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谈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关系

按：平心而论，史景迁的写作常常给我不安的感觉，这尤其是因为他的书作和著史手法始终在一些边界上游走，也因而令他成为一个在学科语境下很难被归类的作者。有关他学术成就的一些讨论也集中在历史写作文学化、通俗化，以及此种写作取向的人文主义精神底色等等的议题上。带着这番困惑，今天偶然翻到1998年《美国历史评论》组织的论坛”历史与历史小说“。这个论坛的核心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渥太华大学做的一场名为”寻找《别名格蕾丝》：论加拿大历史小说的写作”（"In Search of Alias Grace: On Writing Canadian Historical Fiction）的讲座，又请到史景迁、Lynn Hunt和John Demos作为回应人，这个设定和议题都非常符合九十年代末北美史学界的学科状况。《别名格蕾丝》是阿特伍德发表于1996年的历史小说，基于一位生活在上加拿大的爱尔兰移民和家庭女佣在1843年被谋杀的真实事件。听史景迁本人以回应阿特伍德的讲座为契机，谈论历史写作和历史小说之间的相似与不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解惑的起点，但似乎也没有一个彻底的答案。看到有人反对把史景迁定义为“后现代史学家”，但在这篇短文里，也分明能看到那种对真实与虚构的模糊界限、对历史学究竟多大程度上能追索真实的反思和相对主义立场。这些也似乎都呼应了他自己著史的写作取向，这种取向对当前的历史写作和学科发展具有何种价值，学科当下对这些议题又有哪些新的思考，都是可以持续跟进的问题。文章不长，就自己边读边迅速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草译也许有疏漏的地方，请读者包涵，转载也请私信我。

文章译自：《美国历史评论》论坛：历史与历史小说，1998年12月，https://www.jstor.org/stable/2649968

史景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历史的边界》

我思考历史写作的方式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思考小说写作的方式明显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会像她一样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的核心工作是“捏造能自圆其说的弥天大谎”，甚至希望自己能“诱导公众将其全盘接收”，尽管历史学家私下或许也会时不时感到，一些同行的所作所为与此并无二致。 阿特伍德在“布隆夫曼讲座”中发表的讲话事关小说家对写作情境与写作手艺的总体认识，在我看来，这些说法却也精妙而全面地陈述了历史学家经常试图在做的事。

从一个层面而言，她认为虚构写作是在尝试勾勒出“地质、气候、经济作用、社会阶层、文化掌故，以及战争、瘟疫和其他重大公共事件。” 在另一个层面，小说又试图捕获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境地，在其中“个体记忆和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与集体经验交融一处。” 阿特伍德在她的清单里优先罗列地质与气候，这不禁提醒我，在我的书作中，我自认为叙述效果不错的不少段落都将宇宙中的力量与个人的存在与记忆联系在一起——那场摧毁了王氏所属地方社群的地震，令康熙皇帝惊吓不已的雷声，钻进利玛窦瞳孔和鼻孔里的缭绕的烟尘，以及令太平军的行进戛然而止的大雪。的确，小说家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一场大雪、一次地震，只要情境本身读来是真实可感的，但历史学家却要找寻确切的证据，来印证某月某日确实下了雪，又或者大地确实曾震颤、崩裂。但小说家和历史学家运用气象和地理情境的方式却也是相似的，目的都是为了深化故事本身的意涵。阿特伍德对此有精妙的论述，历史学家和故事叙述者都经常“把一桩[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当做一项个人经验一般来记忆。“

阿特伍德的另一些观点也呼应着我对历史写作的感受，尤其是当她质疑这两种写作对企及英雄叙事尺度的野心。“历史可能意图为我们呈现宏大的图景、整体的架构，“她写道，”但没有那砖瓦相叠、生死相接、日复一日的基石，历史将崩塌殆尽。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历史不是关乎个人，而只是关乎整体的趋势与动向，那他们都在撒谎。“ 与阿特伍德写故事的经历相似，牵引我去书写某个特定历史议题的动因，往往是脑海中浮现出的种种“暗示和意象、场景与声音”，而不是因为“那些理论和整体架构”。和阿特伍德一样，令我投身到写作中去的是我对“个体人物如何与周遭世界互动并受之影响”的沉迷。我与她都同样感到，倘若我们能怀揣着睿智与真诚去探究这些互动，“一个宏大的图景也就随之浮现了。”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工作又存在哪些关键的差异呢？其中一点是我们允许自己自由创造的区间不同。阿特伍德构思《别名格蕾丝》（Alias Grace）时制定的三条准则着实严格：首先，“面对一项确凿的事实”，她“不太能改变它”；二，“书中的每个主要元素都必须在有关格蕾丝及其时代的论著中已经透露出些许迹象”；三，“在那些未被解释的部分——那些未被填满的空白处——[她]可以任意创造。” 一位历史学家如我，尽管深受她其他论述的吸引，也不得不因为这份准则清单，把自己从小说家的感性体验与写作程序的交叠地带驱离。

