好像有事出去了，问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不需要带话给她。苏老师就把林主任三年前借我钱，后来不还钱，又不接我电话的事噼里啪啦一顿讲，骂这人太缺德，骗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那听话的人都听呆了，摇着头，同情地看着我。 第二天，大雪停了。 天一亮，我就接到了林主任的电话，她说“九点半，你到洪武路吧，我在那里的农业银行等你，把你的钱还给你。” 天晴了，碧空如洗。太阳照在雪上，融成水，雪和水重重地压在树上和电线上。树枝压折了，悬在半空中，有些已经断了，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路上积雪深厚，撒了工业盐，人趟进去，就像进了一个水包子，一直深到膝盖处。 那天我花了近两个小时，才走到目的地。平时那些距离，半小时都用不到。 我到了洪武路的农业银行里，看到林主任站在窗户旁。年关将至，银行里挤满了人，我老远就认识出了林主任，那天她戴着一个大墨镜。我走到她跟前，喊了声“林主任！” 她像见了仇人似的说“给你，拿走吧”，她从包里拿出一沓钱，重重地扔在我手上，然后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一直到她从我的视线里完全消失。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银行里出来的，也想不起来我出来后是怎么回家的。后来我经常会想：若是我从来都没有给她借过钱，也许她还不会这样恨我。 过完春节后，父亲回家了。我送他去车站，把林主任还给我的钱，给他装了一半。 这一年三月，我和徐佳拍了婚纱照。五月我们办了婚礼。 婚礼是在周院长家开的酒店里办的，周院长和我母亲同年，曾经在另一个城市里做卫健委的副主任，她儿子出车祸离世后，她就来了宁城。她出去聚餐或者应酬，都喜欢带着我。在跟别人介绍时，她都说我是她的干女儿。她出生在高干家庭，生得十分美丽，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像极了旧上海滩里的大明星。她家的酒店主打淮扬菜，一楼大厅里能容纳二三十张桌子，但我们的婚礼只有八桌人。三桌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五桌是徐佳的同事朋友和亲戚。 我参加过数场婚礼，场面都很宏大。但我不喜欢那些过于煽情的桥段，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没必要在婚礼上再哭哭啼啼。我的亲人，只来了我妹妹一个人。我让婚庆公司尽量把过程设计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 苏老师给我缝了两条被子，一条是红色缎面的，一条是绿色缎面的，那都是她年轻时的嫁妆。她说女儿出嫁，得娘家陪嫁被子，要龙凤呈祥，那一红一绿两条缎面，就是一龙一凤。 婚礼上，放小烟花的时候，婚庆公司的人不小心点燃了周院长家酒店里的红地毯，周院长的丈夫想让他们赔，他们不愿意，说如果要陪，那也是我掏钱。最后事情就不了了之。 我是从酒店里出嫁，嫁到徐佳的房子里的。他有几个哥们想闹洞房，他们在床上撒了些花生和红枣，说了几个荤段子。后来婚庆公司的人来要婚礼举办的余款，说他们要走人。婚礼就到此为止。 2008年五月十二日，我结婚后的第九天，发生了地震。 那天中午，吃过午饭后，我们正在会议室里的沙发上休息，突然头顶上悬挂的液晶屏电视机剧烈地摇晃起来，房子也动了起来。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等摇晃停止了，才听到外面人声鼎沸，有很多人已经从大厦里跑出去了。我们这才回过神来，原来是发生了地震。 大家赶快上网看发生了什么事，很快，新闻出来了，汶川发生了8.0级地震。山川断裂，房屋倒塌，道路阻断，信号中段，高楼和人们都倒在了废墟之 中， 美丽汶川顷刻间满目疮痍，救援部队源源不断进入震区……盯着电视，我们都泪流满面，单位立即组织捐款。下班后，我给家人和朋友都打了电话， 大家互报平安，有些好久没有联系过的朋友，也开始有了联系，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活着的我们，得学会好好珍惜每一天。 苏老师和周院长来我的新家。徐佳做了几个菜，周院长和苏老师说“小徐呀，你可要好好待米那，她是多么好的一个姑娘，嫁给你可是下嫁了。” 周院长让我赶快生一个孩子，说她以后帮我带孩子。 那年秋天，我去了大学城。办离职手续的那天，在医院里碰到了董事长，他笑着说“米那，你现在结婚了，有家了，翅膀硬了，就不想呆在这里了，要高飞了是吗？”