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畸笔叟《上海话的腔与调》 】
这是一本有关上海方言的语言类随笔集，用作者自序里的话说，“对上海话乃至世界各地方言的未来，一点也不乐观起来”，“这么好玩的东西，就这样没了，有点可惜，不如我来留她一留”。作者写方言随笔，“抱定宗旨，不去爬所谓的学术宝塔”，而是把上海话的故事都解散了来写，“就像学生子早操结束，不再立正排齐，突然可以三三两两，勾肩搭背，一路有言笑”。他从语言这一众人都感兴趣的角度入手，进而表现上海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的特性，为“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精神张本。
本书作者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有关海派文化的写作，能够记录下往往会被普通人忽略，但一经讨论，又能引起众人共鸣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和细节。这么好玩的上海话，一经这么好玩的文笔写出，使阅读者有如在看老一辈滑稽名家表演的上海独角戏，常常令人忍俊不禁。
【作品名称】：上海话的腔与调
【作 者】：畸笔叟
【出 版 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8
【I S B N 】：9787553523101
【定 价】：￥ 88.00
【作者简介】：
作者畸笔叟，真名郑健，老三届，插过十年队，务过五年工。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1984年起，服务广播电视媒体凡28年。资深媒体人。策划过《东视广角》《今日印象》《闲话上海滩》等多档知名电视栏目。著有散文集《上海穿堂风》《上海野狐禅》《上海小日脚》《上海壁角落》和《上海名堂经》《上海有声色》《上海有嚼头》，以及短篇小说集《红土纪丽》。《上海话的腔与调》是有关上海方言的语言类随笔集。篇名大都即为上海话惯用语，但并非只是语词解释，而有更为丰富的表述，大都是具体的故事背景中，将词源追溯、词义变迁、使用场景等一一道来，于语言的变化中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全书按篇名首字字母排序，并附有上海话惯用语检索表。能让老上海人产生共鸣，亦有助于新上海人在学习上海话的过程中了解上海文化，进一步融入上海。
【相关评论】：
初识畸笔叟时，他还不是作家，而是隔壁办公室一位风风火火的老师。一头长发披肩，一副黑色的“噶亮”（眼镜的上海话俗称），厚度比啤酒瓶底还要深。一笑，两颗大门牙。郑健脾气大，眼里不揉沙子，管你天王老子打招呼，稿子写得不满意？红笔粗的一头笔套一拔，“唰唰”两下，一只“大皮绞”，回去重写算是好的，有些直接就“枪毙”了。稿子被枪毙了，晚上播出怎么办？郑健大手一甩：“你们爱怎么弄怎么弄，我不管了！”总算他不是真的啥也不管，同事赶紧把枪毙的稿子捡回来，改改弄弄，安全播出一点不耽误——这是从前东方电视台报道部一段时间内经常上演的戏码。
那时也没人叫他畸笔叟，一打听，郑健的身份还蛮复杂：当过知青，偏偏英语超级好。做过老师，却又天不怕地不怕。曾经是电台的一支笔，倒在电视圈名声显赫。郑健是老派新闻人，有担当道义的铁肩，也有横扫千军的秒笔，唯独没有唯唯诺诺的乡愿。所以到退休他也就是个白衣卿相。他的家教、他的学养，他的见识、他的曲折，他的得意、他的不甘，他的铁肩、他的妙笔，他的欢喜、他的不屑……全都化为文字和声音，自然地流淌。从单位退休以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网红畸笔叟，这个畸笔叟，可比隔壁办公室那个郑健老师有意思得多了！
很快，畸笔叟成了上海的文化现象，想了解上海文化的人，几乎人人知道郑健。畸笔叟也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诞生。没有旧上海的风花雪月，也没有老上海的金枝玉叶，只是些人们熟视无睹却不曾注意的东西。咦？这还是那个笑谈风云的畸笔叟吗？畸笔叟怎么变小了、变得边缘化了呢？
细读畸笔叟的新作，边边角角的寻常日脚却被他写得活色生香。“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这是多少年来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浪奔浪流的，是上海的大历史；有滋有味的，是上海人的小日脚。城头变幻大王旗，晚饭还是要有块红烧肉。小天井变成了大阳台，热天吃西瓜、冬至烧锡箔，这些都是不会变的上海生活。
