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房贷的80后，现在最怕失业
站在4000万的豪宅里，丈夫问我要不要拍照，我笑着拒绝，这里又不是我们的家。
一
我与曾先生是初恋，他比我小两岁。2003年，家境贫寒的我高中一毕业，就直奔众多亲戚定居的广州，试图在这个城市里立足。而作为“小镇做题家”，曾先生2009年才从美院毕业。
在曾先生读大学的四年里，每隔一两周，我们奔波在广州市中心与大学城之间，短暂的会晤让那时的我们无比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即使是租来的也好。
曾先生毕业后，拒绝了那个地址偏僻但薪水颇丰的工厂产品设计职位，为了我在市内跨专业找工作。在出租屋里蹉跎小半年后，亲戚介绍他到一家硬装公司当现场助理。
那时，我们租住在海珠区泰沙路的城中村里。楼顶加盖的大单间，不到25平的空间，被陈旧的家具隔开成卧室、客厅以及厨卫，月租700元。打开窗就能与对面的住户握手。
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四年。
当时我在创意园的一家室内软装设计公司里任职物料跟单，工资1800元，事情繁杂。每天等到天都黑透了，曾先生在地铁口接到我，我俩穿过边上热闹的小区，一同走回城中村。
买房，对这一年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奢望。
后来曾先生辞去了那份月薪1000元的助理工作，在网上重新找工作。之后几年又几度跳槽，先后尝试过玩具包装设计、药业平面设计等工作，每次都坚持不到一年便纷纷落败。
一直待在同一家公司里，工资开始稳步上升的我不明白，客户的刁难与同事的排挤并非是不可忍受的，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看不到上升空间的职位，才是曾先生最大的顾虑。
那几年，他总觉得人生像一个怪圈，自己是里面被困的蚂蚁。
当曾先生还在不合适的工作里兜转时，以往要好的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出国的已差不多完成镀金；扎根房地产行业的也崭露头角；创业的好友更是直接买下了第一套房。
而那时我们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结婚。
二
频繁换工作的曾先生，成了他家族里的“反面教材”，说他读了重点大学仍混得不如意。
我的母亲，一个标准的农村妇女，在我们读书时期、爱情萌芽之初，已明确反对过我俩交往。
那几年我借口工作忙，一年只回去几次，每次在家里也只住上一晚。
等到我年岁渐长，错过了相亲的最好时机，母亲被迫默认了我俩的恋情，并催促我们结婚。
我俩又因为经济原因一拖再拖，眼看都快跨过30岁大关，到2012年才回县城领证。
我们没有告诉多少同学，婚礼上只宴请了发小与一帮亲戚，在平平淡淡中完成了结婚这件事。曾先生跟我说，直到他把金戒指套到我的无名指上的那一刻，仍觉得自己在梦中。
那时曾先生在药业公司里当平面设计员，扣除社保医保后到手仅有五六千元。跟同龄人的有房有车、婚事大操大办相比，我们从恋爱到成婚再到怀孕，只能算是“出租屋爱情”。
看到曾先生欲言又止，我除了与他十指紧扣外，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时候的我们还不知道，命运会在暗中给我们一击。
2013年，我如愿怀孕。
曾先生激动得一把抱住我，他想要对我来个拥抱旋转，却被逼仄的空间弄得兴致全无。
大单间里，满满当当塞满了简易家具、锅碗瓢盆，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活动。
他压抑着兴奋的心情，隔天跑去附近租了个两室一厅。
如同蚂蚁搬家，曾先生一点一点地把物什搬过去，我想要帮忙，却被制止。有了孩子后，曾先生对我的呵护到了过分的地步，就连我上下楼梯都小心翼翼地扶着，生怕出现一点闪失。
他计划着等我的肚子再大一些，就叫公公与婆婆下来照顾我——身为家中的独生子，他无疑认定父母会乐意来帮忙。孕期三个月，我吐得昏天暗地，公公在帮别人下田干活时突发脑溢血，赶紧从县城里叫了救护车直奔广州。幸好抢救及时，只留下了轻微的中风后遗症。
孕期五个月，区产检建档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胎儿的发育有问题。
医生说，不排除先天性心脏病，建议我尽快去规模更大的市医院里复诊。
确诊那天，医院外头的阳光很猛烈，曾先生事先不知道这回事，并没有陪我一同过去，我一个人坐在走廊里，各种念头纷沓而来，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直至他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他好来接我，汹涌的泪水才像找到了出口，一下子倾泻而出。
