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62回：东华庐巍然秋官第，潘植我巨笔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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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62回：东华庐巍然秋官第，潘植我巨笔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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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然秋官第，巨笔写传奇，梅县西南，三星山下；一座“猫形”的潘氏老祖屋傍山而起，名曰秋官第。祖屋四周“围龙”遍布，一同环绕网状山峦。
潘氏老祖屋乃侨乡村三个自然村落（寺前、高田、塘肚）中首次建成的传统客家围龙屋，聚山川之灵气，遂形神兼具。它预示着一座“中国传统村落—侨乡村”的辉煌由此开篇。
潘氏老祖屋是山里客家的一大传奇。传说明朝中期，一位潘姓人的遗孀陈氏（1459—1551）肩挑一对男孩（名曰积河、广河）沿东牛驿道回兴宁娘家去。
傍晚在路边小店歇息时遇上风水先生廖炳。先生知悉她的境遇深感同情，告诉她回娘家非长久之计，驿道东侧三星山下有个名叫“山猪窝”的地方适宜兴家创业。于是，陈氏痛下决心，在山猪窝搭个草蓬居留下来，朝夕垦荒拓土，从此落地生根。
老祖屋由潘氏三世祖积河公、广河公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至1566）。占地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60平方米，属“三堂六横一围龙”形制。
它是南口潘氏子孙初创的居室，又是客家历史人文的启蒙学堂。它酷似一株普通而神奇的蒲公英，把生生不息的种子随风撒向四面八方。
一位在围龙屋里长大的诗人唱道：“围龙屋、客家人的围龙屋；千年百载，育下多少条龙，又送出多少条龙。”
岁月苍茫，潘氏与众多客家乡亲一样，土里刨食，耕读传家。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迫使清廷大量海外移民，从此海禁渐开；
史载客家人第五次大迁徙的“下南洋”方兴未艾。清光绪元年（1875年），21岁的潘氏裔孙潘立斋为本村首个出洋，业绩不俗。潘姓子侄于是趋之若鹜，村里“丁满十六出洋”蔚然成风。
身居异域、心系故园。先祖陈婆太搭草棚遮风挡雨的凄惶让后裔感同身受，祖国自“甲午海战”后江河日下激发了潘氏裔孙的教育救国梦想。十九世纪末，潘立斋、潘祥初叔侄俩回乡圆梦：一是分别在高田村建成德馨堂和南华庐两幢屋宇；
二是为振兴家乡教育并实现潘立斋祖父钦学公（号毅成）夙愿，联手在三星山旁建成一座典雅精致、鸟语花香的学堂——毅成公家塾。从此，“华侨屋”建设在“胞衣迹”红火四十载。如今，这座俗称“一根扁担挑来的村子”分布着38幢气度恢宏的围龙屋，号称“客家民居博物馆”。
荥阳堂内有很多牌匾，围屋层层叠叠，后山地势更高，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处维修一新的围龙屋，可惜看不到围名了，地势更高的地方是一个祠堂。
我又走到修建于民国八年的围龙屋【皇氏古建築大全】第11772：东华庐；系潘植我修建的，此人不同凡响。
潘植我（1885—1953），生于梅县南口镇寺前村（今侨乡村）。1907年毕业于嘉属官立中学堂。四月，与丘茂荣等6人同赴日本大阪东成郡吉田工厂学习。
数月后，并于1912年冬，赴香港商得宗亲潘君勉、潘荫庭的支持，集资10万元，于1913年4月在神户开设“得人和”公司。其随后生意扩展到印尼雅加达、棉兰、孟加锡等市，
旋又在上海、香港开设公司。几年后，“得人和”号一跃而为神户华侨中最大的一间商号。植我被选为优秀青年商人，录人全日本工商名人册中，并被推举为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广东商业会所议长，且受聘为北京商会顾问。
潘植我六岁破蒙，聪慧好学。清光绪卅三年毕业于梅城嘉属官立中学后，应宗亲侨贤潘祥初之招，与丘茂荣等六人于四月同赴日本大坂东成郡吉田工厂学习纺织漂染工艺，数月后转入东京机织学校学习。其时，为筹措学费，到神户永安祥商号做工。
因其勤奋好学，诚恳待人，颇得店主赏识，被说服留店工作，从此弃学从商。民前一年，得其宗亲潘君勉等人支持，集资在神户开设得人和商号，经营纺织品与日用百货出口东南亚等地业务。
由于经营有方，生意逐渐扩展到雅加达、棉兰、上海、香港等地，资本额由初年四十余万陆续增至一千万元，在南洋拥有七十多家经销公司，一度与三井、三菱财团齐名，号称旅日华商第一家、梅县首富，享誉三、四十年。
