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改变，那我们的文学呢？| 2021文学、出版及书店盘点

撰文 |董子琪 编辑 |黄月

回望即将过去的2021年，这正是经历变化的一年。今年采访的学者许子东认为读者的口味正在发生变化，这体现了中国大时代从“下乡”到“进城”的趋势转变：八十年代大家看城里人下乡，看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现在是乡下人进城占主流的时代，农民工进城，小镇青年买书是主体，所以《平凡的世界》“影响三观”。

批评家以外，作家也正在思索创作的变化，阎连科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反思自己这一代作家过于重视宏大叙事，关注历史和现实，好像一旦故事进入历史，家庭细微的问题就不值一提，因此需要有更细腻、深刻和复杂的笔触。

我们的盘点也将从不变的世俗传奇与思变的小说文体讲起，延展到更广阔的基层写作、文学改编、重要纪念日与文学奖，以及疫情中实体书店的境况。

01 传奇世俗：余华、刘震云和王安忆

余华《文城》是本年度最受关注的长篇小说。作家余华在八年之后推出了新作长篇小说《文城》，小说以清末民初的乱世村庄为背景，书写一位带着女儿寻找妻子的男子，在一个叫做溪镇的南方村庄落脚，他操持木工的工作，结交朋友，日子逐渐过得平静安定，而此时外部世界正在剧烈变迁，军阀和匪祸逐渐影响了村庄的生活。小说出版后，有评论者认为《文城》的特别之处在于同时讲述了南方村庄与北方乡土的故事；也有专家认为《文城》较为少见地写出了一个女人——也就是《文城》中的妻子小美——爱上两个男子；此外也有学者为作品小说出的通俗传奇感辩护，余华自己也颇认同这个说法，认为跟《活着》比，文城更像传奇，人物也都是戏剧性的；而写实主义小说与传奇小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带动故事，后者是故事带动人物。小说发表后有读者表示对余华的失望，认为小说不过在重复旧日故事。

事实上，从《文城》的创作过程看，故事的主体确实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只是在疫情期间作家又在前面写作的基础上进行删改，因此读起来有年代感也许并不偶然。然而关于《文城》的传奇戏剧性，我们仍可以继续思索，传奇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变成了情节“工具人”，以及在表达良善和理想境界方面，《文城》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文学的相通，又是否会导致文本的不自由与不自觉。毕竟，《窦娥冤》《赵氏孤儿》这般凝结了中国传统社会主流道德话的作品，比起诗歌散文以及非话本小说，更受制于正统意识形态也更缺少表达自由。

《文城》（余华 著，新经典文化/北京出版社）

从《文城》的传奇戏剧感，可以谈及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与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一日三秋》中作者的角色恰似一位说书人，写书的缘由被交代为将豫剧团六叔的人物画还原成一则则故事，故事谱写出的延津县人物命运起落，都包裹于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传说之中——仙女爱听笑话，若是有人说不好笑话，便有死于非命的危险。令故事更显得传奇的是，主角也笼罩于豫剧《白蛇传》光环之下，他们是豫剧团的演员，在舞台上分别饰演着白蛇、许仙和法海的角色，在生活中也有着与角色相似的命运。推动剧情发展的情节有着荒腔走板的色彩，死人可以托梦，离魂还能附体，与生人对话、提出要求。只是在这荒诞不经的框架之下，人物的举动并无出格之处，就像当地人相信流行歌《该吃吃，该喝喝》能够疗愈生活的忧郁，故事的整体氛围正是无论如何不幸，都应当该吃吃、该喝喝，人物生活的最重要的节点仍然是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可能比鬼魂附体更不可思议的是，已经变成了鬼魂都不能舍弃人伦亲情纠缠不休，脱不开世俗理性的套牢。

