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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中，你最具反抗意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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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辞回家，千里奔赴一场与父辈的决裂 | 人间 · Z世代

人间theLivings 2022-04-11 06:51:24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对谈，它们从来就不是带着互相理解的目的展开的，只是一场场说服战。

配图 | 《我的姐姐》剧照

作者：罗雯

1

2020年8月，我走出大学校门，像很多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一样，踏入了跨境外贸这行。工作是在深圳最常见的小型贸易公司，规模不超过100人，经营3C产品，主要在亚马逊开展业务，供货渠道、跨境运输和线上运营都分别设立部门负责。我怀着对运营岗位的好奇与向往入了职，但囿于没有经验，只能先干文字工作，以及客服、后台、仓储里简单的活儿。

2020年9月提前转正时，领导看好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英语优势，调配我主管客服这块，彼时业务从亚马逊站内扩展到站外，独立站和一些小购物平台的客服也交由我负责：“后面我们还会再开店铺，公司规模只会越来越大，肯定还会要招客服，到时候，全权交由你负责哦。”

这张“将来提拔你做客服主管”的大饼，我并没放在心上——到一年多后我辞职走人，公司客服部始终是光杆司令一个，从没变化过。

入职半年，我顺利转成产品运营岗，“朝9晚6”变成“朝9晚9”，我的日常活动轨迹也缩到出租屋、公司和地铁公交“三点一线”。生活日益枯燥，星期一属于麦当劳，周二周三是公司楼下的达美乐，偶尔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大多数的周五，只能流连在外卖软件上发愣，不知到底该点些什么才能算得上“犒劳自己”——毕竟，周六还要上班，“单休”不允许人随心所欲。我已经疲于拓展生活的多样性，将日子慢慢简化成一元二次方程，餐厅和出租屋的距离加上当天的心情值，组成了我重复单调的每一天。

偶尔在通勤的间隙点开朋友圈，翻看大学时各种色彩斑斓的照片，早已忘记工作后上一次这样开心是什么时候。我曾经那么向往自由，大三的时还认真考虑过做战地记者，毕业时差一点就签约去非洲当翻译——该死的疫情，毁掉了一切。

2021年4月底，亚马逊开始加强对中国卖家的管制，在深圳做跨境电商的小公司，都将加班变成“入行须知”。我们在所有节假日都需要值班，每逢购物节或者新品发售还需要上早班，除了调休，没有任何额外补偿。除了每天日常的管理运维工作，我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还得和运输部门的同事确定发货数量，晚上10点回答主管对运营策略的提问，11点和夜班同事对接。而值夜班的同事遇到她不懂如何处理的情况，就会给每个产品的负责人打电话——这是来自总监的默许，绝不能让“意外”影响到当天的销售额。我有过3次凌晨4点钟被呼醒的经历，电话接起来，都是类似非盈利产品补货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

有时候，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夜间，按灭手机或者电脑的刹那，我会哑然失笑。“每日误差不超过1件，每月误差不超过3天”，这种严苛的标准执行起来，带来的是各种无效加班。

12月的一天，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中，有个新同事反馈，说一个产品的评论里提到尺寸问题，主管立刻如临大敌，立刻在工作群里@所有人：“整理一下各自产品提到边缘高度的评价。”

短短一句话，将会是2个小时的工作量。相熟的一个同事发来“汗颜”的表情包：“这个产品一天卖几万个，就那一条评论不和谐，模具来来回回改这么多次，每次都临时起意整理数据到半夜，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可没人敢这么问主管。虽然说是运营，但我们的权限小到，任何细微调整——好比关闭某个广告词的投放，更改广告组的预算分配——都需要事无巨细向主管说明，否则就会收到“死亡质问”。我回给同事一个耸肩的表情，在心里默默取消了今晚的达美乐计划，准备随便点个外卖应付一下，兴许能在8点半之前下班。

可头脑中，还是忍不住开始思考：“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牺牲了这么多自由，被主管随时问询的压力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上，每天承受着熬夜的摧残，体重激增了20斤，即便如此，最累的那个月，到手的提成也只有383块，还不及之前当站外客服时拿的零头。相比那些手握市场热门产品的同事，即使付出相同的努力，得到的也只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而能拿到什么样的产品，从来不由我们自己决定。

