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不逃离魏国是在冒险

有个故事很有名，说的是：商鞅发迹前曾在魏国担任魏相公叔座的门客。公叔座临终向魏惠王力荐商鞅，但梁惠王听了不以为然，公叔座就又对他说，如果不重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否则他被别的国家重用一定会对魏国造成威胁，梁惠王答应了。梁惠王走后，公叔座叫来商鞅，把事情原委告诉他，叫他赶紧逃跑，称自己劝魏王杀他是为公，叫他逃跑是尽朋友的私谊，先公后私。商鞅听了很感谢，但表示自己不会逃跑，因为魏王既然不听公叔座的话重用他，就说明魏王并不觉得他真有大才，既然不觉得他有大才，那么就不觉得他去了别国会给魏国造成威胁，既然如此又怎么会听公叔座的话杀他呢。后来，魏王果然完全没理他，既没用他，也没杀他。

这个故事里，商鞅的推理是很合逻辑的，但也只是很合逻辑罢了，他的做法在现实的情境中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这个道理不是直观的，而是需要推导，需要转个弯的。那个弯连公叔座都没转过来，他就敢完全寄希望于魏王能转过来？要知道，很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感受、想事、做事都是不推理、不讲逻辑的，常常自相矛盾而浑然不觉。和商鞅、梁惠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齐宣王，有一次看到有人牵着一头牛要去杀了取血衅钟（一种祭祀仪式，新钟铸成，要杀牲口，取血涂钟行祭），他看到这头牛吓得直哆嗦，心中不忍，就叫人放了这头牛换只羊取血衅钟。很多百姓误会他是小气舍不得牛，孟子理解他是真心不忍，却觉得百姓的误会理所当然，因为他如果是不忍心，那杀牛和杀羊又有什么区别，是他的做法自相矛盾。齐宣王听了也笑着对自己的心态和做法表示不解，自问“是诚何心哉”（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并承认“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百姓说我吝啬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对自己的做法和心理“是诚何心哉”的疑惑非常真实也很常见，浑然不觉地自相矛盾是很自然会出现的一种状况，要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避免这种自相矛盾反倒需要一定智慧，不能指望是个人就天然能做到。

还有一点，就是：听公叔座的话重用商鞅和听他的话杀了商鞅这两件事在难度和代价上完全是不对称的。重用毫无资历的商鞅可能会遭到许多魏国在位的权势者的反对和抵制，而且要承担重用后治理无效甚至失败的严重后果。而杀商鞅则没什么太大的成本，杀了就杀了，顶多得罪商鞅自己都抛弃了的卫国。人们往往会慎重地去做困难的、代价沉重的事，而轻率地去做容易的、没多大代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