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祠堂：人生的起点与落点
1
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都绕不过村里的祠堂。
祠堂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但对孩子们来说，更像是一个乐园。他们在祠堂里追逐玩耍，在柱子之间像鱼儿一样穿梭，欢笑声回荡在庭院之间。要是祠堂关上了，孩子们就在祠堂前面空旷的大埕丢手绢、弹榄核、拍纸片、滚铁环。
有时候到河边挖来黏土，在祠堂一角围坐成一圈，把黏土捏成小动物、小手枪、小汽车等造型。小伙伴们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摔泥泡，把黏土捏成碗状，碗口朝下猛地一扣，随着“噗”的一声响，泥碗破了一个大洞。你用拍扁的泥巴来补我的洞，我也一样用泥巴来补你的洞，洞破得大的得到的“补丁”越多，算是胜方。类似的游戏，还有很多。
捏糖人的老头喜欢把担子放在祠堂的门楼，用剪刀把一小团麦芽糖剪出造型，然后拉出一根管状的糖丝，嘴巴一吹，一只公鸡或者一只猴子瞬间膨胀起来，活灵活现。
还有那些换锅底的、修木桶的、修伞的、磨剪子戗菜刀的，都喜欢在祠堂门楼角落干活，因为可以遮风挡雨。孩子们围观在四周，睁着好奇的眼睛。
大概是1985年前后，村里给祠堂添置了一台彩电，自此，祠堂成为全村老小向往的娱乐场所。
那可是村里第一台彩电，进口的日立牌啊。为此，村里还郑重其事地让人在祠堂后墙上安装了一个电视柜，关机就上锁，锁匙由专人管理。毕竟那时候电视机很金贵，偷彩电的传说时有所闻。
那时候刚好村口国道扩建，道路两旁的树木砍伐之后，算作村里的公家财产。在树干中找出比较周正的，由村里木工制作成十条长约两米的长凳，在电视机前面摆成五排，气气派派，一个简易的播放厅就此告成。
一般说来，白天是不开电视机的。通常是晚上六点半，负责播放电视的愈贤老叔会准时打开祠堂侧门，然后再打开电视机。吃饱晚饭的小孩子鱼贯而入，要是有好节目就抢位子看，要是播放新闻就嬉闹追逐。
晚些时候，大人们陆续进场，有些是纯粹瞎转悠的，有些是等心爱的节目的，比如说有些人就等星期二晚八点的潮剧专场。
电视频道非常少，只有中央台、珠江台、岭南台、揭阳台四个频道。能够选择的节目非常有限，娱乐节目根本就没有。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基本都是新闻，先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接着是省台新闻，然后是本地新闻。还好八点之后就是连续剧了。
我那时候也就十岁左右吧，也跟在人群中凑热闹。我看过《庚娘》，非常清楚地记得是南通电视台拍摄的。断断续续看过墨西哥的《诽谤》，没觉得剧情多好，就觉得墨西哥女人的眼珠子又圆又大的。此外，还有《济公》《射雕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红楼梦》《夜幕下的哈尔滨》等连续剧。最激动人心的是播放《西游记》的时候，整个“播放厅”人头攒动，密密麻麻都是人，凳子不够坐就站着看。
有一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里，天气湿热，我正在看电视，一条虫子悄无声息爬进我的裤管，在大腿咬了两口，疼得要命 。脱掉长裤，抖了抖，赫然掉出一条斑斓的蜈蚣。
因为祠堂里有全村唯一的一台彩电，晚上到祠堂看电视成了全村小孩的第一选择。可是明天要上课啊，所以经常有父母到祠堂逮小孩回家睡觉。
掌管着电视柜钥匙的愈贤老叔是个单身老头，得过麻风病，手脚都异于常人，走路有些摇晃。村里为了照顾他，给了他这么一个闲职。愈贤老叔平时喜欢喝两口，有时候喝过头了就站在天井骂娘，骂社会不公平，骂一切看不惯的东西。有时候大家明明看电视看得好好的，忽然后面传来一阵叫骂声，不由嘀咕一声，愈贤老叔又喝多了。
2
