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份“扫盲”行动来袭，“卷入、独景窥视……”这些新鲜的概念你get了没？
/ 用心耕田 水到渠成 /
Hello，小伙伴们～又是周二，今天小田心依旧为大家准备了扫盲小专题~本专题旨在帮助大家在掌握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的基础上扫除一切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讳文化”和“‘沉默’传播”、卷入、和平新闻、媒介正义、品牌修辞、独景窥视这六组概念，有一定的难度，一起来挑战挑战吧~（上期内容可点击文首“话题”跳转阅读哦）
“讳”文化与“‘沉默’传播”
“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春秋》提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孟子》有言：“讳名而不讳姓”。避讳不仅是古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人与人交流过程中重要的符号传播“密码”，甚至内化为社会文化体制延续千年。学界常常将“避讳”作为中国文化现象来研究。
当我们将“避讳”纳入传播学视角来看待时，其展现出“信息回避”的特征，即一种忽略、拒绝、避免或延迟获取可获得信息的行为，人们可能因为不确定性回避信息以减少认知矛盾和行为冲突，有学者认为信息回避是有意识采取的避免接触或主动回避信息的行为，也有研究指出信息回避可以是有意识的逃避和拒绝，可以是无意识的疏忽和过滤。
ps/信息回避与我们常提的选择性接触、信息过滤等概念的关联性较强，但信息回避的概念范畴更为广泛。选择性接触可视为信息回避行为的一种类型，而信息过滤是指基于一定的标准排除无用或不相关的信息，只对“高级优先”信息进行接收和处理，是对信息环境的选择性关注行为。信息过滤通常被视为信息回避的一种行为策略。
当将“避讳”作为一个“传播行为”来看待时，受传双方通过自觉遵循特定社会文化规约，合作制造了一场“‘沉默’传播”。这里的“沉默”有双重涵义：其一，一旦进入此次传播过程中，因避讳对象不能讨论而造成了一个悖论式传播。受传双方必须通过提前知悉背后社会文化提供的意义场来确定需要回避的内容。彼时彼刻，双方都对特定话题保持“沉默”；其二，对于该次传播来说，似乎没有信息发生流动，整个传播活动就成为了一场“未发生传播的传播”。显然，上述情形并不意味着传播行为终止了，反而说明双方遵守了“避讳”的社会意义场约束，以“沉默”的方式实现了意义交流的达成。
在研究避讳的文献中，不少学者认为民国以后“讳”文化式微，因而一直将研究重点落在古代社会。这种观点预设了特定社会文化场作为“避讳”的存在前提。实际上，“讳”作为一种特定形态的文化传播符号现象，其折射的“‘沉默’传播”的机制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之中。中国古代“讳文化”庞大复杂的意义场所依托的社会制度不在了，但“‘沉默’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意义生成机制仍然可以用于考察一般传播行为。在一定情形下，“讳”甚至可能构成作为被制约方的独特抗争方式。重庆《新华日报》三次著名的“开天窗”事件，正是通过将“沉默”本身以特定的事件化方式彰显，以表达抗争的立场。
在当前新媒体语境下，“‘沉默’传播”也可呈现为网络符号文本的传播策略。脱离了古代文化语境的“避讳”既可能是规避网络审查的符号传播策略，也可能作为亚文化圈层交流方式而普遍存在于网络世界之中。不同的是，古代讳文化是对等级社会权力秩序的服从，而今天的网络“语讳”则遵循当代社会文化或亚文化的传播语义场规制。而且，由于网络交流的快速性需要，发送者所发出的不可信文本具有了更多的便捷性特征。如在特定敏感话题中，无法明言的表意也可能通过“梗”的方式来表达，这正是避讳在新的网络文化中的新形态。这些网络语讳甚至能创造出新的流行文化话题，从而实现抗争式表意。
和平新闻
“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是一种建构新闻的方式，即以鼓励冲突分析和非暴力反应的方式来进行报道。同时，它也是一种建构新闻的理念，是对传统战争新闻（War Journalis）报道风格的一种应对。
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任职的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是和平新闻概念的提出者，加尔通寄希望于大众，尤其是新闻记者将冲突向积极方向转化，“非暴力必须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
和平新闻旨在关照暴力背后的结构性和文化因素，将这些支撑冲突范围内人们生活的因素作为解释暴力行为和实践的部分之一，它将冲突建构成有着多个方面、追求多种结果的框架，而不是简单地一分为二，非黑即白。因此它的一个明确目标即是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让受众得以明辨冲突各方声明的立场与实际的目标。也就是说，和平新闻并不拒绝表现战争和冲突，而是创造性地积极促进冲突的非暴力转化。加尔通把和平/冲突 VS 战争/暴力、真相 VS 宣传、民众 VS 精英、解决 VS 胜利作为和平新闻的四大取向来进行研究。
