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随笔：关于春节记忆的纪实-20220131 腊月二十九除夕
公历2022年的1月已经过完，农历壬寅虎年已经真正到来，今年的春节和春晚也过得和以往不太一样。到去年，大家都还是会凑在一起，等春晚的到来和结束，今年感觉一下“松散”了很多。下午五点吃完团年饭我爸送奶奶回去后就去打牌了，九点多才回来；火坑屋里，外婆看电视（春晚），一边是我妈在包饺子；我在另一个房间看书，电脑上用微信窗口放着春晚，也没怎么看，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就记得一个说广东话的相声节目，因为当时正在和广东的朋友聊天，特地注意了下。然后还发现群里朋友居然都不讨论春晚了，喷都懒得喷了，至少这两三年，喷也是一种我们这种伪知识青年的“新习俗”，今年似乎没有欲望。
（一）鞭炮与烟花
十二点还差三四分钟的时候我回到火坑屋里，准备和家人一起数秒跨年，数秒那一刻心中还是有一丝激动的。这时候镇周边都开始放烟花礼炮了，但是镇上没一家放的。虽然晚上又在起雾撒雪，但没见天空哪片有被烟花照亮的，不远处的人家也没有听到谁放鞭炮。
还小的时候，守岁跨年最喜欢的，就是站在晒台上，越过一字山，看全镇放烟花，但这种景象以后应该是不会再有了。我记得还有一回，我们是在别人家吃团年饭，跨年的时候我们走回家，当时天空晴朗，星光闪亮，沿路放的烟花冲上天空，作五彩流苏洒下，像一串串流星，仿佛是要直接落到我头上，一路上心里都是震颤的。这可能是我关于跨年烟花最美好的记忆，后来的许多时间，我在凝望星空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场景，或许是我的记忆反复强化了它，但那种青空下升起的寒颤，总让我觉得自己的渺小，进而生出一种敬畏感。
镇上不放鞭炮烟花，一是政策上的多年禁鞭，政府正式出规定似乎是在2017年前后；二是大家的半主动式放弃。我们家已经有六七年没放过鞭炮了，就是在正式禁鞭之前一两年，只是上坟的时候放一两挂，今年雪大甚至都没能进山烧纸。我在湖北其他地方（仙桃、华坪）的同学，也说几乎没人放鞭子，仅有零星一些。这种半主动式放弃，一多半也是在政府的宣导下达成的，政府宣导说“花钱不如多加点菜”，村里也认为不是没有道理，一来二去村民索性就都放弃了。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值得问的问题，为什么镇上（也就是社区）禁鞭是如此有用的，而社区之外的还是会轰轰烈烈一下？我妈还给我提了其它的醒，说现在一直在禁止整无事酒，也就是除开红白事的生酒、学酒、搬家酒这些，也只是社区禁止得有效，我记得2012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整学酒就已经在轻管控了，但是社区之外的，该怎么整酒还是怎么整酒。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想不明白。
以前放鞭炮是有些规矩，一是上坟，进山要听响，给放给亡人听的；二是吃团年饭的时候是必须要放一长挂的，村里哪家一放，就知道哪家要吃团年饭了，印象中有些人家吃团年饭都比较早，中午就团年了；三是拆猪头的时候会放一小挂，是敬奉五谷菩萨，祈佑风调雨顺，这是据外婆的说法；四是年的头尾之交，也就是跨过这个十二点的时候，会大放鞭炮、烟花、礼炮，这时候天空被照亮大半，持续半个多小时，这个习俗叫做“出行”，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放鞭子还是一种比收到压岁钱更有获得感的乐趣，再怎么没钱，都想要买几盒擦炮儿存着，不能轻易随便放完，小伙伴见面之后，要比一比谁荷包里还有多少擦炮。更甚者，会把一挂挂的鞭子拆成一颗一颗的鞭炮，这样拆成的鞭炮引线快得很，打火机一火漂就要扔出去。
那时候放鞭炮还具有一种攀比意味，我那时候就会在心里嫌爸爸为什么只买鞭子不买礼炮，后来知道礼炮很贵。有时候看到门口人家无论过年还是拜年放的鞭子礼炮都多，也是因为他们儿女多，心里羡慕得很。前几年也有村里混在一起的年轻人，出门打工挣了钱，回来就转工拜年，每到一家，动辄几千块的鞭子礼炮，一炸炸多久，轰轰烈烈。
后来我知道，家庭的兴旺和这几挂鞭子几发礼炮着实没什么关系，虽然现在这种村里人际的面子争斗已经不会靠放鞭子去体现了。我还知道鞭子礼炮实在暴利得很，因为我初中的一个英语老师不当了老师去卖鞭子。他上课的时候就时常抱怨，教书教不到几块钱，还不如去卖鞭子，我们一毕业，他果真就在镇上开起了店卖起了鞭子，挣了许多钱，后来又谋了工作到县城某局，鞭子也就不卖了。
我顺便向我妈做了一下调查，现在镇上卖鞭子的，其中比较大的还有王蕙如（开了差不多二十年）、曹辉（开了十多年）、梁吉运（开了七八年）、袁婕成（开了十五年以上）、王尚习（开了四五年）；镇上最早专稿鞭炮生意的，只汪允成（2021年逝了）一个人，搞了近四十年，以前也是邮电局的公职人员。（姓名已作处理）