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那时才四十多岁，是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拥有八家分公司。 妹妹大学毕业后，去了吐鲁番。她来参加我的婚礼后，再也不想回吐鲁番了。她想留在宁城，但在宁城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家医院需要护士，我去问的时候，那家医院的负责人说“我们需要户口在本地，需要人事关系在本地，如果你有能耐，能在十天之内把你妹妹的这些关系都转到宁城来，那我就答应你，录取你妹妹。” 十天之后，我去找他。他很诧异，觉得这不可能。我说，“您看，这是她现在的材料证明。”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说“我没想到你真能把这事办成，不过，我现在告诉你，我做不了这个主，不能录取你妹妹，上面领导已经打了招呼，要从军区总院来一个护士，所以你妹妹来不了。” 我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觉得十分失落，一路走一路流泪。我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哭了一个多小时。 我到家里时，天已经很晚了。妹妹问我情况怎么样。我故作轻松地说“这家单位不行，要不，我们再看看别的。”妹妹就没有再继续问，第二天，我在单位时，她发信息说，她已经买了回去的票，宁城太难找工作的话，她还是回去吧。 但就在当天，一位朋友告诉我，另一家大医院正在招护士，第二天就面试。我把消息告诉妹妹后，她就退了当天的火车票。她考试面试全都通过了，她留下来了。 妹妹和弟弟都工作了之后，我就不需要再给他们存钱做学费了。 我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并且开始为我自己存钱。那一年，我存了十万元。我准备再存一些就可以买辆车子了，想到这里，我觉得人生无比幸福和快乐。但幸福和快乐来得有多快，去得也就有多快。 2009年寒假，父亲说大伯病重，恐怕已经时日不多，希望我能回家看一趟。我在大学校医院里上班，学生放假时，我也就放假了。我坐上绿皮火车回家去 。自从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这是我第二次回家。距离上一次回家已经有三年多，很多次我梦见家乡的山，山上的庙，还有山下的那片小树林。 一路上火车卡他卡他地响，我就听着铁轨的声音，想很多过去的事情。火车过了郑州，我接到了姐姐在哈密打来的电话。他说母亲病了，突然来了月经，血量很多。母亲五十七岁，绝经已三四年，突然来了月经，肯定不是好事情。大概率是恶性肿瘤，我让她赶紧带母亲去查妇科。她听我这样说，吓得哭起来。我说你哭有什么用呢，赶快去做检查啊。挂了电话，我想了种种可能，母亲才五十多岁，要是真得了恶性肿瘤，那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姊妹才工作，好日子才开头，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火车继续往北走，我继续想心事。 中午十二点，父亲打来电话问，“你到什么地方了？” 我说“刚才过了西安，可能快到宝鸡了”。 父亲说“你大伯已经过世了。” 火车窗外，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陡。过了天水，山上就全都变秃了，荒凉苍茫的群山深处，时不时可以看到几家围着黄土墙的土房子，偶尔也能看见有炊烟从那些土房子的屋顶上冒出来。这时候，我的眼睛模糊了，雾气凝结成泪水一串串流下来。在我去看望大伯的路上，同一天，我接到了两个坏消息，一个是母亲病了，一个人大伯去世了。 火车到了 兰州终点站。下车后我换上长途汽车。父亲说老家开通了一条公路，路过老家时，让我在山底下的路口下车。 下午三点钟，我坐车从兰州到了我老家，经过县城，汽车继续往前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后，在一座山底下的路口上停下来。 这条公路，我离开家乡之前还没有修建，现在穿过了山沟，从一个山洞里钻进去，一直通到了山那边。山削成一半了，沟填平了。山和沟都不是从前我熟悉的那个山沟了。 我站在路口，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 那是冬天的黄昏，太阳从薄云里斜斜地照在对面的山坡上。 路边堆满碎石和土块，我努力寻找我家背靠着的那座山，还有山上的那座庙。可我不知道它们都在哪儿。