公司禁止员工私下讨论薪酬，一经查实立即开除。因为一旦对比，员工就会发现收入差距是由运气和人脉把持的，而不是由能力和努力决定的。

2

严重的加班、不合理的制度、不明朗的职业前景以及领导打着“扁平化管理”旗号的剥削，让我沉下心来开始考虑转行和考研。

有时跟家里抱怨，说着说着，就泄漏了离职的想法。父亲首先急了，要我说清楚。母亲小心地提议：“要不要再坚持一下？可能刚毕业都是这样的？”

我坚持说，如果一份工作既不能带来舒适，也不能使人满足，那就是浪费，而我已经浪费一年半了。父亲大骂我昏头。

母亲在县城做超市售货员，每月2400元，父亲在工厂修了20年发电机，才拿到6000多块，他们无法理解，辛苦半辈子供我读出了一张211大学的毕业证书，我却执意要丢掉这份底薪8000元的工作，走向未知。我不知怎么向他们说明深圳和县城的区别，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说，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生存，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去读师范中专。

视频框里，母亲安慰我：“没关系，年轻人就应该多闯闯。”父亲则大声叹气，说当时他本来就想我去读中专：“去村小当5年扶贫老师，这会儿都能调到县城里来了，有什么不好？”说完，他便失望地走出了手机屏幕。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我辞职了，裸的。面谈时，主管非要留我到月底，我差点要相信这种迟来的赏识——当然，这种错觉并不会持久——公司人员流动频繁，得有老员工带新人，才是更合理的解释。

转头就是2022，肆虐的疫情没有给人喘息的机会。年关在即，各路同学朋友纷纷返程。在母亲的催促下，大年三十，深圳一“摘星”，我马上买了最早的票，踏上归途。

回到湖南老家，并没能等到故友聚头。返乡的打工人都急着赶回乡下探亲访祖，只有留守工作的几个朋友还在县城。一个基层体制内的朋友向我大倒苦水，说税务局2000多的工资实在太低，工作内容也乏善可陈，“早知道当年还复读什么，随便读个大学，反正这活也不需要门槛”。我用自己的裸辞以示安慰，谁知道他根本不以为意，一问才知道，跟他同时间进入工作岗位的同学朋友，“基本全辞了，有的人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地方，小舒从北京一路换到云南；小王偷偷辞职，没敢告诉家里，躲起来考公务员；在家啃老的基本都在考研准备换跑道，在外啃老的基本都在机构学计算机想进IT业——只有我，想辞辞不了，想换岗位还要打报告批准”。

我听完只能叹息一声，体制内外，原来都那么难捱。

3

父亲的祖籍不在本地，和那边的亲戚鲜少走动。母亲的家族则在这个县城枝叶繁盛：她是老幺，上有2个姐姐1个哥哥，都是70年代生人，岁数相差不大。到了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表哥1990年出生，是小姨的独子，足足长我8岁有余；二表哥1992年出生，是大姨的儿子，大姨年轻时事业心强，外公频频催促，她才结婚生子；1997年，舅舅家也生了个小子；之后，1998年出生的我在一堆粗糙的哥哥中长大，后来开放二胎，家里盼星星盼月亮，2006年又得了个亲弟。

我家今年的年夜饭和去年一样，由住在老屋的小姨一家担当主力。老屋原本是大姨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幼年时光，直到小学才回到父母身边。踏回熟悉的地方，行道树掩映下的篮球场里，那几个古老的篮球架终于被修缮一新，眼前又浮现出大姨靠在我妈的怀里在篮球架下晒着太阳的场景。

大姨已经因为肺癌去世，当年发现时就已是晚期，没在医院辗转多久就被打发回家。2014年到2016年，前后不过2年，她以惊人的速度衰败下去。那时我在上高中，每月只放半天假，最后一次陪着她时，就是在篮球架边晒太阳，我给她剥葡萄吃。那时她已无法言语，但尚有精神，水肿的双眼也不看我，微微眯着看向前方，轻轻拉着我的手。

推开3单元2楼的门，满满登登的一大家子映入眼帘。小姨围着大围裙，艰难而灵巧地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中穿梭，而过道被一台洗衣机和一张置物台塞得满满的。小姨喊，不用脱鞋，直接进来就行。

