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者和无权者》——伊凡▪克里玛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一种社会状态，于其中那些无权者完全处于有权者的任意摆布之下。得到广泛接受的是，有些人可以被剥夺任何一种权力：自由搬迁的权力、生活的权力，乃至一个有尊严的葬礼的权力。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具备有关社会正义或毋宁说是非正义状态的某些个人经验。正像我们的父辈被社会问题所吸引一样，我这一代人被正义的问题所吸引，更准确地说，被处理那些有犯罪嫌疑的有权者这个问题所吸引。30年代初期，呈现在我们乐观主义父辈们面前的是个人面对贫困、失业和饥饿的压力的无助感。而纽伦堡法令、莫斯科审判、奥斯维辛和沃尔库塔（Vorkuta，西伯利亚北端的监狱城市，苏联集中营，曾关押政治犯、重罪犯和德国俘虏。1953年爆发起义遭到镇压。）打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睛，让我们感到个人在面对极权国家可耻或凶恶的暴政时的绝望无助。上一代人对经济无限发展的没有根据的信仰破灭了。同样，我们这一代人关于按照乌托邦的设计重新组建社会的朴素信仰也破灭了。每一代人都喜欢将其自身经验当作唯一的，将其自身的成功和灾难当作划时代的和前所未有的，这就妨碍了去估计其真正获得的成功及其失败的范围和意义。

违反人性的种种现代罪行并不是这个世纪的发明一-装模作样的审判，预先安排好的裁决将无辜的人们判处死刑，奴隶劳动，大规模枪决，对整个民族的杀戮，等等。我们可以在所能考察的任何历史时期都发现同样的事情。审判苏格拉底、扬·胡斯、布拉格的哲罗姆、吉奥达诺·布鲁诺、卡米耶·德穆兰、玛丽亚·安托瓦妮特、德雷福斯的法庭，同样还有追逼异教徒、持异议者或其他“叛徒”和改革者的法庭，都不是受追求真理的动机所推动。它们并不想弄懂，更不用说判断那些指控的真正详情。它们仅仅企图支持和服务于现存权力结构，同时惩罚任何被挑选出来作为指控的人。它们残酷地惩罚他们，作为一种警告，将恐怖灌输到每一个有他自己不合时宜思想的人身上。在它们了解争端的实质（某些事情它们甚至不能承认，置之不理）之前，在看到有关文件或被告者的面孔之前，它们就已经作了裁决。

不需要我详细叙述奴隶劳动，毕竟，直到两个世纪之前（对俄国人，对西半球的黑人，仅仅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奴隶是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事情。

那么，对整个团体乃至民族的杀戮呢？历史提供了足够的有关种族灭绝的例子。《圣经》中充满了整个王国和公国的人民被屠杀的故事，包括妇女、儿童和家畜。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数千名无辜的公民被处死。在上个世纪的美国，美洲原住民部落被逐个消灭-在一个于那个时代，根据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中。

我们永远不该忘记人类种族的历史是残酷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称之为文化、文明、人道主义或合法化的东西不过是覆盖在一种血腥本质之上的薄薄的外壳。因为我们（至少是部分地）确立了这些东西或以它们来命名，便相信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已经被驯化制服，这是天真的想法。但是近好几代人却都屈服于这样的幻觉，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一个物质和精神同样丰富的纪元，一个诸如博爱、兄弟情谊、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基本的公民自由这样的概念，它们至少已经流行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并终于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不再有人公然反对它们的时期。

纵观人类历史，始终贯穿着有权者和无权者、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斗争。有权者是埃及的法老，无权者是小小的以色列民族；有权者是罗马人，无权者是勇敢而受困的迦太基人；有权者是封建领主，无权者是为数众多但散漫无章的农奴。天主教堂是有权的，那些徒劳地呼唤用《圣经》的力量反对刀剑的分散的追求真理者是无权的；康斯坦斯的宗教会议是有权的，扬·胡斯是无权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是有权的，用弓箭、过时了的枪支和绝望的决心抵抗加农炮和一支有组织军队的印第安人是无权的；盖世太保是有权的，犹太人和被征服国家是无权的；每一个现代国家是有权的，尤其是不仅拥有所有武器（真正具有威胁性的权力），同时，也拥有控制经济和精神所有手段的极权主义国家，而仅仅具备一种投票权和如何管理国家理论上的发言权的人民是无权的。

有权者的实力（我仅仅从实力的立场来探讨。显然，有权者，那些当政者，也做了大量必要的和有用的好事。-作者注。）从来（或几乎从来）不是来自某种更高的授权，或来自精神上的价值，或由于他们在真理或智慧方面拥有一席之地，尽管有权者总是试图自称是这样。这种实力仅仅来自力量方面的优势。它通常建立在被统治的无数灵魂之上，建立在他们的武器和组织能力之上。