加氏的四大取向原则为后续的和平新闻研究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价值标准。可是，这也引发了德国和平新闻研究者威廉·肯普夫的质疑，他指出加尔通和平新闻/战争新闻的模式建立的是简单的二元论，并且只描述了两种新闻模式的结果，并没有告知如何实现或抵达和平新闻。他提出和平新闻实现的“两步走”战略来解构战争话语，并将暴力导向的战争新闻转化为冲突导向的和平新闻。第一步是“以降级为导向的冲突报道”，即高质量新闻报道，特点是保持中立，与冲突各方保持临界距离。和平话语并不是调和矛盾或抑制冲突的话语，如果战争话语会发出“谁有罪？”“如何阻止他们？”这样的质问，那会演变为冲突升级的发动机。而和平话语采用对冲突的广角视角，寻求以降级为导向的冲突报道的本质，即这样提问：“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第二步是在停战或和平条约缔结阶段，“以解决为导向的冲突报道”有助于解构战争话语。和平新闻必须比主流社会话语提前一步，才能朝着缓和、解决冲突与和解的方向前进。
随着和平新闻的研究不断深入，关于和平新闻的诸多问题也在学界发生了激烈的讨论。比如，和平新闻是建构的还是现实的？不同冲突阶段的和平新闻是否存在差异？仅靠和平记者足以改进新闻业传统吗？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具有重要价值。
媒介正义
媒介正义是指媒介传播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媒介传播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它包括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信息正义和人际正义四个维度。
最近有学者对西方媒介伦理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尼克·库尔德利的“媒介正义”观进行了详尽的评析。尼克·库尔德利认为，在媒介伦理的规范建设中，要发展出针对每个人的广域的媒介伦理和针对传播体制的媒介正义伦理两种形式。
媒介正义是“基于媒介基础结构的符号资源配置是否公正，媒介运行的方式是否合理”所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介乎个人声音和机构行为之间的机构（含媒介）的公平或不公平”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基于传媒制度的合法性而产生的问题。具体说来，媒介正义的规范含义就是要“建设合法性媒介制度并使之为全社会‘发声’。”
尼克·库尔德利“媒介正义”观的根基在于他的媒介观。他早在2004年就明确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研究范式，即“实践范式”。所谓“实践范式”，就是把媒介理解成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理解成为文本或生产结构，它研究的是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
品牌修辞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品牌传播实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品牌信息的传递更具个性化、精准化与立体化，传播效果有了大幅提升的可能；另一方面，信息爆炸带来了信息传递边际效应的弱化，消费者注意力资源日趋稀缺，品牌的光环逐渐黯淡。如何以内容为核心讲好品牌故事，强化创意表现，以技术为手段精准定位目标消费群体并带来全息的品牌体验，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最佳举措。
而修辞能够将艺术化的内容创意与科学化的形式展现统一于品牌行为之中，使得技术的发展优势与信息内容的生产、表现、传播产生叠加效应，弥合因为过于注重形式、忽略内容而产生的技术与内容的割裂，全面提升传播的效力，为企业品牌与国家品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考。
品牌修辞是品牌传播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新的认识视角与知识概念，它以品牌传播过程中的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即品牌传播如何经由修辞的作用实现提升效果的目的，其最终落脚点仍然在于品牌传播本身。
具体来看，品牌修辞包括了品牌信息表达的修辞化与品牌信息传播的修辞化，以实现品牌利益相关者的同一。在这个过程中，修辞是一种同一性的思维方式，符号是品牌信息最基本的表现元素，技术则是提升修辞能力、实现修辞融合的主要驱动。品牌主体运用修辞的思维、原则与手法，通过技术对符号进行策略化的组合、呈现与传播，并与信息接收者一起构筑品牌信息传播的场域情境，形成关于品牌理念感知、交流与协商的释义框架，最终协调与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关系。