畸笔叟剑走偏锋， “黄伯伯”和“唐娘娘”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样是“滑”，滑头和滑脚各有什么样不同的涵义？这些问题你也许想过，但只有畸笔叟想了下去，还引经据典、煞有介事地考证出一篇又一篇文章出来。从这些边边角角管中见豹，看到的难道不是上海的本色、底色吗？
——资深媒体人、五星体育首席编辑 周力
【作品阅读】：
上海话里个“腔”和“调”
上海闲话里有种讲法：做人上品，叫“有腔调”；做人不上品，叫“像啥腔调”。不过，腔调里向，腔归腔，调归调。腔是风度，调是规矩。其实，上海人讲规矩是有传统个，阿拉老早习惯了。但是，光有规矩还勿来塞，还要有风度。
葛末，上海闲话里到底有多少腔多少调呢？有道是“九腔十八调”，应该腔少调多，但是，上海闲话里，有很多带“腔”俚语，却没有几个带“调”。
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人觉着规矩就是规矩，懂了就好，不必多说；而风度则要时时“校路子”。不去管伊，先罗列出来看看。
贼头狗脑、不光明正大叫“贼腔”；搭足架子，不理不睬叫“死腔”；没有正形，挤眉弄眼叫“怪腔”；蒙头转向，一百样侪弗晓得叫“戆腔”。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种常用“腔”既被用于骂人，也被用于亲人密友间昵称。尤其是“侬只死腔”，就好像上海话里“侬只棺材”一样，绝对是“我的甜心”之同义词，骂则骂矣，心里还是欢喜个。
娘娘腔，似乎不需要注释。不过，“娘娘腔”老早在上海话里还有“不爽快、没担当”的意思，例如问侬一桩侬肯定晓得的事体，问侬讨一样侬肯定有的物事，只要侬有半点迟疑，立刻会飞来一句：“哪能介娘娘腔箇啦！”
到店里吃东西，食物落在台面上还要捡起来吃，叫做“瘪三腔”。一日到夜一只面孔苦搭搭，逢人诉苦不断，像祥林嫂的叫做“寡妇腔”。走路左摇右晃，开口每句闲话侪带爷娘，叫做“流氓腔”。油腔滑调叫“油腔”。不看场合，故意发嗲卖萌的叫“小小人腔”。
讲了介许多“腔”，再来讲“调”。我想来想去，能称作上海俚语的，竟只想出两个：一个“弗入调”，一个“胡调”。
入调不入调，最早可能来自音乐。通俗地讲，唱歌跑调，就是“弗入调”。我看到过一份资料，上面说，人类中本来就有40%是天生跑调者；还说，跑调者是因为自己的听觉出了问题，他根本没听出自己跑调，他才敢无畏地放任自己。如此说来，如今的KTV里，天天侪有交关人“弗入调”。
在平常生活中，不讲规矩就是“弗入调”。随地大小便，地铁上吃物事，肯定属于“弗入调”。朋友聚会，请吃饭、请喝酒皆无妨，室内公共场所请抽烟就有点“弗入调”了。受人之托，满口答应，转头就忘，更是“弗入调”。
“胡调”里个“胡”，有可能是老早对异族的概称。若真是如此，那么“胡调”就等于“不是我们的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入什么乡，随什么俗。俗，就是风气，就是规矩，就是调调。有些人身居异乡一二十年，心里依然不服当地那个调，别说旁人看得别扭，自己肯定也不舒坦。
综上所述，含有“腔”与“调”的上海俚语几乎都有一些贬义。这当然不会是巧合，很可能与上海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上海有句老话，叫做“规矩是做出来的”。做规矩，就是要告诉侬啥事体不好做。不做不对个事体，做人就对了。
饭吃过了否啊？
现在大家碰头，第一句讲啥？
“侬好”，“侬好”。还是洋派点的“Hi”或者“Hello”。
当然还有更加“呱啦松脆”的“早”，“早”，赛过外国人的“morning”。
“呱啦松脆”，基本上就是讲过结束，并不想作为“话搭头”。
想要拿寒暄当“话搭头”，就要多讲两个字，讲得慢一点。
比如，“侬早呀”，“侬好呀”，乃至“哦唷，侬早呀”，甚至于“哦唷，侬今早哪能吤早啦。”
这样一来兴，就有点老早的上海言话的味道了。从前慢嘛。
其实，这样的寒暄一塌刮子只普及了30年多一点。
阿拉这代人从小到大，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市面上标配的寒暄不是“早”，也不是“好”，更不是洋派的“Hi”，而是：“侬饭吃过了否啊？”
这里面，“侬”字有时可省略，因为当面对话，对象清楚。不过那个“过”字千万不好省，一定要是“现在完成时”，这个推扳不起的。
不特上海如此，各地都如此。
这样的寒暄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我们还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你看，一旦离温饱线稍微远一点，这句寒暄就一记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提，恐怕大家都忘了，或不愿再提起。