《一把刀，千个字》最早发表于《收获》杂志，从纽约法拉盛一位淮扬菜厨师的谋生经历，溯及他在上海弄堂、扬州老家还有哈尔滨故乡的前史，又从法拉盛看似封闭过时的华人交际圈切换至上世纪中国大陆的革命史。前半部讲华人旅居海外，“扬州一刀”到了纽约，在美国人的地盘上讲究扬州菜的风味，讲的也不全是风味，而是密密实实的人情世故，人际的冷暖深浅远比菜式的地道风味更为重要。后半部分展开厨师的家世，讲述个人生存的不同境况——或是幸存于历史的夹缝中，或是成为牺牲者留在世上——的见证。相比起来，前半部分铺陈华人生活圈虽有异域情调却显得浮光掠影，后半部分某些地方已经超出了对世俗人情的讨论，比如对大革命与私生活的关系有着具有思辨性的思考，但对人物性情、家族沉浮的描绘仍有着鲜明的俗世传奇色彩：很多时候戏剧性都是依靠人物性情天生极致不同渲染出的——沉默冷静者与泼辣热烈者同台对擂，而这些性情似乎又缺少继续发展成长的方向；人物关系的想象诸如女友之间的猜疑与亲密、父母子女之间的亲爱与隔阂也仍是熟门熟路的写法。

《一把刀，千个字》（王安忆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安忆在今年再版的《小说六讲》（前一版名为《小说与我》）中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更接近曲而非其他文体——刘震云写《一日三秋》频繁与《白蛇传》交互，或许正能印证这一点；她还谈及“礼失求诸野”，认为尤其大陆中部、黄河流域的农村持续保存着几千年的道德伦理，农人在耕植生活中接受的文明教化，让上海人相比之下都显得“不懂规矩”，而农人的教化又让她想起《红楼梦》里失传已久的话语，村里姑娘也会赞同赵树理小说主角和生活中的真人极其相似。这不禁让人想起作家阿城于今年再版的《闲话闲说》所强调的“世俗一直是中国小说最坚实的基础力量”，从《史记》开始已体现出街谈巷议将国家系统联系起来的传统，中国小说里世俗基础非常雄厚，不仅体现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会听《红楼梦》，更在于中国的说书传统重视世俗听众的评论，这是需要被重视而并非被舍弃的资源。

学者王尧今年6月出版了《“新时期文学”口述史》，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与观念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余华讲述上世纪70年代末在牙病诊所看检举揭发材料，主要关于男女关系，写得既惊心动魄又压抑扭曲，在真正阅读文学作品之前，那些材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的文学启蒙；阿城强调的中国小说的世俗力量来源于他对旧书和杂书的阅读，以及对《三言二拍》所用民间语言的赏鉴——相对于贵族和当权者，他认为民间没有那么多压抑，生命力与生气更容易焕发。

《“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尧 著，译林出版社）

02 星空宇宙：西西、托卡尔丘克和石黑一雄

香港作家西西的《钦天监》是作者在年逾八十后推出的历史题材小说，这是一部有关天上星象与人间气象的小说。西西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作为清初钦天监的成长经历，正因为从孩子视角出发，作者也问出了最基础却也最重要的问题，诸如中西文明是如何交流的、知识又如何被皇家所占有、天上的星星为何又成了人间祸福吉凶的预兆，中国好些学问为什么本来光彩夺目后来却遮掩起来，以及最有才华的人为什么都在研究解释过去的经典，将做官当成唯一的出路。2020年界面文化的文学盘点曾指出当年出版的某些小说重视家庭伦常人物关系却缺少对人生的洞察，也相应缺少敬畏、悲悯及思索的性质，而《钦天监》恰恰是超出伦理苦情戏的文本范例。

