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晨邊公園
前兩天讀了一位豆友寫紐約哈林區(Harlem)的居住回憶,勾起許多我自己在哈林小塞內加爾區住了三年的點點滴滴。今年一月初回紐約之後找房子,最後因為討厭通勤還是回到了學校旁邊,兜兜轉轉都繞不開哥大這只leviathan。不過雖然住的地方也在西哈林,但鄰里風格已經與晨邊高地東不大相似。不知為什麼突然有些想念使我情緒很複雜的東哈林生活。不過,要讓我回去那邊住應該暂时也不可能了,再次穿越那座晨边公园需要更多持久的勇氣,甚至信念。

“...The whole of Harlem seemed to fall apart in the swirl of snow. I imagined I was lost and for a moment there was an eerie quiet. I imagined I heard the fall of snow upon snow. What did it mean? I walked, my eyes focused into the endless succession of barber shops, beauty parlors, confectioneries, luncheonettes, fish houses, and hog maw joints, walking close to the windows, the snowflakes lacing swift between, simultaneously forming a curtain, a veil, and stripping it aside. A flash of red and gold from a window filled with religious articles caught my eye. And behind the film of frost etching the glass I saw two brashly painted plaster images of Mary and Jesus surrounded by dream books, love powders, God-Is-Love signs, money-drawing oil and plastic dice. A black statue of a nude Nubian slave grinned out at me from beneath a turban of gold. I passed on to a window decorated with switches of wiry false hair, ointments guaranteed to produce the miracle of whitening black skin. "You too can be truly beautiful," a sign proclaimed. "Win greater happiness with whiter complexion. Be outstanding in your social set.”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chapter 13.
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是指紐約曼哈頓島從南向北110街到125街,西起Riverside Drive,東邊到Morningside Drive的地段。因為它狹長而突兀的地形,在20世紀之前相對周邊一直是偏僻而人煙罕至的地區。



1867 年,中央公園專員兼審計長安德魯·哈斯韋爾·格林(Andrew Haswell Green)建議在晨邊高地建一個公園。他認為,將曼哈頓網格街道擴展到擁有該惡劣地形的地區將會是“非常昂貴”且“非常不便的”。在此之前,Bloomingdale收容所,一家政府出資的高端療養院已經在高地上運營了幾十年的時間。由於交通和城市化的推進,房地產商開始看到這片高地的投資前景,但擔心收容所會是阻礙租客的絆腳石,於是製造輿論,最終迫使收容所改遷至White Plains。1891年哥倫比亞大學的Seth Low向醫院表示學校有興趣購買收容所在高地的地皮。因為哥大、紐約醫院與聖公會之間都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因此同年12月2日,醫院董事會同意以200萬美金的價格向哥大出售116到120街之間的土地。與收容所相比,哥大的社會性、公共性質更強,因此即使它有極強的精英性和排他性,學校在收購土地方面表現激進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合理性並且避免公眾批評。

晨邊公園和西邊的河畔公園(Riverside Park)在最初的地區規劃中扮演著哄抬地價的角色。因為地勢的原因,無法在陡峭的岩石上建造住宅或是商用建築。而風景幽美的公園不僅可以隔開東部的工人階級和少數族裔,還可以為晨邊高地的高檔住宅區錦上添花。然而哈林的人口結構變化也影響著晨邊公園和高地。哥大土地上的低密度、精英特質相比於周圍人口稠密的移民、猶太、黑人社區來說顯得格格不入。在我第一次去哥大宿舍的時候,坐錯了北向的地鐵,在晨邊高地東哈林的AC線116站下車,不得不穿過晨邊公園。記得第一次我立刻能感受到公園高低兩側的氛圍截然不同:東邊以少數族裔為多,街道上垃圾多,看上去髒破,爬上高地後建築高大挺拔得多,行人穿著也顯得更加體面。只是當時的我還不知道,自己原來穿過了一個神奇獨特、歷史背景複雜而又危險的公園。
不過這種可怕的感覺也許由來已久。1964年5月31日夏志清教授在寫給哥哥夏濟安的信裡提到,“今夏黑人在紐約將更猖狂,哥大有一位物理學副教授在Central Park被殺,兩位教授被搶被打,都在哥大附近。”雖然中央公園在60年代也不安全,但如今似乎已經擺脫了曾經的污點。而晨邊公園的惡名卻從未洗去。上世紀70年代紐約犯罪率不斷增高時,哥大觀察家校報(1974年)評論道,由於發生在這個公園裡的搶劫案件太多,久而久之,只要提到“晨邊公園”的名字,人們的腦海里就會出現“嗜血般的搶匪無所事事地站著,等著無辜的大學生經過他們的地盤”這樣的畫面。