在温饱无法确定到人人自危的年代，这样的标配寒暄实际运用起来也不是吤便当的。
有了“报门”，总归要有“回门”的，否则不像腔。
“侬饭吃过了否啊？”
“吃过了，侬呢？”
侬看，很有英文里“Fine. Thank you. And you？”的味道。
这还只是肯定回答。
有肯定回答，就有否定回答。尽管从小爷娘关照好，不管啥人啥辰光问侬“吃过了否啊”，一律用肯定回答。否则侬就是作死，讨生活吃。
不过，生活总有意外，否则也就不叫生活了。
所以爷娘还要补充关照，如果换了你问别人家，人家讲“没吃过”，哪能回答法子。这个当然也有标准答案：
“没吃过啊？要么到阿拉屋里去吃一点？”做人要有态度的。
碰巧，我从小是个好学生，欢喜多思考，多提问。所以，听到此地我就要问了：
“阿拉屋里刚刚吃好，钢錝镬子里一点饭也没了。人家来了，吃啥呀？”
“小鬼笨否啊，这是客气话呀。人家还会真的来啊。”
“哦，晓得了。”
“唉，小鬼，侬这么讲，倒提醒我了。听好：万一是人家要侬到伊拉屋里去吃饭，你一定要讲‘覅了’，‘覅了’。”
我这个好学生又要提问：“万一我讲‘好嗰’呢？”
“关照侬，这就不是作死，讨生活吃的问题了，而是寻棺材困了。”
从此以后，路上碰着熟人，我就反复警告自家，标配寒暄的打开方式一定要准确。每一步都按程序走，千万不可自作聪明。
写到此地，我突然想起了画连环画的贺友直贺老先生。据说他年轻时，也有一记头轧牢的辰光，两天没米下锅。只好走很多路到一个亲眷家里去吃了一顿饭。
如果要为这个故事写个前传，无非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路上瞎兜，碰着亲眷。人家一句言话问上来，干脆顺水推舟。
“侬饭吃过了否啊？”
“唔没呀。”
“搿么到阿拉屋里去吃一点？”
“好个呀。”
另外一种，踏牢“饭点”，三四点钟登门造访。到辰光，人家讲：
“吤晏了，吃仔夜饭去。”然后老老面皮坐下来。
所以，阿拉又从小被爷娘做规矩，到人家屋里去，自家人人家人不管，一定要避开“饭点”。
我丝毫没有开坏老先生的意思。人饿极了，也只能出此下策的，总比饿煞好。
讲起饿肚皮，我最不能忘记的是1962年秋天的一个中午。
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记得我的班长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小顽，家里好像住在上方花园还是新康花园的汽车间的，屋里兄弟姐妹六七个，他是老大。人长得长一迈大一迈，坐在最后一排。
十一点半多了，上午第四节课眼看着要下课了，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平时他很坚强，很义气的，总归帮人家，今朝谁欺负他了？
稍停，他大叫一声：“我实在饿煞了呀。”
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潸然泪下。并立即宣布下课，让他快点回去吃饭。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几年，他家粮食特别紧张，每天都只烧一大锅子放了很多青菜的菜粥。他是老大，总是主动将米粒挑给弟弟妹妹吃，他只吃青菜和米汤，终于扛不消了。
我又欢喜提问题。我问张老师，为啥他依然那么胖。张老师说，那不是胖，那是浮肿。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不过程度不同。所以，同在一个班级，一个弄堂，没遇到过的你还是不懂。
那天以后，我再碰到班长，只敢拼命点头，表示我看到他了，打过招呼了，就是不敢说那句标配寒暄，怕触到他的痛处。
实际上，生活中千变万化，一个标准答案显然是不够的。
而且，作为标配寒暄，只要是当天第一趟碰头，不管啥辰光，一定要讲的。
侬比方讲，夜快头，有种人家急吼吼四点半四点三刻就吃夜饭了，到六点钟么已经吃好了。男小顽马上溜到弄堂口，一边墙角隑隑，一边野眼望望，一边香烟呼呼，“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嘛。
看到隔壁同学也在，脱口就是一句：
“侬饭吃过了否啊？”
“还没了，阿拉爷老头子加班，还没转来。”
乃末搁牢。叫伊到倷屋里去吃也不对么，不响也不对。
有得“报门”，没有“回门”，就没腔调了。
所以，弄堂里老阿哥又要发条头了，“侬也是，夜饭没吃过么，到外头来瞎跑八跑跑啥物事跑。”
这还不算最尴尬的。
记得1980年代初，我已经混进电台了。
每天早上踏脚踏车上班，出门吃过一碗咸菜面，路上辰光又长，所以，一进门，右转弯，寻厕所解决问题。
断命的当天第一次碰头都发生在此地。
老同志潇洒，一边解裤子，一边照讲不误：