这些准则中的第一条对历史学者来说已然问题重重：尽管阿特伍德在“不太能改变它”的“能”（could）这个字眼上看似态度明确——不是”不会“（would）或”不应“（should）改变，而是不能，仿佛这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不可能——历史学家却知道，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试图去确定某件事究竟是否是”确凿的事实“上。有关过去的信息浩如烟海，以令人炫目的多样形态印入眼帘，但要把那份信息一路追索至事实所属的地界，估摸它的可靠性，决定它是否构成一项”事实“或一份可靠的”证据“，才是历史学家的探险的核心内容。

从某种角度而言，阿特伍德在她的第二条准则中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认为她书中的”每个主要元素“都应该以一段他人的写作为支撑，不论那段文字自身”有多令人生疑“。历史学家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幽暗的地带：我们的探究越是执迷，我们就越是要下定决心证明一个假设，凸显某个可能引发戏剧效果的瞬间，也就越有可能忽视我们所阅读的文字实际是“令人生疑的”，转而在我们的脑中将这可疑的文字归入“事实”或“史料”的世界中去，并用看似令人信服的引注为之增添可信度。

她的第三项准则表面看来代表了一个相对小一些的困境。我们当然可以回应说，历史学家在“未被填满的空白处”不能“任意创造”。然而，即便在谨慎的治学里， 我们得出的结论依然有可能相当于某种“填补空白”。譬如，我们可能会假设，一系列文本中缺漏的一段对话或记录并不重要；我们可能轻易认为，躺在书桌上收文篮里的东西已经被收件人取阅过了；我们还可能假设某人注意到了日落，或者一些人在讲述他们的恋爱经验时，所说的和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对不同信息的并置可能会起到为之灌注新意涵的效果，或者至少暗示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我们并不需要在行文中加上学徒时代论文里的那些迂回的表达——“他显然一定曾经这么想”，抑或“她无疑意识到”——就可以完成同样效果的论证。此外，还有一个或许最最危险的境地在等着我们——揣测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有罪的？譬如，中国最伟大的早期史家都是为人中正、心志坚定、学识渊博的贤士，他们就时常在撰写的历史中重构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即便当时当地，这样的对话绝无被旁听或记录的可能。对这些史家而言，被记载的对话是一种手法，一种写作惯例，它们让主要人物之间的互动更显生动，也把读者吸引到他们心思的深处。

阿特伍德认为——我觉得她是对的——我们都不得不“以我们是谁、身处何时何地为出发点来写作，不论我们是否接受这一点，又进而用我们愿意的方式把这个现实掩盖起来。“ 但不服输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觉得，这场对往昔知识艰辛又无止境的追寻，目的就在于把这些硬性联系往边界处推，在于把毕生精力都投诸到追寻那些阐释与记录的方式中去，以求在阐释与记录中尽可能忠实地还原往昔的神采与不定情境。如果可以做到这些（哪怕只是一定程度地达到），那么历史学家就获得了某种见证过去的权利，就可以用比他人更权威的口吻来讲述曾经发生的或不可能发生的事。对阿特伍德而言，”吃饭、剔牙、做爱、生育、出席葬礼“是可以用来填满她小说角色”个体生命“的最简明的清单。 历史学家的追索也包括制作这样一份清单，然后晃动它直到它发出清脆的响声。剔牙无疑是最容易采纳或拒绝的行为项，这主要取决于护牙技术的发展，产品相应的生产和分配情况，以及产品成本和所涉国家等进一步的变量。出席葬礼绝不是一个普世的行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刻，许多文化中都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丧葬活动。掂量这样一个行为的效果将永远困难重重，甚至是毫无可能的。所有人的生育经验也显然不尽相同，但它在每个个体案例中的发生概率可以通过各种史料得到印证，它可能的心理和生理效应也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估算。做爱或许可以被认为是有普适性的，倘若我们把阐释辐射到从幼年的幻想、青春期的欲望萌动到成年后的实际行为的整个范畴上，但否认或自我否认也必须始终被包涵在这类探究里。只有吃饭可能在几乎所有文化中发生，除去生活最窘困者——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还有流食和静脉注射等边界情况，因而不得不否定任何普适性的说辞。

阿特伍德讲座结尾处回荡的两个意象都很宏大：一位用骨瘦如柴的手抓住不情愿的婚宴来宾的古代水手和一位畅想着自己的诗歌是为所有”需要“它们的人所写的邮递员。这说的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