在1896年晨邊高地還寂寂無名的時候,就有報紙將它比作“新世界的衛城”("The Acropolis of the new world")一說。當110街的聖公會教堂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aint John the Divine最初宣佈建立時,更有人說這座教堂將成為衛城的帕特農。正如Dolkart教授在專著中所言,當哥倫比亞大學、聖路加醫院,以及其他的機構慢慢入駐晨邊高地後,“衛城”這個詞有了更加廣義的重要性,仿佛紐約宗教、學術、和其他機構在這片高地上的開花結果就如同伯利克里時代的雅典文化發展一般。

然而高地和公園的興盛無法掩蓋這片地形天然帶來的問題。地理上的高地也帶來了心理上的壓迫感。記得有一次紐約暴雨天時,某位教授在課堂上無心開的玩笑,說是如果全球氣候變暖,他在晨邊高地的公寓裡,也許可以看到公園的低地那邊人們在融冰湖裡劃著船。黑人學生直到1920年代才進入哥大學習。表面上來看如今的哥大只是以智識水平決定是否容納成員,與種族或是身份背景無關。然而近幾年時不時發生的種族歧視事件不禁讓人懷疑,少數群體在這個地區的發展的可能性和空間究竟有多大?以非裔群體、意大利移民和其它少數族群為主要構成的東哈林,對於哥大社區帶來的中產階級化又是什麼態度呢?

用晨邊公園打通兩個世界的做法早在60年前就出現過。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提議在附近的晨邊公園建造一座新體育館。雖然體育館的提議是作為美化公園的一種方式被提出的,但卻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抗/議,並導致哥倫比亞大學暫時關閉。擬建的體育館包括兩扇門,一扇供哈林社區居民使用(主要是黑人),一扇供哥倫比亞學生使用(主要是白人)。這一點,加上哥大教授在越南戰爭期間參與武器開發,導致了1968年哥大的抗\議/活\動。由於許多人將這種設計視為規避1964年民權法案的一種方式,因此這個倡議被稱為「Gym Crow」(諧音Jim Crow)。這些抗/議導致了漢密爾頓大樓被佔領、非裔美國學生社團和民主派學生社團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以及最終紐約警察局站出來對抗\議/者進行鎮/壓。體育館的所有計劃被取消,學校也切斷了與越南戰爭武器研究的所有聯繫。之後哥大在校園北面建了一個地下健身中心,就是現在的Dodge。

現在的哥大-哈林社區仍然算不上彼此友好,然而想要通過晨邊公園融合各種社群的嘗試仍然在發生。晨邊之友(Friends of the Morningside Park)這個哥大畢業生創立的非盈利組織也是民間一種自發增進社區凝聚力的方式。我參加過2019年的Morningside lights項目,當年的游燈主題是“島”。這個項目邀請所有對晨邊公園的持續發展有興趣的人(大多是這裡的居民)參與設計每年的花燈,大約兩周的製作時間。到了遊燈那天的晚上,大家會從哥大116街的大門出發,從116街的入口穿過晨邊公園,並繞著公園走一圈。也許也只有在那個晚上,不同背景的家庭會聚在一起,把一點小小的心火舉在頭上,默默守護著這個公園。

我之前住的地方,在116街和Adam Clayton、Frederick Douglass兩條街的中間。116街區也有許多塞內加爾移民(也被叫做Little Senegal),有許多好吃的塞內加爾菜(比如Pikine)和埃塞俄比亞菜(比如已經倒閉的Zoma)。因為116靠近晨邊高地的公寓,一般來說離2、3號線和C線都只有十分鐘不到的步行距離,出行也很方便。最近幾年這個街區也出現了各種背景的紐約客,哥大師生也不在少數。步行上學的話,最方便的就是通過116街的晨邊高地入口爬上階梯,大概只要十五分鐘就能走到學校。

當時的男朋友阿蘭因為表哥跟他說這塊地會變成新的威廉斯堡,我又在哥大上課,就決定在那裡找一個公寓。找了一段時間,腦袋一拍決定住到一個門號和他生日一樣的大樓裡。我當時還在京都學日語,視頻裡看到公寓很摩登安靜(我的對照組的標準當然也很低,比哥大的戰前公寓要多洗碗機就已經是很大進步)覺得可以合住。搬進去第一個月著實覺得很興奮。特別是吃的方面,樓下就有比吹上天的Absolute Bagels好吃一萬倍的Bo's Bagel,往西走一點就有地中海菜live house Silvana(完全滿足我的新世紀boho幻想),往東一點有Sottocasa的薄披薩,放學的路上去超市還可以經過Levain買一塊花生巧克力餅乾。
沉浸在探索新社區的快樂中的我,慢慢也開始發現一些讓我感到困擾的事情。爬高地上學起初到沒有那麼費勁,每天還能當做小小運動。這條街有許多文化中心,不像下城中城的那種,他們並不經常請嘉賓來做講座,而是主要作為社區活動(唱歌跳舞)的場所存在的。所以經常能聽到此起彼伏的歌聲從巨大的功放裡傳出來。除了有的時候太響的缺點,這些音樂其實很悅耳。真正讓我不大適應的是街區派對(bloc party)的音樂。如果下課早,三四點鐘穿過公園的話,經常可以看到東邊來燒烤、拿著大喇叭放音樂的黑人家庭。路上的流浪漢不多,但精神失常的有一些。記得資格考的那年我因為焦慮變得很肥,體重達到了有生以來的最高峰。有一天我向公園走的路上碰到一個自言自語的老頭,看到我的時候憤憤地說了一句“skinny-ass yellow monkey!”搞得我又生氣又好笑,整個人內分泌又要失調。