当他听完消息沉默的时间里，我决定如果他说“不要”，那就离婚；要，就一起面对。
曾先生哑着声音说：“专家建议要，那我们就要。”
那时曾先生在药业公司里工作满了一年，工资上调了10%；而我的收入比他稍逊，5000元出头。原本我们存了七万，准备当首付，在小县城买套电梯房，好让公公婆婆安心养老。
现在，这笔钱成了救命钱——心脏科的专家说，孩子只有生下来，他们才能准确判断情况，按目前的状况来看，他们还是建议要。但决定权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强烈要求公公婆婆来广州，因为只有在广州的大医院里待产，我们才能在孩子出生的同时，找来心脏科的医生从旁协助，孩子必须一出生，就进心脏科里监测。
婆婆以公公的身体不好为由推搪，曾先生态度坚决，却不敢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直到我快到生产时间，他们拗不过曾先生，才不得不下来。
三
堪堪50平方米的两房一厅，两间卧室背对着背。
一间我们住着，另外一间则给公公婆婆住。他们的房间刚好对着隔壁楼的厨房，从窗户里看过去，连人家洗碗盘里放着多少碗碟都数得清。
每天早上五点钟，隔壁那户家人起来做饭，炒菜声、洗碗声不绝于耳。首先是睡眠浅的公公忍受不了，唠叨了几天休息不好，血压又上升了，自行回了老家。
婆婆却没办法对我撒手不管。
她沉着脸，伺候我到破羊水、住进医院分娩的那个晚上。趁着曾先生陪护我时，她回出租屋把行李收拾好，孩子度过了三天监测期、收到出院通知书时，她坚决要带我回老家坐月子。
“月子哪能在出租屋里坐喔！小孙子乖哈，我们回家去。”婆婆麻利地过来抱孩子。
即使我告诉了她，孩子有着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她仍觉得这是正常的孩子。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们已决定了，曾先生却示意我忍耐。
他咨询过心脏科专家了，只要注意护理，孩子可以半年后再回来手术。
然后他高价打了长途的士，连夜将我们送回县城。
在车上，他的眼神里满是歉意，只因我们在广州没有自己的房子，难以安定。
与此同时，他也作出了未来的职业规划：放弃大学四年里接受的专业教育，放弃目前的职业技能，重新把自己放到新人的位置上——先去报半年培训班，再转行当软装设计师。
那时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不但硬装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连带着室内软装设计也火得不得了。曾先生的母校——广美也应时拓展了室内软装整体配套设计课程。年年回母校看毕业展的他，察觉到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方向，也是他当下唯一的机会。
四
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2014年年中，等我从老家过完半年产假，重新回到广州，曾先生已从一名软装小白，转变成能跟着老师做项目的新手设计师。
同时，孩子的心脏手术也比预期中的成功，既不用进行二次手术，也不用终身服药。他只需要定期检查、细心护理，便有机会健康成长。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命运始终厚待我们。
培训班的老师同时也开着自己的软装设计公司，手上时不时有些项目需要人手跟进。在老师向几个成绩不错的学员抛出橄榄枝，问谁愿意留下来帮他时，曾先生第一个回应。
随着老师交来的项目增多，曾先生的收入也逐步稳定。
我们决定从城中村里搬出去，搬到海珠区旧美院斜对面的居民楼里，好方便公公婆婆回到广州跟我们一起生活。相较于城中村，居民楼也有缺点，辟如在步梯6楼顶楼，还有通道已占了房子面积的十分之一，还有那个让人转不开身的洗手间与厨房。
但等夜完全黑下来，站在阳台往下俯视，眼前只有马路上昏黄的路灯映射着地面。凉风习习、万籁俱静，能让人心生安宁之感。
为了这一丝丝微弱的归属感，我们咬咬牙，租下了它。
居民楼的月租金要2100元一个月，次年递加100，水电费自理。
但那已是附近比较便宜的居民楼了。
公公婆婆依然不乐意，但还是留了下来——在这里，我们四个人度过了大半年带孩子奔波医院与家之间。疲惫和争吵，在每个琐碎的事情中接踵而至。
吵累了，公公会跑到后阳台上坐着，闭目养神；婆婆则收拾起行李，等收到了一半，又扔下来跑开。曾先生看我冷着脸去哄孩子，跟着我进房。他关上门，满眼无奈。
我何尝不知道，将公公婆婆留在这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对公公婆婆来说，广州是异乡，即使它人情味甚浓，那也不是对他们呈现的。在这座城市里，他们没有朋友也没有认识良久的邻居，搬家，是从一个租处“流浪”到另外一个租处。
那是我第二次在曾先生面前掉眼泪。第一次，是在孩子确诊时。
五
