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最后几天
斯大林一语成谶：朱可夫终成“柏林的征服者”
4月16日，两个方面军开始行动，渡过奥得河。在朱可夫的方面军中，引领进攻的荣誉归于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先前是守卫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士兵们发誓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绝不退缩。然而，他们所遭遇的德军抵抗尤为坚决，在这天结束时，取得更大进展的是柯涅夫的方面军。4月17日，柯涅夫推进得更快，逼近柏林的施普雷河（Spree），他在电话中劝说斯大林，还是他现在所处的南面是更佳的攻击位置，而不应该直接从东线进攻，朱可夫的装甲纵队正在那里与德军反坦克小组激战。此时，朱可夫对他的下级指挥官失去耐心，他要求他们亲自率军突破德军的防御；表现出“无力执行任务”或者“缺乏决心”的军官将立即被撤职。这样的警告使穿越塞洛（Seelow）高地的进军速度突然显著加快。到了4月19日傍晚，朱可夫的将士已经突破奥得河和柏林之间所有三道防线，准备开始攻城。
此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北面进攻奥得河下游仍在坚守阵地的德国守军，以此协助朱可夫。朱可夫更关注柯涅夫方面军穿过施普雷河畔的科特布斯（Cottbus）向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佐森（Zossen）的疾行，因为这将导致从南面夺取首都上流社会聚集的郊区。4月20日傍晚，柯涅夫命令他的先遣部队“今晚绝对要攻入柏林”，而朱可夫集结第6突破炮兵师（Breakthrough Artillery Division）的火炮，开始炮轰第三帝国首都的街道。
4月20日，希特勒在地堡中举行了奇特而庄严的仪式，庆祝他的56岁生日。他简短地检阅了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Frundsberg）的一个小分队，还向一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授予勋章，盟军空袭德累斯顿后他们成为孤儿，现在正保卫首都。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如此，他对德国人的统治仍然完好。3月28日，他解除了古德里安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职务，以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将军取代他，克雷布斯曾在莫斯科担任武官，此时在地堡中希特勒身边正式就职；不久，元首还将免除那些想方设法进入地堡为他庆祝生日的人的职务，包括空军总司令戈林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并不缺乏愿意执行这些命令的德国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也并不缺少准备继续为纳粹政权而战的德国人，无论他们是否遭到“无处不在的军事法庭”的恐吓，他们开始将逃兵吊死在街灯柱上。贯穿战争始终，凯特尔和约德尔是他每次战务会议的心腹，4月22日，他们离开地堡，前往柏林以北30英里的福斯坦堡（Fürstenberg）避难，那里离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很近，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有一群所谓的“名流”（Prominenten），即出身名门的外国战俘，他们被当作人质扣押。4月21日，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在最后一次拜见元首后，立即奔赴波罗的海沿岸基尔附近的布隆（Pl?n）；3月，他将海军指挥部迁到那里。4月23日，军备部部长施佩尔来了又走；其他拜访者包括仍任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他的海军代表、海军上将卡尔—杰斯科•冯•普卡梅尔（Karl-Jesko von Puttkamer）和他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尔勒（Theodor Morell）博士，圈内许多人认为莫尔勒给希特勒服用使人上瘾的药物，以此确保他的特殊地位。
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人克服重重艰险前往地堡，包括接替戈林担任空军总司令的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将军和著名试飞员汉娜•瑞奇（Hanna Reitsch），瑞奇曾经驾驶一架训练飞机成功着陆于柏林东西轴线（East-West Axis），而在地堡外，自4月22日希特勒明确宣布他拒绝离开——“谁想走，谁走！我不走！”——至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一周时间内，柏林守军继续激烈抵抗进攻的苏联军队。
