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阶层和权贵互相帮助，平民改变命运越来越难

机会平等的社会中，普通人可能更容易在与精英的较量中落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结合巩固着富人的阶级地位，让阶级流动更加困难。

作者丨宗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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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繁华下的穷人与富人。

英国可以说是当今最注重“阶级”的国家之一了，有各种区分阶级的方式，无论是服装还是口音上的区分，甚至居住在伦敦肯辛顿-切尔西区、威斯敏斯特市，还是伦敦东南部，都已转化为阶级标签。

201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的“英国阶级大调查”（GBCS）结果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这个调查有161400人参与。迈克·萨维奇是该调查的负责人之一，他根据调查结果，重新思考阶级划分的方式，探索当今社会的不同阶级表征，并通过量化分析，直指传统阶级思考框架中被忽视的问题。

迈克·萨维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国际不平等研究所联合主任，被国际公认为社会阶级研究领域的权威。

比如在传统的阶级划分框架下，没有区分老牌中产阶级和技术中产阶级。表面看，两者收入上不相上下，但在社会资本（人脉）上，却十分不同。此外，随着短期兼职、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增加，相关从业者该划入哪一阶级呢？按萨维奇的新标准，他们被划入“不稳定的无产者”中。

这些并不是“小问题”，它关涉到如何认识当下困境、全球化是否已失败等根本问题。表面看，现代社会似乎机会日益平等，但事实上，太多遏制阶级流动的因素被忽视，在它们的作用下，上层和底层的阶级裂痕正悄悄扩大。《21世纪英国的社会阶级》一书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实证调查，修正了传统阶级划分标准造成的认识偏差，呈现出被隐藏的困境：精英阶级正在通吃一切，亟需一种力量来遏制它的疯狂再生产。

《21世纪英国的社会阶级》，[英]迈克·萨维奇 著，袁博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改变阶级划分的标准，才能看清时代的真问题

划分阶级有多种方式。比如从职业的角度划分，分为体力工作者（manual）或非体力工作者，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bourgeoise）等；也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划分，比如根据消费、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阶级不能仅靠收入或占有的金钱来划分，比如一个人中了100万英镑的彩票，他将进入英国最富有的人群之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进入了更高的阶级。

在英国，第一个正式的阶级划分标准是英国注册总署在1911年制定的，它将阶级分成非体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包括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间人员（如教师、记者等）、技能型非体力劳动者（如会计）；体力劳动者包括技能型体力劳动者（如电工）、半技能型体力劳动者（如保安）、非技能型体力劳动者等。

这种把职业与阶级相挂钩的划分方式，暗含了歧视，就像书中所说：“微妙地暗示了不同工作的道德价值。”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律师就一定比工人更值得尊重吗？

以往的英国将上层阶级和美德联系在一起，下层阶级则被视为懒惰、肮脏的。医生和律师这些上层职业在社会上受到更多尊重。

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在这个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他的模型成为后来最著名、最普遍使用的、根据职业划分阶级的模型（英国国家统计局官方如今使用的正是这个划分标准）。

简单来说，戈德索普明确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差异，又将“雇员”分为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服务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等。

《中产阶级史》，[英] 劳伦斯·詹姆斯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戈德索普模型有很多问题，比如，这个模型中被划分为某一组阶级的人内部仍有很大分化，且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不能与这个模型中的划分完全对应。

此外，认识到中上层阶级内部的细微差异十分关键。调查发现，只有4%的医生和13%的律师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但同样高薪的工程师或IT等职业的就业者中，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比例要高得多。萨维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医生和律师属于“传统上层职业”，位于精英阶级“再生产”的核心，因此它们更牢固地被精英阶层“保卫”住了。比如，在英国，假如父母不是律师，即使读了法律专业，可能也很难找到律师工作。

在学历划分上，英国的罗素大学集团被公认是精英院校，但同属于集团中的院校，牛津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却比帝国理工学院等要高得多，这也是因为，牛津是传统精英阶级“再生产”的核心。

顶层阶级与其他任何阶级都不一样。中产阶级有掉入低谷、成为工人阶级的风险，因此，需要在下一代的教育中进行很大的投入，但富翁的下一代很少出现阶级滑落。人们对此似乎已习以为常，但萨维奇非常强调这种差异：201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收入最高的1%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人群的收入差异达到124倍。另外，收入最高的阶级与收入第二高的阶级相比，多挣了1.5万英镑，而收入第二高的阶级与收入最低的阶级间的差异，反而比较小。

换言之，当人们抱怨贫富差距正在拉大时，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最富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只有拆除最富阶级“再生产”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位于伦敦城中心富人区的Swiss Re Building。富人站在塔顶，穷人睡在桥洞。