有时候有权者的胜利也恰恰预告了们的失败，就像无权者的失败和死亡预告了他们的政党、地位和信仰的胜利一样。罗马帝国衰亡了，但至少基督徒的后嗣幸存下来并保存了他们已牺牲的先辈的某些东西。扬·胡斯也被列为圣徒。在历史上先前的封建领主多次因害怕他们的农奴而簌簌发抖，正像先前的资本家害怕他们的工人一样。

然而即使他们令人可喜的后代为他们树立了金色的纪念碑，即使在他们的身后被宣称为神或圣徒或民族英雄，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他们都被杀害了，他们唯一的、不可取代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并且在其全盛时期被切断：苏格拉底、基督、扬·胡斯、吉奥达诺·布鲁诺、卡米耶·德穆兰、伊萨克·巴别尔、奥西普·曼杰斯塔姆、鲍里斯·普林纳克、科尔比神父、约瑟夫·卡佩克、弗拉迪斯拉夫·万丘拉、卡莱尔·帕切克。还有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其他若干人，他们往往是那个时代最正直、最忠诚和可靠的灵魂。他们死在占领者的十字架上、宗教法庭的火焰中，死在第一次革命的断头台上，于第二次革命为前者举行葬礼的鸣枪之前，或者死在第十次革命的阵营中。从那个粗暴残忍的权力看过去，他们都是无权者。他们的王国不是那样一种权力的世界。其他的价值和关系在这里起支配作用。因为他们过早地被迫沉默，我们充其量只有问问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大多数法典中，都有着将凶手和误杀者区别开来的条文。于后一种情况，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杀死是出于自卫、失误、愤怒或者他的头脑突然失去平稳。乃至在犯下这种可怕的行为之后，他或许还能回到人性之路。而故意杀人的凶手，则出于憎恨、狂热或贪婪。他为了一个预谋的目标而行凶。一个故意离开了人格之路的凶手，他返回他意欲放弃的那条路也许将非常困难。

我们在有权者打击无权者最残忍的行为中也能找出相同的或类似的区别。强壮的民族颠覆弱小的民族，羞辱、奴役和屠杀他们。有组织的罗马军队、狂妄自傲的德国民族、野蛮的阿瓦尔人（Avars）驰骋欧洲。他们因为领土、牧群、庄稼、黄金和俘虏而战。他们掠夺和抢劫，有时候杀死所有的活物，一般来说还是让失败者活着，奴役他们。他们在失败者面前散布恐惧并让后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他们的行为和宗教裁判所的行为之间还是有所区分。一个宗教法庭根据精密的筹划选出它的牺牲品，为了摧垮他们的良知折磨他们，使用酷刑摧残他们的身体，以残忍的方式杀死所有那些反抗者。在北美的殖民主义者的血腥行为和纳粹警察机器之间也有所不同，前者不断地袭击装备简陋、毫无还手之力的土著民族，而后者则以一种有预谋的和冷血的方式杀害好几百万欧洲犹太人。

也许有人反对：对那些牺牲者来说，他是被谋害的或仅仅是被杀死的有什么区别呢？确实，这个区别仅仅对那些活着的人是重要的，对他们重返人性之路是重要的。一种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故意决定处死杀人凶手的权力仍然是犯罪的和应受谴责的，即使它最终改变了它的道德面貌，是试图为了忘掉过去和抛弃过去。一个可耻的、犯罪的权力过去是、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对所有人类社会的威胁。

恐惧总是权力的最可靠的同盟之一。有谁能够想象，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居民们所感到的恐怖？当敌军爬上围墙时妇女们所感到的惊吓？宗教裁判官来到一座中世纪的城市时，恐惧蛰伏在一千张难眠的床上。同样，谁又能够想象，当那些可怕的种族法令产生效果时，犹太人的家庭会有着怎样的焦虑？当三K党点起大火时，那些黑人会是怎样的害怕？而于黎明之前，到处都是专制权力雇用的杀手和虐待狂式的执行者们在沉默地搜寻时，那是一种怎样的透不过气来的恐惧：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纳粹德国，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斯大林的苏联，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在巴拉圭、阿根廷、乌干达、智利、伊朗、中国、也门、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秘鲁、古巴、阿富汗和柬埔寨。有多少国家，那儿的人民从来不知道死一般的黎明时分严寒的滋味，从来没有必要屏息静气地去观望，而死亡的使者恰好在他们的窗户底下起劲地跳舞？

