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长日孤独的沈阳 | 李海鹏

性格：沈阳人乐观吗？

一个沈阳人去到外地会遭遇“语言的所指和能指”这类困扰。你把“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说给沈阳人听，他会警惕地盯着你，想从你的神情中判断出点什么。除了喜欢卖弄酒量的个别大哥之外，不太傻的沈阳人遇到被人说成“豪爽”肯定会心有疑虑，如果说话的北京人，他会怀疑对方自恃聪明，在说他傻；如果说话的是南方人，那问题就严重了，他也许会想他遇到了一个骗子，那么该不该动手呢……在别人都赚到了钱的时代，在思维上依旧活在20世纪的沈阳人开始丧失自信力了。

传统的沈阳性格是豪爽、自大、懒散、仗义，有着很重的卡通色彩。

八十年代，在粤菜餐馆兴起之前，一般沈阳人普遍误解自己的饮食是全国最好的。他们依据的是辽宁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在节目里，全国烹饪大奖得主刘敬贤以热爱家乡的豪情一边炒菜一边说，辽菜打破了中国四大菜系结构，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尽管得到推崇的只是他个人的一道“兰花熊掌”。正像所有中国人都曾相信女排的胜利具备象征意义一样，更天真的沈阳人也相信奖项的象征意义，而且相信的时间更长、程度也更深。在当时的学校里，除了全国通用的地理课本之外，还有一本《家乡地理》，里面印有清故宫和昭陵的彩色照片，还列举了本地的一些品牌：双喜高压锅、红梅味素、沈阳啤酒……教育者让它们发挥象征意义以教育孩子们热爱自己的城市。

当年太原街上的沈阳冷食宫只卖三种雪糕：小豆、奶油、山楂。著名的圆路餐厅的元宵馅不超过四种。与其说沈阳的饮食不够精细，不如说沈阳人没有把事情弄得精细的性格。

粗放的饮食、粗糙的起居，在民俗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外地人心目中，沈阳人被赋予了与酸菜白肉和东北大炕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形象。由于有外来的冲击，沈阳人自己也觉得在生活习惯上有改进的必要，但是时尚青年的举动很难改变整个城市。事实上，想改变沈阳人的生活习惯是很难的，至今走在沈阳街头，你仍会在一般饭店的招牌上看出这里经营的面条种类要比其他城市少得多。

饮食代表了沈阳的性格和文化。沈阳女人的浓妆是与她们日常食用的酱汤联系在一起的，有着类似饮食习惯的韩国也是浓妆文化。这个城市喜欢浓重的口味，清蒸鱼和略施粉黛同样被看作是寡淡的趣味。

因此沈阳人会嘲笑上海人的饮食，认为甜和量少是缺乏男子气的表现。上海男人在沈阳尤其被看作是娘娘腔，至于上海女人，沈阳人认为太嗲了，说话也难听。

自大与懒散总是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发展停滞、腐败和黑社会丑闻曝光、社会秩序混乱的今天，外地的看法似乎是沈阳人出乎意料地乐观，但实际上，乐观是很难谈得上的。沈阳老百姓无法从当地媒体上看到细致的黑丑报道，也没有上网浏览相关的各种爆炸性新闻的兴致，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由于有各种异常发达的小道消息渠道，他们每天都活在新闻里。你很难说75万人口70万人下岗的铁西区是乐观的，在寒冷而又交不上采暖费的冬天，他们不能靠传闻取暖。他们沉默是因为性格中的懒散，还有些漠然。

曼昆说，一个地域的发展水平总是由当地居民的平均素质来决定的。那么在管理责任之外，沈阳人自己不该为今天的窘境承担部分责任吗？

曾经在生意场上嘲笑广东人抠门的沈阳人一觉醒来，发觉世界已经陌生。他们为脱离时代的价值观，或者更本质地说，为了豪爽、自大、懒散、仗义的性格而付出了代价。由于这一性格，他们在黑丑元素膨胀的几年中犯了混噩无知和过度容忍的错误。否则宵小如夏任凡，光凭胆大心黑和上层关系，恐怕也无法建起令刘丽英目瞪口呆的附带停机坪的别墅。

