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忧伤》第九章
马特·麦卡利斯特 著
孙仲旭 译
至少我还拥有一些遗物。
当时，我把自己很多衣服都放在我妈妈那个有年头的深颜色高脚柜里，抽屉里有很浓的我妈妈衣服的味道，散发着我妈妈穿着那些衣服时抽的成千上成万根香烟的气味。我的干净毛线衫拿出来时带着的气味，好像我跟烟抽得一根接一根的太平间工人一起上了个夜班似的。我很喜欢那种气味，很想让它停留不去。
我在自己的书房里，撑起了我父母以前用过的厨房桌子——橡木的，古典的英国样式，漆成黑色，但是30年前，我爸爸把几个部位用砂纸打磨得没那么突出。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或是我姐姐往桌面背部贴过一个奇基塔牌香蕉的贴纸——它成了我的书桌。
餐桌上方赫然可见的，是我的曾曾外祖母的肖像，严肃，没有笑容，穿着带花边的黑色衣服，作画的是她丈夫，为19世纪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画家。然后是我妈妈的肖像，可能有18岁，穿着一件黄色衬衫和蓝色的毛线衫，在我书房墙壁上挂的这张肖像画里温和地微笑着，我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有这张肖像画。我姐姐的阁楼里，也冒出了我小时候会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后来又完全忘掉了的版画——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蚀刻画，画的是乔叟笔下的朝圣者，另外还有戴着大礼帽的乡绅在查看刚从河里钓上来的一条鲑鱼。我妈妈住过很多地方，我姐姐的阁楼里存放了很多她的东西，一藏很多年，直到她去世后，我和简才开始整理那些东西。我拿了她的眼镜和眼镜盒，发现鼻托处缠了根灰白的头发；我小心翼翼把这根头发装进一个铜制圆盒，拧紧了盖子。
我们辛辛苦苦翻拣了上百个箱子，里面有亚麻料桌布、沾有咖啡渍的杯子、木制蛋杯、中东的垫子、枕头套，还有我觉得最珍贵的那些用旧了的厨房器具。我挑出一个土豆捣碎器、几把大个儿的分菜勺、两把刮铲和两把萨巴蒂埃牌厨房刀，这两把刀磨了40年，刀刃略微呈波浪状；一个酷彩牌（Le Creuset）椭圆形蓝色炖菜盘；赤陶盘子；一个暗绿色深底盖碗；一打锅形褐色小瓷罐。我的厨房抽屉里和架子上能放多少她的厨房遗物，我就拿多少。这些东西使用过，而不仅仅是给看过或者放到哪儿过。我还记得它们给用过，也一次次因此而获益。它们为我介绍了上千种快乐之源：巧克力慕斯蛋糕，烤鸡，牛排等。出售家庭旧货时，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可是在我眼里，全都是无价之宝。
我们根本不急于全部整理好，而是一阵一阵地整理。我想尽可能拖长这个过程，这个重新发现我妈妈的物品的过程，也是重新发现我妈妈的过程，跟我姐姐一起，她的回忆比我的更清晰、范围更广。她一直喜欢听家庭里的故事，我以前则是避之不及，对那个似乎除了悲伤什么都没有的过去心怀敌意。我们整理那一堆堆东西时，她的回忆不断给唤起。“她买这个，是要送给你当结婚礼物。”我们久久看着一整套带绿边、金边的韦奇伍德餐具时，简说。这套餐具准确说来不算难看，但也不甚符合我的品味。简又解释说我妈妈买这套餐具时，我还十几岁或者20岁出头。从她购买到我真的结婚，要经过快20年。
我们开始分遗物后过了几个月，最后我们坐在地板上收拾到了最后一批。家传的镶钻石、珍珠的发卡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棕褐色珠宝盒里；有些照片上，是一九六几年时的一个漂亮女人在为她当摄影师的丈夫——我的爸爸——摆姿势；我送给她，现在又要拿走的CD。剩下来要分的只是她的书本，我们每人留了几本美术书、小说、诗集和历史书。我们把其余的放在一旁，准备送去慈善商店。我姐姐拿了园艺书，我对花花草草没有多大兴趣。
“那我可以拿菜谱书吗？”我问我姐姐。
“当然，不过我可以留着《法国乡间烹调》（French Country Cooking）吗？”她说，“这是伊丽莎白·戴维的第一本书。”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的妈妈最珍贵的书。