家里的战争呈“白热化”，我们只好让步，放公公婆婆走，同时放走的还有孩子。
不到一岁的他，只在上车前冲我们眨巴眨巴眼睛，连哭声也没啼一下，不知道分离为何物。
公婆带着孩子走后，家里宽敞了许多，我们也想过要不要回到城中村，但最后还是没有退租——万一有一天，公公婆婆回心转意，愿意再回到广州帮我们带孩子呢？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与曾先生开始了一年的“双城”生活：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俩紧赶着离开广州，在小县城惯常的凌晨回到小县城，与孩子度过两天两晚的共处时间。
每到星期一，又得在早上五点前强迫自己醒来，洗漱穿衣，赶到县城客运站里，等待最早一班开往广州滘口的汽车。我们如候鸟坚持迁徙般执着，却不懂坚持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
2015年，曾先生从老师那离开，进入更正规、更系统的软装公司里任职设计师。
偶尔他会把自己的设计方案拿给我看，解释设定的业主职业是什么，爱好与品味又是什么，生活习惯如何。我打趣问他，如果给他一个自己的房子，他希望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
曾先生顿了顿，环顾承载了我们太多悲欢离合的居民楼，没有回答。
那晚，我对曾先生说，我一定要买房。
等我们去到房地产中介所，真正参与交易时，这才深感自己的天真：2015年的广州楼价，哪还能跟曾先生刚毕业时的2009年同日而语？同一套房子，价格早已翻了两三番。
我们以为的十几二十万的3成首付，最后到了33万元才能“埋单”，大大超出预计。
挣扎了一番，被我们签下的“老破小”，距离地铁站750米，仍然是在楼梯6楼。不同的是这里1、2楼是商铺与停车场，3楼有一个平台，全栋9层高，所以算是中间楼层。
而且这个小区距离医院与超市、学校步行只需十分钟左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最让我们满意的是，70平方出头的房子，有着三房两厅，前后阳台，浪费的面积几近于无。
2015年的大石地铁站，周边还很荒芜，“死亡三号线”的人数也还没有2021年那么夸张。我们从地铁口钻出来，一眼便望见半人高的狗尾巴草在夕阳中摇曳，好不肆意。
看房时，我俩听着3楼平台上小孩子们的嬉闹声，倍感亲切。
业务员对我们报出的价格是92万，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业务员帮我们联系到原业主，她表示最多降到88万元，不可能达到我们的心理价位80万元总价。
我问曾先生，这合同签还是不签，他果断地说：“签。”
六
2016年3月，我们重新把老人与孩子接回广州，搬进老破小里，彻底告别了出租屋。
公公与婆婆没与我们多费唇舌，只说如果他们能适应新环境，那就留下来不回县城。
每个月的月供，还要按时还借来的首付款，但看着两三岁的儿子在新房里瞅来瞅去，还主动拉着我的手去给阳台上的花浇水，我瞬间觉得这些年来的苦好像也没那么的苦了。
搬进老破小里，曾先生转入更有市场潜力的家装行业上。
2019年的秋天，天气还很热，我与曾先生站在广州市海珠区大元帅府旁边的富人区“豪宅”——那间面积约五百平方米、价值四千多万的低调奢华的临江复式顶层上面，如在梦中。
那天是曾先生从设计公司里跳出来后，自己接的第一个私人软装陈设项目完工的大日子。
我们前后跟进、奔波了一年左右，才拿到设计费九万元。
业主没有过来，锁匙改天才能还回去。
曾先生与我把阳台上略有瑕疵的植物墙一一处理好，然后顺手把所有垃圾清理掉，把留有脚印的地方用拖把清洁了一遍，看我干完活，久久地站在阳台上不动，俯视江边两岸的灯火出神，他便问我要不要拍张照片纪念，我想都没想，笑着拒绝了。
这里又不是我们的家。
即便拍再多照片，也会有着一种虚妄的不真实感。
等拍完室内照片发给业主，设计费尾款到帐后，我们还要从海珠区赶回番禺区大石镇。
穿过那条紧挨城中村的街道，再经过两个三岔路口后，回到属于我俩的“老破小”。
九万块钱入帐的信息在账户中躺了两个小时，当晚就被我转给了每个借过我们钱的亲戚。
除了还银行贷款，我们原计划要到2021年初才能还清这些借款，结果因为曾先生出来单干，倒还得快了一些，提前一年还完了。那晚我们雄心壮志、豪情万丈，以为只要再努力一把，很快就能把老破小给换掉，换到一座有小区配套设施、有电梯可以上下的新楼盘。
结果不久后，疫情来临，别说是私人接单的设计活，就是有着各大地产项目背书的软装公司，也都纷纷倒闭。曾先生一下子成了失业人士，生活又陷入一个新的困局。
幸好我没有冲动辞职，仍留在资本还算雄厚的某设计公司内上班，工资勉强支撑得起老破小每月的贷款与一家人的生活费。我想只要不失业，这次我们也一定能跨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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