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鱼肉情有独钟？
按：广播、日记均系个人自留地性质，记录编辑日常所思所想。长舌耳食者之流没有在此撒野的资格。之前查古书中“鱼肉”含义时，发现赵翼有个考证，似没有理解“鱼肉”的“泛指荤腥之食”之义。古诗文中，鱼肉的这一含义其实挺常见的；当然，如果准确理解这一意思，也许就能更好理解相关的古诗文吧。更多例句见此前日记：《古书中“鱼肉”非鱼肉例 》https://www.douban.com/note/821828993/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一：斋戒不忌食肉
《论语》，“斋必变食”，孔安国注但谓改常馔，而不言不饮酒，不茹荤。惟《庄子·人间世篇》：颜回曰：“回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可以谓斋乎？”子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朱子注《论语》盖本此。然古人所谓荤，乃菜之有辛臭者，斋则忌之，即所谓变食，而非鱼肉也。
古人惟忌日及居丧不御酒肉。《玉藻》：子卯日稷食菜羹，此忌日之去酒肉也。《丧大记》：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檀弓》：丧有疾食肉饮酒。谓居丧有疾病者，其无病则戒酒肉可知。此居丧之去酒肉也。
而斋戒去酒肉无明文，惟《国语》耕籍之前五日，王入斋宫，淳濯饮醴。注：沐浴饮醴酒也。盖平时饮酒，斋则饮醴，即所谓变食也。以醴代酒，记者尚特详之，若斋必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及《家语》皆云：端衣玄裳，冕而垂轩，则志不在于食焄；斩衰菅菲，杖而歠粥，则志不在酒肉。注：端衣玄裳，斋服也；焄，即荤辛菜也。斋服则不食荤，居丧则不食酒肉，别言之，尤可见荤之非肉，而斋戒但忌荤不忌肉，尤其明证也。
程、苏二公当致斋日，厨人禀造食荤素，程令办素，苏令办荤。戴埴《鼠璞》引此事，谓二公未免以鱼肉为荤。盖以古制辛菜及鱼肉本是二项，后人混而一之，通谓之荤，即苏公亦第循斋戒不忌酒肉之制，而以鱼肉为荤，则仍沿时俗之称而不改也。（袁文记黄山谷在宜州，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鱼来，遂不免食荤。则宋人以腥血为荤，亦不特程、苏二公。）
然古来以鱼肉为荤，而斋戒兼忌之，史传虽不著起于何时，而其来已久。颜师古《匡谬正俗》云：素食是无肉之食。则固以肉与素对言。唐制更有正、五、九月斋戒，特禁屠宰之例，白香山《闰九日》诗：“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此斋戒之忌酒也。韦苏州诗：“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此斋戒之忌肉也。是唐时斋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谢弘微以兄曜卒，除服犹不噉鱼肉。《梁书》：武帝奉佛戒，不食鱼肉，惟菜羹粝饭。刘勰并请二郊、农社亦从七庙之制，不用牺牲，但供蔬果。诏从之。郊、庙尚不用腥血致斋者可知，是梁时斋戒已禁鱼肉也。《汉书·王莽传》：每逢水旱，莽辄素食。太后诏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时食肉。”则肉与素食对言，汉时已如此。斋戒之忌酒肉，其即起于汉时欤？
按：后段将“忌酒”、“忌肉”与“禁鱼肉”分开，可见赵翼认为谢弘微、梁武帝不吃“鱼肉”，真的是不吃鱼肉（鱼的肉，而不是与蔬食、斋食、粗食相对的肉食）。词义缩小，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一想，还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偏偏强调谢弘微、梁武帝不吃鱼？程苏争致斋事件中，苏轼也是对鱼肉这一种肉情有独钟吗？要知道，苏轼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猪肉党（当然，还吃其他很多种肉食）。 回到戴埴《鼠璞》原文——
戴埴《鼠璞》：程苏争致斋
《东坡年谱》载：程、苏当致斋，厨禀造食荤素，苏令办荤，程令办素，苏谓致斋在心，岂拘荤素，为刘者左袒。时馆中附苏者令办荤，附程者令办素。予谓不然，斋之禁荤见于法令。乃禁五辛，虑耗散人之气，间其精诚，与禁饮酒、听乐、嗜欲、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于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荤为鱼肉，徒有是非之辨。《庄子》载颜回不饮酒，不茹荤。谓祭祀之斋是也。
按：注意到赵翼在复述戴埴的话时，有什么变化吗？
戴埴说程颐、苏轼二人都未免“以荤为鱼肉”，而赵翼却转述成了二公未免“以鱼肉为荤”，又解释说苏轼只是照着斋戒不喝酒不吃肉之制，“以鱼肉为荤”。赵翼和戴埴都知道斋食所戒实为五辛，俗世辛荤不分，但戴埴说的是程苏误认荤菜就是肉食（也许这才符合苏轼宽泛的肉食口味），赵翼说的是苏轼把鱼当成荤菜（让人好奇苏轼在斋戒期间为啥死活要鱼吃？）——赵翼文中的“鱼肉”，含义缩小了。
五辛，就是指五种辛味的蔬菜，也称五荤。佛教僧侣按戒律不许吃五辛。 《翻译名义集·什物》：“荤而非辛，阿魏是也；辛而非荤，姜芥是也；是荤复是辛，五辛是也。《梵纲》云：不得食五辛。言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兴蕖。” 清赵翼《素食歌》：“古人斋食但忌荤，所谓荤者乃五辛；后人误以指腥血，葱薤羊豕遂不分。” （按：这段是抄词典的，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