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评新读：鲁迅《伤逝》分析又几种
本周六湖北省大学语文年会即将召开，这次年会的说课环节选择的篇目，是鲁迅1925年10月写的《伤逝》。会长杨建波教授招呼与会的老师们参加说课活动，可以先看一下文本。对于鲁迅小说《伤逝》我也教过许多遍，围绕《伤逝》曾经有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多种角度来评点，如“《伤逝》是鲁迅伤悼弟兄情”，“《伤逝》承载了鲁迅心灵深处的两个女人”和“阿随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女主人公的性格（03英语学生田荣的作业）”等等。但印像最深的是吴满珍教授主编《大学语文》选入中，其在“提示”中给出的主旨：一个人经济不独立便没有爱情的独立（大意）。一直以来，我也基本上依照这个题旨来讲授《伤逝》。
这次年会，本人由于身在异地“发挥余热”而不能参会，根据最近几年的阅读和教学，特回顾和检索了一下关于《伤逝》的旧评新读，归纳一下又有了环境、文化和写法的几种分析概括，这里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当然，这个里面也渗透了我自己对《伤逝》新的认知的影子。
1）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
早在1923年底，鲁迅就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妇女要解放应该用“剧烈的战斗”去争取经济权，“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到了1925年，鲁迅的世界观已处在根本转变的前夕，这时他则主张用“火与剑”的方式去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了。1925年10月写的《伤逝》，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鲁迅用小说的形式，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探索新的路。（夏崇德 语）
主人公的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但是我们听到的，不是被压迫者的引吭的绝叫，而是疲困的宛转的呻吟；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象冬夜窗隙里的冷风，不由你不毛骨悚然。（茅盾 语）
2）这其实正是一种西方式的爱情观
这种爱情虽然具有了西方式的爱情的表面形式，但实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似水柔情”，属于《红楼梦》中的“意淫”类型。背后说的其实是：我是“你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把中国的娜拉们不能再走出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太残酷，没有她们独立生存的环境。但其实，在《伤逝》中所揭示的中国女性对爱情的那种童稚式的“纯情”的理解，才是她们根本不愿出走的更内在的原因。
子君走了。不是像娜拉那样地出走，而是由她父亲把她接回去了。娜拉出走后，即使冻饿而死，也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人而死；子君却是作为一个孩子出走的，她到死都仍然是一个孩子——不是丈夫的就是她父亲的。“她以一死来殉情，以死来表示她不愿意长大也不可能长大”。通过惨痛的教训，鲁迅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讲情感、讲爱，其实是一个“无爱的人间”：
因为人们讲的爱或是情是以牺牲人的生命活力、抹杀人的人格为前提的，是一种没“人”的爱，所以其实“只有一个虚空”。
而人格之建立，则首先需要打破对“诚”的盲目信念，需要用面具先把自己的灵魂遮蔽起来，即使在爱人、夫妻之间，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隐私权”。这才是新的、独立人格的“生路”、生命之路。《伤逝》对中国传统以儿童式的“赤诚”为基础的爱情、“纯情”的反思，是鲁迅极其深刻地看穿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并领会了西方的拜伦、雪莱、易卜生等人的“摩罗诗力”精神的产物，是中、西爱情观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碰撞。
宁静决不是真正的爱。爱应当是一团火焰，它包含生命的不安、痛苦和追求——这其实正是一种西方式的爱情观。（邓晓芒 语）
3）涓生的悲哀与子君之死同是真实的嘲弄[1]
鲁迅的抒情的短篇小说较比他的讽刺的成功。这或者也是性情的关系。刻画一种绝望，空虚，沉痛的心境实在是他的能事，最好的实例便是《伤逝》。涓生的悲哀与子君之死同是真实的嘲弄。涓生用“真实”所换到的只有自己的空虚与恨悔和子君的死。从爱的优胜到爱的消逝，再到死的寂静本是极平凡的情节，但著者这一滴的“真实”，却给了这故事异样的色彩。（叶公超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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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暴露转为喜剧式的嘈讽笔调”。（钱理群 语）从苦难、悲情中跳出来，不以苦难、悲情写苦难悲情，而将苦难、悲情的笔触转为喜剧式的嘈讽笔调；调侃苦难、压倒悲情、戏噱、弱化苦难和悲情在形式表达上地位和分量，这才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美学，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意志上战胜不完满的物质世界。（参见何立明：《只有中国文学才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https://www.douban.com/note/817594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