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22岁，打工7年，不想回家 | 人间 · Z世代

配图 |《我要我们在一起》剧照

作者： 柴胜男

1

我的籍贯是大理，白族，但我和妹妹出生在西双版纳的景洪。我爸是建筑工人，常年拖家带口在各个工地上干活，一个工程干完就奔着下一个工程去，所以我们经常搬家。我从小跟着大人辗转于景洪周边的勐满、勐海、勐养，其中在勐养待的时间最长，在镇上的小学从二年级读到五年级。

在西双版纳，最忘不了的是泼水节。这是件大事，学校会给我们放7天假，还能上街玩水。泼水节当天镇上大多数店铺都会关门，穿着明黄和赭红色僧袍的和尚会从庙里涌出来，结成方阵吹吹打打地绕着镇子游行，边走边用叶子蘸水甩向路人。他们念的什么经我们孩子听不明白，也不往心里去，我的兴趣只在于拿水枪玩打仗游戏。节日就好像天赋神力，让我在这一天有了个不挨批评的特权，拿着水枪在外面疯玩了一天后湿漉漉地回家，老妈非但不会骂我，反而还会任劳任怨地帮我换衣服洗澡。

我们白族有另一个民族节日，叫做三月街，亦称观音市。三月街主要形式就是赶集，被人称为“千年赶一街”。过节时会在马路上搭起绵延数十米的大棚，以供摊贩们做生意，还会有赛马舞狮，持续7天。我记得幼时妈妈总是在节日的末尾才带我们去凑热闹，因为那时集市上的东西会比较便宜。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我爸把我和妹妹转学回了老家，留下妈妈照顾我们，自己一个人外出打工。我老家在大理市18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喜洲。喜洲的开化程度远远不如西双版纳，学校里的孩子们普遍早熟，好勇斗狠，相互之间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本地的孩子上学晚，我当时是五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和我同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是根本不学习的，他们的人生规划通常是：小学毕业后就不上学了，先打工、务农，然后等年龄一到，就应征入伍。

我在学校挨了不少揍，被迫帮同学写作业是常有的事，最夸张时，我书包里能有10本练习册，里面只有1本是我的。我每天写作业到凌晨，开始写不完急得直哭，后来也就习惯了。在这种变相的题海战术折磨下，我的分数扶摇直上，到六年级时，已经稳定在前5名了。

后来我妈发现了我受欺负的事，到学校里大闹了一次，让我写作业的那些同学都挨了老师的体罚，当然，后来他们又把拳脚还到我身上了。不过，从此之后没人再让我写作业了，别人要写到晚上9点的作业，我6点半就能写完了。

不过伤害还是留下来，2011年小学毕业之后我到医院测了眼睛，左眼近视200，右眼225。

小学毕业后我进了大理市一所挺好的中学，学校位于大理古城，当时附近还有不少报刊亭和书店，不像现在，人民路上全都在卖旅游纪念品和小吃，都是宰游客的。

但学校没有宿舍，所以像我这样从镇子赶来上学的孩子，只能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爸妈给我找了一间小单间，一年只需1000块钱，在一栋很老的楼房里，一楼是砖石结构，二楼就全是木板和篾席了，毫无隔音可言，没有卫生间，只能出去上公厕，洗澡亦然。

我在这间陋室里一住就是3年，每周回家1次。一个人住没人管，我迷上了漫画和小说。我妈一星期给我的70块钱生活费，有将近一半花在买齐那几家杂志社的连载漫画。小说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借同学的来看。

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斗破苍穹》，当时它还没完本，很火。我入迷得很，又因为借来之后很快要还，所以就废寝忘食地看。回家了看，下课了看，上课的时候也要偷偷看。这样一来，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9门课，除了文科以外，我通通考不及格。

初二上学期的一个周五，我刚回到家准备吃饭，两位伯父就带着一堆亲戚来敲门了。只看见他们同我妈说了几句话，我妈就开始哭，然后拿着家里的几千块现金和银行卡，没来得及跟我说几句话，就收拾东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在工地上突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了。

没救回来。

我觉得很不真实，连我爸的骨灰被带回来送到山上埋了，我都没有那种失去至亲的痛苦。直到我回到学校，发现老师同学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才在校外自己租的小房子里哭出来。可青春期的我，觉得男人是不能哭的，所以又咬牙忍住了。