由此可见，改变划分阶级的标准，对我们认清现实多么重要。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逐渐式微，在选举中，工人阶级往往倾向于选择保守党，或者放弃投票，而中产年轻人则可能选择工党……这些都表明，传统的阶级划分模型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能更好应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模型。

▌高雅文化与社会人脉：精英的勋章和利器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指出：“我们的文化偏好是高度社会化的。”上层的文化偏好是享有合法权威认可的高雅艺术形式，而下层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低层文化形式。

精英阶级在闲暇时通常出没于美术馆、音乐厅，而下层阶级则聚集于看球赛的小酒馆等。萨维奇写道：“你喜不喜欢去大英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件私事，它还表明你在合法和社会认可的文化中有多大的立足点。”文化偏好往往标志着一个人的阶级身份。

英国小酒馆。

不过，萨维奇根据GBCS的调查结果指出，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意义也会随着时代发生改变。

一方面，布迪厄提出他的理论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人们的收入差异正处于历史中较低阶段，因此文化差异更具有重要性。如今收入差异比当时要高很多。

另一方面，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文化宽容度正在提高，“文化杂食者”崛起，精英阶层的年轻人，也越来越能接受更多样的文化了。传统古典音乐会和剧院充满了老年人，年轻的中产阶级对说唱、摇滚、电子游戏等等更加开放。

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高雅”文化的界限被打破，也不意味着精英真正接受了大众文化。比如，精英仍对流行音乐和电视持批判态度。只是“高雅—庸俗”的二元对立观让位给了复杂的审美搭配，要彰显文化上的品味，“必须权衡每一种文化选择，并应用一套美学原则，以评估其质量和价值”。

如今，并没有单一的文化选择可以简单地彰显“好品味”，但权威认可的品味高低仍然存在，它更需要多种因素的组合和选取，更考验一个人总体的文化“修养”。

这种文化取向反过来也会参与到阶级巩固和“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中。

萨维奇认为：“特权阶层和权贵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相互帮助，从而将那些缺乏这种社会资本的人拒之门外。”从“拉关系”这个词汇也能看出我们对“社会资本”的存在的心照不宣。马克·格兰诺维特将这称为“弱关系的力量”，即我们曾经认识的人可能在某些时候给我们带来好处。GBCS也据此做了调查，看各职业的人会结识何种其他职业的人，用以不同阶级形成社会网络。结果不难想象，富人更容易结识精英，而穷人更多与店员、电工等熟识。因此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自然比穷人家庭的孩子拥有更好的社会网络。调查数据揭露出了“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背后的微观社会生态。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教授，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研究社会网络，著有《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等。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往往（虽然并不绝对）呈现正相关性，它们联系在一起，互相加强，巩固着富人的阶级地位。

▌阶级攀登者，见证阶级固化的枷锁

乔·布兰登等人的研究表明，对比今天英国人与其父母的收入，可以看出，1970年后出生的人比“1958后”收入流动性下降。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难突破自己所出身的阶级了。更赚钱的职业已被精英阶级把控。不仅如此，萨维奇还发现，同一职业内部也存在薪酬差距，这一现象往往被人忽视，也从未被报道过。萨维奇说：“在许多精英职业中，收入最高的人是那些出身最优越的人。”

在今天，想实现阶级跨越不仅非常困难，还常常面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不匹配造成的疏离感。来自下层的晋升者在精英团体中往往格格不入，在本书中，受访者Alan曾被建议“以正确的方式煮牛排”，另一受访者Louise因无法参与同事的文化选择（打高尔夫球）而感到苦恼：她的同事利用这些活动扩充人脉、积累职业资源，而来自工人阶层的她却被排除在外。

在英国，非工作性质的社交和兴趣导向的聊天对找工作和晋升非常重要。宣讲会后往往设置酒会，这个场合是扩充人脉的重要机会。

这些“阶级攀登者”普遍感到“被夹在两个世界中间”。

一方面，他们近距离接触到那些兼具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精英阶层，这些人有着绝对的优势、丰富的筹码，轻松在竞争中取胜。而自己或是需要模仿上流的生活方式（获取文化资本），或是绝望地发现交际圈子（社会资本）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不断“逃离过去”，与“下层阶级”保持距离——后者不断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出身。在不同的人生时刻，这种过去可能忽然冒出来，“绊自己一脚”。

并非人人都有决心面对“阶级攀登”的挑战。这种疏离感、文化上被排挤感越明显越普遍，选择放弃追求更高阶级的人就越多，阶级也就会愈固化。

在中国，父母往往把“教育改变命运”挂在嘴边，但在前述的社会环境中，即使靠教育、靠考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命运”，达到了阶级跃升，可能还不如留在原本的阶级中更有幸福感。

萨维奇指出：“机会平等只有与普遍平等联系在一起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越不平等，两极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就越不容易实现。”

