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悲伤》第十一章
马特·麦卡利斯特 著
孙仲旭 译
我计划在厨房里一待几个钟头，把烹调书一读几个钟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是个驻海外记者，我的生活方式不是居家式。“你得知道，”我跟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孩开始认真地约会时，就这样跟她说：“我只会做那样的工作，只会那样挣钱。另外我爱这件工作，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会总是在奔波，一年到头，会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好吧，”她说，“没关系。我也忙，你知道的。”
她并不是随便说说，她真的不介意我一去很久。可是我介意，越来越介意。事实上，说不清楚有几个月，要么有一两年时间，我开始感觉不像我声称的那样热爱战争区域了。
这是30岁时的我：我跟我的好朋友、BBC电台记者理查德·莫伦在一起，我们当时正在辛辛苦苦地穿越加沙地带的一片灰扑扑的柠檬树小树林，那是在2000年秋天，巴勒斯坦人刚刚发动第二次起义。我们在一个重兵布防的以色列部队据点附近，近几天，以色列士兵藏身在混凝土墙后面开枪打死了好多巴勒斯坦人。柠檬树小树林为我们提供了掩护，但就在这时，开始有子弹声音尖厉地穿过加沙地带刚到下午时带着浓烈的柑橘气味的空气，掠过我们头顶，打破声障时，发出啪啪的声音。“看看这些柠檬，”我们弯腰跑过这片树林时，我停下脚步从树上摘了几个。“这是我闻过的最有柠檬味的柠檬。”
“你他妈干吗？”理查德说。
“摘水果。”我回答道，一边把硬硬的柠檬连同绿色的尖叶子塞进口袋。我把一只弄开，酸而味美的果汁淌在我手上。一种新鲜的配料和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完美碰头了，我很高兴。“这么多树，他们看不见我们，你知道的。”子弹继续在附近炸响。
那些时候，我脑子里会有些想法。在我体内，那种在危急情况下决定或战或逃的化学物质降肾上腺素似乎陡然增多，让我感到高度警觉，几乎力大无穷，而且完全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我感到一种愉快的平静感，一种极为安乐和宽宏大度的感觉。那些柠檬带着最深的黄颜色，叶子似乎是最完美的形状。在飞过的弹头和降肾上腺素中间，一种精炼过的友谊诞生了。我马上知道，理查德会是我终生的朋友。我想和我的朋友一起，整下午都待在这片小树林里，采摘这些完美的柠檬。
“真是荒唐，我他妈要走了。”他说着转过身不管我，我跟了上去。
这是36岁的我，我妈妈去世后一年左右，我多年赴战区和在那里生活的生涯快到尽头。我懒洋洋地靠在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阿迈尔山医院的墙上，想把运动鞋底沾的一个黎巴嫩人的血迹弄到人行道上。我看着天空，以色列的无人飞机不知道在那个方向嗡嗡响着，我开始想到等我回家后我会做什么饭。我需要开始我由伊丽莎白·戴维所引导的自学，就从《法国乡间烹调》开始，在这场糟糕而愚蠢的战争中，我的包里始终带着这本书。那会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极度铺张，有加熏五花肉的砂锅菜，加土豆的一碗碗汤菜，加奶油的甜点，丰盛得让人感到温暖，因为法国式经典一餐的丰盛、家常和舒适感，让我的客人们不愿稍离。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医院外面或坐或站时，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一位摄影记者朋友掏出一根烟说：“这是最后一次，说真的，我再也不报道战争了。”
“一样。”我说。我们都知道自己在撒谎。他能靠别的什么来谋生？我又怎么能干别的来谋生？我们难道不会太怀念战争吗？
我们刚刚从阿迈尔山医院的急诊室出来，这里已经成为我所报道过的最无意义的这场战争（也是最邪恶的战争之一）的主要舞台，医疗人员（他们自己也是以色列导弹的目标）把受伤的人往这儿送。
