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藏语方言研究综述

达瓦卓玛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关键词]西藏和平解放；藏语方言；研究综述

[摘 要]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藏语方言研究从过去的语料调查积累到现在的方言对比研究，经历了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研究过程，在语音、词汇、语法等专题研究、综合方言描写研究、方言划分问题研究、方言比较及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存在研究地域不平衡、研究内容不深入、研究方法较单一、缺乏具有较高水准的方言研究论著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藏语方言研究水平，拓展藏语方言研究深度广度，需加强藏语方言材料的利用，着力培养既具备藏族传统语言学的理论知识又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藏语方言研究队伍，建设具有存储、查询、分类、比较、计算等功能的藏语方言数据库，用图案、色彩、线条、数字等其他手段将方言数据以地图绘制形式标注，并加强对藏语方言的联合规划、整体调查和协同研究。

一、引言

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使用人口数达441万人[1]。除了国内，境外不丹、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也有人使用藏语。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地广人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语言的分化在所难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语逐渐形成了三大方言，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三大方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其次是词汇和语法。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在发展西藏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使西藏的语言文字研究工作向前推进并向纵深方向繁荣发展。本文根据汉藏文资料，梳理了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藏语方言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并针对当前藏语方言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如何加强藏语方言研究的对策及建议。本研究旨在为相关研究人员从宏观上展现把握藏语言文字及方言研究的整体视角，从而推动藏学及藏语言学学科发展研究在语言现实问题和应用研究及历史问题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藏语方言研究概况

藏语方言的产生和形成具有悠久的历史。国内真正对藏语方言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坚持贯彻党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1956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牵头组织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语言大调查，其中第七工作组负责调查西藏和其他省区涉藏州县的语言及使用情况。这次语言大普查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藏语方言语料，为后续研究藏语方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根据藏语方言研究内容，对西藏和平解放70年以来取得的较有影响的成果进行综述(1)。

(一)语音研究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藏语方言语音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涉及韵母、声母、声调及综合语音研究等方面。

1.韵母研究

藏语方言韵母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推谭克让的《阿里藏语的复元音》(1980)[2]，该文主要探讨了阿里藏语复元音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并认为复元音的产生与音节缩减有关系。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3]主要论述了藏语韵尾-s的脱落、音变及其对韵母和声调的影响情况。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4]以藏语方言实例论证了辅音韵尾在古藏语中的发音情况，而其在现代藏语康方言中已消失，卫藏方言中尚有部分遗存，安多方言中有较多的留存。瞿霭堂的《藏语的复元音韵母》(1987)[5]一文对藏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中的复元音韵母分布特征进行了讨论，认为卫藏方言以二合真性复元音韵母为主，而康方言则以二合假性复元音韵母为主。瞿霭堂的《藏语韵母研究》(1991)[6]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藏语韵母分布情况以及藏语韵母的方言对应和演变情况。就当前藏语方言韵母研究情况而言，学界比较统一的观点为卫藏方言和康方言中有复元音韵母，而安多方言中没有复元音韵母，但王双成的《安多藏语复元音韵母的特点》(2004)[7]通过和其他藏语方言进行比较，提出安多藏语有ua、ui、ue、ya、u等复元音,但这些复元音的出现频率、分布特征在不同地区的牧区话和农区话中存在很大差异，从而论证了藏语安多方言中有复元音韵母。此外，邓戈的《藏语北路康方言元音变迁——以德格话元音变迁为例》(2012)[8]和《康方言昌都话的元音变迁》(2013)[9]、徐世梁的《卓仓藏语中的元音高化和高顶出位》(2014)[10]等文，专门研究了各地区方言土语的元音特点和音变问题。