一个乡亲从一座山坡上的小路上走下来，我问他“请问庙背后在哪里？”他回过头，用手指指山上，“这不是庙吗？”他指着后面的村庄说，“这就是庙背后。” 我说“庙背后不是在山背后吗，前面不是还有一条沟吗，怎么全没了。” 他笑笑说“修路，山挖了，沟填了。现在就成平川了。” 他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那坡，到鲁大夫家里去。 他问我是鲁大夫家什么人。我说我是鲁大夫家的二女儿鲁米那。他突然热情地帮我提拉杆箱，说他正好要去鲁大夫家看病，“你就是那个上医学院后来又去宁城的那个二姑娘吧？”。 我说“是的。” 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我下车了，已经在庙背后的路上了。我们沿着山底下河沟上的那条小路一直往前走。走到一个大泥塘附近时，有几个年轻人从我家里的坡上下来，他们端着盘子，盘子里是碗，碗里是水。他们一共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是我小时候的同学。 他看到我说“他二姑，回来了啊。”我说“是，我回来了。” 他们就将那碗里的冷水沾着燃烧的香火和冥币一起泼到我要路过的空地上。 我不知道他们那样是在做什么，他们泼完冷水后又跟着我回去。 直到后来回到宁城，很久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才告诉我说这是老家的习俗：回娘家的女孩子，娘家死了老人，奔丧时，一到这个乡村的地盘上，就要老远地哭喊。娘家人听到哭声，就会端着姜凉水和香火去迎接。我这才想起的确有这风俗。我三岁时，外公去世，母亲带着我去奔丧，走在外公家对面的河岸上，母亲就哭起来。然后，我们就一边从那沟里下去，一边经过那条沟，再从沟上上去，到了对岸的外公家，就看到舅舅、舅妈端着姜凉水，对着我们要路过的地方泼出去。 这是老人过世后，回娘家的女子奔丧时最主要的仪式。可是，我完全忘记了这些。我走到家门口时，门口出来了很多人，他们都是来迎接我和劝我不要哭的。但我不熟悉那些仪式，什么都没有做。 后来想起，才知道是自己把那么重要的仪式给搞砸了。怪不得，我问候一位乡亲时，他不但没有回答我，反而冷着一张脸说我风凉话。 我回到家里，换下紫色的长大衣和橘黄色的长筒靴子，穿上父亲的旧棉袄和厚棉鞋，就去大伯家。大伯家的院子里站着很多人，花圈摆满围墙，他们都是来吊唁的。 大伯母走出来，两眼泪汪汪地抓住我的手。她老了很多，满脸皱纹，皮肤黝黑，像个一百岁的人。她已经完全耳聋了，她的牙齿全都掉光了。她抓住我的手说“我的娃，你回来了啊！” 我说“伯母，我回来了。” 她说“你大伯没了” 我说“大伯没了”。 大家就都哭起来。 大伯的遗体放在上房的地上，下面铺着草席，上面盖着被子。桌子上供着香火，堂哥堂姐侄儿侄女全都跪在遗体旁。有人来吊唁，大家就都哭泣。 太阳下山的时候，姐姐打来电话，说母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宫颈癌晚期。她哭得要断气。说先给妹妹打了电话，妹妹也只是哭。 我把情况告诉父亲，问他怎么办。父亲沉默，半晌，才淡淡地说“晚期了，还能怎么办，只能这样了。”我对他的冷漠很有意见，和他大吵一架。那是我第一次挑战他作为家长的权威。 一边，我是在给大伯奔丧守灵，一边我是接了母亲得重病的电话。一时间，我的脑袋里好像全都空了。所有的人都听见了我的电话，也知道了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情。 我从跪着的草席上起来，从上房里出去，在大伯家的院子里，顺着墙来回走了十几趟。大伯从生病到葬礼，全程都是父亲在照护，堂哥堂姐堂嫂全都没主义，事事都要父亲给他们做主，事事全都要父亲帮他们照看。现在，轮到我母亲生了大病，我却发现，没有任何人能做主了。 我来回走了几十趟后，就给宁城的老同事沈主任打电话，她曾经是肿瘤医院妇放科的科主任，她听我描述完母亲的病史后，告诉我母亲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现在能做的就是去放疗，化疗也不必，一来身体承受不了，二来，我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她知道我老家是没有条件来治疗这个病的，要是我母亲可以来宁城，她就可以马上给我联系她的学生，她的学生接了她的班，现在是妇放科的科主任，她可以让她的学生来帮我母亲治疗。 宁城这边的医院落实好后，我就又给姐姐和妹妹各自打了电话，姐姐负责把母亲送上飞机，妹妹负责把母亲从机场接到医院。安排妥当后，我就开始盘算母亲治病的费用。我存的那十万块，刚好可以用来给母亲治病。 我做这一切的时候，堂哥堂姐堂嫂还有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全都在看着我。