村里的祠堂，建立于清末戊戌年间。祠堂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作用，比如做过学堂，也做过粮仓。我父亲小时候就在祠堂念过小学。大部分时间里，祠堂一直是议事议政的地方，祠堂东侧厢房，充当过相当长时间的村公所。祠堂屋顶有一个高音广播喇叭，一旦有要事通知，广播喇叭便响彻全村：“通知通知，各位村民同志请注意……”
年底年初，在祠堂里拜神，这个传统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不变。
我的细老叔，也就是我爷爷最小的弟弟，在乡里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古代的“祭酒”。
他深谙各种祭祀仪式，从“跋杯”（掷杯筊）、解签、择日到迎神、送神，各个环节都熟稔于胸。凡是涉及到拜神，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三牲、五果、斋菜、粿品、纸钱的讲究。须知吾乡拜神环节之繁复，可以上升为一门学科，仅纸钱一项，可以分为“说话钱”、“福钱”、“大金”、“大钱”、“银锭”、“小金”等等，各有用途，令人迷惑。
到了年底，细老叔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他要到庙里“跋杯”择日送神，选好日子后就在墙头贴出告示。送神之日前一天，要安排人手将庙里的神位护送到祠堂正中间的香案之上。
正月里迎神，他要将神位请到祠堂供村民跪拜。村里新婚的后生，或是准备添丁者在神前许愿，希望今年求得麟儿，然后向细老叔领取糖狮子一只。若是遂愿，来年要送上一只更大的糖狮子，即为还愿。
以细老叔为首的几位老人，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拜神理事会”。祠堂里忙上忙下的那几个老人，他们操持着村里的各种拜神仪式。他们要准备好各种材料，要安排人手帮忙，要登记各种收支，要在某个准确的时辰完成某项神秘的仪式。
我的四老叔，是村里公认最有文化的人。
他是中学语文老师，做过校长，会写毛笔字。他退休回家后，试图将文化的火种播进我们这个只有700多人的村子。
四老叔说服村领导，把祠堂打扫一番，再把墙壁刷得雪白，然后在墙壁上写上很多大字，比如爱国、民主之类。四老叔先在玻璃上写上字，在夜里用手电筒一照，投射在墙上的字体陡然变大，描出轮廓后再刷上红色油漆，斗大的字就这样写出来。果然是读书人办法多。四老叔又说服村领导，在祠堂厢房一边再隔出一间小屋子，办成一间小小的图书馆。他将自己的藏书奉献出来，又让村里出钱买一部分书。四老叔还出一个主意，动员村民捐书。那时候我已经读初中，觉得家里的小人书已经过时，就一股脑捐了出去。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乡村图书馆就在祠堂里落成了，馆长当然是四老叔。
上面对我们村走在前头的文化建设表示满意，还特意发了奖状。
图书馆开始还有人凑热闹，借几本闲书看看，到后面借书的人就渐渐少了。一是图书馆的藏书量有限，二是村里爱读书的人真的不多。
四老叔过世后，图书馆很快被拆掉，里面的书籍也不知所踪。一想起这回事，我就后悔当初捐那么多书。
我读高中的时候，毛笔字写得还可以，于是接过四老叔的“文化事业”，过年时候给村里写春联，再贴到各个门楼、巷口。还有就是在正月里的祠堂门口，举办灯谜竞赛。可惜我们村子太小，有几个读书的也不见得有多喜欢猜谜，结果造成的局面就是，我出的谜语村里人猜不着，倒是外乡人来的人猜了不少。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房也算是在祠堂里留下了一点印记。
3
村里要是有人过世，祠堂便成了议事厅。
早在逝者弥留之际，一个非正式的治丧委员会已经准备得差不多，通常是由族里有声望的长者和得力后生组成。祠堂大门打开后，桌椅摆开，茶炉烧起来，各位主事人陆续坐下，丧事各项细节便提上议程。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丧事是一项非常考验主事人能力的事情，它关系到组织、统筹、接待、协调等管理能力。