我连续几个晚上做了跟我爸有关的梦，大多都忘了，只有一个印象深刻：他在山上泡温泉，温泉水是金色的，很暖和。我妈带着我和妹妹去找他，爬山，爬着爬着只剩我一个人了。我爬到山顶发现他不在山上，而是在山下的一个院子里泡温泉，于是又下山。好不容易到他身边，我正准备进池子，他突然说，“先去洗个澡再下水”。

我就去卫生间淋浴，洗着洗着我就醒了，到底是没泡上温泉。

2

我妈独力抚养我和妹妹后，压力很大，基本上一天到晚都没好话，一张嘴就是骂人。她说自己在外面干活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一回家就怒从心头起。

2014年初中毕业后，我没考上好高中。而我妈已经明摆着不会继续供我上学了——当时家里欠着外债，确实困难，于是我很快在镇上的家具店找了份工作，月薪1200。那家店挺大，一楼卖家用电器，二楼卖家具。我最初是售货员，但那时人很内向，根本不堪此任，然后就被派到二楼干体力活了。

家具店老板是个离了婚的胖男人，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穿着T恤短裤坐在柜台后面玩手机。店里的经营是另一位瘦主管在抓，此人精明强干，属于那种在社会上混了很久的老油条。

店里还有一个专职送货的师傅阿波，快30岁了。他很照顾我，因为我年纪小，就喊他“波哥”。波哥跟主管是同一种人，但还有一点贪玩和意气用事。店里个刚满20岁的女售货员，他居然没几天就给追到手了，两人搞对象的事在店里经常被大家开玩笑。过了几个月，他和售货员同时请了几天假，说要去办点私事，后来我们才知道，售货员怀孕了，他们两个是去做人流。

有一天波哥和售货员在店里大吵了一架，起因是波哥逼售货员删掉微信里的男性朋友。这个事搞得店里气氛很僵，那天下班时间都没到，波哥就悄悄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上班——

他和售货员当然也就此分手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波哥主动联系我，说他开了个洗车场，缺人，想让我跟他一起干。他给我开月薪1500的工资。我在家具店干了快一年，月薪慢慢涨到了1800。但老板对员工很刻薄，一直在压我们的工资，陆续逼走了很多人。因为工资低，招人费劲，于是多出来的工作就分配到仅剩的几个员工身上，搞得我们都有怨气。所以，波哥叫我过去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打电话给老板说了一声，就算离职成功。

2015年5月，我开始在洗车场上班。

这份工作一开始非常悠闲，因为压根儿没有生意。波哥给我画了好大一张饼，说洗车场将来做大做强了，就让我当合伙人，我们一起当老板。但事实上，他每天入不敷出，一直亏钱。平日里好歹有几辆车上门让我们服务，下雨天则完全没人，鉴于洗车场只有他这个老板和我这一个员工，所以他索性关门，给我放假。

那时我每天都盼着下雨天，这样就不用上班，可以到网吧打一整天游戏。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进网吧了，先是玩《穿越火线》，后来打《英雄联盟》，打得不好，但很上瘾。毕业工作后我吃住都在家里，所以工资的大头要交给我妈，每个月几百块钱的零花，基本都被我花在网吧里了。好在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养成为游戏充钱的习惯，直到如今我还是“0氪”。

几个月后洗车场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一天能有几十辆车来，光靠我和波哥根本忙不过来。波哥舍不得雇人，于是叫亲戚来帮忙。这个时候，他变得要面子、摆架子了，有气就随便往我们身上撒，连他妈妈来洗车场帮忙的时候都被他恶语相向。

我的工资一直没涨，他说将来要培养我当管理者，但说实话，我不太相信自己在16岁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份能干一辈子的工作。

我也不太想一辈子都干这个。

3

2016年，我跟着堂姐夫去了昆明，这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堂姐夫在五华区开汽修厂，但我并不是要去他那里工作——他帮我找了熟人，把我安排到修理厂附近的长安4S店，当漆工学徒。