等我安排好我这一切后，我发现他们看我的眼神全变了。他们说，我的冷静和做事的条理，让他们这些男人都觉得很惭愧。他们跟我说话时，都变得客客气气，恭恭敬敬。我们老家一直都是有重男轻女的习俗，我从小都习惯了被人轻视，大家突然都变得对我那么好，让我一下子适应不过来。 伯父埋葬后，我就回到了宁城，在肿瘤医院陪母亲做治疗。 母亲的治疗周期大概是一个多月，放射治疗，大家都把这个叫“照光”。照光期间，她最主要的副作用是消化道症状，恶心，腹泻，食欲减退，乏力，皮肤溃烂。医生给她开了益生菌，也开了皮肤粘膜抗菌剂和生长因子喷雾剂。一周下来，她就有了肉眼可见的消瘦。癌症的病人，脸色都很灰暗，母亲的脸色也是由红润一日日变得黯然失色。出血的症状，在照光的第五天就消失了。 母亲的病房是三人间，她住在中间的床上，靠窗户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孩子才七岁。她进来的时候，一直在哭，和任何人都不说话。偶尔可以听到她打电话，电话里说的都是绝望的话。其实，她的疾病要比母亲发现得早，是做完手术之后进来的。还有一位女士，年龄四十岁左右，披着烫过的卷发，垂在肩上。她看上去很乐观，有很多人来看她，有她的父母，她的姐妹和外甥女。她是从美国回来的。她说了一些美国的医疗体制，和家人商量后，觉得还是回国治疗比较好。她是八九年在外留学时取得了绿卡留在美国的，好多年没回家，她觉得宁城要比美国好很多。她看到我在读英语，听说我在大学里当医生，就问我，能不能牵个线，帮她问问学校要不要外语老师，她想回国来。 母亲不识字，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在她眼里，偶尔来次月经，这根本不算病。她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那么重视她，突然把她从哈密送到宁城来住院。她觉得我们这是在小题大做。她忙碌了大半生，从来没有这样清闲过，现在，住在医院里，由我每天照看着，她有时候有些隐隐不安，但看着我每天陪着她，也就安心了。 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所以，她每天都很开心，说说唱唱，逗得病房里的人都发笑。肿瘤病区里，似乎人人都心事重重，像是到了世界末日，唯独母亲无忧无虑，这感染了旁边病室的人，她们压抑得受不了了，也就跑过来，到母亲的病室里来，听母亲聊天，说乡下的事。我不在的时候，她们会问母亲，父亲是做什么的，孩子都是做什么的，母亲一一回答，她们觉得母亲很有福气也很有成就。 肿瘤医院里，“照光”的人太多，每天都得排队，有时候母亲的治疗时间要排到夜里十二点。黑夜中，寒风凛冽，我陪母亲从妇放科的楼上下来后，穿过一个院子，从一栋矮楼旁绕过去，就到了她放疗的地方。 大厅里的椅子上坐满了排队等候的人。喊到母亲的名字时，我就陪她进去，把她扶到治疗床上，然后跟着放射治疗的工作人员从那门里出来。厚厚的铁门关上了，射线对在母亲腹部提前做好的记号上。很快，大概两三分钟时间，门就打开了。我进去帮母亲穿鞋，扶她出来，紧跟着，下一位病人进去。 周末，医院里的治疗停两天，我就把母亲接到家里。 快到年关了，天越来越冷。北方下了大雪，父亲病了，得了严重的肺炎。爷爷奶奶去世得早，父亲和大伯之间的感情超越了普通的弟兄关系。父亲喜欢喝酒，有时候喝醉了会骑摩托车，我们都不在家里时，大伯就经常到镇上看父亲。几天看不到他，他就不放心。大伯去世后，父亲悲痛万分，经常会给我们描述大伯临终前的景象：他全身水肿，坐卧不安，四肢疼痛，压疮满身，惨叫不断。他让父亲给他打一针，让他安乐一点走。父亲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但是，他没日没夜地呻吟、惨叫，让人听得毛骨损然”。 父亲病了后，每日都在输液，我隔三差五会给他打个电话，问他情况怎么样。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早，八点不到，就已经睡了。他说，咳嗽，胸痛，关节痛，体温也一直都高。 二伯得知父亲病了后，问我说“你爸爸病成这样，你们都在外面，一个都不回家，是不打算管他吗？” 我说“管，现在我母亲在住院，我回去不了，若是他愿意来宁城，也方便共同照料。” 我们就一起给父亲做了工作，过年前，他就来了宁城。父亲来宁城时，发热咳嗽的症状已经稍微好转了，但仍有胸痛关节痛。我带他在附近的区医院拍了胸部ct，发现胸腔有积液，两肺的感染病灶还没有消退。于是，就接着输液吃药。大伯去世后，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很多，人看上去苍老了不少。 母亲住院期间，周院长和苏主任都来医院看过她。