首先，丧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有着各种各样的严格仪式，那些繁复礼节只有老人们才懂得。通常，吾乡葬礼一般要经过换寿服、上厅、发讣、报地头（向本地神庙告知）、买水（带上锅钵茶壶到河边，丢下硬币“买”回水，为死者举行沐浴礼）、入殓、成服、祭灵、戴孝、做功德、出殡、安葬、回灵、食“清洁桌”（相当于解秽酒）等诸多环节。那些该做，那些不该做，都有明确的边界。有些事情做错了，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吉凶运程。宗族里的老人在这一刻，充满权威感。
丧事也是一个和解的机会，对于那些平时和死者一家有龃龉的人，到祠堂送上一份纸仪，算是尽了一份心意。有的人会留下来，帮忙做一点事，或者坐着聊一会天，都是一种示好的姿态。自此，两家人的恩怨算是了结了。帮忙的人多，吊唁的人多，说明办事这家人面子大，人缘好。
出殡当天一大早，各路人马聚集到祠堂，被迅速动员起来，分工行事。
负责联系火葬场的、负责买菜的、负责接待的、负责端菜洗碗的、负责记录收支的……各种分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出殡归来后，众人回到祠堂坐着，就等着吃饭。祠堂里坐满了人，大家喝茶抽烟聊天，很多平时联系少的人又碰面了，不由寒暄起来。大家开始还略有憾意地谈起逝者，言及其生前的种种事迹，慢慢的，话题转向了工作、股市、楼市、升学等日常话题。
午饭通常在十点多就开始，菜一上，祠堂马上变成一个大食堂。大家找相熟的人凑到一块，找不到熟人的就随便坐，十几张台一下子坐满了人。渐渐的，气氛开始热烈，大家的注意力转到饭菜上，对厨师的手艺评头品足。在我们村吃过“死人饭”的都赞不绝口，一是我们村素来大方，二是厨师手艺好。凑到一起的年轻人，有的开始喝酒，啤的白的都有。酒一进肚，酒精迅速发挥作用，那一两桌的年轻人声音开始变大，甚至有人大笑喧闹起来。
祠堂里一扫之前的压抑气氛，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孩子们开心地喝着饮料，大人们卸下了悲戚的心情。就是那些逝者的至亲，也不见了之前的悲哀，换之的是疲惫。毕竟，绷紧的弦总要放松的。偶尔也有一两个悲伤至深的人，依然在强作欢颜。
酒过三巡，现场看来有些荒诞，有些戏剧化，悲伤的悼念活动仿佛一下子变成欢快的聚餐。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人总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的轨迹上，情感上需要一些释放，需要一些过渡，更需要一些弥合。没有人愿意在丧事结束后还见到哭哭啼啼的人，想想逝者泉下有知，也是这般想法吧。及早从悲伤中抽身出来，回归正常的情绪，才是正理。
吃饭的间隙，主事人会给在场每位亲友发放回礼，通常是一个红色塑料袋，袋里包着一条毛巾、四颗糖果、一根红丝线，有时也会多一对“大吉”，即是柑。
饭后散伙，也有讲究，千万不可以告别或说“再见”，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正确的做法是径直走掉就是。
曲终人散之后，就是收拾残局。炉头灶具、锅碗瓢盆洗刷完毕，和凳子椅子一起归类放进祠堂厢房。地上的垃圾在几把扫帚的努力下，一扫而光。两条水管接上水龙头，一阵冲刷，地面恢复清洁。
嘎吱一声，祠堂门关上了，一切又恢复平静。
4
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不断提醒，你就是这个村子的人。
外出的或者是住在城里乡亲，很多人会在送神、迎神等大日子赶回来。同村的一个朋友，每逢送神迎神之时，都不辞劳苦地开四五个小时的车，从外地风风火火赶回来。进香的人，在祠堂中厅神位之前虔诚跪下，向看不见的神明祈求庇佑，然后在香炉里郑重插下三炷香。
那一刻你明白了，无论你走得再远，你依然是这个村子的孩子。