我姐姐把那些园艺书推到房间里她那一边时，我从米色地毯上那堆菜谱书中，捡起了《地中海食谱》（A Book of Mediterranean Food）。几个星期后，我意识到我姐姐把《法国乡间烹调》弄错了，《地中海食谱》才是伊丽莎白·戴维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50年，在战后实行配给制时。我妈妈的那本已经破损并变成了黄色，是1965年的再版本。它被称为是一本“企鹅版手册”，它也的确是一本手册，对于不怎么会烹调的一代妇女而言，这是本革命性的指导书，是在朱莉娅·蔡尔德（Julia Child）之前几年，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之前几十年。这是本快乐的书，快乐来自一个经过6年战争、邪恶、死亡和物资短缺之后仍然脚步蹒跚的大陆。这本书似乎对当时的女性说，战争结束了，现在该一起坐在餐桌前庆祝，去闻，去尝，去大吃大喝。
我翻阅了一下，挑了本《罗伯特·卡里尔菜谱》（The Robert Carrier Cookbook）。现在有谁会提起罗伯特·卡里尔呢？可是在我们家，他曾经就像家里的一个隐身成员。我妈妈小心把胶带剪成四方形的一段段，让这本书不致散架。几滴褐色的什么东西——是浇小排骨酱汁的早期版本吗？——洒在第336页和337页上，后一页上，印着我们以前很喜欢的小排骨菜谱。我已经忘了小排骨的事。
凯蒂·斯图尔特（Katie Stewart）是我们家里另外一个快乐的人。我拿起快要散架的那本《泰晤士报菜谱》——我妈妈只是称它为“凯蒂·斯图尔特”——我记得就是这本书，为我提供了16岁时第一次做菜时选的菜谱，给女孩子做菜，希望她们会跟我上床。“菊苣配火腿浇芝士酱汁“，57至59页。做得不好，也没奏效。
那堆书中，有本漂亮的1909年版《比顿太太家庭烹调》（Mrs. Beeton’s Family Cookery）和样子靠得住的两卷本《好居家烹调百科》（Good Housekeeping Cookery Encyclopedia）。还有几本伊丽莎白·戴维的书，也就是近几年我妈妈恳求我读的书，她跟我说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我想学习做饭，可以通过看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学会。她在世时，我对她的建议一直听不进去。我扫过一眼那几本书——大部分没有插图，一页又一页全是字，看上去像是一位老太太的菜谱，很花时间的教科书，而不是好读的烹调书。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平易近人的杰米·奥利弗的亲切感、照片、细致的指导，和纽约的三星级厨师做出来的巧妙之极的垂直叠放的菜式。“我跟你爸爸结婚时，连吐司都不会做。”我妈妈跟我说过，“伊丽莎白·戴维教会了我一切。”这些书指引她，让她心怀爱意和激动地学会了做吐司以外更多知识：《法国乡间烹调》，《意大利食谱》（Italian Food），《英国厨房里的香辛料、盐和芳香料》（Spices, Salt and Aromatics in the English Kitchen），《一个煎蛋，一杯葡萄酒》（An Omelette and a Glass of Wine）。
那堆书中还有最后一本，封面是脏了的蓝色皮面，上面是烫金的小写书名，直白地叫做《烹调书》（cookery book）。我打开这本书，扫了一眼已经发黄的剪报和手写的菜谱，是那种参差不齐、有棱有角的字体，我就像熟悉自己的字体一样熟悉那种字体。一个已经去世之人的字迹竟然那么有活力，我感到震惊，马上合上了那本书。