▌被困在阶级里的穷人

根据GBCS的调查结果，萨维奇等人提出了新的阶级划分标准，共分7个阶级，分别是：精英阶级、老牌中产阶级、技术中产阶级、新富裕工人、传统工人阶级、新兴服务业工人、不稳定无产者。

“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概念由盖伊·斯坦丁提出，指那些从事一系列短期或兼职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对现代社会来说，这个名称可能比“下层阶级”更准确。

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教授，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低薪、低质量、不稳定、临时合同的工作都在增加，在今天，许多缺乏良好教育背景或技能训练的人士很难找到一份长期而稳定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一天内做多份兼职已成常态。在英国，这种情况还伴随着“全球不稳定无产者”的增加，“当英国需要一个低薪的工人阶级，即需要打扫酒店房间或照看孩子的群体时，那些来自意大利、波兰、尼日利亚或巴西的人则可以被招募”。

这种情况越突出，对社会福利的要求也就越高，因为“不稳定无产者”难免出现找不到任何短期工作的空档期，在这期间他们只能靠社会救济生活。

在英国，对该群体的污名化贯穿了整个现代政治。很多人认为，福利政策让这些人过上了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生活，一些政客们也会这么看，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根据美国新自由主义评论员查尔斯·默里的“剥夺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穷人后代依然穷，因为老一代缺乏工作精神，他们的孩子也会同样缺乏，这才是贫穷的根本原因，福利政策无法从根本上帮助他们），减少了救济和国家福利，进一步滋长了这种偏见。社会底层的人，其社会声望也是负面的。

查尔斯·默里。

萨维奇指出，不稳定无产者知道他们不被其他阶级“待见”，因此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阶级圈子中。他们更看重自己在社区内部的声望，有一些人会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文化，包括那些被其他阶级瞧不起的“坏品味”。社会没有给不稳定的无产者留下一席之地，没有正视他们的需求。这种割裂正蛀蚀着今日世界。

▌在今天英国，进入顶层越来越难

在英国，有着很多不言而喻的阶级区分方式，或“阶级编码”。比如，中产阶级会去Waitrose超市，较下层的阶级会去Aldi超市。这种阶级编码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伦敦，不同的区域居住着不同阶级和身份的人，“精英星座中的不同成员能找到他们的定位”。伦敦的CEO们是最富有的群体，他们中一部分住在肯辛顿-切尔西区，一部分住在伦敦金融城、威斯敏斯特市和伊斯灵顿区。伦敦的法律精英们则住在市中心或滑铁卢车站附近，文化精英们则在汉普斯特德、卡姆登或诺丁山附近聚集。阶级鸿沟给区域、地点、生活方式都打上了印记。

英国一些人对居住在伦敦不同区域的人的刻板印象。

英国人特别热衷对大学进行排名，其实，在排名之下，暗含着阶级划分。仅仅通过观察衣着和谈吐方式，就能看出一个学生就读于布里斯托大学，还是西英格兰布里斯托大学。因为后者中工人阶级所占比例更多，而布里斯托大学则被看作是一所可接纳被牛津、剑桥拒绝的学生的院校，是顶端下的第二集团。

以往，英国的高等教育呈现多元化，牛津和剑桥擅长人文和纯科学；“平板大学”如苏塞克斯大学、约克大学擅长现代社会科学；“新大学”或“1992年后大学”擅长应用技术，与所在地区的需求结合。如今多元差异已被指标性的、线性的排名所掩盖了，有人戏称“英国人特别擅长从多元化中创造等级制度”。

另一方面，将金钱转变为“资产”是上层的阶级的一大标志，中了彩票不能一日间跃升到上层阶级，但用中彩票的钱购房、投资，实现利滚利（资本积累），就摸到了阶级上升的门儿了。英国也面临着高房价的问题，房屋与资本积累间有着密切关联，“在租房和有房产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面向经济分配的底层的分类鸿沟”。

即使拥有同样的高学历，根据收入，依然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阶层。如今首席执行官（CEO）的收入几乎是科学家的两倍。医生、律师、金融从业人员的平均税后收入超过7万英镑，而科学家、记者、IT人员、工程师的收入则低于6万英镑。

与普通阶层比，上等阶层的财富增长不成比例，最富有的1%的人的平均财富在1976-2005年间增长了两倍多，达到了223万英镑，而底层50%人群的平均财富仅从5000英镑增长至1.3万英镑。这两个数字之间的绝对差距从69.5万英镑上升到221.7万英镑，如果一个人要从底层爬到顶层，需要积累的资金是过去的3倍。 越来越难进入顶层，这不仅是英国存在的现象，在许多发达国家都存在。本书虽然聚焦于英国，却呈现出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遇到的制度性瓶颈，该如何认识它，如何突破它，值得读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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