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陶元庆-新文学书籍封面

陶元庆

陶元庆，从1924年与鲁迅相识，到1929年去世，短短五年就为鲁迅先生设计了8个封面。如果不是天妒英才，我坚信这个合作还将继续。

陶元庆第一次与鲁迅先生见面是1924年12月3日，鲁迅先生专门在日记中记录：“午后陶璇卿（璇卿是陶元庆的字）、许钦（qin）文来。”在这之前，许钦文推荐陶元庆给鲁迅先生，恰好此时《苦闷的象征》需要做封面，鲁迅先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鲁迅先生看到封面的画稿后，表示极为满意，就让许钦文带话，让陶元庆过来串串门，因陶元庆有些社恐，所以始终没有去拜访鲁迅先生，后来陶元庆来北京，鲁迅先生从别处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请许钦文邀陶元庆来做客，鲁迅先生才得以和陶元庆见了面。

次年也就是1925年，1月鲁迅先生和许钦文等人吃午饭的时候，谈到陶元庆的情况，鲁迅先生说，他觉得陶元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画家。同年3月，鲁迅先生热心筹办陶元庆的个展，还为个展作序，序言中对陶元庆大加赞赏。酸了。这个展办了3天，鲁迅先生参观了2次，每次都在《大红袍》这幅画面前停留许久，后来鲁迅先生把这幅画用在了小说集《故乡》的封面上了。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陶元庆的才华是肯定并且用实际行动支持的。

《故乡》封面

他们第一次合作是《苦闷的象征》，封面画是圆形构图，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线条、图形更具有装饰性，颜色鲜艳大胆、对比强烈。陶元庆的画善用象征手法，女人和叉分别象征鲜活的生命和武器，锯齿般的圆形则象征着束缚。形有了，相应的颜色也就有了，红、黑、灰不言而喻。苦闷的挣扎却用的鲜艳的色彩，鲁迅先生形容其为此书披了凄艳的新装。陶元庆在这幅封面画上充分展示了他对形与色的内部联系的把握。

1924年距离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过5年，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图案做封面的还属于凤毛麟角，而《苦闷的象征》的封面，是陶元庆的封面处女作，也是新文艺书籍以图案做封面的开始。

鲁迅先生在展览的序言中谈到：“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彩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 ”陶元庆精于传统图案，对古代铜器石刻及敦煌、云冈等石窟艺术都有精深的研究。由此可见，陶元庆能被鲁迅看中，不是运气，而鲁迅先生对他的推荐，也不是偶然，这与鲁迅先生个人极高的审美有关。

同年12月设计了《出了象牙塔》。这本书的内容是日本人对日本现状的猛烈攻击，鲁迅先生翻译此书不是为了揭邻国缺失博国人的快意，而是以此为警示和反思，如果不面对这肿痛和要害，命运也不会比日本更长久。陶元庆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名走出象牙塔的裸体女子迷茫的面对现实世界。脱离现实生活的“象牙塔”固然舒适，但是只有面对现实才能获得改变和希望。在《鲁迅的封面》和《鲁迅书衣百影》这两本书中都说背靠的是树干，也有说背靠男子。我将之理解为象牙塔有两个原因，其一，树干和男子和主旨并无直接关系，陶元庆画中的元素不是随意使用，或具有象征意义，或从书中提炼元素。二，从画法分析，如果是树干那下半部分直接画偏直的线条更直接，其次，女子右边的上半部分采用了虚实的画法，虚的部分将线条直接隐去，也可看作暴露在“阳光”下。陶元庆在用色方面不也是随便用，原版封面的颜色是暖黄色，“太阳”照耀的希望的颜色。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之后陶元庆又画了著名的《彷徨》，值得一说的是，《彷徨》的封面画是陶元庆早期的作品，这也说明，封面画并不一定是专门为书定做，只要它能与书籍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统一性，能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就可以作为一个封面画使用。《彷徨》的画面极具有冲击力，“暗蓝色的人物和太阳画在橘红色的书面上，这三个并列的单色人物坐在一起看落日，预感到天之将晚，想有所行动，但是缺乏果敢决心，依然坐着不动，有彷徨徘徊之意。”书名及作者名是鲁迅题写，笔法富金石气。封面上下有两条横线，上宽下窄，体现了中国传统书籍的版式特点。鲁迅先生对每个字每个线条的安排，赋予的想法，让这些形式感也和内容一样实在。

在印书的时候，鲁迅先生一再叮嘱，唯恐颜色和原稿不一致。鲁迅先生在通信中请陶元庆指出来，书名和人名的位置，鲁迅先生对合作者的尊重，简直就是现在的甲方们的楷模。在《彷徨》出版后，鲁迅先生感慨的在信中说：“觉得陶元庆画的封面很别致，似乎自成一派，将来效仿的人恐怕要多一些”。

陶元庆的封面创作从《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塔》到《彷徨》图案风格独树一帜，但是更重要的是画出的图案，不仅风格独特，而且与书的主题非常契合，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认为这点是鲁迅特别看中陶元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与现代的书籍装帧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不同于《彷徨》的金石气，《朝花夕拾》用活泼的图形和笔触，表现出浓烈的东方意境。陶元庆的封面画大多都有人的形象，但是绘画的方法却从不受限制，就像这幅画分不出是水彩画还是中国画，钱君陶说：“他致力于表现出一种意境”。《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人和事，这应了那句古诗：当时只是平常事，过后思量倍有情。封面画的意境则如另外一句古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觉得这里还可以展开说，奈何词穷）

《朝花夕拾》初版本和再版的时候，鲁迅先生都悉心叮嘱印刷，1931年再版时，鲁迅先生特意说明，将每页10行改成每页12行，每行30字。鲁迅先生对文本的图文编排要求，是对书籍装帧这个整体概念的实践。

《唐宋传奇集》是研究唐人小说的必读书目。封面由鲁迅先生手绘草稿，陶元庆绘制画面。封面画是汉画像的风格，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用色朴素静穆，很有怀古的氛围。在封面的颜色选择上，鲁迅先生也很虚心的请教陶元庆。

由陶元庆做封面画的书，出版后，鲁迅先生一般会挂号寄给他四本，至少也会送两本。这种作家、编辑、和封面画的创作者之间的良好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反过来，对书籍装帧的质量也是具有保障的。

陶元庆与鲁迅之间的往来交流内容均与新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有关，至陶元庆逝世的1929年，他们一共合作了8个封面画，包括《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塔》《彷徨》《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坟》《工人绥惠略夫》再版《语丝》杂志等具有东方情调风格的作品。

在同时代的艺术家当中，鲁迅对陶元庆的赞赏是罕见的。鲁迅推崇陶元庆的书籍封面，在形式上，是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在内容上，是有中国向来的魂灵的。

感谢拍卖行和国图。鞠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