“侬饭吃过了否啊？”
侬也只好一边抖一边讲：
“吃过了，吃过了，刚刚吃好。”
还有一派尊重领导成了习惯的朋友，自家一边飙一边还东张西望，看到隔间里有领导蹲着，也马上客客气气打声招呼：
“侬饭吃过了否啊？”
领导一点办法也没有，有得“报门”，没有“回门”，不是没腔调么，只好吃吃力力回头一声，“吃过了。”
断命那个家伙还来得个客气，还要加一句：
“吃过啦？没吃过侬覅客气噢，到阿拉屋里去吃。”
要死快了。
老底子，吹口哨、骂戳那，这些都算流氓腔
昨日大清老早，照例到公园散步。
前面那个老头走得实在有点慢，想想还是超过去吧。
就在超越的一刹那，我听见他在吹口哨，一首很老的流行歌。难怪走得“笃姗姗”。
回过神来，我竟然想大笑。
因为不知为啥，我突然穿越到了半个世纪之前。对呀，那时，走路吹口哨的，都是流氓啊，至少也是不良少年。
我们小时候，一般上海人家的小孩子，是不可以学口哨的。
不过学堂里总有高年级学生在吹，弄堂里也总有大孩子在吹。好玩啊！于是，都会去学着吹。开始干涩，慢慢圆润起来，也得意起来。
学会口哨像学会踏脚踏车一样，要过瘾头的。刚学会脚踏车么，总想让我一个人到人民广场兜一圈回来。同样，刚学会口哨，特别是一只曲子还有某个地方轧牢，也是一定要见缝插针再多练几遍的。
不巧的是，本来你放学回家很乖，不但不吵不闹，还相帮姆妈淘米烧夜饭。一边等饭开，一边就木知木觉开始练口哨了。于是，背后立即传来一声骂：
“侬勒做啥，小鬼啊？帮小毛头把势啊？嘘嘘嘘，啥腔调！帮我关忒。”
不是关煤气灶龙头，而是关忒侬张嘴巴。
小时候想想也蛮冤的，音乐，是高雅艺术啊。虽然还不能像现在那样，马上直播，刷礼物，刷游艇。
但就是不许。因为那是流氓腔，你家坍不起那个台。
下次嘴巴痒了，也只好跑出家去，到弄堂口，到小花园里去吹。
吹口哨不许，骂“戳那”就更不许了。
我以前有专文论述过，“戳那”的全称是六字诀：“我戳倷娘只X”。
一般上海人家屋里，别说全称六字诀了，即便是省略形式二字诀“戳那”也不许。你再生气也不许。
有时实在憋不住，就来一个“一字诀”，而且只用一半声音，“戳”。依然不许。
我就为此吃过苦头。
有一次，不知为了何事，突然露出了“一字诀”。家里大人立即勃然大怒，“小鬼，侬勒讲啥？吤龌龊的字侬也讲得出？啥地方学得来的流氓腔？侬在外头轧坏道是否啊？”
看这个架势，我不立刻认错的话，按现在的说法，大人就要用自己的“人肉”去“人肉”我在弄堂里学坏的轨迹了。
现在好了，我碰到过不止一个知名的电视女主持人，都是张口就来：“我靠——”，拖长音不算，那音量，从帝都发出，连雄安也听得到。
我当下心里就在想，这要放在半个世纪以前的上海，弄堂里的老懂经一定要接一句的：“侬只女坯，侬也骂戳（靠者，戳也），侬拿啥物事戳？！”
再一想，现在也不是问题了。专门商店里都有卖的。红的绿的大的小的活的死的都有。江浙沪还可以包邮。
流氓腔，还有呢。
脚不能抖。脚一抖就是流氓腔。1990年代的电视小品，你上面只要一抖脚，下面就会笑。连赵丽蓉老师也不例外。原来广大希望被牵挂的群众是欢喜看有人在台上耍流氓的。
背不能鲎（音吼）。有道是，“十只老克勒九只虾”。背一鲎么就像虾了。怕就怕你学不会老克勒，学成了“小敨乱”，小流氓。一样做流氓么也做做大，只做小流氓，太不合算了。
我也许插队落户时学坏了。重新回上海后，只要与家父一起出去，总会被他时不时地提醒：“背挺挺直。”他呵斥我不碍。就怕他求我，“哎，侬背挺挺直好否啊？”面孔也要红出来。
很多时候，两个人边走边谈，正谈得入港，他拦陌生头来那么一句。想来他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走路手不要插在袋袋里。
所以上海人家天冷，大人小人出门都要戴手套。买不起了，可以织。没有绒线织用纱线织。就是不许插袋袋。
宁可允许你“镶袖笼”。顺便说一句，最早戏称别人“相公”，就是从“镶袖笼”的“镶公”那里过来的。
小孩子都有叛逆心理叛逆期。越不让我插，我就越要插。还记得当年流行军裤，两只手不但要插在军裤袋袋里，还要拼命朝外撑，撑得像个马戏团小丑才肯罢休。
前两年，我看过一部新闻纪录片，拍的是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女士。下基层视察，全程两手插在裤袋袋里，作指示也不拿出来。原来，流氓腔与官腔也可以无缝切换的。
以下这些也都是“流氓腔”。
讲道理归讲道理，不好动手动脚。
上海石库门弄堂里，哪怕已经不堪到大吵三六九，小吵日日有，吵起相骂来还是以讲为主。经常听得到：“侬讲管讲，覅动手动脚。”那人再理亏，也还先要摊开双手辩白：“我啥地方动手动脚啦？”可见，当年大家还是有共同底线可守的。
后来外头人看不惯了，到处讲，“上海人吵架，半天也打不起来。”要命的是，和者众。大家都觉得应该因此而看不起上海人。
啥意思？你想说，我们全国人民都已经那么流氓了，你们怎么一点也不流氓？还是想说，这种底线，你们上海人还在守啊。