沈阳市民至少是中国最忽视自己权利的人群之一。套用著名的句式说，他们被拿走了一只苹果，没在乎，拿走了一只鸭梨，没在乎，等到被拿走整个果园时，已经没有力气在乎了。

关于沈阳人的性格，应该更相信法国学者丹纳对俄罗斯文艺的评论：冬日肃杀的景致会使人养成容易悲戚的性格。判断乐观还是悲观，不能只看表情，还要看在行为上是振奋积极勤还是黯然疏懒。

文化：孤独的怀旧城市

沈阳缺乏大国民文化，历史上的几次大震荡几乎都发生得非常平稳，看不出自主选择的痕迹。在努尔哈赤攻击东北各城的历史中，占领沈阳是最容易的。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的伪满统治中都没有遭遇大规模反抗。这两次骤变都促进了沈阳的急速发展。

大事件中的温和与日常生活中的暴烈，使沈阳人的形象显得非常矛盾。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件趣闻也许能够隐喻沈阳在经济时代的困境。

当年11月1日，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兼53军和青年军第207师拒不投降，解放军于11月1日发起总攻，攻击发起后仅二十分钟就突破防线，进入了市区。零星战斗持续了30多个小时，到2日傍晚，沈阳已经被解决，共歼敌13.4万余，缴获大炮1658门，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

有趣的是，据刘白羽的一次记述，当时有股胡子被奇特地夹在了两军中间。这股胡子势力不俗，足有几百人，可以想象是当时的民间霸王之一，但是遇到正规军当即完蛋。他们在两军对峙的夹缝地带窜来窜去，被双方交替反复扫射，最终覆灭在大雪之中。

草根性的胡子文化从1948年开始，或者说，从关内文化完全入主东北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蚀灭的命运，但是后来的部分沈阳人依旧沉迷于这种虚幻的近乎堂吉诃德式的想象快感。

另外，在大南门大帅府的东北角有三间青砖瓦房，是一代枭雄张作霖的的“精神家园”：正房里是关公的塑像，关平、周仓侍立两旁；东殿里则供奉着张家的祖宗灵位。

斗狠、义气、家族，是解读沈阳黑社会不能忽略的三个关键词，与非法利益并行，这也是当地黑社会形成的主因。

暴力行为在沈阳的特色，集中在“立棍”概念上。“立棍”的意思跟“笑傲江湖”差不多，在语言色彩上还要更酷一些，有挑战天下、不遗世却要独行之意。实际上必然会有人出来迎战，即所谓与“立棍”对应的“撅棍”，意思是你就立吧，我给你撅折喽。支撑这个过程的是非常强烈的快感，是“非功利”的，可以与港台黑帮片中主角出场时诱惑观众快感的慢动作相参照，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地域的胡子文化的血脉。

值得注意的是，“立棍”与“撅棍”并非黑社会独有的切口，而是一度非常流行的民间语汇。在前些年沈阳市法院的判决书上常常出现这样的用语：某某某一贯横行立棍……如今30岁上下的沈阳人在上中小学时都开过这样的玩笑：“你立棍啊？找死啊？”现在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是：“行，你够狠。”

生活越是乏味，暴力行为就越多。据说外地人曾有这样的疑问，想到沈阳滑雪，但不知该找怎样的当地朋友才能免于被抢劫？实际上抢劫这类犯罪行为在沈阳并不太多。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在沈阳并不是特别醒目。沈阳人普遍相信卞锋的确对曲乐恒说过“我是黑社会”，但是你不能单凭这句表白就判断他到底黑不黑。在沈阳，一个娱乐城的老板也许黑，也许不黑，但是他肯定会在私下的场合炫耀自己与黑社会的瓜葛。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黑社会成为一个时尚标签，那么的确是在文化上出了一点问题。