之前不久，我们在里面目睹了一个人死去，我们曾尽量避免不要踩到他的血而脚下打滑，搬运工把他抬进急诊室时，他的鲜血洒到了医院地面的方砖上。当时他只有一只手臂连着身体，他当场被炙烤过的血肉让急诊室里有股肉的焦糊味。医生们并没有怎么真正费事。他们把一根透明的塑料管插进他的喉咙，可那只是个象征性行为。过了一分钟左右，他死了。有位医生戴着保护性的白色乳胶手套，在那个男人脖子处乱作一团的肌肉、气管和脊柱处摸索，取出一块两英寸长的弹片。那是3枚以色列导弹很多碎片中的一枚，几分钟前，那个男人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站在路边时，弹片炸进了他的身体。
“哈。”那位医生说，一边举着那块导弹弹片给别人看。
我和朋友们在外面乱转，突然都感到口渴之极，把能找到的水全喝掉了。
我见过这些朋友，在像提尔市这种地方，在几次战争中间——那些战争平息了，然后又出现了更多战争，主要都是9.11事件后影响所及。有几位朋友几个月前参加过我的婚礼。我们离这次袭击地点很近，一开始的两枚导弹击中那个黎巴嫩人后，我们沿着那条路向他那边跑去，没料到又有一枚导弹袭来。从现场回来，我们这群人中有3个人也受了轻伤。我回想起在加沙地带的那片柠檬树林、在科索沃地区的小山上、在西岸地区纳布卢斯市的街道上，甚至在2004年11月费卢杰之战中——那是美军越战以来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事——我体验过超人般的能量与禅宗式的平静混合在一起的感觉，然而那种感觉没有了，这时我只想离开，战斗开始让我只想一走了之。我了解战争及其固定形式：自杀性炸弹，路边炸弹，狙击手的子弹。恐惧的新颖性让其引人注目，感觉记录那种恐惧也许有助于终止它，这也是个很吸引人的地方。然后还有脑子里让人感到愉悦并上瘾的化学物质。可是当这一切都变得太熟悉，当几乎不再有那种跳出身外观诸己的经历时，当你报道一场进行到三十几天的战争的话效力越来越小，被埋没在报纸的三十几页上，夹在没有理性的演员之间，那些演员才一点都不关心一个美国派来的记者会写些什么，好了，留下的理由就更是没那么充分了。等到危险程度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那样高时，你愈发不明白自己干吗还在那儿。我在这个国家最危险的南部地区待过，我犯了个错误，那次去得不合适，可是到那时，我们都被困在提尔，出行都不安全。
我躲藏在未经探索的烹调世界的意象中，在那些舒服的地方，我知道总的说来，我在那里并不能为世界做多大贡献，但是也许我可以让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快乐，还有我自己。
“我从来没做过糕饼，”我心想，“那会是新鲜、有挑战性的。我从来没煮过土豆做意大利汤团、剔过鸭骨、撬过牡蛎壳，也没有做过蛋奶酥。我从来没做过豆焖肉，回家后一定要做一次。”
那天下午从医院回来后，我躺在床上，地中海夏日的暖风吹进敞开的窗户，这是在提尔古城的一套白色房子里，房子是向一位老人租的，他不肯离开这个城市。风舐着《法国乡间烹调》的书页。我希望伊丽莎白·戴维能让我放松，可是她开始让我有点烦躁不安。她的文字吓住了我。她写得专横，让我感到不习惯——当代的烹调书作家想跟你做朋友（杰米），当你的爱人（奈杰拉）、你的良师益友（巴塔利，让—乔治）。
可是我又读到了这一段：如果我听说有谁会按照任何一本烹调书上的菜谱亦步亦趋地来做，我会感到吃惊。我当时想，菜谱和指示，之所以写在书里，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菜谱和指示是正确、完美、精确的。显然，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我又去读她别的菜谱时，注意到了其他方面，似乎既让人放心，又让人警惕：伊丽莎白并非始终精确地告诉你该怎么做。当今的烹调书中，大多数都手把手教你，伊丽莎白·戴维却常常不给出准确的份量、烹调时间及温度。
然而她也有可能是个很严格、发号施令的女教师。例如，她讨论了有可能怎样为用奶油加蘑菇浓汁做的鳎鱼配餐：之前千万不要上奶油蘑菇汤，也不要之后上用奶油调味做的鸡。即使你自己的消化能力赶得上驼鸟的，你还是考虑一下别人的消化能力吧。