上海人还真没守住。这不，高架上也打起来了。
于是，有人也许觉得，改造上海人懦弱无用的历史使命总算完成了。也有人担心，越来越多的街头恶性案件乃至无差别杀人正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不动手动脚还不够，讲话还不能“点点戳戳”，指着别人的脸部。否则也是流氓腔。
弄堂里吵相骂，经常听得到：“言话尽管讲，侬手摆摆好。”这也是当年大家觉得应该守住的共同底线之一。
不晓得哪能，后来电视台有一只滑稽节目，里向有超市咖吧的，三个男人讲起言话来，一律“点点戳戳”，那两位也就不去提它了。连姚公子也伸出节头管来。尽管他总算还有点家教，多少有点心虚，手摆在腰眼里，从下朝上点。而另外两位，巴不得点到别人的眼乌珠里去。
别跟我提什么“起角色”的需要，我只晓得你们整天对着上面吹牛皮，讲这个节目是所谓新上海人学沪语的好课堂。
罪过啊。误人子弟啊。
同样道理，夜里手电筒照人面孔，当年也算流氓腔。
现在夜里不用手电筒了，而是用远光灯了。
姑且不论，当年把以上种种都归为“流氓腔”合不合适，反正，依当年的标准，那现在我们天天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流氓和流氓腔。
无论如何，总不能将之称为社会进步吧。
三十年前的今天——那年广播萌动过
那天，有老朋友点题让我写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开台三十年的事儿。
我总觉得这事儿很小众。谁还记得？广播圈内人大多也不关心，或不屑关心。写给谁看？
一觉醒来。想想，写就写吧。权当八卦了。
1987年5月11日，星期一。
早上七点。
北京东路二号五楼792直播室。
小小房间里只有四个人。时任综合科副科长李慧英、主持人刘文仪（文仪）、袁铭心（袁超）和我。
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六点开始的第一个栏目《金鸡唱晓》的片尾曲响起，宣告第一小时的直播结束时，文仪就扑倒在播音台上，双手捂脸，抽泣起来。高高大大的袁超木然起立，站着不动，眼镜片后有泪光。本来站在窗前的李慧英走过去，好像想说些什么，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蹲下，一张一张地捡起主持人直播时随手扔在桌边地下的稿纸。
我便走向那个窄窄的窗口，拉开绿色绒帘。太阳已经从外白渡桥的那边升起来了。
他们激动，是因为他们觉得，太不容易了。
也难怪。
广播，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样长时间直播了？
余生也晚，只听说1940年代姚慕双周柏春“唱电台”讲滑稽，就是长时间直播的。我也听说，广播前辈万仰祖老先生1940年代主持“大百万金（一种香烟品牌，亦是节目赞助商）空中书场”时，他和评弹艺人也都是长时间直播的。
毕竟，此前的近三四十年，好像再也没有。
他们的第一档节目顺利过去了。他们有时间激动。而我没有。
就在那时，隔壁的直播间里，同样长达一小时的《蔚兰信箱》的直播开始了；九点，肖亚的《市场旋律》更将长达两小时。监听是我的岗位职责。
确实，直播是主持人的事儿，稿子定完了，我也不再帮得上忙。但我一直以为，直播，恰如足球运动员踢点球。作为队友，你得在规则允许的离她最近的地方站着，为她鼓劲。
若问我对第一小时直播的感受，我说实话，我并不慌，因为该准备的我都准备了。
我只是有点煎熬。
因为直播节目的关键就在于主持人。我绝对相信文仪的努力和责任感。我也放心蔚兰的圆熟。肖亚当年最年轻，锐不可当，大家都看好她。
不过，媒体人都知道，虽然一直讲什么“内容为王”，却从来是“安全播出压倒一切”。出了差错，什么内容都是枉然。
所以，我稍稍有点不放心男播袁铭心。
论嗓音本钱，袁铭心可谓“沪上第一人”。至今无人撼动。
当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央广央视都归它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知青，据说第一批只相中了三个人，袁铭心就位列其中。什么？另两个是谁？一个是男的，姓姜名昆；另一个是女的，芳名殷秀梅。
那两个只是进了广播文工团。唯有他，被选中跟着张芝老师学播音，从体育解说起步。
但袁铭心不喜欢。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什么“7号传给8号，8号传给9号，一脚打门，最没劲了。”后来，为了结婚，他调回上海，进了电台。据说央广来人可是重点嘱咐上海台要好好培养的啊。
无他，本钱太好了。不用好，真的可惜了。