《钦天监》（西西 著，活字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威廉的短篇小说集《野未来》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新作。在同名小说中，作者将科幻故事嫁接于广州城中村之中，自学成才的保安想要凭借理科天分博得一个未来，却被友情提示，如果不按照正规途径走，即使未来到来也没有他的份儿。其他几个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些面向未来充满不确定及犹疑感的人，像是因为无人驾驶技术普及而下岗的出租车司机，或是被前男友复制爱情进行商业运作的都市白领。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石黑一雄在今年推出新作《克拉拉与太阳》，2018年的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糜骨之壤》也引进国内，前者讲述了对太阳如宗教般崇拜的人工智能克拉拉在人类家庭中生活、面对变成真人的考验，后者讲述了幽居在国境边缘、远离人群的老太太一边研究星象学和神秘主义诗人布莱克，一边力图保护身边的环境与动物。《克拉拉与太阳》探索人之为人的特殊性、怀疑爱基于独特性的虚妄，与我们熟悉的电影《机器人管家》（改编自小说《两百岁的人》）及《人工智能》等遥相呼应；《糜骨之壤》想象着人的躯体、居住的房屋与宇宙万事万物相联的可能，占星术不再是古老的知识，而是传递了对个体生命与宇宙秩序和世界整体相联的信念——这信念从根源上挑战着重视牟利与成功的平庸心灵，这些心灵往往认为工具和器械就足以征服世界。

《克拉拉与太阳》（石黑一雄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与《糜骨之壤》（托卡尔丘克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两部引进作品也与今年的原创文学形成了饶有意味的关联——西西与托卡尔丘克同样仰望星空，王威廉与石黑一雄都在探索技术投射于人性的幽暗光影。

03 基层文学：基层刊物和矿工写作

尹学芸在《寻隐者不遇》中以基层文化人的视角讲述了许多故事，她自己也是一位“基层”中人。居住在天津蓟县，多年间，她从一个单位迁徙到另一个单位，从文联、文广局、旅游局到住建委，基层单位的工作经验让她对单位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体察深刻。

尹学芸不仅自身是一个从基层生长出来的作者，也主编地方小型文学刊物、与业余作者有着较多接触。她体察到了基层作家在文学生态中的位置——最基层的作者离文坛很远，有时即使写作发表很多仍藉藉无名。她的成功或可为这类基层作者提供一条道路的参考，影响固定单一的评价标准发生积极的改变。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巴金故居副馆长、“基层文艺刊物”《杨树浦文艺》的主编周立民也提出了基层文艺与专业文学之间关系的话题。他认为，一方面基层刊物不能办到最满意的水平，因为作家首选不会是这里，此外还得和一些不想发的稿子作斗争。而基层文学与专业文学二者之间应当是可以互通的——基层文学的读者也是经典文学的读者，专业作家的看法也会影响公众。因此文学专业人士需要意识到这些并不在自己世界里的读者的存在，如何改变他们的文学趣味或许将成为影响公众文学趣味的关键一环。

另一种基层声音来自曾经的矿工、现在的诗人陈年喜。本年度他推出了两部非虚构故事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和《微尘》，书写了他自己和如他一般辛劳而朴素的劳动者的故事。从这两部作品里，我们得以读到陈年喜16年间的矿山生活，远比《我的诗篇》电影里所展现的更惊心动魄，他写出了自己凭借好体格在南疆、甘南做爆破工讨生活的经历，也道出了那时的饥饿、困顿、被欠薪和偶尔的生趣。在今年举行的上海-南京文学双城会议上，陈年喜也谈到了开始写作非虚构的缘由——一方面想让读者知道有一群人在像他这样生活，“那些依然挣扎的人、那无数以命相博的进行时，每天像张张利口，撕咬着他”；另一方面更多考虑的是收入问题，他看重的是这类文体能让人们读到真相和世道人心。

《寻隐者不遇》（尹学芸 著，译林出版社）与《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陈年喜 著，真故图书/台海出版社）

04 影视改编：《第一炉香》《小舍得》《突围》

张爱玲小说《第一炉香》改编的同名电影今年10月与观众见面，堪称年度文艺界事件。观众们的讨论不仅集中在选角是否合适，也针对导演和编剧对故事的再创作是否合宜。电影上映前，界面文化曾专访出版过《精读张爱玲》也参演了这部电影的文学研究者许子东。他将《第一炉香》阐释为“城市中女子堕落的悲剧”，好端端一个人明知道事情不对，怎么会一点点走进圈套；另一方面，张爱玲在文学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将青楼传统和二十世纪爱情小说串联起来。