那一刻，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可能唤回我的妈妈：走进厨房，按照她的菜谱做东西。她的小排骨、巧克力脆饼、草莓冰淇淋——它们会成为门径，让我走进我已几乎忘记的过去、我曾经强迫自己忘掉的过去。食物最能唤起记忆——想起某些滋味，在厨房里，结合起某些味道，也许能一下子把我带回我的孩提时代。我当时坐在炉子旁边的一条板凳上，看我妈妈拿刮铲在搅拌碗里快速来回铲动，高兴地不去把融化的巧克力弄干净，我用手指就可以抿起来。即使她已经去世，我也可以跟她分享在美好的那几年里，把我们和我们整个家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厨房里，不管哪儿的厨房，我总是感觉接近再次拥有了一个家庭，即使组成那个家庭的4个成员天各一方，住在不同的房子里。我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在案板上切东西，旁边炉子上有东西在冒泡，台子上有杯葡萄酒，我觉得是某种好的、充满爱意的图景的一部分，即使我是在耶路撒冷或者巴格达。自从我自己的家庭瓦解后，我就一直怀念它，别人家的餐桌对我有吸引力。我一直很向往建立自己的家庭，可以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吃东西、聊天和欢笑的一家人。
我想把很久以前就已失去和破碎的再拼好。
我想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妈妈可以帮助我。她可以帮我把她从过去拉回来，好让我几乎能感到她跟我在一起，在厨房里。我对这点有把握。我应该读她的书，从伊丽莎白·戴维那里学习，我也应该一直学习，直到我在制作她的菜式时，不需要把书摊开在厨房里的桌子上。想来这样我就会做饭了——如她所定义的。比绘画和桌布更具效果，这些书和她的菜谱也许能打开我尘封的记忆，好让我再唤回那个年轻、神智健全、漂亮的妈妈，我对她只有片段的记忆。我妈妈差不多有25年时间没有照顾过我，我想找回我生命头10年里知道的那位女性，她把人间至味的饭菜放到我们的家庭和我跟她的关系的中心位置。这些书页她读过，她从伊丽莎白·戴维那里学习过，伊丽莎白·戴维革命性地推介有着大蒜、橄榄油、葡萄酒的地中海和法国码头餐馆世界，我妈妈对那些来者不拒，她做过那种饭菜，因为给她所爱的人做饭而开心。她把自己的厨房变成了她家庭里的磁铁。我无法再打电话在做饭方面向她请教，可是也许我不需要：她的书本可以教给我她所知道的一切。
孙仲旭 译
至少我还拥有一些遗物。
当时，我把自己很多衣服都放在我妈妈那个有年头的深颜色高脚柜里，抽屉里有很浓的我妈妈衣服的味道，散发着我妈妈穿着那些衣服时抽的成千上成万根香烟的气味。我的干净毛线衫拿出来时带着的气味，好像我跟烟抽得一根接一根的太平间工人一起上了个夜班似的。我很喜欢那种气味，很想让它停留不去。
我在自己的书房里，撑起了我父母以前用过的厨房桌子——橡木的，古典的英国样式，漆成黑色，但是30年前，我爸爸把几个部位用砂纸打磨得没那么突出。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或是我姐姐往桌面背部贴过一个奇基塔牌香蕉的贴纸——它成了我的书桌。
餐桌上方赫然可见的，是我的曾曾外祖母的肖像，严肃，没有笑容，穿着带花边的黑色衣服，作画的是她丈夫，为19世纪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画家。然后是我妈妈的肖像，可能有18岁，穿着一件黄色衬衫和蓝色的毛线衫，在我书房墙壁上挂的这张肖像画里温和地微笑着，我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有这张肖像画。我姐姐的阁楼里，也冒出了我小时候会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后来又完全忘掉了的版画——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蚀刻画，画的是乔叟笔下的朝圣者，另外还有戴着大礼帽的乡绅在查看刚从河里钓上来的一条鲑鱼。我妈妈住过很多地方，我姐姐的阁楼里存放了很多她的东西，一藏很多年，直到她去世后，我和简才开始整理那些东西。我拿了她的眼镜和眼镜盒，发现鼻托处缠了根灰白的头发；我小心翼翼把这根头发装进一个铜制圆盒，拧紧了盖子。
