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动的公共性或政治性--阿伦特《人的条件》笔记（4）

阿伦特，《人的条件》，116。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哪怕在现代社会，人的劳动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财产，而在于财富增长，但个人的积累过程，最终都会被归入人类集体的财富积累过程，个人再生产成为对社会的奉献。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是一种达尔文式社会发展和历史的理论，解释了:

美食摊档的漂亮老板娘如何在自己的自然代谢过程中连带地生产出了剩余价值，而建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厦。

阿伦特，《人的条件》，117。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与尼采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脱节，后者都忘了劳动是维持生命过程所必需，后者可能看到了这样的现代状况：劳动被弄得越来越容易，看上去与自动起作用的生命过程相似了。尼采和柏格森宣布生命而不是劳动才是“价值的创造者”了。马克思也乐意看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下公共领域的式微，也乐意看到劳动的动物终于变成了社会化的人，竟认为他们摆脱劳动之后，进入严格地私人和本质上无世界的活动之中，是好的。

阿伦特由此指出马克思是故意不要那个公共领域的。

那么，从今天看，两个人哪个是对的呢？

今天，公共领域成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腾讯会议和封建的微博和INS这样的割据区。劳动已被人工智能架空。

今天的问题倒过来是:人连劳动都得不到，其身体在公共领域也无法可见，成了被社交平台收割的韭菜，永远无法在公共领域通过其政治行动展示其身体的可见性。

问题目前是:公共领域被广告营销塞满了、被下了药、成了陷阱。公共领域中:想要共享和充分地交往，政治就是必需的。生活在生命本身的自然状态里的人，是奴隶。上班，而努力装作在过甜蜜的私人生活的白领，是奴隶，格雷伯称他们是在干狗屁工作，是不平等制度下的奴隶。

阿伦特，《人的条件》，120。人的条件这样地规定了我们:痛苦和努力不是可以不改变生命本身就可以被抹掉的症状。它们反而是感受生命本身的模式。对于必死者而言，“神的容易的生活”，反而是一种不带生命的生活。信任现实与信任世界不同，后者依赖了世界的永久和持久，后者是高于必死的生命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所信托的那些，都是不持久的。所以，公共空间是我们超出日常生活来存在所需要的依靠，我们在里面表演，寻求自己的那种不朽。

而好好过日子，充满活力，兴兴头头，只是表明一个人愿意主动承担生命的重担、劳碌和麻烦而已，还没走出日常生活。白领就是没走出日常生活的人，是想拼命工作然后妄图回到自己的舒服的私人日常生活之中。这是在拒绝海德格尔和阿伦特说的“世界”。

阿伦特，《人的条件》，122。你家所有的厨房小电器和仓库里的五、六个机器人，加在一起，也代替不了一个仆人。工匠可以不要人类助手，但家里不可没有奴隶，因为，奴隶不是制作东西和生产的工具，而是想要好好地活着这一件事所必需的工具，因为好好地活着是要消耗奴隶的服务的。无声的机器人，是homo faber制作人来帮animal laborans劳动的动物了，人类用喇叭和麦克风将劳动的动物从被捆绑中解放了出来，但是，这也同时使维持生命代谢的劳动和对生命的生产的事儿都变得太容易，这时，危险就很明显了:人如果不再知道他是屈服于必然性的，那他就不再自由，因为他是从他的从不会真正成功的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中来赢得自己的那一份自由的。

阿伦特，《人的条件》，123。劳动分工与工作专业化不同。劳动分工:两个人可以将各自的劳动放到一起，“就像一部机器那样地互相作用于对方”，是合作的对立面。

124:个人劳动力会枯竭，集体劳动力不会，个人生命会死亡，集体的生命过程是不会被其成员的个体死亡和出生打断的。

资本就连接和寄生于这一集体过程之中，是其中的液压系统，是其总体构架。消费能力却是基于个人的。个人财富是根据他的挣和花的能力来被认定的，而挣和花只是对个人身体的二重代谢的改造。社会的主要关心因此是如何调谐个人消费与集体的长时段的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

所有社交媒体也就是所有的硅谷的贡献，都只是为了营销:使消费成为生产过程的有机部分，减少中间环节，顾客已在喊着要了，这才开始生产：苹果手机。微信的广告:你必须像消费一件衬衫那样地消费一张桌子。

而在阿伦特(海德格尔)看来，桌子构成(公共)世界，大于、久于耗费品，是人离开日常生活，抱住公共生活，与跨世代的前辈和后辈在一起，来获得一点点不朽的把手，是工作本来应该带我们进入的那一境界。但是，在今天，那些用来支撑我们的公共世界的人工梁柱和持存物，也被我们当消费品用了。这是海德格尔+阿伦特。

斯蒂格勒:一切都是第三存留，都是旧道具，没有什么是格外公共的，都是人类这一技术之神现场排练出来的，每一种新技术都重新排练了它们，我们必须悲剧性地一次次从中找到意义。广告营销在要求我们将房子、家具和汽车当面包来消费。这造成我们也这样去消费桌子和所有的人工物和手工物，使消费吞噬了人的公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