2.声母研究

藏语方言声母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推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11]和《藏语的复辅音》(1965)[12]，前文分析了卓尼藏语复辅音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声韵调之间的关系，后文从宏观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视角，将书面藏文同现代藏语方言进行比较，认为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虽有所减少，但与同语系语支相比，现代藏语中复辅音情况比较丰富。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中的清浊音——兼谈它与古藏语中强弱音字母的关系》(1980)[13]、《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1982)[14]、《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1983)[15]以及《甘南夏河、玛曲藏语中复辅音声母比较》(1984)[16]四篇文章对藏语安多方言中复辅音的产生和演变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在研究安多方言声母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对辅音的研究还有江狄的《藏语复杂声母系统及复杂演化行为》(1996)[17]、吕士良和于洪志的《藏语夏河话复辅音特点》(2012)[18]、项青加的《论安多方言下加字-r-的语音演变》(藏文版，2015)[19]以及王双成的《藏语鼻冠音声母的特点及其来源》(2016)[20]等文章。

3.声调研究

藏语方言声调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21]，该文对藏语口语(拉萨话)进行了分析，认为藏语拉萨话可以分为两个声调，声调的产生与声母清浊对立有关。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22]一文以卫藏方言拉萨话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卫藏方言声调的产生与藏语声母清浊、前缀音的脱落、辅音韵尾的简化等有关问题。瞿霭堂的《谈谈声母清浊对声调的影响》(1979)[23]、《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24]、《藏语的变调》(1981)[25]、《藏语古调值构拟》(1989)[26]、《论汉藏语言的声调》(1993)[27]等六篇文章对现代藏语方言声调的产生与声韵之间的关系以及声调的分化及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黄布凡的《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1994)[28]一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藏语方言声调的起源及分化过程，认为藏语各方言声调产生并非遵循清高浊低规律，而是各具特点。谭克让的《藏语拉萨话声调分类和标法刍议》(1982)[29]一文对现代藏语拉萨话声调的类别及其调值标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谭克让的《夏尔巴藏语的声调系统》(1987)[30]一文对夏尔巴藏语的声调系统进行了分析，指出夏尔巴藏语具有不同于卫藏方言的独特声调系统。张济川的《藏语拉萨话声调分化的条件》(1981)[31]一文认为藏语拉萨话声调的产生仅与辅音的清浊和韵尾有无及舒促有关。以上学者对藏语方言声调的产生、分化、演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后续研究藏语方言的声调奠定了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声学分析方法和实验仪器以及多学科的视角研究藏语方言声调的文章也呈上升趋势。如意西微萨·阿错的《藏语的句末语气词与声调、韵律的关系及相关问题》(2018)[32]一文结合古今语料，对藏语声调与语气词、音高重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江狄的《藏语声调形成的过程与社会历史系统状态》(2005)[33]一文分析了藏语有无声调的原因与社会系统的开放和封闭程度有关。王双成的《玛多藏语的声调》(2011)[34]一文根据声调产生的规则，认为处于安多方言和康方言过渡地带的玛多话已发展出高低两个声调。此外，徐世梁的《无声调藏语的习惯音高和有声调藏语的连读变调》(2015)[35]和《藏语和汉语声调演变过程的对比》(2019)[36]通过比较汉藏语声调产生的规律，认为音节的音高模式受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双重制约。冯蒸的《试论藏文韵尾对于藏语方言声调演变的影响——兼论藏语声调的起源与发展》(1984)[37]、孔江平的《藏语(拉萨话)声调感知研究》(1995)[38]以及郑文思等人的《藏语拉萨话调域统计分析》(2011)[39]等文章通过声学分析的方法对藏语各方言的声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4.综合语音研究(2)

对藏语方言语音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的论著首推格桑居冕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40]，该文从声韵调方面分析了藏语康方言巴塘话的语音特点。华侃和马昂前的《藏语天祝话的语音特点及与藏文的对应关系》(1992)[41]一文结合书面藏文，分析了藏语天祝话的语音特点，并从声韵的演化论证了天祝话为安多牧区话。谭克让的《阿里藏语构词中的音节减缩现象》(1982)[42]、孙宏开和王贤海的《阿坝藏语语音中的几个问题》(1987)[43]、华瑞桑杰的《论安多、华瑞等地藏语语音同化》(1988)[44]、耿显宗的《安多方言与书面语的语音变音特点》(1993)[45]、黄布凡等人的《玉树藏语的语言特点和历史演变规律》(1994)[46]、桑塔和达哇彭措的《康巴方言玉树话的语音特征研究》(2010)[47]、仁增旺姆的《迭部藏语音节合并现象及其联动效应——兼述周边土语的类似音变》(2010)[48]、索南尖措等人的《拉萨方言语音特征向量的AP聚类分析》(2015)[49]、久西杰的《达孜方言的语音特点》(藏文版，2017)[50]等文章综合分析了各方言语音的特点、音节结构和音变规律等。