我们辛辛苦苦翻拣了上百个箱子，里面有亚麻料桌布、沾有咖啡渍的杯子、木制蛋杯、中东的垫子、枕头套，还有我觉得最珍贵的那些用旧了的厨房器具。我挑出一个土豆捣碎器、几把大个儿的分菜勺、两把刮铲和两把萨巴蒂埃牌厨房刀，这两把刀磨了40年，刀刃略微呈波浪状；一个酷彩牌（Le Creuset）椭圆形蓝色炖菜盘；赤陶盘子；一个暗绿色深底盖碗；一打锅形褐色小瓷罐。我的厨房抽屉里和架子上能放多少她的厨房遗物，我就拿多少。这些东西使用过，而不仅仅是给看过或者放到哪儿过。我还记得它们给用过，也一次次因此而获益。它们为我介绍了上千种快乐之源：巧克力慕斯蛋糕，烤鸡，牛排等。出售家庭旧货时，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可是在我眼里，全都是无价之宝。
我们根本不急于全部整理好，而是一阵一阵地整理。我想尽可能拖长这个过程，这个重新发现我妈妈的物品的过程，也是重新发现我妈妈的过程，跟我姐姐一起，她的回忆比我的更清晰、范围更广。她一直喜欢听家庭里的故事，我以前则是避之不及，对那个似乎除了悲伤什么都没有的过去心怀敌意。我们整理那一堆堆东西时，她的回忆不断给唤起。“她买这个，是要送给你当结婚礼物。”我们久久看着一整套带绿边、金边的韦奇伍德餐具时，简说。这套餐具准确说来不算难看，但也不甚符合我的品味。简又解释说我妈妈买这套餐具时，我还十几岁或者20岁出头。从她购买到我真的结婚，要经过快20年。
我们开始分遗物后过了几个月，最后我们坐在地板上收拾到了最后一批。家传的镶钻石、珍珠的发卡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棕褐色珠宝盒里；有些照片上，是一九六几年时的一个漂亮女人在为她当摄影师的丈夫——我的爸爸——摆姿势；我送给她，现在又要拿走的CD。剩下来要分的只是她的书本，我们每人留了几本美术书、小说、诗集和历史书。我们把其余的放在一旁，准备送去慈善商店。我姐姐拿了园艺书，我对花花草草没有多大兴趣。
“那我可以拿菜谱书吗？”我问我姐姐。
“当然，不过我可以留着《法国乡间烹调》（French Country Cooking）吗？”她说，“这是伊丽莎白·戴维的第一本书。”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的妈妈最珍贵的书。
我姐姐把那些园艺书推到房间里她那一边时，我从米色地毯上那堆菜谱书中，捡起了《地中海食谱》（A Book of Mediterranean Food）。几个星期后，我意识到我姐姐把《法国乡间烹调》弄错了，《地中海食谱》才是伊丽莎白·戴维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50年，在战后实行配给制时。我妈妈的那本已经破损并变成了黄色，是1965年的再版本。它被称为是一本“企鹅版手册”，它也的确是一本手册，对于不怎么会烹调的一代妇女而言，这是本革命性的指导书，是在朱莉娅·蔡尔德（Julia Child）之前几年，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之前几十年。这是本快乐的书，快乐来自一个经过6年战争、邪恶、死亡和物资短缺之后仍然脚步蹒跚的大陆。这本书似乎对当时的女性说，战争结束了，现在该一起坐在餐桌前庆祝，去闻，去尝，去大吃大喝。
我翻阅了一下，挑了本《罗伯特·卡里尔菜谱》（The Robert Carrier Cookbook）。现在有谁会提起罗伯特·卡里尔呢？可是在我们家，他曾经就像家里的一个隐身成员。我妈妈小心把胶带剪成四方形的一段段，让这本书不致散架。几滴褐色的什么东西——是浇小排骨酱汁的早期版本吗？——洒在第336页和337页上，后一页上，印着我们以前很喜欢的小排骨菜谱。我已经忘了小排骨的事。
凯蒂·斯图尔特（Katie Stewart）是我们家里另外一个快乐的人。我拿起快要散架的那本《泰晤士报菜谱》——我妈妈只是称它为“凯蒂·斯图尔特”——我记得就是这本书，为我提供了16岁时第一次做菜时选的菜谱，给女孩子做菜，希望她们会跟我上床。“菊苣配火腿浇芝士酱汁“，57至59页。做得不好，也没奏效。