电影是否准确传达出了故事原本的氛围也令许多观众感到疑惑，从氛围、意象、人物塑造到对白，电影似乎失去了张爱玲原著鬼气森森的氛围。编剧王安忆在采访中表示，改编的难点不仅在于要服从导演的看法、克服自己对这篇小说的原本理解——她并不认为这是张爱玲最好的作品，也不觉得表达的是爱情——更在于填补张爱玲小说中的隐匿之处。王安忆与张爱玲所处的时代环境迥异，一个上坡路，一个下坡路，沟通理解较为困难。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陈建华认为，这样的改编无疑属于文本的再创造：小说中三次出现的“不可理喻”也意味着改编的挑战，电影中多次将原著对话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看似是尊重原著无一字无来历，将故事情节一一坐实，却轻视了奇幻、诗意和心理成分，乃至大有“肥皂剧风情”，因此这部电影从归属看并不能算作张爱玲的“第一炉香”。

《第一炉香》小说及电影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在电视荧幕上，鲁引弓的“教育三部曲”系列之《小舍得》颇受关注。在处理了出国留学、高考两个题材之后，作者从家庭如何应对“小升初”危机展开讲述，也探讨了校内教育快乐轻松、教育培训军备竞赛的现状，以及“鸡娃”如何影响了儿童的身心。不过，影视剧在改编中将两个不相干的对手妈妈划到了一个家庭之中，让她们成为了名义上的“姐妹”，此外还美化了主角的家庭经济条件，将原作中的工薪阶层平地拔高至上中产，从而加重了伦理情感的纠葛以及贫富身份的冲突，也分散了原著对于教育问题的聚焦。原作作者对城市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方式确有思考，却停留在较浅表的层面，甚至对“高阶层”有溢美的嫌疑。

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之后的作品《人民的财产》也被改编为了影视剧《突围》，却没有获得如《人民的名义》一般的评价与影响。《突围》以国企反腐为题材，从领导班子的交接逐渐揭开国企运营中的利益输送、高买低卖、拉帮结派是如何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题材虽然切中现实利害，然而电视剧并未能还原文本的冲突，也简化了原著中更为暧昧复杂的部分。

网络剧集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改编，比如J.G.巴拉德的短篇小说《溺死的巨人》改编为了《爱，死亡，机器人第二季》中的一集。巴拉德出生于中国上海番禺路，他的另一部作品《混凝土岛》今年也引入了国内。

05 重要纪念日与非洲文学大年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与逝世85周年。鲁迅弃医从文、以笔为枪的一生意义重大，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以及对青年人的勉励话语，例如“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至今仍在发挥其影响。

今年出版的鲁迅主题著作中就包括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这是一部鲁迅的思想史，以其三次努力抵抗鬼气和绝望为主轴，刻画了鲁迅思想气质中的怀疑、矛盾和阴暗面。此外，日本学者丸尾常喜面向大众的《明暗之间：鲁迅传》也引入了中文版，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史》梳理了1919-2019年这一百年之间鲁迅研究的线索，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阶层对鲁迅著作、思想和人格的阐释历程。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明暗之间：鲁迅传》《中国鲁迅学史》

在这个时刻，我们对鲁迅有什么新认识？在今年举办的鲁迅诞辰140周年上海作协文艺会堂座谈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谈到了鲁迅的自信，从《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讲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对自己文学成就的秉笔直书，称“五四”前后鲁迅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纪念鲁迅兼《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新书发布活动上，学者刘春勇认为，鲁迅成为小说家实属偶然，且受到梁启超小说与“群治”观念的影响极大，他将小说视为启蒙的工具，可用来唤醒国民觉悟。投身文艺活动失败后，鲁迅虽对启蒙抱以冷的态度，却绝不抹杀砸坏铁屋的希望，因而才会应了朋友们的嘱托，为《新青年》撰“小说模样的文章”十余篇，集为《呐喊》。