(二)词汇方言的研究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语方言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推瞿霭堂的《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51]，该文分析了藏语动词屈折变化的结构类型和演变，认为现代藏语动词只有词根的屈折变化而没有形态成分的屈折变化,形态成分的功能转移到词根的声母、韵母及声调上面。现代藏语动词的屈折形态已无独立表达时式语法意义的功能,必须与助词、辅助动词或语气助词共同表达,成为藏语语法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残存现象。华侃主编的《藏语安多方言词汇》(2002)[52]一书，作者在长期的语料搜集调查基础上对安多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的基本面貌语料进行了分析，并与拉萨话做了大量的对比研究。邓戈的《藏语词汇研究》(藏文，2017)[53]一书运用现当代语言学及词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现代藏语词汇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对藏语敬语词、外来词、人名、地名等词汇与文化的特点进行了研究。邓戈的《藏语康方言词汇集》(藏文，2020)[54]一书对藏语康方言区北部土语区吉古话和西部方言区八宿话、索县话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副词等近1800个词条进行了国际音标的描写分析，全面反映了康方言西、北两个方言土语区词汇的整体特征，对研究藏语康方言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对藏语方言词汇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有索南才让的《桑格雄方言名词浅说》(藏文版，1985)[55]、傅千吉的《迭部方言中动词的时态变化分析》(藏文版，2002)[56]、周毛吉的《浅谈安多口语中常用动词的作用》(藏文版，2004)[57]、周毛草的《安多藏语玛曲话动词的名物化》(2006)[58]、普片多的《论藏语卫藏方言中的形容词教学相关要点》(2016)[59]、李春梅的《论藏语康方言敬语》(2017)[60]以及瞿霭堂和麦朵拉措的《藏语甘孜话附缀语素的减缩变化》(2020)[61]等。

(三)语法方面的研究

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推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62]，该文对藏语方言拉萨话中比较句的不同形式和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比较结构上看，有繁式和简式;从比较的方式上看,有明比和暗比;以项目而论,有单项、双项和多项式;就内容而言,有比异同、比高下等特点。周季文和谢后芳的《藏语拉萨话语法》(2003)[63]一书，对现代藏语拉萨话中的名词、动词、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普通动词、助动词和诸小类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和量词、代词、语气词、连词与复句等的语法特点进行了逐一分析。瞿霭堂和劲松的《藏语语法的范畴化》(2016)[64]结合语法范畴化的理论及现代藏语方言的语法现象，认为藏语语法的范畴化在各方言中是不平衡的，其中以拉萨话的语法范畴化最为丰富。多杰东智的《安多藏语动词变化的简化》(2004)[65]、《安多藏语自主非自主动词与格的关系》(2004)[66]、《藏语安多方言vp+gndk句式与自动使动》(2009)[67]以及《简析安多藏语动词的自主非自主与使动自动关系》(2008)[68]等文章分别详细分析了安多方言中动词的形态变化和自主与非自主、自动和使动等语法关系。齐卡佳的《白马语与藏语方言的示证范畴》(2008)[69]一文以白马语的示证范畴为例,分析了白马语与藏语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在这一语法范畴上的相似性以及白马语和藏语在示证范畴上的共性特点。江荻的《藏语拉萨话的体貌、示证及自我中心范畴》(2005)[70]一文对现代藏语拉萨话动词的时、体、态及句法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拉萨话有类动词体,分别是将行体、即行体、待行体、实现体、持续体、结果体、方过体、已行体、与境体；示证类别分别有自知示证、亲知示证、新知示证以及推知示证。吉太加的《藏语语法研究》(2008)[71]一书结合藏族传统文法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藏语词汇及句法、格和虚词、标准语等方面进行了专题分析，是一部既结合藏族传统文法理论又兼具现代语言学知识的著作。周毛草的《古藏语作格助词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2011)[72]、《安多藏语玛曲话里的la类助词》(2013)[73]等文章结合藏文文法理论，用丰富的语言实例分析了藏语作格助词、la类助词在藏语三大方言中的使用情况。此外，南拉嘉的《安多方言中的后加字的格与虚词方面的问题》(藏文版，1992)[74]和南拉加的《谈几点安多方言中的语法问题》(藏文版，2004)[75]以及汪岚的《德钦藏语的差比句》(2018)[76]等也对方言语法问题进行了研究。