不过此君就是做事不是那么十分认真，生性也自由，容易让人不放心。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之所以有点煎熬，多半是怕他出错呗。还好，那天他狠争气，一字没错。我从心里是感激他的。
若有人问，怎么看待三十年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的开播？
首先，这次萌动是出于被迫。
改革都是被迫的。小岗村没饭吃十八个人才会立字据。
1986年，广播改革起于南粤。广东的珠江广播电台一开台就风生水起。她的领军人物余统浩先生当年的名气，一点也不亚于本世纪初的湖南广电局局长。
上海坐不住了。那年初冬，电台就派我和另一位同事南下广州去学习取经。
上海当年其实土得狠。三十多年计划经济的束缚，上海人的活力已经很有限了。换言之，上海人几乎已经忘了该如何振翅高飞了。
我们是坐飞机去的。波音707。飞机根本坐不满，且绝大多数乘客不会系安全带，不会放低靠背。机舱里还可以抽烟，人们却弹不开扶手上的烟灰缸。
我也只是第二次坐飞机，总算有过一次经验，没出洋相。
余统浩先生实话告诉我，当年广东的广播电视已经被香港冲得七零八落。广东地面，无论城乡，家家人家屋顶支着天线，直接看香港电视听香港广播。无奈之下，广东同行只好揭竿而起，才办了这么一个珠江台。
而上海人那时在干些什么呢？
当年，若有人去深圳出差，必干的一件事，就是买些VHS带子，借个录像机，在宾馆客房里录制香港电视台放的外国电影。带回上海后，大家传着看。边看还要边骂呢：“册那，香港电视里广告真多，一歇歇一段，一歇歇一段”。现在回想起来，是否会脸红。
学习回来后，赶紧搭了一个8人筹备小组，由1950年代上海广播“四大才子”之一，刚从青海调回来的刘继汉先生掌舵，匆匆筹划，匆匆上马。正所谓：“日子在扯皮里度过，节目从慌乱中推出”。后来，此联几乎成为了几十年来天朝广电生产的一条规律了。
事实上，确实是各种扯皮，各种不支持，内外都有。
在此仅举一例。
我从广东抄来的节目表，横向是周一到周日，纵向是早上6点开播到晚上24点结束。现在大家都看习惯许多年了，似乎节目表就该这样。但是，就在当年，《每周广播》报就是不肯登，理由是“听众会不习惯，看不明白”。好吧，我只好再把它还原成原先的“条头糕”。
今天，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当年肯定是支持改革的。但愿午夜梦回，你依然这么坚持认为。耶！
怎么评价三十年前的那次开播？
我在题目里已经给出了我的定位：广播的一次萌动。
我承认，1992年10月28日，东方广播电台的开播，是广播史上的大事件，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简而言之，我以为，1987年的萌动与1992年的轰动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历史上的秦与汉、隋与唐。
秦、隋都是二世而亡。经济台也只存在了三年，历经两任领导。陪葬的还有上海电视台的一台、二台制度。后来倒也换来了辉煌一时的东方电视台。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早晨。
1992年10月28日早晨八点。
北京东路二号底楼食堂。
东广史上第一档早新闻刚播完。那时我虽已在电视台工作，还是无法拒绝陈圣来先生和尹明华先生的诚邀，做了东广早新闻的三个直播评论员之一。另两位是新民晚报的习慧泽先生和文汇报的袁夏良先生。
我进食堂吃饭时，劈头遇上老局长邹凡扬先生。
他问我：“听了吗？”
我说，“不但听了，还参与做了。”
“什么感觉？”
“我觉得新闻本来就应该做成这个样子的呀。”
邹凡扬先生略略沉思一会儿，说，“我们是不是早该如此了？”
这话，现在想来，意味深长啊。
当时我并没有回答。
因为，1987年我们萌动过了，但天时没站在我们一边。
回到三十年前的今天。
792直播间正好有一扇窄窄的窗对着外滩。那天早上，对着外滩，我想了很多。
天空了无痕迹，鸟儿早已飞过。
人，和人的行为，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到1987年，上海开埠已经144年了。
正好一副麻将牌。
我们打得并不好啊。垃圾和的多。
应该说，我们是愧对上海的。本来，上海还可以更好些的。
前排左起：江祥梓、梁军、丁锋、刘继汉、王端林、沈薇（刘东渊夫人）、郑健。
后排左起：杨歌、黄宝妹、李建申、管一明、刘东渊、郭在精。
塑料铅桶搪瓷痰盂汏脚面盆
——侬晓得这些自相矛盾的上海言话吗？
有些上海闲话，自相矛盾，听上去特别怪。仔细想想呢，又蛮有道理。
比方讲：塑料铅桶。铅桶本应铅皮做，到1960年代，改用塑料了。原料易改口难改，哪能办？只好叫“塑料铅桶”。想必大家侪听过也都讲过：“阿二头啊，只塑料铅桶搭我拿过来！”