4月21日清晨，朱可夫的坦克开进北郊，跟随坦克的部队为攻城战而重组：崔可夫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知道什么是必要的。在六门反坦克炮的支援下，一连步兵、一队坦克或突击炮、几个工兵排和喷火兵排组成突击队。根据攻城战的理论，先用攻击性武器爆破或烧毁城市街区的防御工事，步兵的进攻紧随其后。重型火炮和火箭炮毁灭性地齐射，为下一阶段的巷战作准备。医疗队紧随其后；街头巷战造成特别多的伤亡，这不仅是因为近距离的枪炮射击，而且也是楼层之间的坠落物或残骸的倒塌带来的结果。
4月21日，佐森落入柯涅夫方面军之手，这里复杂的电话和电传打字机中心仍在接收德国未被征服地区的部队发来的信息。转天，斯大林最终划定向柏林中部进军的推进路线。柯涅夫的战区被排在安哈尔特（Anhalter）火车站一线，这一位置确保他的先锋距离国会大厦和希特勒的地堡150码。朱可夫的军队已经深入城市街区，正如去年11月斯大林所承诺的那样，朱可夫终将成为“柏林的征服者”。
“大本营”的抵抗：希特勒的最后几日
尽管如此，德国人仍在坚决抵抗。在地堡中，希特勒不断询问离柏林最近两支尚存的军队的下落，即瓦尔特•温克（Walther Wenck）将军的第12集团军和西奥多•巴斯（Theodor Busse）将军的第9集团军。尽管他责骂他们没能前来营救他，但是这两支部队正在顽强战斗，从西面和东南面阻止或击退苏联的进军。不过，到了4月25日，柯涅夫和朱可夫分别从南面和北面成功包围该城，为了削弱城内的抵抗，他们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兵力。在向市中心进攻的最后阶段，柯涅夫以每1000米650门火炮的密度集结炮兵，几乎车轮挨着车轮，此外还调来苏联第16和第18航空兵集团军，驱赶仍然试图向防区内运送军需品的德国空军残部，它们或者取道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Tempelhof），或者借助市中心东西轴线（格莱姆和瑞奇惊人地从这里降落并最终起飞离开）。
4月26日，在1.27万门火炮、2.1万门火箭炮和1500辆坦克的支援下，46.4万名苏联士兵环绕市中心，准备发起最后的围攻。此时，柏林居民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数以万计的人挤进俯瞰市中心、防高性能炸药的大混凝土“高射炮塔”；其他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钻进地窖，地窖里的生活条件迅速变得污秽不堪。食物、水短缺，持续不断的轰炸中断了电和煤气的供应，使污水处理系统瘫痪；此外，苏军作战部队之后徘徊着第二梯队，他们中许多人是被释放的罪犯，对任何年龄或性别的德国人都怀恨在心，以强奸、抢劫和杀戮发泄着仇恨。
到了4月27日，当燃烧的建筑物和激烈战斗所产生的烟幕升到柏林上空1000英尺处时，仍由德国人控制的市区已经锐减到约10英里长、3英里宽东西向的带状区域。希特勒询问温克的行踪；可是，温克无法实现突破，巴斯的第9集团军也一样，而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的残部正在西撤。现在，柏林由残兵防守，包括外国党卫军的残部——波罗的海各民族和“查理曼”师的法国人，以及德格勒尔的“瓦隆”师，它们在地堡周围陷入混战。4月28日，热衷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这批人发觉，他们在为帝国总理府附近威廉街（Wilhelmstrasse）、班德勒街（Bendlerstrasse）上的政府建筑而战。约翰•埃里克森教授描述了这一场景： 柏林著名的蒂尔加滕（Tiergarten）动物园里拍打翅膀、发出尖叫的鸟和骨折、受虐的动物陷入噩梦。“地窖部落”主宰着城市的生活，他们匍匐爬行，平添了这些坚持求生的部落化社群的恐惧，他们分享着一点点温暖，拼命到处找吃的。当炮击结束，突击队碾过房屋。穿过广场时，后面跟着一群残忍、醉醺醺、反复无常的强奸犯和无知的掠夺者……在那时苏军还没横冲直撞的地方，党卫军搜索背叛者，根据不容反抗、不容借口的鹰派年轻军官的命令，私刑绞杀单纯的士兵。
同一天，帝国总理府和国会大厦附近中心区的德国守军烧断施普雷河上的毛奇桥（Moltke bridge），试图以此延阻北面的苏军攻入这个所谓的“大本营”。炸药损坏了这座桥，但是没能摧毁它，转天清晨，借着黑暗的掩护，苏军冲过这座桥。随后是内政部大楼的激战，苏联人把它称为“希姆莱之家”——此后不久是国会大厦。4月29日清晨，战斗距离帝国总理府不到0.25英里，帝国总理府被苏军猛烈的炮轰摧毁，在坑坑洼洼的花园之下55英尺，希特勒作出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决定。他用这一天的第一部分时间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吩咐继续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而斗争，然后他把这份遗嘱的几份副本委托给可靠的下属，命令他们偷偷穿越火线，把副本交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部、陆军元帅舍尔纳和海军元帅邓尼茨。他分别任命舍尔纳接替他担任德军总司令，任命邓尼茨为国家元首。如此，邓尼茨在布隆的指挥部成为德意志帝国临时政府所在地，邓尼茨在那里停留到5月2日，然后转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米尔维克（Mürwik）海军学院，在弗伦斯堡（Flensburg）附近。希特勒撤了施佩尔的职，因为最近施佩尔被揭发有拒绝执行“焦土”政策的不服从行为，他还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纳粹党，因为戈林胆敢觊觎希特勒接班人的地位，希姆莱则未经授权企图擅自与西方盟国商讨和平方案。希特勒在政治遗嘱中任命里特•冯•格莱姆为空军总司令，还向邓尼茨指明其他18项军事和政治任命。此外，他娶了伊娃•布劳恩（Eva Braun）。伊娃•布劳恩于4月15日抵达地堡，两人在一位柏林市政官员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这位官员是从保卫“大本营”的国民突击队紧急召唤而来的。