周院长和母亲同岁，但她看上去年轻又时尚，而母亲却因为长期劳累干重活，明显就已经是个老人了。她们来时，捧着一束百合花，也给了母亲一个红包。 过年了，三十晚上，我把母亲从医院接回来，大年初一休息了一天后，初二，又把她送到了医院里。她在医院里断断续续住了四十多天。后来，疗程结束后，就出院了。 2013年五月，我女儿出生了，母亲就来帮我带孩子。十月下旬的一个周末，苏老师打电话告诉我，周院长病了，住在军区总院，她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我说“不知道”，我问她周院长得了什么病，她说好像做了手术，但具体什么病她也不知道。我们就约了周一中午去看她。 周院长住在中医科，我们去的时候，她丈夫陪着她。她瘦了很多，躺在床上有气无力，插着鼻胃管，腹部还留着一根引流管。她说胆囊息肉手术后，吃不下去饭，所以到中医科来调理调理。她的神情已经很淡漠了，她说“米那，有孩子照片吗，我看看，你看我这身子，我还说想和苏老师帮你带孩子呢！”我给她看女儿照片，她就躺在床上，格格地笑，笑出了泪。她一直都很爱笑，笑的时候，看上去十分美。她妹妹来了，说该到她吃药的时候了。她丈夫告诉我们，她睡眠不好，吃完药就要睡觉。 我中午休息时间只有两小时，看完周院长后，又要忙着回家去喂孩子，所以，我们在病房里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匆匆离开了。 路上，我和苏老师说，周院长带着鼻胃管，腹部又放着引流管，这不像是胆囊息肉，胆囊息肉人不至于会这样。我怀疑她是不是患了肿瘤。苏老师说“你这样一说，好像有可能。” 下午三点多，一位信主的朋友说想找一个宽阔的场地，做教会的临时聚会点，问我有没有熟悉的地方，推荐推荐。我想起以前董事长有栋裙楼，一直闲置着。就发信息问他能不能把那一楼的空地租给教会用。 过了很久，董事长才回信息“那楼，已经不属于我了”。我这才知道，董事长投资失败，破产了，公司全都关了，医院也被转让了。他所有的固定资产都被银行没收了去抵债。他遁入空门，做了俗家弟子。 十二月，天变冷了。我想起周院长来，不知她的病情怎么样了，还有没有在住院？若是出院了，我想到她家里去看看她。我给苏老师打了电话，约她一起去看周院长。苏老师说“好，你先跟周院长约约时间，确定好时间，我们就去。” 我拨通她的手机，很快就接通了，但说话的人却不是她，“我是她妹妹，我姐姐已经去世了”。 周院长患的是胰腺癌，八月份发病，腹痛去看急诊，怀疑急性胰腺炎，但打开腹腔后才知道是胰腺癌，并且已经多发转移，无法手术了，所以就瞒着她，说她是胆囊息肉，转到中医科去调理。调理了两三个月，身体仍不见好转，并且每况愈下，她就觉得不对劲，追问家人，才知道自己患的是胰腺癌。知道病情后，第二天她就出院了。回家后第三天，她就过世了。 晚上，我回到家里，吃完晚饭后问母亲，“前几年，你住院时，来看过你的那个周院长，你还记得吗？” 母亲说“记得，和我同岁，人漂亮得很，时尚得很，年轻得很！”那时，她正在给孩子换尿布。 我说“她死了！” 母亲突然两手停在空中，睁大眼睛看着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周院长死了，得的是胰腺癌。” 她惊得长大了嘴巴，久久说不出话来。 第二年春节，我喊父亲到宁城来过年。饭桌上，我给父亲备了白酒，但他一口都没喝。他说“我戒酒了。”我十分诧异，有些不相信，但饭后，他就关门去念佛了。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他满头的花发，不知什么时候，又全都变黑了。 这些都是2014年之前的事情了。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 人生无常，殊途同归。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比如出身，比如地震，比如疫情…… 人生的境遇各有不同，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历无数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人生的重要过程。时代的洪流中，我们都只是沧海一粟。 也许，我们并不优秀，但平凡的我们，在经历过岁月的磨难和沧海巨变的世事沧桑之后，能够目送父母渐渐老去，能够见证孩子渐渐长大，就是人生的最好福报。 我们努力去生活，但如果事与愿违，请你相信，一切定会有最好的安排。 在这一生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事。但无论途中如何，我们都应顺生而行，乐观面对。即便有痛苦，也要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