鲁迅雕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1年也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40年与诞辰200周年。对陀氏的诸多纪念活动探讨的问题包括了他如何经历苦难人生并由此出现思想转变。目前中文世界出版的陀氏传记包括：美国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国内学者参考较多的、俄罗斯作家谢列兹涅夫所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美国斯拉夫学者斯洛尼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以及陀氏夫人所写的日记和回忆录等。今年引进的德国学者安德里亚斯·古斯基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也值得关注，书中的德国视点相对新颖，更侧重对于陀氏哲学和思想史层面的理解，分析了康德、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对他的影响。

弗兰克在其陀氏传记中指出，1849-1954年的苦役营四年刑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之后写作的重要主题，也让他成为了一个能够将生活磨砺转变为真正的悲剧艺术的作家。正如学者刘文飞所言，纪念陀氏的意义在于，在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中，他可能是以文学介入人的内心最深的人，阅读陀氏会让人更加了解人的复杂性。古斯基在传记中分析《地下室手记》时也提到，陀氏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知足常乐的人，也就是普通的人；另一类是“地下室人”，是怀疑一切的人。只有像“地下室人”一样在面对世界时秉持着怀疑精神和否定精神，人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更完满地实现自己的个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墓，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图片来源：图虫

法国作家福楼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于同年，今年也是福楼拜的200周年诞辰。米兰·昆德拉曾称福楼拜的作品高高矗立于“后巴尔扎克时代”之后，他以“唤出力”形容福楼拜描绘外部现实的才华与功力。福楼拜重视细节，着力感官描写，把握住了客体世界表面的独特性——这正是19世纪下半叶史诗散文中的巨大发展。止庵评价《包法利夫人》终结了浪漫主义，完成了现实主义，今年对福楼拜的纪念活动也主要围绕重读《包法利夫人》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包法利夫人》制造了新词“包法利夫人症”，用以形容陷入浪漫幻想中的人，而这一“症状”在文学阅读中影响深远，《现代性的性别》中就有专门以包法利式的女性读者和女性粉丝为案例的分析，她们被当做“包法利夫人症”的受害者，即无法控制我的、出于自恋的、极度功利主义的女性消费者。

2021年亦是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诞辰100周年。他的小说《索拉里斯星》曾被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和美国导演索德伯格先后搬上银幕，《未来学大会》也被改编为电影。在莱姆诞辰百年之际，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其系列作品，包括《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惨败》《无敌号》等六部小说，果麦也出版了莱姆的《机器人大师》全两册。在纪念莱姆的活动中，学者汤惟杰提出，莱姆并不赞同“实用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而现在中文语境内大众对包括他在内的科幻作品提炼的要点往往都有技术至上主义的倾向，这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境遇有关。从晚清到近代的幻想小说体现出的是“救亡图存”信念下的“缺啥补啥”，“我们觉得船不够坚、炮不够利，所以在这些方面特别强调，而种强调和幻想背后是服务于非常焦虑的民族国家的。”此观点也与学者贾立元（科幻写作笔名：飞氘）在今年出版的著作《“现代”与“未知”》中的分析——晚清科幻小说中那些有意思的发明，不仅仅是天外飞仙般的技术应用，而更有其隐喻性质，象征着知识分子在忧患中革新造人的尝试——有相通之处。

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1年是非洲文学大年——十月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出生于东非桑给巴尔岛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古尔纳以写作难民题材著名；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也由“90后”塞内加尔籍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作家摘得；随后的布克奖又颁给了南非作家戴蒙·加尔古特。12月7日，古尔纳在诺贝尔颁奖礼上致辞称，想要探索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殖民主义，他也成为了继尼日利亚作家渥雷·索因卡之后首度获得该奖的非洲人：“我对这种现状无能为力，然而，就像我已经学会了以更包容的心态去阅读一样，我想要用文字去对抗那些蔑视、贬低我们之人的自大总结。”此外，他也明确表示：