4月28日到29日的夜晚，希特勒彻夜未眠，4月29日下午，他回到他的私人生活区。他参加了晚上的会议，会议开始于10点，但这次会议只是例行公事，因为当天早晨支持地堡无线电发射天线的气球已被击落，电话交换台不再与外界联络。柏林“要塞”指挥官卡尔•威德林（Karl Weidling）将军发出警告，到5月1日前，苏军一定会突破总理府，他力劝应该命令仍在战斗的部队逃出柏林。希特勒驳回这种可能性。显然，他自有打算。
4月29日到30日的夜晚，希特勒首先向女士们：秘书、护士、厨师——告别，这些女士在最后几周继续侍候着他，然后向男士们：副官、纳粹党官员和行政官员——告别。4月30日清早，他睡了一小会，而后参加了最后一次战务会议，总理府的党卫军指挥官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在会上报告了建筑物周围的战斗情况，然后休会和两名他最喜欢的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Gerda Christian）和特劳德•琼格（Traudl Junge）共进午餐，她们在拉斯滕堡和文尼察陪他度过漫长的年月。他们吃面条和沙拉，偶尔谈论狗；希特勒刚刚用他打算自己用的毒药毒死了他所珍爱的名叫布龙迪（Blondi）的阿尔萨斯牧羊犬和4只小狗，希特勒检查了狗的尸体，确信这种毒药有效。伊娃•布劳恩，现在是希特勒夫人，留在她的居住区；此后，大约3点钟，她和希特勒一起现身，与鲍曼、戈培尔和仍留在地堡的其他高级随从握手。其后，希特勒夫妇回到私人生活区——戈培尔夫人短暂却歇斯底里地冲进来恳求他逃往贝希特斯加登——据在外边等候的殡仪队估计，几分钟后，他们一起吞食了氰化物。同时，希特勒还以军用手枪饮弹自尽。
“立即停止抵抗”：代价沉重，终于迎来胜利
一小时前，朱可夫方面军第3突击集团军（Third Shock Army）第150师第756步兵团第1营的士兵将9面红色胜利旗（Red Victory Banner，此前军事苏维埃将之分给军队）中的一面插在国会大厦二楼，选定占领这里象征着围攻柏林的终结。这座建筑刚刚遭到89门口径为152毫米和203毫米的苏联重型火炮的直接轰击；可是，这里的德国守军仍未受损，坚持战斗。建筑内的激战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直到10点多后，红军发起最后的进攻，第756团第1营的两名红军战士米哈伊尔•叶戈罗夫（Mikhail Yegorov）和梅利通•坎塔利亚（Meliton Kantaria）在国会大厦的穹顶升起了红色胜利旗。
到那时，殡仪队已在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中焚化了希特勒和他妻子的尸体。他们从总理府的车库拿来汽油，浇到尸体上点燃，火焰熄灭后，将骨灰埋在附近另一个弹坑里（5月5日苏联人从这里将之挖出来）。炮弹落进花园和总理府，“大本营”的所有政府建筑内都展开激战。希特勒任命邓尼茨接替他担任国家元首的同时，任命戈培尔为帝国总理，尽管如此，戈培尔觉得重要的是与苏联人联系，协商停战事宜，以便为和谈作准备，在地堡所弥漫的魅惑氛围中，他认为这是可能的。4月30日深夜，一名上校作为特使被派往最近的苏联指挥部，5月1日清早，克雷布斯（Krebs）将军穿过燃烧的废墟，前去与在场的苏联高官商谈。克雷布斯将军自3月28日开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但此前是驻莫斯科的武官（“巴巴罗萨”行动展开时），会说俄语。这位高官是崔可夫，时任第8近卫集团军指挥官，而两年前他曾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指挥苏联守军。
奇特的四方谈判展开了。崔可夫听完克雷布斯的话，然后通过电话联络朱可夫，朱可夫再告诉身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崔可夫报告，”这位将军说，“步兵将领克雷布斯在这里。德国政府授权他与我方进行会谈。他说，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我请你汇报给斯大林同志，现在权力掌握在戈培尔、鲍曼和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手中……克雷布斯提议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然而，克雷布斯和鲍曼、戈培尔一样，仍然受到下面这种想法的迷惑，即同盟国准备把希特勒的继任者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机构的合法继承人来看待。斯大林很快厌倦了这种谈话，突然宣布唯一的条款是无条件投降，然后回去睡觉了。朱可夫继续坚持了一小会，然后宣布派出他的代表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然后挂断电话。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与克雷布斯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克雷布斯难以提供凭证，地堡中的最新发展如此令人捉摸不透（他通过跑腿的信使与地堡联络两次）。最后，崔可夫也失去耐心。
