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语言革命和语言的革命
语言的乌鸦们——《于坚论》和于坚的三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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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语言革命和语言的革命
一
霍俊明《于坚论》和于坚《说我的几首诗》。
《于坚论》，融诗学、作家论、断代史为一体，个中人写一代人的故事。制造了当代诗歌历史的那些人，历史维度的美学疏理。其关键词是：革命和语言，词与物。
（《于坚论》，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
于坚，这一代诗人中的翘楚。《说我的几首诗》，说了他的三首诗，《乌鸦》《瓶盖》和《尚义街六号》，无论从纵横己他哪个方向看，都选得非常准。其关键词是：召唤、招魂、命名和徒劳。
（于坚《说我的几首诗》，引自网上。）
二
“语言的乌鸦”及“诗歌语言革命”和“语言的革命”，这几种提法，均出自《于坚论》第156页上的这样一段话：
这是一只“语言的乌鸦”，是经由词语说出的另一种事实，“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 一只乌鸦” 。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焦虑，这种焦虑显然不是于坚个人的，而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在畸形的政治文化中，很多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定型和僵化，诗人的语言能力降到了冰点。为此，语言的焦虑一定会在特殊的情势下转换成为新的语言事实——对事物的重新命名能力的恢复。由此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将于坚的这首诗看作是一场八九十年代诗歌语言革命的一个并不轻松的诗歌语言学样本和案例。而这样一场语言的革命……
其中还提到“时代和历史”，说那种语言的焦虑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
有什么不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呢。
一切存在都是历史合理的。
问题只在，
历史合理性本身，
还存在一个“合理性”的问题。
三
“南京大屠杀”背后是军国主义，“奥斯维辛” 背后是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有它们的“历史合理性”，找到并理清这些“合理性”，无疑是人类生存“最终合理性”的要求和“题中之义” 。
德国人理清了，所以勃兰特下跪了。
日本人至今还没清理，所以还在参拜。
历史合理性绝非最终合理性。无论什么“史”。
这个历史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四
《于坚论》第228-229页，还有这么两段话：
八十年代的韩东是反文化的……李杨曾提到自己在新加坡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谈到了韩东的这首《有关大雁塔》，结果学生一片哗然，这些域外学生纷纷提问并质疑韩东的这首诗。实际上如果单从美学的维度对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进行肯定或否定都可能是无可非议的。
从美学维度，对反文化，肯定或否定，“都可能是无可非议的” 。
是美学已经超越价值是非，
还是反文化已经统治了美学？
这个美学问题却绝对不易解决。
五
畸形的政治文化—语言的焦虑—对事物的重新命名—诗歌语言革命—语言的革命。《于坚论》的这份历史/美学疏理高度清晰，必须赞赏，却绝不能赞同。
问题很复杂，但也简单：
为什么新加坡学生（应当主要也是华人）纷纷提问并质疑，而我们这里却大行其道纷纷封神，是罪在
它们所“革”的
畸形的政治文化的
“命”吗。
或者只是，
一代“革”一代，
一地“革”一地，
一群人“革”另一群人
的“命”。
最初只不过为了“不同”
而
革命。
最后
却“革”掉了
语言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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