我跟的两位师傅，一位姓李，一位姓何，李师傅主要教我手艺，何师傅给我发工资。刚去时我的工资只有600块钱，要不是店里包吃包住，真要活不下去。

4S店的生意分淡季和旺季。淡季一天就一两辆车来，铜工（钣金）先将车身上大的凹陷拉平，把损坏的配件换掉，然后再分给我们漆工。

漆工的工作很像泥瓦匠，先用一层腻子把车身表面填平，然后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把多余的部分打磨掉，一开始打磨全靠手工，一张砂纸一桶水，要磨上几个小时。当然，刮好的腻子也可以机器打磨，当时整个4S店里只有2台干磨机，大家轮着用。这玩意倒是省时省力，但有一个巨大的缺点——扬尘。用它磨腻子，会把整个工作间弄得到处是灰，操控机器的人更是难以幸免，这种环境里，就算戴着防毒面具，尘肺病也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待磨到车身表面没有凹凸不平的地方后，便可以调配底漆，覆盖在刮过腻子的地方；喷过底漆之后还要继续磨，把底漆磨到光滑为止，才能把车挪到喷漆房里，戴上防毒面具，用色漆和清漆对表面进行喷涂。等油漆晾干之后，理想情况下，这车会和新的一样。

但理想永远是遥不可及的。

这些工序每一步都很重要，可每一步都没有一个可视化的标准，衡量“好”与“不好”只靠一样东西：手感。我练了3年才练出这个鬼东西。说实话，我是有点笨，是这份工作让我感到折磨的原因之一，也是它逼我天天正视自己的无能，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什么也做不好。

带我的两位师傅性格截然不同，何师傅较为反复无常，甚至有点口蜜腹剑。他惯于和别人做表面兄弟，别人对他有用的时候他就勾肩搭背，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一旦没用了就恶声恶气，经常背后说人坏话。相较之下，李师傅就耿直多了，有什么说什么，不论对领导还是同事都不假辞色。

所以当他骂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真的没做好。

4S店的旺季在年关时节，天气冷了，我们有条件的时候打磨都用热水。即便如此，皮肤皴裂和长冻疮也是免不了的。手上长了冻疮以后，皮肉就会肿起来，肿得不能再肿，就会裂开，然后汩汩流血，整个手又痒又痛。可我们组一天会分到十几辆车，活儿根本干不完，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1点之后，最极端的时候曾经捱到凌晨2点。我那时候算过，冬天我平均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基本上除了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在干活。

业绩好也和我没关系，我的工资会涨，但拿不到提成，涨过了就是固定的。干汽修3年，我的工资从600涨到3500。李师傅的工资也是固定的，一个月6000，只有何师傅是拿提成的。

2019年初夏，4S店生意奇差无比，据说当时整个汽修行业都不好过。李师傅离职了，何师傅也想提桶跑路，跟我谈了两次，我也就辞职了。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十分折磨，现在看来，学汽修3年，过一天算一天，纯属浪费生命。这3年因为没钱消费，我很少走出五华区。我的钱有一半存起来给了我妈，总算把家里前几年欠的债给还清了。

当时我堂姐夫沉迷比特币，为了发展下线，跟我提了好几次，想拉我入局。我给了他6000块钱买币，交易账号也在他和我堂姐手里。后来我们联系少了，他们也一直没跟我提这事，是赚是赔，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离开4S店之后，我不想再每天下班后身上都脏兮兮的了，很渴望做一份能穿着干净衣服干活的工作。我心里已经后悔自己没好好念书，以至于如今连找一份每天只干8小时的工作都成了奢侈，于是开始打听成人自考的事。

在昆明又找了一圈工作，没找到合适的，我妈干脆就让我回家，说趁此机会把驾照给考了。

2019年7月，我离开了昆明，我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4

因为科目二结束之前每天早上都要去驾校练车，所以我就在大理的酒吧找了份夜班工作，每天下午3点上班，管饭，吃饭时间在下午3点、下午5点和晚上12点，月薪2800加卖酒的提成。

这家酒吧不大，但员工不少，分为销售、前厅服务员和舞台演员3类。

销售全是年轻漂亮、能说会道的女孩，她们主要在门口揽客，客人在酒吧的消费算做她们的业绩。

服务员全是男生，工作和餐馆里的传菜员一样，销售会把每桌客人要的东西记下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给送过去。除此之外，我们还负责洗厕所、倒垃圾和打扫酒吧厅面的卫生。我们卖酒的机会其实不多，多半都要等已经点过一轮的顾客点第二轮时才有我们的份。

舞台演员都是俊男美女，他们白天在家里开直播，晚上5点到酒吧吃饭，然后准备上台表演。有时候白天也会来，因为要排新的节目。6、7个人轮番上，每人一晚上都要换7、8次衣服。酒吧里还有个调酒师，他每晚有个固定上台表演的节目，扔酒瓶子，有点类似杂技。