门口垒满了各家提来的过年礼，我和弟弟摆了好一会儿，才确保不会倒塌。转身，一张圆桌占据了整个客厅的2/3，上面已经摆好了整整18样菜，鱼虾肉蛋，琳琅满目；屋内唯一的长条沙发紧紧挨着桌子摆放，两面墙壁码着古朴的储物柜，组成一个V角，电视和瓜果零食饮料挤在一起。

早已落座的舅舅和姨夫陷在旧沙发里，大声招呼着姗姗来迟的我们。

这老屋是大姨90年代参加工作后单位分的。那时候各家的光景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大姨在体制内，好强能干，和同在县城干电工的大姨夫一起，小日子蒸蒸日上；小姨夫在效益好的事业单位上班，小姨就算闲着，每天也风风光光的，早早在县城安家置业；舅舅的单位是稳稳当当的水泥厂，和当老师的舅妈喜结连理，新房已经敲定；我父母在同一个国营厂里，刚刚相遇，姻缘在即，离我出生还有很久，母亲还不用因为生养孩子而被迫下岗。

2016年年底大姨去世后，二表哥结婚，又离婚，新房子到底还是没能让大姨看上一眼，儿媳妇的名字，也最终没有刻到大姨的碑石上。之后，父子俩也从老屋搬走了。

也是在2016年，大表哥搞对象，小姨把县城中心的老房子给了他作为谈婚论嫁的筹码。结果，大表哥把旧房子卖掉，订婚宴搞完排场，又拉着未婚妻去大西北玩了一圈，回来后两人却分了——女方看穿了小姨一家家底，旅游时嫌大表哥对自己不够贴心。大表哥则认为女方贪得无厌，订婚、礼金、蜜月，样样听她吩咐，她却不知听信了谁的煽风点火，转头就将彩礼层层加码。

房子没了，钱花了，却什么也没留下，剩下的钱也买不了合适的新房了，小姨夫跟大表哥几乎断绝父子关系。爷俩互相指责，父亲咒骂儿子一事无成，死要面子害得全家人活受罪；儿子反唇相讥：“她再要30万，你拿得出来吗？这就是没有钱非要结婚的下场。”

父子俩大吵一架之后，大表哥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小姨两口子则在远离城区的地方找了个廉租房，勉强过了半年，最终还是在2018年来到了老屋，回到姐姐曾经的羽翼下躲避风雨。

小姨在老屋负责照顾外公，偶尔打一些小短工，小姨夫继续在电网公司上班，幸好二人都有退休金，下半生的期望也就从儿子转到了“退休”上。没有人知道大表哥住在哪里，他只在家族聚会的时候偶尔出现。

我家的关系图

4

经过快40年的积累，老屋里的东西，扔也扔不完，换也换不尽，如今的实用面积可能还不到30平，居然也硬生生为了团聚挤下十多口人。大家全部落座后，掉下一根筷子，也要花5分钟才能挪出空间弯腰捡起。

杯子举起来，波纹摇曳，颜色各异，可乐、橙汁、椰汁，还有7杯“白的”——去年还是6杯，小表哥在去年10月正式和女友见了双方家长，现在也举起了白酒杯。

每次在这个狭窄的客厅里推杯换盏，我都会陡生一种怅然。当年忙碌于厨房和客厅的人，还是生龙活虎的大姨，舅舅转身时不小心打翻一碟小菜，总是比主人还懊恼：“我说姐，该换个大房子了。”大姨端上新菜，佯装生气地叉腰指着二表哥：“你喊他快点结婚咯。”——大姨可真高大，足足有1米76，是家族里最高的人，在2008年大表哥离家去西藏当兵前照的全家福里，她一人就顶高了半边的天。

而现在，我们都格外小心，避免打碎任何一个器碟。

小姨夫举着杯子，声音洪亮地侃着大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一顶狗皮帽子常年罩在了他的头上。小姨靠在我座位旁的门框上，微笑着不说话。我瞪大眼睛看她，突然发现她掉了一颗牙，大概在门牙右边第四颗的位置。