不知怎么，她的话让我感觉熟悉：不容置疑，但又对放权有兴趣，而非抓着权力不放。她知道自己最清楚，可是她想把知识传授给别人，想让你经历尝试和失败，直到你自己取得成功。我想知道我妈妈之所以那么喜欢伊丽莎白·戴维稍微有点专横的语气，是因为跟她有得一比，还是她部分是从伊丽莎白·戴维那儿学到的？
我坐起身，望着窗外的地中海，那是我妈妈和伊丽莎白·戴维都喜欢的。大海已经成为我们在这里的主要食物来源。到了这场战争的现阶段，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里，吃的东西很少，让我们有时只得依靠本地的渔民。他们游到珊瑚礁外，游过激流，往海浪里扔炸药，在鱼被震晕后漂上水面时把鱼捞起来。渔民们知道如果他们开船出去，以色列人的导弹会把船炸沉。那些人解释说用炸药是个捕鱼的老法子，并非只是在城市被围时使用——但有时不奏效，也不安全：有个去那儿的年轻人被炸掉了双手。
有天晚上，我们交上朋友的渔民在拍岸的波涛和老城墙之间的石头上支起了一张长桌。在约好的时辰，我们赤着脚七拐八拐穿过狭窄的古老街道，去吃他们为我们烤好的炸到的鱼。鱼烤得嫩而味美。我们带了啤酒一起喝，让那个温暖的夜晚充满了欢笑。我们脱得只剩内裤，在黑色的大海里游泳，看不到的以色列直升飞机隐身在头顶天空中的某个地方，这些夜夜都在的威胁人的星星让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能看到我们。以前我自己就从那种技术使用者一端往下看过人类目标，当时我站在一群美国士兵中间，聚集在一个帐篷里，看着从费卢杰上空一架无人机传回的颜色发绿的电脑屏幕图像，那些士兵在引导一枚炸弹攻击叛乱分子所在的一幢房子。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些人，直到炸弹击中。但是就算以色列人此时正在特拉维夫的一个控制中心看着我们，就像我曾经看着伊拉克叛乱分子那样，还是阻止不了我们。我们哈哈大笑，游泳，感觉那天晚上我们逃掉了。我们是几个朋友，围在放满鱼和啤酒的桌前。
我该少去点战区了。我妈妈那些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可以引导我去认识别的。该去围在桌前庆祝了，去闻，去尝，喝酒，饱餐，而且现在我有人可以一起这样做：我的妻子。
孙仲旭 译
我计划在厨房里一待几个钟头，把烹调书一读几个钟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是个驻海外记者，我的生活方式不是居家式。“你得知道，”我跟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孩开始认真地约会时，就这样跟她说：“我只会做那样的工作，只会那样挣钱。另外我爱这件工作，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会总是在奔波，一年到头，会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好吧，”她说，“没关系。我也忙，你知道的。”
她并不是随便说说，她真的不介意我一去很久。可是我介意，越来越介意。事实上，说不清楚有几个月，要么有一两年时间，我开始感觉不像我声称的那样热爱战争区域了。
这是30岁时的我：我跟我的好朋友、BBC电台记者理查德·莫伦在一起，我们当时正在辛辛苦苦地穿越加沙地带的一片灰扑扑的柠檬树小树林，那是在2000年秋天，巴勒斯坦人刚刚发动第二次起义。我们在一个重兵布防的以色列部队据点附近，近几天，以色列士兵藏身在混凝土墙后面开枪打死了好多巴勒斯坦人。柠檬树小树林为我们提供了掩护，但就在这时，开始有子弹声音尖厉地穿过加沙地带刚到下午时带着浓烈的柑橘气味的空气，掠过我们头顶，打破声障时，发出啪啪的声音。“看看这些柠檬，”我们弯腰跑过这片树林时，我停下脚步从树上摘了几个。“这是我闻过的最有柠檬味的柠檬。”
“你他妈干吗？”理查德说。
“摘水果。”我回答道，一边把硬硬的柠檬连同绿色的尖叶子塞进口袋。我把一只弄开，酸而味美的果汁淌在我手上。一种新鲜的配料和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完美碰头了，我很高兴。“这么多树，他们看不见我们，你知道的。”子弹继续在附近炸响。