東哈林的公寓大多是沒有門房,有個live-in super的那種。我們的super Allen是一個缺了五顆牙的拉丁裔大叔,不過口音聽起來是土生土長的哈林意大利人。公寓離譜的事情挺多,但大多只是尋常惹人煩。不過有一次週末我和朋友吃完飯回到家,發現公寓洗手間的天花板竟然掉了下來。聯繫super來修,他說自己出城了沒辦法。我正準備和他發火,他說,自己的阿姨去世了,不得不出城參加葬禮,週一再回來幫我修。阿蘭那時候出差,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之後,他說,哦是嗎?上次我們報警器出問題的時候找他,他也死了一個阿姨。公寓裡也沒有洗衣房,所以我養成的最接近小塞內加爾區的習慣,大概就是週末托著兩大包衣服去外面的洗衣房。換10刀左右的25美分硬幣,選4.75刀的冷水nornal cycle洗完,用4刀的低溫一小時烘乾。等待的時間我就坐在裡面看書,也觀察周圍的人。冬天的時候有一個大伯喜歡到洗衣店裡找人聊天,但他不洗衣服,只是喜歡來洗衣店而已。

住到第三年的時候,我已經學會劃分需求,通過這個社區的不同場所滿足我的不同社交了。在適應了不靠譜的、不知道有幾個姨能死得過來的super,學會了分時段出行,眼見地避開看起來有些可疑的人之後,在小塞內加爾也逐漸如魚得水起來。公寓裡大多數是長久住在這個社區的人。住在四樓的Janette已經六十歲,看起來只有四十出頭,每天都精神矍鑠地帶小孫女。二樓的阿婆每週都會做南方炸雞。六樓的年輕女孩養了一條巨大無比的毛毛狗,每次坐電梯的時候都要站不下第二個人。同一層住著的一對年輕夫婦,老是吵架,有兩次還打到樓梯上來,看我出門張望又有點不好意思地相擁回家。我和阿蘭週末會去探索咖啡店,然後去逛Urban Garden Center,或者去Malcolm Shabazz Harlem Market(“從義烏進貨的純正西非好物!”)。偶爾嘲笑一下慕名來吃Red Rooster又緊張兮兮的遊客,也嘲笑我們自己往東深入哈林的時候那種害怕的心情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當時我們自詡半個本地人,對於哪裡的卡津菜、茶飲好,哪裡的爵士樂演出獨特又難尋,哪裡能買到奇奇怪怪的非洲藝術品都略有了解,也看到了許多店的開業和消亡。Harlem除了出了一群饒舌歌手之外,也是新一代喜劇演員和變裝皇后們(比如Cracker和Monet)的大本營。Apollo大劇院仍然保有舊日的榮光,Malcolm X和Adam Clayton Powell的時代仍然在各個教區繼續著。每週日,我家對面的教堂都會排起長隊,穿著整齊考究的人們互相問好,簡直無法想象他們在週三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在同一條街的food bank排隊領取食物。



直到2019年的12月初。我在家裡突然收到學校的郵件,說是Barnard大一學生Tessa Majors在晨邊公園因被搶劫刺殺致死。犯人是三個青少年,動手的那個不過只有13歲,是在130街那邊一個臭名昭著的問題少年集聚地被找到的。調查說明裡寫到Tessa被刺中後掙扎著爬上了116街入口的樓梯,但因為值班的警衛不在,指到路過的人發現她才報警報醫。案發後整個晨邊公園都被短暫封鎖,NYPD的車子在每個入口亮著燈,人們在Carl Schurz雕像附近為死去的女生獻上花束。而我在那之後就一直無法踏足晨邊公園。
因為這種日常的襲擊在哈林太正常了,但是在哥大是不尋常的,我沒有力量每天在短短十五分鐘的步行時間內轉換自己的心情,融入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圍中。晨邊公園和穿越它的人們,在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仍然是兩種文化隱形衝突以及“垂直政治”(politics of verticality)的犧牲者和試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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