小姨是家里最好看的女人，俏眼睛，弯眉毛，秀丽的鼻子，也是姐妹中最早结婚的。小姨夫年轻时帅气，胆识过人，能说会道擅推拉，在县城的官场混得如鱼得水，又是晋升又是副业。1996年前后，他因为捯饬煤矿发了一笔财，成了镇上第一个在县城买楼房的人。小学时的暑假，我都住在小姨家，她带我去上舞蹈课，带我去美容院，给我买裙子。我最初对于“美”的认知，是特属于小姨浮动在空气中的脂粉香水味。

岁月在父辈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我连忙避开这个黑漆漆的空缺，看向表哥们。

小表哥本科毕业两年，在长沙做着令人艳羡的程序员工作，感情顺利稳当，是家族后辈的模范；靠倒卖电子游戏装备还着县城房贷的二表哥，除了失败的婚姻，过得也还算差强人意；唯有四处打零工、在老家还要租房住的大表哥不言不语，他像一堵宽阔却皲裂的树干，而沉默宛如紧紧缠绕在他身上的藤。

一个关于爱情的话题让大表哥一口闷掉了杯中的酒：“你要是没有钱，就是天仙，人家最多和你玩一玩，绝不会结婚。”

舅舅说：“首先你要把自己收拾干净，减减肥，才会有机会碰到缘分，你看看自己现在这副横相，两三百斤的样子，谁敢近身？”

小表哥连连赞同，舅舅搂着儿子的肩膀，继续兴致高昂地和小辈们争论——没有房子和钱，人们到底会不会结婚？

“舅舅你不懂，时代变了，现在的婚姻就是一场交易。你看我们有什么值得贪图的？要钱没钱，要本事也没本事。脾气还都种了（随）你们，硬是凑着结了婚又怎么样？还不是和我一样，结了再离。”二表哥总是向着大表哥说话的——以前他们是都考不上本科的难兄难弟，现在他们同是感情世界里的失意青年。“前二嫂”离婚时发朋友圈说，“不怕路远，只怕志短”，话里话外，无非是嫌二表哥挣不了大钱；而在众亲人眼中，这长兄二人婚恋受挫，又没有体面的工作，也的确令人失望。所以，每当他们在聚会上出现，总会有一方低压盘旋在头顶。

舅舅反驳道：“我们再没本事，还不是养活了全家？你们呢？成家立业，你说你们办好哪件事了？”

小姨夫接力帮腔：“一事无成！自己没本事，就别怪种！”

这种饭桌上的争执，我们早已司空见惯。我和弟弟在一边偷偷玩着手机游戏，将声音调成静音，摩擦屏幕的手指都放缓了速度，生怕战火燎到我俩头顶。我母亲和舅妈在一旁当着和事佬：“好咯好咯，又开始了。”小姨则挪动着小姨夫的酒杯，不动声色地劝道：“都少喝点，嗓门越说越大了。”

“按我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生出你们这样的人！”小姨适时截住了小姨父的话头，把他拉去厕所洗脸。

我把目光撇向一边，静静挂在墙上的那张全家福，还记录着过去那个高挑清秀、即将入伍的少年大表哥。光明，挺拔，像雨后的青竹。大人们一直说，虽然他不好读书，但长得可谓一表人才。当年在送他去部队的站台上，他们也寄予了这样的期望：“好好当几年兵啊，回来大有可为！”

不知道是高原反应带来的病痛，还是漫长的叛逆期作祟，大表哥的意气飞扬在神圣的布达拉宫渐渐褪去。后来的几年，那个腰板挺直的青年从部队传来的消息，都是一些关于他日渐堕落散漫的只言片语：乱发脾气、砸坏一个又一个手机、吃穿无度、奢侈萎靡。

2012年，他被退军回家，我在饭桌上对他说：“我总觉得你变了。”

那时的大表哥还没有开始发胖，他随口答道：“哪变了？”

“你说家乡话，我总觉得有西藏腔。”我故作聪明地回答。

8点过后，年夜饭在麻将局的声声催促中结束，我们转移阵地，在舅舅家鏖战直至凌晨4点。

舅舅喝多了酒，到家就歪在一旁打瞌睡，偶尔睁眼见我弟弟输了钱，就连忙起来塞给他几百块，说这是他入的股——终于，没到3点，他就进卧室睡了。

舅舅总是这样，我上大学那年，他借钱承包了一个水泥厂，工人变老板，一切都刚起步，正是资金紧张的时候，却总是突然给我转钱，还反复叮咛，不让我出去找乱七八糟的兼职（因为那时常常有女大学生贷款被胁的新闻）。几年过去，水泥厂效益稳定，去年他又承包了一处磷肥厂，加上小表哥和女友确定关系，本来喜事连连，可他看起来却没有轻松半分。