卷入
伴随社交媒介技术的发展，组织与公众之间对于深入沟通、去中介沟通的需求逐渐增长，传播学界对“卷入”（engagement）概念的关注也与日俱增。有学者从组织-公众的双向均衡与对话理论出发，将“卷入”界定为发生在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对话性过程，表现为建立在知情基础上的关系建设维系与互动行为。
公关理论学者莱丁汉（Ledingham）和布鲁宁（Bruning）指出，对话与知晓对关系的建立都是必要的，无论是组织还是公众都应该首先了解彼此，并且意识到可以施与对方的影响在哪里。因此“卷入”不只是对组织提出的要求，同样也是对公众的要求。在此基础下，学界认为卷入有三个维度：呈现——组织与公众对彼此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双方对信息及时、公开、个性化传递的努力和要求；连接——组织与公众立足于长期的、社群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建设的过程；以及关切——组织与公众双方致力于发展一对一的、真诚、开放而包容的伦理性沟通的过程。这三者是互为补充的一体，也是对组织－公众双方提出的共同要求。
独景窥视
在20世纪中期“空间转向”铺陈的众多话语中，福柯的“全景敞视”模型与拉图尔的“独景窥视”恰恰标识出两条相异的空间—权力分析路径。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史进行了研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通过实施“温柔”的暴力而使得肉体被驯顺自觉接受规训，这是区别于至高无上的君权的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
拉图尔却将福柯的空间—权力模型置于自己理论的对立面。为此，他特意创造了“独景窥视”（Oligopticon）这一术语，来反对当代空间分析中“全景敞视”的霸权性地位：“独景窥视恰恰站在全景敞视的反面……通过独景窥视，只要联结存在，严格的、极端的关于（联结的）整体的观点才是可能的。如果说福柯试图借由全景化凝视展现出权力如何借助空间的生产来实现自身的话，那么拉图尔恰恰是要颠倒这样的分析模型，将“全景”转变为“独景”，将立体化的“敞视”理解为纯粹平面化的“窥视”。换言之，借由独景窥视，拉图尔试图提出一种异于福柯式空间—权力分析的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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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看完今日份的「扫盲专题」能够收获满满~小田心再次提醒大家，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要把重心放在理解上哦~也要根据自己目标院校的考题和自己的备考情况决定自己是否要进行补充学习或者说补充多少进行学习。另外，如果遇到了比较难理解的概念，也可以根据小田心给的参考文献进行详细学习哟～
今天的“扫盲”行动到此结束，在线征集其他“盲点”，欢迎以写「留言」的方式告诉小田心哦，一起加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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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钰.和平新闻的理论发展与范式转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6):70-75.
[5]袁靖华.论媒介正义的概念及其维度——基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2,34(04):34-39.
[6]齐爱军.尼克·库尔德利“媒介正义”观评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03):39-56+126.
[7]姚曦,邓云.品牌修辞:概念、问题与认识维度[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5):118-124.
[8]《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 杨远婴译，第224-235页.
[9]戴宇辰.从“全景敞视”到“独景窥视”：福柯、拉图尔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空间——权力议题再阐释[J].国际新闻界,2021,43(07):6-24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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