(四)综合方言描写研究

藏语方言研究，除了以上语言三大结构的成果外，还有对藏语方言综合整体研究和单点方言描写研究的论著(3)。现将专著和论文的成果进行综述如下。

1.综合方言研究专著

从综合方面对藏语三大方言进行研究的专著首推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77]，该著作在方言篇中调查描写了卫藏方言土语点拉萨、澎波、隆子、日喀则、江孜等地，康方言土语点昌都、德格、甘孜、中甸、乡城以及安多方言土语点玛曲、同仁、贵南、阿力克、道孚等。瞿霭堂和谭克让的《阿里藏语》(1983)[78]一书调查汇集了阿里地区七个县即噶尔、日土、普兰、札达、革吉、措勤、改则的语言特点，认为阿里藏语总体上属于卫藏方言，但也有康方言的特点，如阿里改则话，该著作全面深入描写了阿里藏语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并对阿里藏语七个点之间以及和拉萨话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对后继研究阿里地区的语言具有重要的语料参考价值。格桑居冕和格桑央京合著的《藏语方言概论》(2002)[79]一书是在20世纪50年代语言大普查及后来多次补充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介绍国内藏语的概况，全面介绍藏语三大方言的分布地区、特点和差异的权威著作。松巴·东主才让的《藏语方言调查与研究》(藏文，2011)[80]是一部运用21世纪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藏语方言的著作，全文共分三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方言及方言学的理论背景，正文介绍藏语三大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点及分布情况，最后章节论述了藏语方言研究的理论和调查方法。松巴·东主才让主编的《藏语方言新探》(藏文，2013)[81]一书搜集了藏族学者对藏语安多方言的特点进行研究的文章，包括嘉绒话、巴尔帝话、迭部话、舟曲话、天祝话等，该著作中结合藏族传统语言学理论研究安多方言的语音及后加字和虚词的演变情况等的文章也较多。邓戈主编的《藏语方言土语研究(第1辑)》(藏文，2019)[82]一书结合藏族传统语言学理论和现当代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对藏族卫藏方言达波话、林周农区话、江孜话，康方言的甘孜话及安多方言的安曲话进行了描写分析和历史研究。

单点方言描写研究的专著有周毛草的《玛曲藏语研究》(2003)[83]，该书运用现代描写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语言的基本结构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对安多玛曲话的特点进行了描写分析，文中列举了许多安多牧区话的实例和方言对比语料，对藏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诗文的《藏语康方言语法研究：德格话语法》(藏文，2013)[84]一书对藏族传统文法的格和虚词在藏语康方言德格话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德格话实词类和句子的特点进行了描写分析，资料翔实，语料丰富，对藏语康方言及三大方言间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瞿霭堂和劲松的《藏语卫藏方言研究》(2017)[85]一书，作者根据多年调查所得的语料，对卫藏方言的前藏土语、后藏土语，阿里土语，夏尔巴土语，巴松土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进行了细致翔实的描写分析研究，并将改则话和那曲话作为中介性语言阐述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此外该书将以上卫藏方言五个土语点的语料附录于后，为后继研究藏语方言及汉藏语系方面提供了有用的第一手语料。邵明园的《河西走廊濒危藏语东纳话研究》(2018)[86]一书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境内东纳话为调查对象，从语音、形态和句法等方面进行了专项分析研究，对抢救和保存这一语言文化资源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还有仁增旺姆的《迭部藏语研究》(2012)[87]等方言点的研究著作。