那堆书中，有本漂亮的1909年版《比顿太太家庭烹调》（Mrs. Beeton’s Family Cookery）和样子靠得住的两卷本《好居家烹调百科》（Good Housekeeping Cookery Encyclopedia）。还有几本伊丽莎白·戴维的书，也就是近几年我妈妈恳求我读的书，她跟我说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我想学习做饭，可以通过看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学会。她在世时，我对她的建议一直听不进去。我扫过一眼那几本书——大部分没有插图，一页又一页全是字，看上去像是一位老太太的菜谱，很花时间的教科书，而不是好读的烹调书。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平易近人的杰米·奥利弗的亲切感、照片、细致的指导，和纽约的三星级厨师做出来的巧妙之极的垂直叠放的菜式。“我跟你爸爸结婚时，连吐司都不会做。”我妈妈跟我说过，“伊丽莎白·戴维教会了我一切。”这些书指引她，让她心怀爱意和激动地学会了做吐司以外更多知识：《法国乡间烹调》，《意大利食谱》（Italian Food），《英国厨房里的香辛料、盐和芳香料》（Spices, Salt and Aromatics in the English Kitchen），《一个煎蛋，一杯葡萄酒》（An Omelette and a Glass of Wine）。
那堆书中还有最后一本，封面是脏了的蓝色皮面，上面是烫金的小写书名，直白地叫做《烹调书》（cookery book）。我打开这本书，扫了一眼已经发黄的剪报和手写的菜谱，是那种参差不齐、有棱有角的字体，我就像熟悉自己的字体一样熟悉那种字体。一个已经去世之人的字迹竟然那么有活力，我感到震惊，马上合上了那本书。
那一刻，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可能唤回我的妈妈：走进厨房，按照她的菜谱做东西。她的小排骨、巧克力脆饼、草莓冰淇淋——它们会成为门径，让我走进我已几乎忘记的过去、我曾经强迫自己忘掉的过去。食物最能唤起记忆——想起某些滋味，在厨房里，结合起某些味道，也许能一下子把我带回我的孩提时代。我当时坐在炉子旁边的一条板凳上，看我妈妈拿刮铲在搅拌碗里快速来回铲动，高兴地不去把融化的巧克力弄干净，我用手指就可以抿起来。即使她已经去世，我也可以跟她分享在美好的那几年里，把我们和我们整个家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厨房里，不管哪儿的厨房，我总是感觉接近再次拥有了一个家庭，即使组成那个家庭的4个成员天各一方，住在不同的房子里。我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在案板上切东西，旁边炉子上有东西在冒泡，台子上有杯葡萄酒，我觉得是某种好的、充满爱意的图景的一部分，即使我是在耶路撒冷或者巴格达。自从我自己的家庭瓦解后，我就一直怀念它，别人家的餐桌对我有吸引力。我一直很向往建立自己的家庭，可以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吃东西、聊天和欢笑的一家人。
我想把很久以前就已失去和破碎的再拼好。
我想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妈妈可以帮助我。她可以帮我把她从过去拉回来，好让我几乎能感到她跟我在一起，在厨房里。我对这点有把握。我应该读她的书，从伊丽莎白·戴维那里学习，我也应该一直学习，直到我在制作她的菜式时，不需要把书摊开在厨房里的桌子上。想来这样我就会做饭了——如她所定义的。比绘画和桌布更具效果，这些书和她的菜谱也许能打开我尘封的记忆，好让我再唤回那个年轻、神智健全、漂亮的妈妈，我对她只有片段的记忆。我妈妈差不多有25年时间没有照顾过我，我想找回我生命头10年里知道的那位女性，她把人间至味的饭菜放到我们的家庭和我跟她的关系的中心位置。这些书页她读过，她从伊丽莎白·戴维那里学习过，伊丽莎白·戴维革命性地推介有着大蒜、橄榄油、葡萄酒的地中海和法国码头餐馆世界，我妈妈对那些来者不拒，她做过那种饭菜，因为给她所爱的人做饭而开心。她把自己的厨房变成了她家庭里的磁铁。我无法再打电话在做饭方面向她请教，可是也许我不需要：她的书本可以教给我她所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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