1936年，潘植我被神户华侨推选为华侨同文学校总管。此校乃康有为、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后，是旅日华侨开办的著名学府。它初为小学，后改为中学。
在他任职十多年间，曾捐助学校经费数十万元，并将神户3间华侨学校并在一起，学生达千余人。20年代初，他当选为华侨代表赴北京开会，被选为国会议员。先后荣获黎元洪、徐世昌两总统的奖匾两块和二等嘉禾章；又荣获教育部颁发的嘉祥章。
潘植我身居国外，特别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兴办。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口安仁学校建筑校舍时，他首先捐巨资以购买地皮。后再捐巨资建校舍后为安仁学校捐赠无线电收音机和大型寒暑表等物，使师生能收听国内外时事新闻，增长知识。
1934年，当梅江桥工程筑至一半，而钱已经用尽，适潘植我回乡探亲，慷慨捐资1.5万元资助。在梅江桥的碑亭上悬有他的玉照，下书“利济功高”四字。
在20世纪30年代，植我还在其家乡南口寺前村修建两座水泥钢筋桥：“三星桥”和“东华桥”。这两座桥经历了半个世纪多的风雨，至今仍屹立着。他还在其家乡寺前村建筑了两座著名的客家大围屋。分别叫“东华庐”和“东华又庐”。这两座较典型的客家围屋，至今仍吸引着国内外民俗学者和建筑专家前往参观研究和采风。
潘植我自幼爱书法，他曾慕名恭请近代著名书法家、清代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书写《朱柏庐治家格言》全文，且在日本将它转印成册，分赠亲友共赏。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潘植我是一位爱国侨领，他切盼祖国强大昌盛，竭诚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满革新，积极加入同盟会，曾将三年薪金之积蓄全部捐献充作革新经费。民国肇建后，受聘为广东都督府顾问，捐巨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营造墓地。在那座巍巍墨绿色的七十二块“献石”组成的纪功坊中，就有潘植我的一块。
潘植我的妻子是六浦松，日本女子，儿子：潘根元、潘叶元，日本妻子六浦松所生。 根据南口潘氏族谱记载，潘植我的爷爷为潘梅瑞，生有四子（龙兆、圆兆、贵桂兆、连兆），其父潘桂兆，生有四子（根启、炳启、芬启、贵生），
潘植我族谱名为潘贵生，到日本经商后改名为潘植我。当他重返日本神户后，将日本女子六浦松作为内缘妻，自根元岀世后，茂元、
蔚元各子孙相继出生，使得家族由弱而强“。1921年，潘植我“与日妇离缘，迫不得已而带根元、葉元兄弟回里。其后，潘植我续娶梁妇时，有友“谓他妻妾双双，子女六枝。”
潘植我在家乡寺前村建造两座著名的客家围龙屋，分别叫“东华庐”和“东华又庐”，至今仍吸引着国内外民俗学者和建筑专家前往参观研究和采风。潘植我在家乡寺前村建造著名的客家围龙屋“东华庐”，地方广阔，约有卧室六七十间，当为侨界较大之建筑。自拟上堂联曰：瀛海远归来，承上命堂构新成，聊为家庭谋幸福；
神州初改造，愿后辈人才蔚起，共扶祖国争光辉。中堂联曰：祖德芳传，满室芝兰欣茂盛；邻邦远讬，永怀桑梓著敬恭。大门联曰：东南叶吉，华萼联辉。”9因其大门前是一高一低的二级禾坪，后围化胎坡度陡峭，周匝围龙设围栏迴廊，而别具一格。2018年4月17日，东华庐举办100周年纪念活动。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近代，日本率先打开门户，中国借助日本这个渠道，学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学艺术。 清末，梅县客家人前往日本，或留学，或经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梅县南口镇侨乡村的潘植我（Pung Chick Ngo）。
潘植我生于光绪十五年（1885）5月28日，在家的小名为“潘贵生”。6岁启蒙读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于嘉属官立中学。潘贵生21岁时与丘茂荣等6人遇着同宗立斋叔祖派人往东求学之机会，赴日本大阪东成郡吉田工厂学习。
当时，潘贵生感觉到“祖国官方不肃，工商事业不兴，金融流出外国，民生日见困难，于是弃学投商。”民国二年（1912）冬，潘贵生返回香港，得到宗亲潘君勉、潘荫庭的支持，集资10万元，于1913年4月在日本神户市荣町通叁丁目九十五番开设“得人和”公司，
“输出入各埠货物，以利便各处华侨。”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迅速扩展至雅加达、棉兰、上海和香港等地，号称旅日华商第一家。其后，潘贵生受侨领美德感染，自己更名为潘植我，并“富有新学识，深得内外人士信仰。虽经营年期无多，声誉实为日本侨胞冠。日本实业界特认君为优秀分子。