演员们的下班时间是最早的，11点就走了——大理古城很小，商业区和居民区挤在一起，11点之后就不让再放音乐，要防止噪音扰民。服务员和销售下班没个准点儿，客人什么时候走光就什么时候收拾，一般凌晨2、3点酒吧就没人了，但也不乏要在店里待到黎明的熬夜神仙。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过渡性质，2个月后驾照到手，我就辞职了。我打定主意要干一份收入稍微高点的工作，9月初在手机上注册了一个“美团众包”的账号，想要去送外卖。我妈觉得我学了3年汽修，这就放弃，有点可惜，但又害怕我在车间里天天吸粉尘油漆，将来会得病，就由着我去了。

“美团众包”一注册，就有人打电话联系我让去面试。第二天到了美团站点，人事看过我的身份证和健康证后，给我稍微讲了一下待遇和工作模式，面试就算通过了。我这才知道，原来美团在大理没有“众包“，只有“专送”。骑手一个月额定送单数目是600单，底薪3000，送一单外卖5块钱提成——不管天上下不下雨、路程远还是近，送一单就是5块钱，没有例外。现在看来，这有点“霸王条款”的意味，很容易就能辨别出站点对骑手们公开的“政策”里明显有不尽不实和隐瞒不报的部分。

但当时我觉得可以接受。我和一个初中同学一起租了个月租800块的房子，同学听说我在送外卖之后，他就来跟我一起干了。

第一个月，我们两个都非常勤奋，即便路不熟，最后也拿到了5000多的工资。一天送8小时，一个月休4天，相比之前我干过的那些出卖劳力的工作，送外卖简直可以说是悠闲和暴利。我甚至还有闲心利用空余时间背单词、学英语——可能是社会的毒打终于令我长大成人了吧，我觉得必须得给自己规划未来。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我看来并不算是贬义词，人因为物欲旺盛、感情丰富，所以才有动力想改善自己的生活。

送外卖的第二个月，我一切如常，但同学懈怠了。骑手的上班时间是按工时计算的，系统派单也会优先派给离商家位置更近的骑手，所以只要我们离开美团站点负责的商家范围，就可以一直空耗时间而不用接单去送外卖。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在午高峰和晚高峰订单多的时候出去干活，剩余时间不是在家休息就是在网吧打游戏。

这个月，我领到5900的工资，而他只有3000多，但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他不找我借钱，我也没什么资格管他。

送餐高峰的时候，送外卖时间非常紧张，每个人都要学会单手扶电瓶车、低头看手机导航的本事。我们站里当时有一位同事在送餐途中出了车祸，挺严重的，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我后来在站长宣传道路安全的时候见了同事那辆被撞坏的电瓶车，车身的塑料件碎得七零八落，连插在车上的钥匙都弯了。

除了这种大事故，平常我们小磕小碰也不少，我曾经就连人带车摔过好几次。入冬后，我在外裤里面还穿了一条棉裤，有次摔倒之后外裤没磨破，回家一看，里面的腿全是血。

外卖送了不过4个月，我就晒得跟鬼一样黑。那时候每天要打好几十个电话，见很多陌生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大部分的商家和顾客都很友善，刻薄又难伺候的终究是少数。我感觉自己的心态在快速地变成熟，当时心想：我一定要把本科学历考出来，将来要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我和同学原本是平摊房租的，但后来他没钱了，我只好先垫上。令我不舒服的是，即便到了如此境地，他仍然不思进取，还带了个朋友回来过夜，往家里硬塞了一个人。他说这个朋友同家里闹矛盾，被父母赶出来了，身上又没钱，无处可去，于是只好收留他几天。明明是我在负担全部房租，他收留别人之前却不跟我商量，我很愤怒，但只能忍了下来。

早上，我和同学都要出门上班，那个朋友就留在我们的屋子里一天到晚用手机打游戏。我回来之后有两次发现他用了我的牙刷和毛巾，已经快爆炸了。后来这人连手机话费都充不起，上网还要靠我们给他开热点。我实在难以忍受，对同学说，赶紧让他走，否则你也搬出去吧。

同学面子挂不住了，收拾东西和朋友一起走了。我一个人住着月租800的房子，清静得不得了。

2020年元旦节那天，单子特别的多，所有骑手上满8小时班之后都不准下班，被站点强制留下来继续送外卖，否则就按开除清退处理。每个骑手同一时间段有近50份外卖要送，根本送不完，派单派得一团乱麻，每份外卖送出去都至少超时30分钟以上。“开除”后来被证实是唬人的，但我当天奔波到了凌晨4点，而微信群里通宵跑单的同事还大有人在。