他的心里装着太多事，两个厂子用尽了他的积蓄，儿子的婚事因为首付、车子、嫁妆等悬而未决，还没有定期。他下半生的事业梦，和儿子的人生连接在了一起。

曾经他有大姐在前面顶着，实在不行还有二姐。每次在老屋里喝了点，回忆起往事，他就开玩笑说自己小时候犯了错也不怕，万事先往两个姐姐头上推，推不过了再跑。有一回不小心打翻了家里的饭碗，白花花的大米伴着翠白的瓷碗茬全碎在阳坑（阴沟）里，那时的粮食和碗都珍贵，外公回来了，他第一个扯谎，先说米是给大姐吃掉了一半，又说二姐把剩下的一半捎带碗都拿到田里去了。结果家里的鸡下去啄阳坑，被操持牲畜的外婆看见了坑里的米，舅舅撒腿就跑，满村乱窜——最后自然还是要挨打的，不过两个姐姐却都上来帮忙挡苕帚。

作为家中独子，他承认自己从小享受着外公的独宠，骑着摩托，来回自由自在。两个姐姐都比他的人生快一程，他帮不上忙，就只能加倍对比自己小的妹妹——也就是我母亲——故意对她好。母亲怀我弟弟那会儿，就是舅舅把我带走照顾了一年。

人到中年，大姐却没了，只留下一个没有着落的侄子。二姐的房子也丢了，另一个侄子更是不争气。这次回家，我才知道舅舅不知何时已经戒掉了烟，只剩下酒了。

大姨走后，舅舅主动承担起凝聚整个家族的重任，主张过年时大家必须聚在一起。每年母亲都会对集合过年的通知表达不满，她嫌麻烦，总是说分开过年，饭更好做。可舅舅一严肃起来，她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我也是这样，即使舅舅对我从来都和颜悦色，也不妨碍我害怕他。

凌晨回家时，父亲早已睡着。他是一个谨慎到有点刻板的人，防盗锁牢牢上了3层。他以为我们在舅舅家玩到半夜，必定会就地凑活一宿，然后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连个确认的电话也懒得打。我们敲了15分钟后，他不得不从被窝爬出来给我们开门。

5

出了热闹的除夕夜饭桌，大表哥、二表哥有时也会请客去夜宵，深夜的路边摊，桌下一盆炉火。同辈人在桌上各自吹牛，喝多后再各自诉苦。那些话讲出来时显得轻飘飘，只有年纪到了、经历过一番后，才会感到沉甸甸的垂坠感。

二表哥的人生选择，一开始就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优解——从热门的省内计算机专科毕业后，他顺从家里的意见在本地找对口的工作，顺从地拿着县城2000块的工资，顺从地结婚。离婚不到一年，前妻已经再婚，孩子都张罗起了满月酒。那晚他喝多了，笑说，是他没留住感情，不怪别的。

他马上而立了，从未离开过家乡，经历种种人生变故后，又被长辈们劝说到大城市找找机会。大姨还在世时，他像笼中的鸟儿渴望广阔的蓝天一样希望能出去闯闯，如今他却宁愿待在家里，帮人打游戏挣钱。他不再信那些美好蓝图了，又或者是那些画卷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虽然他从未说过思念母亲，但后来离家甚远的我有时能模糊地感觉到，他或许也和我一样，疲惫时只想要拨通母亲的电话，委屈时只想听母亲坚定地说，“不行咱就不干了，回家来”——而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最能依靠的人了，这一切，却简单地被长辈们定义为“怯懦”。

再往前回忆，当初大表哥被小姨夫逼着从军复读“二选一”时，大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专科是摆烂没未来的，打工是低人一等的，而军人是光荣而充满希望的，好大学是光明而路途坦荡的，忽略可能的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退伍军人都能有好工作的；而有些人，生来就是不适合在教室的。