再比如：搪瓷痰盂罐。因为老早痰盂罐是铜做个，后来改用搪瓷了，也是原料易改口难改。“只搪瓷痰盂罐今朝要好好教擦擦伊，已经有老硍了。”
当然还有“搪瓷饭碗”，自古以来，饭碗是瓷器，极尽精巧。后来，随便啥人进单位，侪会发到两只粗拉拉个“搪瓷饭碗”，一大一小，碗沿还印了厂名和工号。饭点一到，小青工们一面用调羹敲着“搪瓷饭碗”，一面唱着山歌，向食堂进发。老师傅迷信，有辰光就要咕两句。“一帮小鬼，也勿怕触自家霉头。”年纪轻嘛，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管伊与“敲脱饭碗头”有啥搭界。
严格讲，钢錝镬子也要算进去。因为老早乡下头个镬子侪是铁打出来，烧饭烧菜侪用铁镬子。钢錝，亦即铝，后来再有。“烧咸酸饭（即咸肉菜饭），钢錝镬子烧来呒没铁镬子香。”
讲来讲去，皆因上海开埠勿到二百年，恰逢科技大发展，新材料层出勿穷。语言总是滞后个，赤脚也跟勿上啊。比如现在，大家去日本旅游，侪会买陶瓷菜刀。
上海闲话里，除了原料易改口难改，还有用途改了口难改。
最好白相个例子就是，家家人家侪有“汏脚面盆”。顾名思义，面盆应该用来揩面或汏面。后来大家越来越讲卫生了，揩面汏脚个盆要分开，于是乎，就有了“汏面面盆”和“汏脚面盆”。“小鬼，晓得，汏面面盆要叠勒汏脚面盆高头，勿好倒过来，汏脚面盆叠勒汏面面盆高头。”赛过绕口令。
当年下乡插队，女生基本上侪带两只面盆，上下分明。阿拉男生则呒没介许多讲究，一只面盆打天下。反正面孔脚爪侪是自家个，有啥好嫌避个呢。
还记得有一年过年，阿拉宁波人家又要浸水笋，又要浸糯米，又要浸年糕，一浸侪是十几斤乃至几十斤，屋里坛坛罐罐全出动也勿够。家母就讲，唉，恨勿得拿“汏脚面盆砂粉擦一擦也拿来派用场！”
还有两句骂人个自相矛盾个闲话。
一句叫“洋钉木匠”。老早个木匠，勿管大木小木圆木，造房子做家生箍水桶，一律用榫头竹筋，绝对勿可用铁器。一个木匠，被人称为“洋钉木匠”，说明伊生活推扳，榫头也开勿好装勿进。“硬装榫头”总归还勒装榫头，“洋钉木匠”比“硬装榫头”还要蹩脚。
还有一句是“女裁缝”。老早阿拉外婆，伊看到啥人衣裳做得勿舒整，七歪八牵，就会得讲，搿裁缝生活推扳，像“女裁缝”做出来个。盖因最早“奉帮裁缝”清一色侪是男个。
后来为生活计，男女裁缝侪有，搿句带有性别歧视个闲话就勿流行了。到现在，多少美女名模，老了侪改当设计师，创出自家品牌，啥人还敢骂伊拉“女裁缝”啊。
最后顺便讲两个宁波言话的段子。当年在上海流行得很。估计很多人侪听到过，甚至会得讲。
第一段也很自相矛盾：
一个大大嗰小顽（男孩），坐勒高高嗰矮凳浪，手里拿（音dou）把厚厚嗰薄刀（其实是“濮刀”），来切石石硬嗰馁糕（类似宁波人的“块”）。用火热热嗰冷饭，勒喂黑黑的黄狗。
宁波人随便啥狗侪叫黄狗。
第二段则极具音乐性和画面感。
一个黑黑嗰夜到，风咣咣吤来该吹啦，我人刮刮吤来该抖来，听见有人笃笃吤来该敲门，我扶梯高头促促吤奔下去，门啊啊吤开开来，一个小娘荦荦吤走近来，其看见我咪咪吤笑笑，我心别别吤来该跳啦。
见好就收，再会。
睏觉，上海话里有几种讲法？为啥叫“到苏州去”？
上海人讲言话，有时也蛮作。想讲啥，偏偏不讲啥。
啥原因？你想啊，这大都市，五方杂居，是个“陌生人社会”，言话不好随便瞎讲讲的呀。若是在老家，同村同乡，都沾亲带故，讲话“直别别”，也不怕冒犯。
我们这代上海人小辰光耳熟能详的攀谈规则，就是“好言话只讲半句”，“好言话不讲两遍”。想不到一圈活转来，流行“重要的事体讲三遍”了。以我愚见，这不是公开当人家聋甏或者戆徒嘛。不过还好，没人生气。真是好一个和谐的盛世。
想啥偏偏不讲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语里的缩脚韵，也叫缩脚语。别人爷娘不方便直指，就讲“城隍老”（爷）、“坑三姑”（娘）。
“我在讲啥人啊，喏，就是隔壁人家的‘城隍老’呀，就是对过人家的‘坑三姑’呀。”
“幺二三”么是指四（谐音屎，暗指臭）。
“哦唷，这张牌，哪能打得迭能‘幺二三’嗰啦。”
“甲乙丙”么事指丁（谐音盯，暗指被盯梢）。
“那件事体，我蛮好覅讲畀伊听的喏。乃末好，‘甲乙丙’了。”
最最有名的，就是“猪头三”。
本来江南祭祖，供桌上照例要摆三样物事：一只猪头、一条鱼与一只雄鸡，统称“猪头三牲”。所以骂一声“猪头三”，还不止是骂人家畜牲，而是“众牲”。三而为众嘛。
除了缩脚韵，还有一种“想啥偏偏不讲啥”的办法，就是用替代语。大家心领神会，不会讲穿。
比如上海人讲“睏觉”，就是如此。
据说，老底子直接讲“睏觉”还是有点忌讳的。因为人死了就是长眠嘛。所以，最好要用别的话来代替。
比方讲，两夫妻夜里一道看电视，有人先有困意，就会得讲：“我先去‘钻被头洞’了噢。”
吃过中饭有点困，也讲，“我到沙发上去眯忒一歇。”
讲到“眯”，就与眼睛搭界。不过，上海人讲到眼睛时也很当心。因为“两眼一闭”、“口眼不闭”等等，都不是啥好言话。