那天晚上，我把外卖交到客户手里时，有人对我说“新年快乐”，我也回他一句“新年快乐”。但实际上，我的真实感受是“同人不同命”，你确实快乐了，我呢？我“跨年”这一天被冷风吹得嘴唇子都裂了，脸也皴了，大鼻涕都快流出来了，我快乐个屁。

之后没过多久，我辞职了，我已经看明白了，送外卖虽然赚的不少，但实在没有前途：站点用了不少严厉的政策，动辄就要罚款数百元；送外卖总会遇到超时的烂单、孤零零的远单，有的人在路上电动车突然坏了，他身上的外卖就得交给别人来背。

我想在家过完年再找新工作，不成想没过几天，新冠爆发了，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了。

5

那个年过得很煎熬，不让出门，连买菜都困难。家里每天除了米饭，唯一的菜就是炒土豆片或者土豆丝，后来连土豆都吃完了。猪肉的价格一度涨到30几块钱一斤，还特别难买。我妈在家缝十字绣，我妹每天睡到中午，下午学习，晚上看电视剧。我无所事事，只好看书，愣把村上春树的两本厚小说看完了。

不太喜欢，可能是因为我读不惯日译本。

我还入坑了剧本杀——那段时间估计除了一线的防疫人员，大家都很无聊，随便在微信群里喊一声，就能喊来7、8个人玩线上的剧本杀——复产复工之后，想叫人就困难多了。

在家待了3个月，封城解禁了，我妈极力推荐我去厂里上班，跟我说厂里待遇好，包吃包住，月薪也高，适合攒钱。就这样，2020年4月初，我从大理坐火车又到了昆明，先到中介公司报名，他们就拿出位于全国各地的招聘启事给我看，让我自己考虑想去哪儿。比对过时薪之后，我选择了一家在南京的电子厂，因为它能给到20块每小时。

然而，中介公司骗了我们，跟我们说在厂里是坐着上班的，日常只要穿工作服就好，不必穿无尘服。结果待我们一行几十个工人到了南京之后才知道，进车间必须穿无尘服，一天12个小时要一直站着。我们的身份证都被他们收走了，电子厂的领导对我们说：“就这个条件，爱干不干，不想干的人到我这交600块钱领身份证。”我们质问他凭啥收钱，他说这是公司把我们“运到南京”的路费。

可恨我当时没有录音。

大部分人留下来了，厂里给我们分配了宿舍，6个人一间屋子，上下铺。舍友们各有特点，相处还算比较融洽。我在他们之中大概算是最有行动力的一个了——虽然政府鼓励复产复工，但因为疫情原因，厂里经常放假，周末是不上班的，我就利用这点空闲时间在南京逛了一圈，把不要门票的著名景点都去了一遍。南京果然是个大城市，但没我想象当中那般繁华，绿化居然做得很好。人人都说云南山清水秀，可我觉得大理的风光远远不如南京。

工厂里的生活很单调，活不难做，机械重复，完全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连上厕所都要向领导报告。后来我看过一个叫《山海情》的电视剧，里面讲宁夏的农村人到福建莆田的工厂打工，看完只觉得充满了童话色彩——在我看来，想和电视剧里那样靠在工厂打工赚钱出人头地根本是不可能的，当然，也许是时代背景不同吧，说不定在剧里的那个年代，工人的待遇就是有那么好。

我们拿的是时薪，由于厂里经常放假，第一个月下来，我只拿到了1000多。我和流水线上的领班混得很熟，打听了一下，发现连她也没有5000块钱工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上当受骗的愤懑，当即就决定不干了。

上班一个月了，身份证早就还给了我们。我回去问舍友谁愿意跟我一起走，他们都很迟疑，犹犹豫豫，我直接收拾了行李独自离开。

我拖着行李在南京到处走，简直像在流浪。两天后，由于亟需一个住宿睡觉的地方，我去应聘了快捷酒店的前台，本来这个岗位一般都是要女性，但酒店长时间招不到人，就放宽了标准，连男生也要。

我在酒店入职是2020年的5月，距离我的21岁生日只剩1个月的时间。

6

这家快捷酒店在高铁站附近，以前客流量非常好，但受到疫情的冲击，生意比较惨淡。据说在我来之前，老板刚换过，新老板留下了所有的老员工。领导说，虽然在外面看着架子大而不倒，但新老板一直在亏钱。