5月1日下午的早些时候，他告诉克雷布斯，新政府的权力局限于“宣布希特勒已死、希姆莱是卖国贼、与三国政府——苏联、美国和英国——商谈彻底投降的可能性”。崔可夫向他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加紧开火……别废话。猛攻这个地方。”5月1日傍晚6点半，柏林城内每门苏联火炮或火箭炮都在向未被征服的地区开火。对于仍留在地堡内的那些人来说，这种轰击足以表明继任的希望渺茫。约两个小时后，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她刚刚用毒药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在总理府花园中希特勒的坟冢附近自杀身亡。他们的尸体被更加草率地火化，就近掩埋。地堡里的其他人，无论下属还是如鲍曼那样的贵族，现在组织起来逃生，穿过燃烧的废墟，逃往远郊他们希望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可以理解的是，在这显然是围攻柏林的最后几分钟，他们不愿冒伤亡的风险——在持续不断的炮火齐射后，逐渐向内逼近。5月2日清早，第56装甲军请求停火。早晨6点，柏林“要塞”指挥官威德林向苏联人投降，他被带到崔可夫的指挥部，他在那里发出投降命令：“1945年4月30日，元首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只剩下留在这里——曾经向他宣誓效忠——的我们了。根据元首的命令，你们，德国士兵们，要继续为柏林而战，尽管事实是弹药用尽，大势已去，我们进行再多的抵抗都没意义。我的命令是：立即停止抵抗。”
用约翰•埃里克森的话说：“5月2日下午3点，苏联停止炮击柏林。四周逐渐变得安静。苏联军队欢呼雀跃，拿出食物和饮品。听到这一刚刚下达的停火命令时，苏联坦克纵队沿着曾经的希特勒阅兵路线像接受检阅一样停下来，战士们从坦克里跳出来，拥抱所有人。”他们周围的和平实是一种坟墓。约12.5万名柏林人死于围城期间，很多人选择了自杀；自杀者包括克雷布斯和地堡中的其他人。然而，也许其他数以万计的人死于4月德国人自东向西的大迁移，800万人离开他们在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家园，去英美占领区躲避红军。由于整场战争中最离奇的一次安保措施失效，1944年间德国人获悉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划定的分界线，德国国防军在西线的最后一场战斗力求使横渡易北河的撤退路线畅通无阻，直至最后一刻。民众似乎也知道安全区在哪里，赶在红军前面抵达安全区——可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红军为赢得柏林围攻战的胜利而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自4月16日至5月8日间，朱可夫、柯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有304887人伤亡或失踪，占其兵力的10%，是这场战争中（除了1941年大包围战的被俘人数）红军遭受伤亡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此外，对德意志帝国城市的最后围攻尚未结束。布雷斯劳坚守到5月6日，围攻该城给苏联造成6万人的伤亡；在布拉格，“德意志帝国保护国”的首都，捷克国民军抵抗组织发动起义，德国傀儡“弗拉索夫军”投诚，并和党卫军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因为他们希望将该城交给美国人——最终希望落空，5月9日红军进城时，弗拉索夫的部队付出血的代价。
到那时为止，在仍属希特勒帝国的地区，战争几乎全都结束了。4月29日，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在意大利达成局部停战协议，该协议定于5月2日宣布。5月3日，海军上将汉斯•冯•弗里德堡（Hans von Friedeburg）率丹麦、荷兰和北德的德军向蒙哥马利投降。5月7日，邓尼茨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弗伦斯堡其政府临时所在地派约德尔去法国兰斯的艾森豪威尔指挥部，签署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书。5月10日，同盟国在柏林召开会议，批准了投降书。只有很少苏联人于1944年10月从芬兰潜入挪威的最北端，5月8日，挪威未受损伤的德国守军投降。5月9日，“库尔兰口袋”停止抵抗。5月9日，敦刻尔克、拉帕利斯（La Pallice）、拉罗切利和罗什福尔，也就是西欧最后一批“元首要塞”投降，5月10日，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洛里昂和圣纳泽尔也投降。在西线，这场战争最后投降的地点是赫尔戈兰岛（Heligoland），该岛于5月11日投降。
和平没给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带来安宁，他们成群围绕在胜利大军之间和身后。1000万德国国防军战俘、800万德国难民、300万巴尔干逃亡者、200万苏联战俘、数百万的奴隶和强迫劳力——战争结束后，“背井离乡者”的悲剧元素将萦绕欧洲十年——遍布战场。5月8日，在英国和美国，人群涌上街头，庆祝“欧洲胜利日”（VE Day）；英美士兵给欧洲带来胜利，而此时，被征服者及其受害者在战争导致的废墟上到处搜寻食物和庇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