排遣精力有很多种方式，非洲方式是跳舞，美国方式是体育，广州方式是赚钱，上海方式是小资，沈阳方式是什么？既然人类的需求可以被心理学家划分为固定几种，那么显然沈阳人也不会有更多的独特性。也许我们还可以公平一点，在考虑排遣精力的方式时，在排列出文化原因之前也考虑可能性的问题。

沈阳显然缺乏跳舞、体育、赚钱和小资的气氛，暴力行为还是要归结于生活的乏味，生活的乏味还是要归结于发展的迟滞。

在经济时代，做胡子的快感已经死了，但是它像《第六感》中那个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的幽灵，依然游荡在沈阳。

大约10年前，黑社会成员公然闯入辽宁歌舞团院大院强暴女舞蹈演员，其肆无忌惮类似南美洲“高乔”歹徒的癫狂。这并不是为了钱，甚至也不是为了性快感，这是一种凌驾于他人自尊之上的快感，特殊的暴力心理的特殊快感。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黑社会现象范畴之内来谈论的。

对政治与权利的漠然，满族、朝鲜族烈性性格的渲染，移民心态的含混，甚至在周边的辽南、辽西等地区盛行的巫婆、狐仙的萨满传统的侵淫，造就了沈阳复杂、守旧而孤独的民间文化。每次革命与哗变的不参与，实际上一方面表明缺乏求得荣华的欲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思维陈旧，只能是除了现世生活之外别无立场。

生活：汪洋般的平民色彩

沈阳的文化基础在全国各省会城市中应该是比较好的，所属的大学无论从数量、种类、级别来说都还不错。沈阳人绝对不是漠视知识的人，如果在全国各地寻找对戴眼镜的人抱有尊重心态者，也许是沈阳最多。沈阳人的问题是，只知道站在远处尊重知识，但不愿走近知识人群，甚至在尊重之余还对知识分子抱有一丝同情。在2001年之前，沈阳人很难相信他们在街上遇到的“使劲花钱”的知识分子真的“有钱”，他们一直以为只有在鞋城和五爱市场才能赚钱。他们对了90%，错了属于未来的那10%。如今东软集团的员工别墅区渐渐地为沈阳人所知，沈阳人才突然发现自己走进了21世纪，但却是最后一个。

冬日暮色中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们坚决地拒绝孩子想在路边小摊上吃点麻辣汤的要求，允诺买个新的方格本以做安慰，这在沈阳是常见的情景。苦闷的沈阳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的功课上，2中和育才中学作为著名的好中学在一般市民心中几乎带有某种神话色彩。了解沈阳的人会知道这决不夸张。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把知识转化为生活工具的办法。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必然是很少的，而且越缺乏知识传统的家庭就越是难以实现鲤鱼跳龙门的跨越。

夏天，在马路边喝几杯雪花扎啤，吃鸡架，啃“大骨头”，是沈阳市民生活的典型场景。在小区里常常有人赤膊打扑克，赌注很小。无所事事的日子来了又去，城市中落满灰尘。

外界对沈阳有许多传闻，准确程度各不相同，而最准确无疑的一点是：没钱。讲义气的人必然只遵守义气范围之内的诺言，由于缺乏合同意识和等价交换意识，沈阳人在全国性的交易过程中显得格外孤单。穆绥新曾向小姐收费，收上来的钱虽然不多，却一度在城市中造成了灯红酒绿的假相，据说最得益的是出租车行业。因为半夜以后依旧有活可干，当时沈阳的出租车数量猛增，而繁华不再的如今，出租车只能是空载得更多。由于政府默许，当时沈阳的色情业分外发达，至今走在沈阳街头仍能看到很多早已停业的不开窗口、只有一扇门通往幽深内部的娱乐场所，大多是当年陈迹。