（二）春晚到抖音
十二点一过，微信群里大家都闹得欢，朋友圈也很热闹，还有几个群发的祝福，看到都是快要丢失印象的微信好友，收到这样的我也都会回复下，但没见有多寒暄几句的。李谷一《难忘今宵》唱完，到十二点半，我爸直接来了句：“就这几年搞的春晚不好看。”后说赵本山那时候还是好笑的。赵本山是和春晚绑定到一起的文化标识，一般来说，都是一家三代的记忆。
你不能说春晚是不好的，但对于民众来说，确实没啥味道了。当然，这也是伴随着普遍传统年味的流失。春晚的文艺汇演，从1983年诞生开始，就承担着政治传达和观念仪式的作用，是国家观念直接导向民众的一个核心方式；而且作为官方尺度风向的代表，很可以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官方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比如我们都能感受到的其中的一些一般结构，李谷一的《难忘今宵》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了；还有赵本山与春晚文化符号的互塑关系；还比如那些不能够变化的民族阶层主题。我们还能感受到一些趋势和变迁，比如春晚越发呈现出一种标准制式，技术标准和表演专业度皆不可同日而语，但趣味性、亲和力和批判度却大打折扣。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可以被追问的，后者诸项的丢失是否意味着这种家国观念传达的失败，这很难说。
我爸一边这样说，一边看着抖音笑呵呵，我心想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呢，他是在看一个人点炮仗的滑稽情境。我妈也说起她的抖音，她平时会录一些跳广场舞的视频，包括传统的打连杆（流行于川渝地区的一种传统舞蹈），她说她一共都传了一百八十多个视频了，我听完一惊，我甚至都没怎么刷过抖音。她提及一些不太常打交道的乡里人，都会在抖音上给她的舞蹈视频点赞；在公众场合，还有人说她的舞蹈跳得好，甚至起哄要现场跳起来，我猜她的广场舞视频是很受欢迎的。
关于抖音，还有一些关于我的记忆，比如有一回雪莉的妈妈拍了我弹吉他的视频传上去，获得了很多赞，后来村里人见到我，都说我竟然还会弹吉他。有一年的暑假拍摄，我在老街拍到一个老人，他带了个帽子，帽额上是一个很大的抖音logo。还有拍到的小孩子，他们口中都是奥利给，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也是小孩子从抖音上学来的。我当时就在想，抖音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分享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体现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被观察以及如何被讨论呢？我感到很迷惑。
我自己对字节系的产品都没什么感觉和兴趣，今日头条没用过，抖音下载过好几次，刷过之后都用不太惯，更不用说去关注亲人朋友。但我并不抗拒，大家都刷流媒体，我只是用了适合我的平台而已。但这里面仍然有一种隔阂，比如我主要使用微博和哔哩哔哩和微信QQ外的几乎所有带有社交属性的产品，除了少许朋友同学互相关注外，恨不得让自己在网络上当一个彻底的透明人，完全消失在熟人社交圈中。
但是对于我的爸妈或许很多他们的乡里同龄阶层来说，抖音真的就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交方式。比如不常打交道的乡里人因为点赞重新建立熟悉感；乡里人也通过抖音对彼此建立印象，这可能是乡里熟人半熟人关系在网络中的放大；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抖音的联系人关注都很健全，有电话通讯录关系的注册了抖音的基本都有，我消失在微信朋友圈的那些远近不一的亲戚们都居然在抖音有许多生活表达和记录；老人可能不会刷抖音但也携带着抖音的符号，而小孩子们也在抖音里面汲取价值观念。可能原先我会产生担忧，但是我想这不过是小孩成长的乡里观念的一部分，就很难去衡量结果的好坏。
快凌晨一点的时候，家里的大橘猫逮住了一只不算小的老鼠，我发了条朋友圈：“恭喜家猫斩获新年第一鼠，只是苦了这位鼠小弟，上门拜年没挑对时候。”大橘大利，这确实能算作一种好运。
今夜的雪确实不小，雪地上的人迹又很快被雪覆盖紧了。要凌晨五点了，这时候炉内火已燃尽，猫猫都觉得很冷在重新找窝了。
2022.1.31 腊月二十九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