小姨父曾花钱找关系，也要大表哥在高原上坚持，直到大表哥健康出现问题，打电话过来，从低声祈求，再到愤怒威胁，却依然没有人当真，觉得他是在闹脾气。他们口中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最终没能通过军队的年度体检，被退回原籍——如果不是小姨夫那么独断，信奉棍棒教育，也许大表哥就不会一蹶不振。有次夜宵摊上，大表哥喝着啤酒，给我们看朋友圈昔日学汽修专科的朋友，现在已经开上了大奔，他却羞于点上一个赞。

初四是我家办饭的日子，母亲一大早就开始忙碌，到了下午，由我每家每户地发微信、打电话。

前天打麻将，小表哥赢了我800块，我伙同一起输钱的二表哥，意图强押发家致富的小表哥请我们去唱歌。谁知道小表哥根本没来，他的同学聚会刚好约在这天，一辆车把他拉去了外地。

晚上7点多，外公困了，大家已经喝得尽兴，也就作鸟兽散。舅妈早前被朋友三催四请，不得不把喝得正酣的舅舅放在我家，自己先行赴约。失算的我们兴致缺缺，过年物价飙涨，夜场KTV的价格翻了四番，小表哥不来付账，大家只能一拍两散——如果我知道后面会有那么大一场争吵，我发誓，就算KTV包厢要价800块，我也要自掏腰包去的。

父母和舅舅本来在和乐融融地讨论着冬奥会，不知道怎么，话题突然就转到我的辞职，气氛就像一架在最高点的过山车，不受控制地往谷底冲去。

舅舅问我今后的打算，我只说回深圳。见我不想多谈，他援引了小表哥的人生规划：维持稳定现状，逐年计划升迁，定存定销，规划首付和月供。

我听着这些，不由得有些同情作为码农的小表哥——这感觉和初中时我们被逼着写学习计划和考试目标如出一辙。也不知道当时那些保证我们做到了几个，人生这道题，也能这样攻克吗？

我的缄口不言，让守在附近的父亲开始急躁，他苦笑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想好，你就辞职——你知道现在工作多难找吗？”想了想，他又补充他人的评价：“你汇丰哥（一个远房亲戚）老娘都直说你现在怎么是这种人了。”

事后我才意识到，舅舅应该是得了父亲的托付来做说客的。父亲想从我嘴里听到什么承诺呢？我大可以随口一说，无所谓做到做不到，来年还那么远，眼下皆大欢喜。而我可能也遗传了父亲的急躁，精准地抓到他话中让我刺痛的点：“以后我的事，你有意见就直接跟我说，不用到处张扬，是不是听到别人骂我你很开心？”

作为晚辈里唯一的女孩，每次聚会，大人们都会把我当成吉祥物一样反复夸赞。我一直生活在这种众星捧月中，那是一种过时的保护，他们想将自己与老一辈区别开，绝不“重男轻女”，刻意给予女孩更多关爱。所以，即使到了一口喝二两白酒的年纪，我仍然会在举杯的时候乖乖拿起椰汁。

后来当我去参加汇丰哥的搬家宴，迫于气氛不得不把酒杯一举再举时，就清晰地体会到一种失落。每当我敏感地察觉到有可能失去那种“被保护”时，焦躁、不安和害怕就会将我攫紧。

听见大人们吼叫着对哥哥们发脾气，我都会在心里颤抖：如果这个挨骂的人是我，该多可怕？

而眼下，就是了。

6

父亲用沉默把舅舅这个说客重新推到了台前。舅舅说，你爸爸只是想让你别辞职，你要考研究生什么的，也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备考嘛。

我尝试让他们了解这种可能性的渺茫——单是工作一项，就让人累到一年进4次医院，如何分心备考？

但舅舅不接受这种说法：“我有个同学的朋友，他的儿子就是这样考上了，人家还是普本，跟他爸爸说挤时间，晚上下班，中午休息，早上起床——9点钟才上班，现在高中生都7点钟就上课了咧。”

熟悉的“我有一个朋友”句式，让人无力反驳：“好的，那我以后报喜不报忧。”

我的嘲讽激怒了他们，舅舅的嗓音开始高亢。他说起我母亲腰痛时爬不起来床的模样，说起我父亲曾经被一棵大树压断的背，又说起他给我转的那些钱：“你以为我是想对你好、想以后享你的福吗？我只是想让我妹妹轻松些啊！”