酒店排班是“上二休二”，1天白班，1天夜班，然后休息2天，一班要上12小时，挺轻松的，甚至做个副业都绰绰有余——店里的厨子和工程师傅，都在兼职跑网约车。

不过员工宿舍的条件很差，在天台上，宽带、WiFi都是我们自己拉的。我和3个同事同住，宿舍没有窗户，光线全靠从门口进来，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屋子里都是黑乎乎的。宿舍里有台年岁久远的立式空调，好用，但很耗电。电费是均摊的，为了省电费，我们一般不开它，各自买了电风扇放在床头，一天到晚吹个不停。

我在这家酒店干了1年多，在同事里算时间比较长的了。酒店一直在招人，但服务业好像没人愿意干似的，招到的新人总是没过试用期就跑掉了。这就把我给“显”出来了，店长说，等招到人就升我做值班经理，待我也与别的同事不同。职还没升，我就渐渐接了一些管理的工作内容，日常也很操心，经常要陪同事们加班。

能力被大家认可了，我的自信心也加强了。我利用工作之余学习，在南京报了自考，到现在也过了几次考试，虽然分数不高，但都及格了，比我想象中要简单。

在酒店工作，我见识了各色人等，其中最难缠的是醉鬼和嫖客。醉鬼就不用说了，神志不清，开房时连登记手续都需要别人帮助完成。嫖客不一样，他们是清醒的，又分明地透出无耻。

一般都是在夜里，嫖客会先跟小姐谈好价格，然后自己先到酒店去开一个房间，等人进到房间里就给小姐打电话，把房号告诉她，让她自己进来。

酒店前台的登记系统和派出所是连通的，每个进房间的人都必须用身份证登记。小姐最怕这个，往往装得会理直气壮，让我们以为她们是已经登记过的客人。她们进酒店也不问前台房间在哪，自己没头苍蝇似地乱找，我们看到就会拦下来，逼她们登记。

到了这一步，要么小姐妥协了用身份证登记，要么就是和嫖客的生意就此告吹。吹了之后，嫖客肯定不甘心，往往要求退房退钱——酒店里一半的纠纷都是因为嫖客要求退房引起的。

我们酒店的保安是个老头，晚上12点之后就会在沙发上打瞌睡。有一次我上夜班，有嫖客来退房，我不同意，他当场就跟我吵起来了，吵完之后还打电话叫人，叫来一个“兄弟”，然后和我说：“我们到外面解决一下。”

言下之意，店里有监控，他想把我叫到外面打一顿。

我差点就跟着出去了，他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不止他想揍我，我也想揍他两拳。但想了一想，还是不宜做亏本买卖。我甚至盼望他按捺不住在摄像头底下就动手打人，那就不用说别的了，我直接报警索赔。

后来他没敢动手，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更可惜的是我最终没能等来升职。

酒店的员工一直在离职，今年清明节的时候生意回暖了一阵，但随后又冷清下来，就连紧随其后的端午节也没能提振士气。6月份的时候，领导突然通知我们说，老板还是把酒店转让了，下一个新老板要搞装修，我们这批员工一时间全部失业。

我们聚在一起说要申请劳动仲裁，但后来走的走，散的散，最后也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事到劳动局去问了两次。劳动局的人刚开始说给我们调解，调解没成功就要打官司，听到这个，我们也没心情折腾了，最终各奔东西。

后 记

很多很多年前，我最想去的地方是纽约，其次是上海。我当时看别人的杂记，说北京是砖做的城市，西安是石头做的，而上海是玻璃做的。彼时深以为然，一心想见识一下上海的繁华。

来南京之后，我的幻想破灭了，因为这里离上海很近，也是“新一线城市”，却与我想象当中完全不同。没来这里之前，我只能在视频和照片里面了解大城市，以为这里的人个个都衣着光鲜，纸醉金迷，就好像飘在云上一样。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视频里的都是有钱人，穷人在哪里都要讨生活。

即便如此，南京依然比大理强多了。我今年22岁，工作已经7年，要我说一句真心话，我恐怕会说“不想回家”。

因为大城市不止有纸醉金迷，也有打工人每天在为了点外卖的时候省三四块钱、关注好几个公众号领优惠劵。

编辑 | 王朝辉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