那些时候，我脑子里会有些想法。在我体内，那种在危急情况下决定或战或逃的化学物质降肾上腺素似乎陡然增多，让我感到高度警觉，几乎力大无穷，而且完全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我感到一种愉快的平静感，一种极为安乐和宽宏大度的感觉。那些柠檬带着最深的黄颜色，叶子似乎是最完美的形状。在飞过的弹头和降肾上腺素中间，一种精炼过的友谊诞生了。我马上知道，理查德会是我终生的朋友。我想和我的朋友一起，整下午都待在这片小树林里，采摘这些完美的柠檬。
“真是荒唐，我他妈要走了。”他说着转过身不管我，我跟了上去。
这是36岁的我，我妈妈去世后一年左右，我多年赴战区和在那里生活的生涯快到尽头。我懒洋洋地靠在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阿迈尔山医院的墙上，想把运动鞋底沾的一个黎巴嫩人的血迹弄到人行道上。我看着天空，以色列的无人飞机不知道在那个方向嗡嗡响着，我开始想到等我回家后我会做什么饭。我需要开始我由伊丽莎白·戴维所引导的自学，就从《法国乡间烹调》开始，在这场糟糕而愚蠢的战争中，我的包里始终带着这本书。那会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极度铺张，有加熏五花肉的砂锅菜，加土豆的一碗碗汤菜，加奶油的甜点，丰盛得让人感到温暖，因为法国式经典一餐的丰盛、家常和舒适感，让我的客人们不愿稍离。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医院外面或坐或站时，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一位摄影记者朋友掏出一根烟说：“这是最后一次，说真的，我再也不报道战争了。”
“一样。”我说。我们都知道自己在撒谎。他能靠别的什么来谋生？我又怎么能干别的来谋生？我们难道不会太怀念战争吗？
我们刚刚从阿迈尔山医院的急诊室出来，这里已经成为我所报道过的最无意义的这场战争（也是最邪恶的战争之一）的主要舞台，医疗人员（他们自己也是以色列导弹的目标）把受伤的人往这儿送。
之前不久，我们在里面目睹了一个人死去，我们曾尽量避免不要踩到他的血而脚下打滑，搬运工把他抬进急诊室时，他的鲜血洒到了医院地面的方砖上。当时他只有一只手臂连着身体，他当场被炙烤过的血肉让急诊室里有股肉的焦糊味。医生们并没有怎么真正费事。他们把一根透明的塑料管插进他的喉咙，可那只是个象征性行为。过了一分钟左右，他死了。有位医生戴着保护性的白色乳胶手套，在那个男人脖子处乱作一团的肌肉、气管和脊柱处摸索，取出一块两英寸长的弹片。那是3枚以色列导弹很多碎片中的一枚，几分钟前，那个男人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站在路边时，弹片炸进了他的身体。
“哈。”那位医生说，一边举着那块导弹弹片给别人看。
我和朋友们在外面乱转，突然都感到口渴之极，把能找到的水全喝掉了。
我见过这些朋友，在像提尔市这种地方，在几次战争中间——那些战争平息了，然后又出现了更多战争，主要都是9.11事件后影响所及。有几位朋友几个月前参加过我的婚礼。我们离这次袭击地点很近，一开始的两枚导弹击中那个黎巴嫩人后，我们沿着那条路向他那边跑去，没料到又有一枚导弹袭来。从现场回来，我们这群人中有3个人也受了轻伤。我回想起在加沙地带的那片柠檬树林、在科索沃地区的小山上、在西岸地区纳布卢斯市的街道上，甚至在2004年11月费卢杰之战中——那是美军越战以来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事——我体验过超人般的能量与禅宗式的平静混合在一起的感觉，然而那种感觉没有了，这时我只想离开，战斗开始让我只想一走了之。我了解战争及其固定形式：自杀性炸弹，路边炸弹，狙击手的子弹。恐惧的新颖性让其引人注目，感觉记录那种恐惧也许有助于终止它，这也是个很吸引人的地方。然后还有脑子里让人感到愉悦并上瘾的化学物质。可是当这一切都变得太熟悉，当几乎不再有那种跳出身外观诸己的经历时，当你报道一场进行到三十几天的战争的话效力越来越小，被埋没在报纸的三十几页上，夹在没有理性的演员之间，那些演员才一点都不关心一个美国派来的记者会写些什么，好了，留下的理由就更是没那么充分了。等到危险程度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那样高时，你愈发不明白自己干吗还在那儿。我在这个国家最危险的南部地区待过，我犯了个错误，那次去得不合适，可是到那时，我们都被困在提尔，出行都不安全。