吵到这里，这场争执的方向早已偏移。

我表明已有足够的存款，可以支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独立生活，绝不会伸手向家里要钱。

也许是被“不会向家里要钱”这样过于赤裸的话刺痛，父亲指责我：“有点钱就在长辈面前这种态度，以后又将如何？”舅舅也跟着一起质问道：“你睁眼看过你大表哥、二表哥吗？你是不是也想变成那样？自私，无动于衷？”

“舅舅，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如果有的选，难道愿意这样吗？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本来走的都是你们想他们走的路，只是最后走糟了而已。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那些有大出息的人都只是运气好。”

屋里静了。

我仿佛回到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执意去上省城的高中，而县里的高中想用丰厚的补助留下我。当时也是这样，众人围在四周，轮番上场，希望用他们的唇枪舌剑劝我改变主意，谁的话语有力，还会得到其他人眼光里的认同。没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想去省城？”，他们只想说服我。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对谈，它们从来就不是带着互相理解的目的展开的，只是一场场说服战。我知道怎样做是安全的——就像以前我最终还是去县高中那样，稍微闹几天，绝食躺掉军训，然后自己走出房间，和偷偷给省城招生办打电话交住宿费的母亲说，“我不上省城高中了，你别忙了”。

是的，我应该低眉顺眼，表示我会考虑一下隔壁县里老师的岗位，我应该退掉深圳的房子，回县城一边上班一边备考，考上了风平浪静，考不上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对谈——可是这一次，我偏不愿意再对他们那一套社会规范和给我的社会角色照单全收。

过了半晌，父亲说了句：“算了你别跟她说了，你一说她就觉得谁都在跟她作对。”

舅舅听了，愠怒没有降温，反而升级了。母亲让父亲闭嘴，舅舅斥责她，说应该让我闭嘴。

这场始于我辞职的规劝，逐渐沦为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最后，勃然大怒的舅舅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从此以后我的事和他再无关系，然后摔门而去。

盛怒中的舅舅，脸色红通一片，眼睛瞪得硕大，格外生动，仿佛下一秒就会冲上来给我一耳光。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感到如释重负，好像以前那些格外重要的夸奖与表扬，此刻都烟消云散了。

恍然间想起，我跟父亲上一次大吵一架，是2019年寒假。当时弟弟和我大打出手，原因是他问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总是不满：“天天要钱，钱都被你姐姐用掉了，她总是花钱去做没必要的事情。”

他说的“没必要的事”，是我整个大学4年的愿望——刚进大学时，我交朋友总是很费劲，后来跟同学们熟悉了，他们才说，觉得我太冷漠了，“总是一副不正眼看人的样子”。这个反馈让我胆颤心惊，丢掉眼镜，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要非常努力才能睁大双眼。也正是因为那次对话，我才知道自己有轻微的“提肌无力”。爱美的天性最终占了上风，我犹豫了很久，绕开了父亲，支支吾吾对母亲说了我想割双眼皮，也许我的样子太恳切，她嗔怪几句就同意了，还专门来医院陪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开放氛围的家里而自得。而那次风波，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纯粹的“我想”，在父亲眼里是“没有必要的事”。我顶着刚拆线的双眼皮哭了一夜，肿到睁不开眼。

弟弟被客厅的巨大声响惊醒，偷偷出来倒水喝。一种时空的交错感击中了我——我也曾是这个家族里最小最听话的孩子，偷看表哥们挨骂，听长辈们说着最难听的话，然后砸门而出。当时我会想，幸好那个人不是我。而此时此刻，我在想，我的今天也许就是弟弟的明天。

父亲跟着舅舅追了出去，我问留在家里的母亲：“我说错什么了吗？”

“他们都是为你好。”她回答我。

这一晚的争吵再次刺激了她脆弱的腰部，我只能拿个垫子让她躺下，正如当年我很想安慰大姨，却只会不停地扒葡萄喂到她嘴里——但是她应该能明白吧，她一直拉着我的手呢。

“我只是想先沉淀一段时间，好好想想未来的方向。我不愿意回来当老师。”我说。

母亲没说什么，只是拉过我的手，挨近温暖的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