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口安吾的诸面相（三）：新戏作派

在“无赖派”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坂口安吾与石川淳、织田助之作、太宰治等一度被称为“新戏作派”。正如“无赖派”并非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派别，这些作家也从未集结起来，举旗自称是“新戏作派”，这个名号来自当时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家创作共性的归类。

通常认为，“新戏作派”这个词出现在战后初期的1947年，林房雄在《小说与读物》（昭和22年第6期）上发表的《小说时评》里最初创造了这个词。林氏将当时日本文坛归结为了四个流派：以上村晓为代表的“私小说派”，以丹羽文雄为代表的“本格小说派”，以石川达三为代表的“新社会派”，以坂口安吾为代表的“新戏作派”。他评论安吾等作家说，他们“小说的目的全然与艺术一样，在于取悦于人；小说的精神永远都必须是新的戏作精神”。

尽管“新戏作派”这个称呼以林房雄的评论为嚆矢，但“新戏作派”得名的根源想必还是与坂口安吾的“戏作”论不无关系。安吾说，“我只是一个戏作者，一个物语作者而已”（《戏作者文学论》），而早在1939年发表的《走近茶番剧》一文中，安吾就声言要“打定主意写些大胆的戏作以飨读者”。

何为“新戏作”？首先要厘清何为“戏作”。“戏作”是日本文学一个独特的范畴，其内容顾名思义，即为与严肃作品相对立的谐谑性、滑稽性、戏耍性文学作品。“戏作”滥觞于18世纪早期的“狂文”“狂诗”，这类诗文虽然也用汉文写成，但不同于文人阶层的风格优雅、鲜涉时事的汉诗文，“狂文”“狂诗”往往针砭时弊，以夸张或戏谑的语言来评论政事（如铜脉先生、大田南亩）。到18世纪中期，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黑本”“青本”“黄表纸”“草双纸”“读本”“滑稽本”“洒落本”“人情本”等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流行性文学相继出现，这些都是“戏作”的重要文类。18世纪末宽政改革后，对时政的异议批评因“禁止异学”而受到打压，非“正统”的世俗文学更加繁荣，十返舎一九、式亭三马、曲亭马琴等戏作家大受者追捧。此时的戏作作品或叙说市井见闻（如十返舎一九《东海道中膝栗毛》、式亭三马《浮世风吕》），或讲谈人情义理（如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其题材都是市井平民喜闻乐见的故事，而不入于“正统文学”之流。总之，“戏作”的特征就是居于流俗，风格戏谑，供人消遣。

坂口安吾倡导的“新戏作”，也正强调这种可供人消遣的特性。他的“新戏作”论体现在《关于FARCE》《走近茶番剧》《文学的故乡》《大阪的逆反——织田助之作之死》《戏作者文学论》《颓废文学论》等散文中。“对日本文学而言……必需有一种彻头彻尾的轻浅的戏作者本性”（《大阪的逆反——织田助之作之死》）。在讲到他的戏作精神时，他引出了西方的“FARCE”（笑剧、滑稽剧），日本的“道化”（滑稽剧）、“狂言”（穿插于能剧表演间隙的即兴简短笑剧），“茶番剧”（即兴滑稽短剧）等一系列文类，提到了爱伦·坡的荒诞作品，自然也提到了日本传统的戏作家井原西鹤、平贺源内等，他极欣赏这些文类和作家作品展露出的一种“荒唐无稽”特质：

……荒唐无稽的东西并不具有催人感伤的力量。然而在滑稽剧里，荒唐无稽就是它的本来面目。虽则荒唐无稽，但在艺术领域，“荒唐无稽”这个奇异古怪的词语却更应当用心玩味。（《关于FARCE》）

他所谓的“荒唐无稽”特质，即是“将人类的一切，全面地、一处不漏地肯定下来。但凡与人类的现实相关的事物，不管是空想、梦幻、死亡、愤怒、矛盾、思维错乱还是疯言疯语，它都要包罗万象地肯定”（《关于FARCE》）。与之相对，安吾并不欣赏岛崎藤村、横光利一等“依据定势思维”来写作的作家（《颓废文学论》），他认为夏目漱石的作品是“轻薄的知性模仿”（《戏作者文学论》），说志贺直哉的作品“欠缺戏作性”，“是毫无思想和艺术的无聊透顶的读物”（《大阪的逆反——织田助之作之死》）。

就安吾自己的虚构作品而言，除却《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不连续杀人事件》等侦探小说，其作品大多都有一些滑稽或怪诞的情节场面。

安吾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风博士》这就是一篇完全体现他“戏作”理念的作品。小说透过风博士遗书的自叙和风博士弟子的回顾讲了一个怪诞的故事：一个忘记自己婚礼的急性子风博士，为报复一个对其多番羞辱的秃头章鱼博士（章鱼在日语里亦是指称秃头的俚语），而在自己婚礼的当天舍身化作一阵风，把章鱼博士吹感冒。然而，小说中的叙事者身份却并不明朗，读来很容易让人风博士的弟子其实是同一叙事人分饰两角，乃至风博士与章鱼博士也是一体同构的角色。小说正是通过这种混乱和模糊，将英俊与丑陋、严肃与谵妄、羞辱与复仇等矛盾以混沌的形式呈现在一出荒唐无稽的闹剧中。

《闲山》则是一部笑剧式的作品，狸猫团九郎化身的吞火和尚赶走了酒囊主持，自己却还是困于心魔，因为强憋响屁而落得一身狼狈，但他最终还是得大自在，在别人梦境里肆无忌惮地撅着屁股唱歌、跳舞、放屁。安吾写到：“若得透脱而大解脱，则拈花与放屁也无非同一物事。”拈花微笑的彻悟与恣意放屁的俗态又一同被“包罗万象地肯定”住了。

另一些小说，在情节上尽管不像《风博士》《闲山》那样荒诞无稽，但人物的里外性格却一如闹剧一般，集极端的矛盾于一身。在《盛开的樱花林下》里，杀人不眨眼的山贼却对樱花林心存畏惧，几番下定决心又临阵退缩；讲究洁美的京都女人却热衷于戏耍被砍下来的脑袋，乃至腐烂之后仍爱不释手。在《紫大纳言》里，肠肥脑满而轻浮傲慢的紫大纳言最终出于对月国天女的信任而甘心受尽屈辱。在《夜长小姐与耳男》里，长相纯洁天真的的夜长小姐对流血和死亡却漠然视之，把中了瘟疫的农夫挣扎的场面当热闹看。

当然，必须指出，这三篇小说之所以成为坂口安吾的代表性作品，却并不仅是因为其人物性格的乖张。这三部作品，均是围绕一男一女两个主人公展开，男主人公通常感情丰沛，而女主人公则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和想法里，对男主人的所思所想所言所动无动于衷。就此而言，《白痴》的人物关系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多半以悲凉的结局收尾。由此就引出了坂口安吾的另一个面相：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