所以，讲到睏觉与眼睛之间的关系时，除了“眯忒一歇”，只讲“眼皮瞌充”、 “眼皮撑不开”、 “上下眼皮打相打”、“ 眼皮在做窠”。哪怕讲“眼皮搭牢”，也只讲“搭”，一个“闭”字是绝对不会吐出来的。
当然，总归有些人家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不怕自家“触”自家“霉头”。石库门弄堂里常常听到老婆这样抱怨老公：
“侬看伊呀，一回来就‘挺尸’，啥事体也弗帮我做。我眼睛一眨，伊就‘两脚一伸’，‘摆平’了。”
不过人家命硬，老了照样金婚钻石婚，你也只有眼热的份。
最最好玩的是，睏觉睏着了，上海人讲，“伊已经到苏州去了。”
从小到大，这句言话不止讲了几百遍，从来也没去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只管跟在后面添油加醋。还没醒么，叫“苏州还没转来”。碰着枕头就着的么，叫“一歇歇苏州就到了”。睏得烂熟么，叫“啥个苏州，常州也到了。”还有呢，叫“到苏州买蓆子去了。”管它啥意思，反正不会有人听错。
真要细细考究起来，这句话还真不是上海言话。上海人是跟着别人瞎讲的。
一个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句话是苏北传过来的。你若不信，可以问问周边的扬州人、泰兴（今泰州）人乃至南京人，他们都把“睏着”说成“到苏州去了”。甚至还有讲成“上虎丘了”的呢。
据说，元朝末年，朱元璋攻打张士诚把守的苏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因此，一俟城破，大明既立，洪武皇帝就将苏州阊门一带的士族大家统统赶到长江对面去，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洪武赶散”。这些人家到了苏北，家谱里都写明，“来自苏州阊门”。因思乡心切，又归根无日，所以睏着了做梦也要回到苏州去。
所以，你们上海人是跟着苏北人才这样讲的。
顺便提一下，苏州人一直很喜欢张士诚。张士诚当年治苏，亦深得人心。所以直到现在，苏州人攀谈聊天，还是叫“讲张”。此张即张士诚的张。不是“争”，也不是“账”。
“喏，两个人又在讲张了。”
杭州人好像不大同意这种传说。他们认为，“到苏州去”这句话是杭州人想出来的。以前都是水路，夜里艮山门上船，船舱就当栈房，睏一觉，天亮就到苏州了。所以睏觉就叫“到苏州去”
你们上海人是跟着杭州人才这样讲的。
嘉兴人又不买账。说，嘉兴话里，“苏”“酥”同音。睏得熟又称“睏得酥”，所以，嘉兴人睏觉，是“到酥州去了”。
据说西至衢州，睏觉也讲“到苏州去”。可见流传之广。
不过，正所谓“台风眼里没台风”，苏州人自己从来不讲“到苏州去”的。也对。苏州人每天半夜三更到苏州，原地打转，不发疯也要失眠的呀。那么，苏州人怎么讲？苏州人讲睏觉，叫“到昆山去了”。
好极了。想想上海人也真笨，为啥要跟着人家苏北人杭州人嘉兴人衢州人，每日夜里都“到苏州去”，吃力否啊？早晓得“到昆山去”也照样睏得着，近多了，车马铜钿一个月下来也要省下不少呢。
不过，苏州人讲“昆”“睏”同音，与嘉兴人的“苏”“酥”同音，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982年，浒墅关人在卖草蓆。
那么，“到苏州去买蓆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苏州有个浒墅关，几百年来，那里编的草蓆闻名天下。所以，据老苏州讲，比“到昆山去”更老的讲法，是“到浒关去”，而且，老苏州讲起来，叫做“关浪去哉”。
另外，在民间，蓆子与睏觉，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吴语里有“滚蓆爿”的说法，侗语里还有“驼蓆子”（即背蓆子）的说法呢。没蓆子怎么睏觉？所以，睏觉叫“到苏州去买蓆子”。
一定有人要问，蓆子是夏天用的，为啥冬天睏觉，也叫“到苏州去买蓆子”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想起来，我们现在真的是有点忘本了。对大多数中土家庭来讲，床上除了盖被，还要垫垫被，还是最近这一百年乃至最近几十年的事体呢。老底子人家垫垫被，很奢侈的。早年，无论冬夏，床板上永远铺着蓆子的哦。
所以，穷人过世，买不起棺材，一张破蓆一卷，就入土了。其实，这跟现在棺材里摆被头，意思差不多的。
好了。我也要搁笔休息去了。我今朝要怎么道别？
晚清文人对睏觉还有一种很雅的说法，叫做“枕头寄信来了。”
那么，各位看官，不好意思，枕头也寄信给我了。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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