2.方言点研究论文

对藏语各方言点的特点进行语言本体描写的研究论文有吉太加的《藏语安多方言的特点及成因》(藏文版，2003)[88]，文章较为系统全面地对安多方言地理区域和来源、方言中诸多旧词及其成因以及安多方言复辅音的音变成因和特殊句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陆绍尊的《云南藏语语音和词汇简介》(1992)[89]、黄布凡等人的《玉树藏语的语言特点和历史》(1994)[46]、堪本的《浅谈安多方言》(藏文版，2003)[90]、卡奔的《安多口语研究》(藏文版，2003)[91]、孙天心的《求吉藏语的语音特征》(2003)[92]、周加克的《藏语合作市南部半农半牧区话的音位系统》(2015)[93]、华侃等人的《藏语久治话的音位系统及其语音的历史演变》(2015)[94]、夏吾措的《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的音系研究》(2016)[95]、才项措等人的《安多藏语尖扎话的音位系统研究》(2016)[96]、昂色拉加的《藏语玉树话(拉布)音系概况》(2018)[97]等论文对藏语方言单点进行了本体结构的描写研究。

(五)历史语言学研究

1.方言比较及历史研究

藏语方言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首推金鹏先生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98]，作者从语言的共时层面对藏文书面语和藏语三大方言中较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比较研究，其中重点提出拉萨话长短音对立的观点，该书无论从研究的方法还是内容上来看都是国内藏语方言比较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是后继学者研究藏语及方言的重要参考之作。黄布凡的《十二、十三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1983)[99]一文主要结合藏文书面文献资料，比较分析了卫藏方言中声母的演变情况，认为12—13世纪卫藏地区藏语声母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为古复辅音声母已大大简化，前置辅音或脱落或合并，部分基本辅音和后置辅音结合衍变为新的单辅音。江荻的《藏语语音史研究》(2002)[100]一书全面综合运用语音学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藏语各方言区音系的特点，并具体分析了藏语声母和辅音、韵母和元音以及声调的演化发展史，是一部较有影响的研究藏语语音发展史的著作。此外，张济川的《古代藏语方音差别与正字法》(1996)[101]、南嘉才让的《藏语书面语和各方言的关系》(1997)[102]、多杰仁青的《安多方言和藏族古文献书面语的比较》(藏文版，2002)[103]、赵金灿的《拉萨藏语与香格里拉藏语语音之比较》(2010)[104]、王诗文等人的《藏语方言词汇对比研究——德格话与松潘话的比较》(2010)[105]、南措吉和达哇彭措的《藏语方言格助词演变对比研究——以拉萨话和同仁话为例》(2011)[106]、更登磋的《卫藏方言与安多方言语音分析》(2012)[107]等文章对藏语方言之间、方言与书面文之间进行了历史比较研究。

2.方言划分问题研究

方言划分也属历史语言学的范畴，国内关于藏语方言划分问题方面的研究著述较少，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藏语分组将藏语分为三个方言区[108]。20世纪80年代瞿霭堂和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109]一文论述了国内外学者对藏语方言划分的标准及特征，并指出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藏语方言划分出现分歧的问题所在，以及方言划分除了考虑语言本体结构因素外还需考虑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因素。20世纪90年代马学良先生在《汉藏语概论》(1991)[110]一书中以声调为标准，将藏语分为两大方言——有声调和无声调。张济川的《藏语方言分类管见》(1993)[111]一文将藏语分为五大方言，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南部方言和西部方言。进入新世纪，土登彭措的《再探藏语方言的分类》(2018)(4)一文将藏语分为六大方言：嘉绒方言、安多方言、康巴方言、南部门隅方言即竹巴方言、拉达克方言和卫藏方言等。总体上，国内对藏语方言的划分较为统一，除了个别学者因各自所调查语言范围及掌握材料、对划分方言概念认识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六)相关学位论文