年底送神，正月迎神，庙里的神位被请到祠堂中厅香案上面，进香的人络绎不绝。祠堂前面的大埕摆满了桌子，一张桌子代表着一户人家。一到天微微亮，拜神的乡亲挑着担子，把供品摆满桌子。天渐渐亮了，人渐渐多了，相熟的人打着招呼，平时各顾各的，现在有机会拉一会家常。一些新嫁娘被婆婆拉过来作介绍——这是某某老婶，这是刚娶过门的儿媳妇，来来来，猛猛叫老婶。虽然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依然看到很多陌生面孔，毕竟年轻人越来越多，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拜神活动结束后，纸钱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燃烧，成扎成捆的纸钱被扔进火堆里，火光冲天，热浪逼人。围观的人笑呵呵说：旺就好啊，旺就好啊。好像是整个仪式最后的升华，火越来越旺盛，气氛越发的热烈。纸灰在热空气的作用下，四处飘散，余韵袅袅。
端午节划龙舟，分散在各地的年轻人像飞鸟归巢一般赶回来。出发之前的清晨，全部人到祠堂神位之前进香，然后围坐在祠堂前面大埕上吃“龙舟饭”。饭后众人列队，村领导发表鼓舞士气的讲话，锣鼓响起，口号震天响……那一刻，是何等的热血沸腾，何等的激动人心。你坐的那条龙舟，也许认识不到一半的人，但你有强烈的归属感，你就是这个村子的一份子，不管谁来挑战，你都会拼尽全力。
大部分时间里，祠堂是安静的。
现在的祠堂，更像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村里购置了桌椅、茶具、乐器，可以打乒乓球和羽毛球，墙角的书柜里放着崭新的书籍。老人们有时会带着自己的孙子来祠堂转转。现在的祠堂对孩子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们不会玩泥巴、弹榄核、拍纸片，更缺少一起抓迷藏、丢手绢的玩伴。
无所事事的老年人，每天只能到祠堂找老伙计喝茶、聊天、下棋、打牌、拉二胡，就像小时候到祠堂找伙伴玩一样。人生阶段的最初和最后，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
有的居住在外地甚至是外省的老人，在垂危之际说什么也要赶回老家。因为在村子之外身故，遗体是不允许进村的，那样不吉利。有的老人甚至吸着氧气躺在救护车里赶回来，可谓是争分夺秒。为的是能吊住一口气，好让家人穿寿衣，接着进厅堂、做法事，然后在祠堂里大摆宴席，风风光光做一次人生的告别。
前厅墙壁上，嵌有石板做成的芳名录，那是重修祠堂热心捐款的乡亲名字和金额。里面有的人平时并没有在村里住，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来过，但他们捐起钱来，异常慷慨。中厅墙壁上，挂有相框，里面有乡亲们在各种活动的留影。
他们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不在了。
闲聊的老人，有时会提起从前的某个片段、某件事情、某个人物。那些远去的人，像愈贤老叔、四老叔、细老叔，在某次闲谈中又一次清晰起来。
我不禁想了想，过了二十年，我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一样到祠堂来找老朋友聊天，聊小时候弹榄核、拍纸片、玩泥巴的事情，聊那条莫名其妙咬伤我的蜈蚣。
祠堂像一座时光驿站，贯通着从前、现在、以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祠堂里留下匆匆的身影，最终融进了祠堂的历史。
有人说，人的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很多人看似渐行渐远，但人生的起点和落点，却在祠堂不约而同地交汇。
他们的一生，有意无意间被祠堂概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