进攻者总是在他未到达之前便先知道这种恐惧。他太知道真实的恐惧会暗中瓦解人的士气，造成惊慌和无能的抵抗。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利用这种恐惧的原因。他发动突然袭击，戴上恐怖的面具，他大喊、尖叫，挥动燃烧的木头，发出威胁，擂鼓、敲打锅盖，把他们的士兵编成看起来庞大得多的行列，将骷髅头的徽章别在帽子上，在他们的机翼下面弄出警报声。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种权力不是依赖某些形式的恐惧。人们不仅恐惧外来侵略者狂暴的铁蹄，说到底他还生活在对神灵们、上帝及他们的代理人的恐惧之中。他恐惧官方权威和他自己主人的代理人，恐惧失去为了生存所必需的家园、食物、土地和工作。

解放人的每项努力都是将他们从恐惧之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创造一种情境，于其中他不再感到他的从属是一种威胁。权力越凶恶越绝对，它便越剥夺人的自由和造成恐惧。

如果权力变得如此绝对，它可以采取任何专断的行为，可以无中生有地指控任何人，将他逮捕，以想象的罪名去审问他和给他判刑，没收他的财产、工作，取消他的自由，并且最重要的是公开侮辱他，使他蒙受耻辱。那么，恐惧也将变得如此绝对：为了将它维持下去实际上无须做任何事情。当权者只要偶或表明他们想做什么便能够随心所欲。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权者借以统治的手段不同于以往人类曾经知道的。他们可以控制和消灭个人和全体人民。当这些手段存在时，我们的世界将仍然是一个恐惧的世界。

蛰伏在无权者床上的恐惧给他们的梦想和行动一种强大的动力。无权者渴望逃脱个人的焦虑通常只有两种途径：远离具有敌意的权力，或者将自身变得有权。恐惧导致权力之梦。

毕竟，权力完全和人联系在一起。它存在于人们身上，存在于他们的行为和社会地位之中。一个皇帝、一个国王、一位第一书记或一位总理，都属于人类成员，但他们却尽可能地使我们相信他们具有神的血统，或至少享有在职权方面特殊的保护。但是有一天，他们却被拉下马来面对割下他们头颅的行刑队员，而如果他们已经死去，便能从坟墓中拖出来以证明他们是肉身世俗之人。凡属人的事情大致都是可以做到的。某人只要发现将权力移位到他本人的途径，便可以把它从天上降到地上，从现在拥有它的人手中将其窃得。对无权者来说，获得权力的幻觉允诺其将会从恐惧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它同时也允诺自由和世俗的种种好处。

我们已经说过权力依赖实力，实力依赖人数、组织和有效的武器。正是以这种方式，那些曾经被扔给狮子、受折磨和遭谋害的无权者基督徒，那些谈论此处不被认可的某种价值秩序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另一个王国的人们，后来在人数上壮大和组织起来，终于有一天他们不仅控制了修道院和牧师，而且也控制了城堡和武装的十字军，在他们的胸前佩戴着最狂热的权力的象征神圣宗教法庭。

同样，那些无助的无产阶级，超越了上个世纪悲哀失望的那些有觉悟的人们，越来越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直到最终有一天，至少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他们的党推翻了国王的政府，砍下他的头颅，自己把政府接管在手中，去创造（或至少宣称创造）一种摆脱贫困和焦虑的生活。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开始是他们的敌人，接着是他们的党员，最终是他们的领导人，于寂静的黎明时分陷入令人发抖的恐惧之中，然后是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被判处死刑或死在遍布全国各地监管营的冻僵了的荒野之中。

无权者当中那些运用自己的法则，梦想拯救世界和将世界（及他们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人是在自我欺骗，人类从来没有从原先的无权者行使权力中得到救赎，因为一旦他们变得有权，他们将不再清白无辜。当他们开始恐惧丧失自己尚未巩固的权力，丧失自己尚未实现的梦想和计划时，他们将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将会在自己的周围散布恐怖，当然也将从中得到报应。他们不可能摆脱恐惧，他们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

这个世纪的中叶，生活在欧美地区的人们再次拥有这种愚蠢的幻觉（这次是真诚的），他们正在进入应许之地。这种幻觉建立在空洞的假设之上，认为他们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如何给人们提供一种体面的生活、给他们实现尘世梦想的机会而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充分享受生活的馈赠-吃、喝、旅游和生命的全部需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获得任何成功：为一代或两代人所获得的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从人类的角度看其好处少得可怜，但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是对这星球的大肆劫掠和贮存了数百万年能量的滥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我们为这个幻觉付出的教训。我并不仅仅指在生态方面所干下的坏事，那是我们孙子的孙子将要全力与之搏斗的（如果他们还幸存的话），也包括其他一些更坏的事情。