没有杜牧那样的诗人来美化，沈阳的色情业注定不能像当年的扬州那样具有诗意。事实上，色情业会伤害一个城市，就连从经济统计的角度考虑也是如此，周边地区来的女孩抽空了很多沈阳中老年男人的钱包，让他们的孩子没法念书。

肉，在铁西区仍然是好吃的。前几年渐渐形成的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正是建立在有贫可笑的基础之上。任何自暴自弃、丧失自尊，都有一个肇事者。

从生活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沮丧的城市。

被穆绥新称为景观路的青年大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并无景观，这条路没有欺骗沈阳，但是这个冒充政绩的叫法欺骗了沈阳。曾经横在这条路上因为增添交通困难而被市民戏谑为“新加坡”的三座单层立交桥没有欺骗沈阳，但是建桥分红利的“创意”欺骗了沈阳。假如生活欺骗了沈阳，它不要悲伤，不要哭泣？

希望：年轻人的选择

信息的缺乏，或者说资讯的不新鲜、不流通，是沈阳的大问题。普通沈阳人不知道外界的发展程度与速度是这个城市的首要问题所在。他们越是没钱旅游，就越是没钱旅游。

除去经济指标之外，沈阳在各个方面都可以位居全国城市前列，但是在建设并得到这个庞大的城市的过程中，沈阳人并没有积累下来日日工作、主动工作的习惯。

满清前期作为陪都，沈阳经历了快速发展，从小城市进步到大城市。日占时期沈阳形成了工业基础。建国后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发展，此前从黄姑区碧潭公园到和平区中山公园之间的大面积荒野变成了繁华市区。

三次大发展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沈阳人的主观才能并不占主导地位。

也许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与其他城市相比，沈阳更依赖于管理者的清明，尽管这显然不是个好的办法。

提出“持续现代化”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查普夫教授说：德国人认为是德国是德国人的，所以有战前的排犹；德国人认为德国是德国人的，所以有战后的经济奇迹。自豪感是把双刃刀，指向双方。但是缺乏自豪感更糟，这把单刃刀只指向自己。沈阳是沈阳人的，但沈阳人并不像上海人爱上海、大连人爱大连那样爱它。它不能获得在全国范围内受到逅病的资格，因为它甚至缺少引人注目的愿望。另外，非常明显，沈阳人还没有适应市场经济。

如果人类学家关于热带人更懒惰一些的原因在于衣食无忧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沈阳是一个寒冷的热带。沈阳人的祖先大多是在三次大发展过程中从各地迁徙来的移民，这里没有黄金，不能培养对财富的夸张的欲望，但是有同热带一样优良的生活条件：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达到当时的小康标准的轻易，再加上寒冷冬天里必然无法劳动养成的喜欢舒适的习惯，足以消磨人的进取精神。在传统的沈阳冬天，甚至就在20年前，沈阳人住在由工业余热供暖的房子里，透过窗子看乞丐在街上行走，并不知道将来有一天会丧失这温暖。当时乞丐们被统称为“关里老侉”，沈阳人的关里关外的地理意识是非常强的，而且隐约有种庆幸感。

社会建设上的谬误当然是最重要的症结，但是沈阳人的草根性在经济困境中的作用也不能回避。沈阳人必须从单独的、随意的生存形态中走出来，接受以契约为基准的现实状况，而首先需要的，就是信息。如果一袋茶投入到一杯开水中，开水必然会渐渐变色，但沈阳的问题是，水已经开了，但还是白的。

昆德拉说，傻就是对荒诞的处境做出荒诞的反应。现在在外界的看法中，沈阳人也许是够傻的了。但是公平地说，沈阳人的智商并不低，他们只是缺乏做出导致正确的反应的正确的刺激。

年轻人是城市的希望，那袋茶悬在杯子上方，现在他们准备让它落下来。既然他们不能忍受不时髦，需要一点波澜、一点味道、一点变化，既然他们大多数只能坐在沈阳这个板凳上，那么他们就得想想办法带它得体地走进他们迟到了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