潘植我入神户永安祥商店做工，永安祥副总管吴植垣系广府南海人，在横滨开一家永安和商店，专做南北美洲生意。永安和之生意不甚大，当时在横滨约莫居二等地位，其私人入息至多不过七八千元，仅仅够其做应酬费。
但吴植垣“极好交游，曾入保皇党，同康有为、梁启超常常来往，对中国清晸府派往日本特使、大员、公使、领事以及日本晸党朝野要人常有往来，如大畏犬养毅、柏原文大郎等。同乡梁辉到去日本，植垣托大畏犬养毅带其游二重桥皇城宫殿，此非寻常华侨所能做到的事情”。
潘植我在永安祥虽然做一个学徒，但蒙吴植垣特别看许，无论请酒、游地方都邀潘植我参加，平日极肯讲说教人，因此潘植我领略到不少做人的教益。吴植垣为人文字清正，相貌端正，身材高大，
有些胸襟气概，性情刚正，凡事不合道理不肯随便附和。其在横滨做华侨公益，每每全横滨人对付其一个人，反之其一个人对付全横滨人。但若碰到有关国际间重大事情，大家又爱推举其出来担任。
潘贵生心里非常敬重其为人，认为将来自己年纪长大有本事亦都要同其一样，所以其别号“植我”的“植”字即因崇拜永安祥副总管吴植垣而起名，而“我”字的写法先写一撇，次写“才”字，又次写“戈”字，查考古人做“我”字的意义，“才”字顶上一撇表示发挥才能，侧片“戈”字表示用戈矛保护才能，即书上所谓“君子自强”之意，此后他就开始用“潘植我”这个名号做事处世。
潘植我自幼喜欢书法，每早晚必勤于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在日本发达后他趁回国之际，恭请近代著名书法家、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书写《朱柏庐治家格言》全文，携往日本精印成册，分赠亲友共赏。
不但推崇朱子家训，他还自己贯彻落实客家传统优良家风家训，因而获得意料之外的收获。得人和商号初开办时，因须放账与人争取生意，每逢结账期，金融短绌，导致日本商人怨言百出，联合会议拒绝往来为要挟，并声言要向银行由诉，停止给其汇票。
但潘植我以诚信为本，把实情告知日本商人，并邀其到店查看簿书。日商经此一看，知其办事勤奋，勇于事业，大加谅解，答应继续来往。甚至还有一位从事金银物具的日本富商，借给他3万元周转。
潘贵生25岁（1910）那年回梅县老家过节。当他重返日本神户后，娶日本女子六浦松为妻，并向店中支借200元寄回家，让二哥潘增生得以续弦。
民国十年（1921），潘植我“与日妇离缘”，迫不得已而带日本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根元、叶元兄弟回国。（周云水，嘉应学院博士、梅州市古民居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资料来源：潘干元《植我回忆录》、东游生《日本华侨潘植我先生事略》等）
东华庐依然保存着精美的壁画，灰塑很有异域风，在它旁边还有一个围龙屋叫江夏堂，是姓黄的，我再穿过乡道，
看到一个月池后面有一处非常精美的围龙屋，可惜禾坪已经被邻居开辟成了菜园，可能是屋主后人皆离开了故乡，导致围龙屋年久失修，
我艰难地披荆斩棘地走到围屋前面，看到木梁都掉下来了，瓦片大量缺失，囍字形石质雕花透窗保存良好，门匾被盗，不知道它的围名，对联写着永远跟群走，我暂时将它命名为【皇氏古建築大全】第31693：囍廬；
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定居再迁徙再定居的历史，为躲避战乱、灾荒，客家人经过五次大迁徙，从中原腹地翻山越岭迁徙至广东、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
在迁徙定居的过程中，由于平坦地区已有人居住，客家人只好迁于山区或丘陵地带，故有“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之说。当地官员为这些移民登记户籍时，
立为“客籍”，称为“客户”、“客家”，此为客家人称谓的由来。为防外敌及野兽侵扰，多数客家人聚族而居，修建了围龙屋、走马楼、五凤楼、士围楼、四角楼等建筑，其中以围龙屋存世最多和最为著名，是客家建筑文化的集中体现。
梅州围龙屋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它采用了中原汉族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技艺，选择丘陵地带或斜坡地段建造围龙屋，
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普通的围龙屋占地8亩、10亩，大围龙屋的面积已在30亩以上，建好一座完整的围龙屋往往需要五年、十年，有的甚至更长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但一座围龙屋往往能供人居住上百年。
第3163回：安土重迁建荫华庐，光宗耀祖德馨君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