在这种把最广泛的力量组织起来“战胜自然”、“扼制它的危害”、促进“进一步发展”或“保卫已取得的成果”的努力中，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为巨大的行政、军事和警察的结构。这些机构用来服务于社会，而公民和每一个个人，正是委托这些权力的来源。开始，人们无疑这样认同。但是接着，这些机构的行为表现得恰恰相反：它们开始为了自身而篡夺攫取，开始损害它们原先来源于其中的人们。当然，也有一些社会，我们所说的这些机构服从某种形式的控制，但在大多数国家中情况不是这样。它们不再是被支配的，而是由它们来支配。不同于早期权力篡夺者的是，这些权力机构没有面孔，没有个性。在面对沸沸众怨时它刀枪不入。也许这些权力显得更加隐蔽，更较少公开宣称，但是它却无处不在和不断地增强，那些代表它的人不管是出现在公开场合还是隐匿于其背景之中，重要的是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是可以被更换和取代的：指挥一个火箭师的将领们、多国公司的首脑们、自我委任的党的第一书记或秘密警察的头目。

一次次地看他们在电视屏幕里向我们挥手，觉得和他们所行使的权力相比，过去神赐的法老和皇帝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游戏。然而我们让自己相信，现在权力只能是这样，他们体现了我们所要去的方向；他们保卫我们的利益，服务于我们的需求，维护我们的安全、进步、富裕，或者任何那些因我们自己的愚蠢所给出的虚假或华而不实的标签。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不再以我们的名义而行动。我们不可能摆脱他们。他们既不认同在其之上神性的力量也不认同在其之下人民的存在。他们仅仅认同他们自己、他们的机构、他们的组织、他们自己的运作法则与他们破坏性的扩张。他们控制着一项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为他们提供统治地球的手段，以及毁灭地球的武器。

像我们目睹的那样，前两种可能性已经变为现实，而为了第三项内容，力量正在集聚。我们却继续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那样做，因为那将是反对他们自身的行为。

但是每一种弄权的权力结构，每一个决心放弃其人性的凶恶的权威，出于徒劳地渴望绝对的尺度和绝对的不受限制，渴望神一般的登峰造极，当他们继续增长、繁荣和膨胀时，总是在玩火自焚。

罗马皇帝、拿破仑和希特勒，从维护他们权力的立场看，其所有行为都是自杀性的。秉承他们活动的人们，如果不受人类一臂之力或命运之手的限制，也不能自我遏制。但是那些已经将他们本身超出我们所能影响的范围、超出我们的语言、抗辩和威胁的人，我们这些压根儿无权的人能做出什么限制？我们这些除了支配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灵魂的人能做什么？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生活也被控制在他们手中。

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并且它来自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丧失灵魂的基础上和从中汲取的力量。灵魂的阙失维持着和恐惧的联系。那些放弃他们灵魂的人仅仅拥有一个肉体，正是这肉体使他们感到有所害怕。他们担心失去尚存的动物性满足：平静和安宁，物质上的东西，方便、舒适和奢华。那些没有放弃灵魂的人能够克服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说到底恐惧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焦虑来取代自己灵魂的人永远不可能赶走他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

当然，代表着没有灵魂的权力不可能理解看起来不可思议地走出队列的人的动机。他们猜想后者有着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的目标，他们把这样的行为解释为一个看不见的恶魔的指点，一个撒旦的门徒在其耳边的挑唆，目的是追逐权力。此时只有一件事情他们能够明白：那些孤立的反抗者扰乱了被威胁的人们的服从一致。因此，有权者便动用他们全部的威力和所有他们占有的手段，试图使反抗者回到他们认为反抗者应属的位置上：由恐惧所支配的虚无空洞。

当胡斯站在康斯坦斯的宗教会议面前，他们并不试图劝说他，也不和他辩论，他们只是一次一次要求他放弃信仰。当胡斯在火刑柱上奄奄一息，他们满足了他最后一个要求。那些拒绝讨论问题或听到任何真理的证据的人，满足这个要求，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解救一个无名的神学家的生命吗？完全不是。他们仅仅知道一个放弃了信仰、向恐惧屈服的胡斯，一个重新回到卑微的权力王国的胡斯，将不再对他们有着任何威胁。而一个不这样做的胡斯，不管是活着，还是被烧死，却是对他们的世界、对他们凶恶的统治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所发生的实情，它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个人出于其内心要求，坚强地面对有权者，甘冒一切风险，拥有一个真诚的、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者，权力来自何方，什么是它的发源地和什么是他们的责任，他也许将使他们多一些人性。但是对那些当权者来说，对那些屈服于当权者的人来说，这样一个目标看上去非常愚蠢。

然而，对于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正是隐藏在这些愚蠢的行为当中。

198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