“无论文学批判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鼓舞和安慰，但文学不应只与批判有关。写作从来不只是关于某一件事情、某一点争论或是某一个问题，它应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关注人类的生活，迟早残酷、爱和软弱会成为它的主题。我相信，写作还应展现出另一种可能性，那些专横的双眼所无法看到的，以及是什么让明明身材矮小的人，能拥有无视他者厌鄙的自信。……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我们一定能收获另一种美好。”

在2021年的尾声，复又想起今年辞世的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写道，不同代际的读者对于同一部作品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中年知识分子同情地接受《绿化树》，因为相信追求道德的完备与精神的圣洁，然而青年知识分子却愤怒地拒绝它，认为其中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极端愚昧和个性毁灭”。生活在改变，人们也在改变，相信这也意味着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具有洞察力的、设想出无数“野未来”的写作终有希望获得更广泛的共鸣。

06 疫情中的实体书店

疫情中的实体书店处境复杂。今年3月，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北京独立书店“盛世情”宣布停业，店主范玉福手写的一封“致读者信”，称“奈何子不承业，又罹诸孽，故不再寻新址，店即关停。”。8月，营业五年的钟书阁上海静安寺店因租约到期关店。11月，言几又书店因为关店和欠薪新闻进入公众的视野。与此同时，来自日本的茑屋书店落户上海，朵云书店戏剧店、大隐书局豫园店接连开业。

关店与开店同时进行，实体书店的状况究竟如何？《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1573家书店关门，是2019年闭店数量的三倍有余。其中较为著名的书店有重庆方所、北京佳作书局798店、盛世情书店、上海汉源汇书店等，言几又成都凯德天府店、西安迈科中心店和宁波印象城店也于去年闭店。杭州“晓风书屋”创始人朱钰芳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称，从疫情开始直到去年5月之前，晓风书屋近20家门店中“有一半都开不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更多的新的实体书店入局——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大约有4061家新书店面世，这一数字是关门书店的2.6倍；在民营书店中，西西弗可谓逆势扩张的典范，开设了34家新店。

业内人士透露，实体书店所受的冲击，主要来源于疫情对实体商店的影响，书店也是一门生意，开张关门和其他商铺一样都属于市场行为，此外书店也有其一直以来回避不掉的问题，诸如房租上涨和电商冲击。据专业人士分析，言几又关店并不单纯是受疫情影响，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助推迅速扩张，但管理和经营不善。

言几又西安迈科中心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书店的境况与消费者的购书意向之间有着强相关的关系。一方面，从线上与线下渠道的消长趋势来看，线下渠道的市场份额不断由线上渠道占据，由图书业咨询调查机构北京开卷信息年初发布的《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其中线上渠道的码洋规模为767.2亿元，占据近80%的市场份额，这一数值在2012年仅为28%。另一方面，书店本身也显示出营业额与销售额的下降，近日由书萌发起的一份面向全国362家书店的调研报告显示，近80%的书店无论是整体营业额还是图书销售都在下降。界面文化此前采访“书萌”创始人孙谦时，对方表示，疫情实际上反映了书店非刚需的事实——当人们的出行受限、收入受到影响时，书店的消费就会率先被砍掉。目前书店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维持店面运营，大型连锁书店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因为店面租金、人员开销、日常支出等都相对固定，书店体量越大，亏损也就越多，反而一些小型书店的调整和转向会更加灵活。

在相关的扶持政策之外，当地社区读者发起对实体书店的支持或许也是一个解决思路。英国书店协会（The Booksellers Association）证实，在过去22个月里，英国独立书店的数量有所增长，自疫情以来独立书店会员数量增加了12%。随着本地书店数量增多，当地读者群体也齐心协力慷慨扶持书店。这也正是晓风书屋创始人朱钰芳在界面文化采访中所说的，书屋的周围有很多社区，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样值得书店好好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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