我躲藏在未经探索的烹调世界的意象中，在那些舒服的地方，我知道总的说来，我在那里并不能为世界做多大贡献，但是也许我可以让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快乐，还有我自己。
“我从来没做过糕饼，”我心想，“那会是新鲜、有挑战性的。我从来没煮过土豆做意大利汤团、剔过鸭骨、撬过牡蛎壳，也没有做过蛋奶酥。我从来没做过豆焖肉，回家后一定要做一次。”
那天下午从医院回来后，我躺在床上，地中海夏日的暖风吹进敞开的窗户，这是在提尔古城的一套白色房子里，房子是向一位老人租的，他不肯离开这个城市。风舐着《法国乡间烹调》的书页。我希望伊丽莎白·戴维能让我放松，可是她开始让我有点烦躁不安。她的文字吓住了我。她写得专横，让我感到不习惯——当代的烹调书作家想跟你做朋友（杰米），当你的爱人（奈杰拉）、你的良师益友（巴塔利，让—乔治）。
可是我又读到了这一段：如果我听说有谁会按照任何一本烹调书上的菜谱亦步亦趋地来做，我会感到吃惊。我当时想，菜谱和指示，之所以写在书里，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菜谱和指示是正确、完美、精确的。显然，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我又去读她别的菜谱时，注意到了其他方面，似乎既让人放心，又让人警惕：伊丽莎白并非始终精确地告诉你该怎么做。当今的烹调书中，大多数都手把手教你，伊丽莎白·戴维却常常不给出准确的份量、烹调时间及温度。
然而她也有可能是个很严格、发号施令的女教师。例如，她讨论了有可能怎样为用奶油加蘑菇浓汁做的鳎鱼配餐：之前千万不要上奶油蘑菇汤，也不要之后上用奶油调味做的鸡。即使你自己的消化能力赶得上驼鸟的，你还是考虑一下别人的消化能力吧。
不知怎么，她的话让我感觉熟悉：不容置疑，但又对放权有兴趣，而非抓着权力不放。她知道自己最清楚，可是她想把知识传授给别人，想让你经历尝试和失败，直到你自己取得成功。我想知道我妈妈之所以那么喜欢伊丽莎白·戴维稍微有点专横的语气，是因为跟她有得一比，还是她部分是从伊丽莎白·戴维那儿学到的？
我坐起身，望着窗外的地中海，那是我妈妈和伊丽莎白·戴维都喜欢的。大海已经成为我们在这里的主要食物来源。到了这场战争的现阶段，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里，吃的东西很少，让我们有时只得依靠本地的渔民。他们游到珊瑚礁外，游过激流，往海浪里扔炸药，在鱼被震晕后漂上水面时把鱼捞起来。渔民们知道如果他们开船出去，以色列人的导弹会把船炸沉。那些人解释说用炸药是个捕鱼的老法子，并非只是在城市被围时使用——但有时不奏效，也不安全：有个去那儿的年轻人被炸掉了双手。
有天晚上，我们交上朋友的渔民在拍岸的波涛和老城墙之间的石头上支起了一张长桌。在约好的时辰，我们赤着脚七拐八拐穿过狭窄的古老街道，去吃他们为我们烤好的炸到的鱼。鱼烤得嫩而味美。我们带了啤酒一起喝，让那个温暖的夜晚充满了欢笑。我们脱得只剩内裤，在黑色的大海里游泳，看不到的以色列直升飞机隐身在头顶天空中的某个地方，这些夜夜都在的威胁人的星星让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能看到我们。以前我自己就从那种技术使用者一端往下看过人类目标，当时我站在一群美国士兵中间，聚集在一个帐篷里，看着从费卢杰上空一架无人机传回的颜色发绿的电脑屏幕图像，那些士兵在引导一枚炸弹攻击叛乱分子所在的一幢房子。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些人，直到炸弹击中。但是就算以色列人此时正在特拉维夫的一个控制中心看着我们，就像我曾经看着伊拉克叛乱分子那样，还是阻止不了我们。我们哈哈大笑，游泳，感觉那天晚上我们逃掉了。我们是几个朋友，围在放满鱼和啤酒的桌前。
我该少去点战区了。我妈妈那些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可以引导我去认识别的。该去围在桌前庆祝了，去闻，去尝，喝酒，饱餐，而且现在我有人可以一起这样做：我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