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二年（4）- 滕子来朝

（春正月，）滕子来朝。

--0--

之前为了情节连贯，咱把“宋国政变- 诸侯会议- 桓公纳鼎”的事情，一口气讲完了。由于更新不拖拉、语言不啰嗦，想必诸位一定看得十分过瘾。

咱们再回到这年的正月，聊聊鲁桓公即位后，第一次接受朝见的事情。

--1--

（春正月，）滕子来朝。 桓公二年的正月，滕国国君来朝见。这不是滕国国君第一次来鲁国。“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 不到二年，滕君又来了。 上次来的时候还是滕侯，但是这次就改“滕子”了。换人了？从《春秋》来看，滕国国君去世，都是有记载的。 从隐公十一年到桓公二年，没有滕君去世的消息。应该还是那人。 杨伯峻先生是这么解释的：“公侯伯子男皆古国君之通称，故或称滕侯，或称滕子，亦犹僖公二十七年‘杞子来朝’，而文公十二年‘杞伯来朝’，或书杞子，或书杞伯，其实一也。” 就是说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呗。 古人编书这么不严肃吗？ 关于滕侯变滕子这件事情，三传都没有提及。于是给了后世学者无限发挥的空间。 杜预《春秋左传正义》：

隐十一年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

唐代孔颖达进一步解释：

自是以下，滕当称子，故疑为时王所黜。於时周桓王也，东周虽则微弱，犹为天下宗主，尚得命邾为诸侯，明能黜滕为子爵。

从本次之后，《春秋》记载滕国国君，都称呼“滕子”。因此怀疑是周桓王将滕侯降爵贬为子爵。 北宋大儒胡安国在他的《春秋胡氏传》中，对“时王所黜”的观点不赞同：

使时王能黜诸侯，《春秋》岂复作乎？……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恶，凡民罔弗憝也。己不能讨，又先邻国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与夷狄无异。而《春秋》之所深恶也，故降而称子以正其罪。

胡安国认为，降爵这事儿，不是周王力所能及的，而是孔子在编纂《春秋》时做的。鲁桓公弑兄自立，滕侯不仅没有声讨，却第一个来朝见，正邪不分，跟蛮夷没有区别。《春秋》贬斥其为“子”，跟四夷一样的称呼。 南宋学者吕本中的《吕氏春秋集解》，又对“《春秋》所黜”予以驳斥：

春秋以后，杞或称侯、或称伯、或称子，滕或称侯或称子，薛或称侯或称伯，皆不可得而详考。殆后世录春秋者文误也。借使圣人为春秋黜陟当世以为赏罚，则何不黜陟晋楚强国，以定一王之法，而独区区于小国如是哉？后之录春秋者，由前人口授相传，遂致谬误不可知也。晋楚齐秦诸大国，显者也，故不误；小国微也，故多误。其亦以是故欤？

他认为，春秋时期不合礼法的国家这么多，如果《春秋》真的用称呼爵位来褒贬的话，应该先拿晋、楚这些大国开刀。孔子才不会在这些小国的爵位上做文章，八成是后世记录传写《春秋》的人，给写错了。

底图来源：《校书图》局部，北齐，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宋摹本

另一位南宋学者吕大圭，在其《春秋或问》中，给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滕称侯，正也；称子，降也。……盖春秋之时，诸侯自恣，朝会不常，小国之诸侯介于大国之间，而无以自存，迫于号召之令而不敢不从，故自贬而称子、称伯，盖惧以公侯之爵来，则其贡礼必重故也。

滕侯呢，作为一个侯爵，来朝见鲁桓公，怕鲁国按照侯爵的标准收他的保护费，于是自贬身价，自称“子爵”，这样可以少出一点贡礼。 敢情不是周王，不是孔子，而是人家滕侯自愿的。

明代学者朱睦㮮在他的《五经稽疑》中，又对这个说法进行了反驳：

观隐公初滕薛争长，位次且不肯让，矧自贬其爵乎？

隐公十一年的时候，滕和薛为了争长，还闹了一通，怎么会在两年后忽然自己贬低爵位了呢。

通观以上诸位学者的观点，其实都基于同一个假定，即滕国本来是侯爵。而清代学者孔广森则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中，给出了一个与之相反的假定：

即隐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还从本爵尔。

这个滕子就是十一年的滕侯，他首当其冲朝见桓公，不值得褒扬，所以这次称呼他本来的爵位。 反过来说，朝见隐公那次，称其为“滕侯”，是抬高了滕国国君的身份。 如果《晏子春秋》中描述是真的，“彼邹、滕，雉奔而出其地，犹称公侯。”“雉鸡都能一口气跑出国界”的滕国，称侯，真的是抬高了。

滕侯鼎，西周初期，通高 27 厘米，口径 11.5×16 厘米，腹深 15 厘米，重 5.03公斤，现藏滕州市博物馆。

滕侯鼎盖内及腹底内壁，分别铸有相同的6字铭文：“滕侯作宝尊彝”

--2--

正如前辈学者分析，对于滕国这种远方小国，无论周王朝抑或《春秋》编著者，着实没有特意关注的必要。《春秋》按照实际情况记载了事件。但由于滕国太微小，没有足够背景信息，因而才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空间。如果能有助于理解经义，我们不妨也来猜测一下。

进入春秋时，或者说至少在隐公十一年，滕国的级别就是子爵。滕子、薛伯，应该是滕侯和薛侯真正的爵位。 滕国和薛国同时到鲁国来，可能本来就是有矛盾来调解的。 也许类似《诗经·大雅·绵》记载的，“虞芮质厥成”，虞国和芮国一起到周朝来解决疆土问题。

而隐公经过一番权衡，通过“长滕侯”的方式，实际偏袒了滕国。也许正因如此，薛国国君历春秋之世，再也没来过鲁国。从《左传·定公元年》薛宰“我常从宋”的话来看，薛国应该与宋国关系更加密切。

《春秋左传正义》 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

在《春秋》的初期，记载会盟时，是按照爵位、先封的顺序排列诸侯的。

如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隐公八年“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说到“来战于郎”，《左传》补充的一段资料，也可以证明鲁国对于周王朝爵位的重视：“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

即使郑国有功，班爵也要排在后面；即使诸侯因此来战，鲁史依然把郑排在后面。

难怪春秋末期，晋国韩宣子来鲁国，看到鲁国史书《春秋》，要赞叹“周礼尽在鲁矣”。

如果如实记载“滕子、薛伯来朝”，则有违鲁史对于诸侯的排列。

执拗的鲁国，怎么描述“长滕侯”的事实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处理方式：

都以“侯”来尊称，拉平了爵位，用“异姓为后”的理由把薛国放在了后面。

虽然这是我的臆测，但可能并非毫无道理。

庄公十三年，齐桓公“北杏之会”，《春秋》是这样记载的：

“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

为了把齐侯放在前面，把其他国家的国君爵位模糊处理，称“人”。

到了第二年“鄄之会”的时候，在周王朝单伯与会的情况下，才按照“齐侯、宋公、卫侯、郑伯”的排列，明确了齐侯霸主的地位。

--3--

那么，说回桓公二年。

滕国国君第一个来朝见鲁桓公，为什么反而没能得到隐公时候的礼遇呢？

隐公所处的时代，是与邾、莒等国周旋，小心翼翼拓展国际空间的时代。因此，对初次来朝的滕、薛，称“滕侯、薛侯”表示重视。

而桓公接手的，是与齐、郑一起平宋乱，参与国际事务的鲁国。区区一个滕国国君，自然不会太过在意，称其本爵“滕子”，如实记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