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曲的女作家

熟悉时代曲的应该清楚，在现存的所谓上海老歌里面有着两大奇景：一是演唱者几乎都是女性，二是词曲作者被男性垄断。这种性别失调的程度即便摆在民国的特殊背景里都极为罕见，毕竟当时的文坛盛产女作家，电影界也有女导演的身影，唯独创作流行音乐的案头似乎只对男性开放。

翻看唱片，时代曲的作家是清一色的男性，以及他们那些或鸳蝴色彩、或恶搞趣味的笔名。我在唱片里只找到两位女性（安娥、关露）为时代曲填词，作曲则没有反例，便试着查阅民国文献。

时代曲在与有声电影结合（电影插曲），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之前，它的雏形已经通过粗纹唱片、口耳相传，深入到市民的文娱生活。1928年4月10日的《民国日报》刊有文章《黎锦晖的小调》，作者逛上海的娱乐场所，听到《毛毛雨》，他写道：“我很佩服黎先生名曲传布的普遍，据他们说：‘这是时新小调！’”早在28年，时代曲的鼻祖黎锦晖就红成这样了。难怪到了1933年，上海大众书局为他出版了十本《新歌》集。我从上图调阅的《芸窗歌选》（1933年12月初版）是第十集，初读时异常激动，因为封面上赫然写着“黎锦晖先生及黎明晖女士等著作”——时代曲终于出现女作曲家了。翻开后极为困惑：这本书收了十二首歌，女作家占了十首，署名包括黎明晖女士、明美女士、金玉谷女士；前面两位是黎锦晖的女儿，而金玉谷众所周知是黎锦晖的笔名（此名后来被他的七弟黎锦光沿用）。更诡异的是，这本歌集所收曲目之署名，黎锦晖竟然凭空消失。

读了孙继南先生的著作《黎锦晖与黎派音乐》，方知自己蒙昧，孙著有这么一段：“30年代黎锦晖时代曲创作后期所用笔名更是花样纷呈、不拘一格。以1933年大众书局出版的‘新歌十集’为例，每集12首，这120首歌曲署名，只有14首署‘黎锦晖’本名，其余均用笔名。”

好在还有章锦文女士（艺名章文）。当年江湖人称“胖姐姐”的章女士，在《聂耳日记》里是黎锦光的暧昧对象；在周璇的各类传记里是解救周小红、介绍她加入明月社、走上巨星之路的大恩人；在本文中，章女士是推翻时代曲创作之男性独裁的花木兰。章女士早年也是黎锦晖的弟子，在他统帅的明月社担任演员，后改为乐师。1933年3月1日明月社解散（见《聂耳日记》），此后章女士游走于新月社、新华社、上海歌剧社等艺文团体，与黎锦晖再无雇主之谊。由此推断，我在1935年第1期《歌星画报》见到的《醉花兴酒》歌谱，署名“章文女士作歌并制谱”，应该不是黎锦晖的旧把戏。

我不敢说章女士的《醉花兴酒》是时代曲女性曲创作的孤例，但是女作家在这个领域的孤独与稀缺是有目共睹的。至于这幕后的原因，此话题太大，值得另作文章。

首发于2022年2月10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附言：

关于旧上海的时代曲女作家，本该提一下梁萍（梁爱音），但由于读到作词家慎芝（邱雪梅）、关华石合著的《歌坛春秋》，里面提到：“有些曲子歌单上印着梁萍作曲，实际上是她哥哥作的。”加上夜光杯的篇幅问题，就把她删去了。此事存疑，很难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