西藏和平解放70年以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各民族院校相继开设了有关藏语言学及藏语方言方面的课程，如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的格桑居冕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国家少数民族语言大普查后，回到教学岗位，根据当时的教学任务，于1964年开设了《藏语方言概论》课程，这在藏语教育史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之后一代又一代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方面的学生、教师以及研究人员从《藏语方言概论》这门课程汲取了珍贵的藏语方言方面的理论知识，并撰写了各类有关藏语方言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通过知网等文献检索梳理了各院校撰写的有关藏语方言研究的学位论文，从其总体情况来看(5)，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各民族院校的学生调查描写自己家乡的土语较多，并且以本民族学生所占比例较高。研究方法上以藏族传统语言学为理论背景，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语言本体描写的研究方法，运用国际音标，对单点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进行整体和专题分析研究。另外上海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等其他高校的非藏族学生撰写的藏语方言方面的学位论文也占一定比例，研究成果更具科学性，如在语音研究方面运用实验语音学的原理及语音分析软件wavefinal和praat进行图谱分析和数据分析撰写学位论文的较多。从各高校的学位论文来看，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及多样化，研究内容向纵深方向发展，由过去仅注重书面文转向对藏语方言(口语)的研究，从单点的语言描写研究转向方言土语之间对比和比较研究。从研究范围来看，从过去仅注重三大方言代表性的方言点转向以各方言土语点的调查描写研究。

三、藏语方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西藏和平解放70年以来，无论是藏语方言调查描写研究还是语言共时及历时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也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藏语方言研究的范围及研究成果的深度来看，仍存在许多有待加强的地方。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至今仍然使用各自区域的方言，鉴于此，为了继续深入研究藏语方言土语,提高我国藏语方言学的研究水平,在取得进步发展的同时，反思藏语方言学研究出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一)研究地域上呈不平衡状态

新世纪藏语方言研究进入了多元化阶段。我国藏语方言分布地域广泛，方言现象复杂，藏语方言调查研究在地域上存在许多不平衡现象。从藏语方言区域研究成果来看，主流方言的研究较多，如卫藏方言一直是国内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其中对拉萨话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细致、全面的研究，阿里、巴松等方言也有较详细的介绍。其次，安多方言也受到较多的关注，从牧区、半农半牧区到农业区都有比较详细的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多限于语音和词汇，对单点方言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全面描写的仅见周毛草对玛曲话的研究。对康方言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涉及巴塘、德格、松潘、玉树及迪庆藏语等的语音和词汇研究，但西藏和涉藏州县还有许多方言土语未进行调查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卫藏方言的有21个调查点，安多方言有26个调查点。

(二)研究内容呈不平衡及不深入状态

从现有的藏语方言研究成果来看，语音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声母及复辅音、元音及韵母的演化、声调的起源和调类、语音的共时历时的音变研究呈上升趋势。就语言本体的描写研究而言，既有单点的方言土语音系的综合特征描写，也有较少方言音系的对比研究，而在词汇和语法层面的研究相对处于薄弱状态。如词汇方面，结合书面藏文研究藏语方言动词和助词的成果较多，而名词、数词、量词、副词等其他实词类的研究较少。在语法方面，结合藏族传统文法理论和古藏文文献研究现代藏语方言中格助词和虚词的演变情况较多，而词法和句法研究相对较少，但从各高校的学位论文来看，这一现象正在发生变化。另外因前期藏语方言描写研究还不够深入，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深入剖析藏语语法的成果也较少。

(三)研究方法呈单一化

科学研究成果是否成功一定程度上与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从藏语方言研究的成果来看，藏语方言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呈单一化，如方言描写研究方面运用一般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描写语言本体的研究论著较多，但缺乏对语言现象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在语言共时和历时方面运用了纵横对比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但研究程度不够深入，既结合藏族传统文法理论又根据现当代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藏语方言的论著较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此外从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等多元化的学科视角分析研究藏语方言的成果也较少。

(四)缺乏具有较高水准的方言研究论著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虽然藏语方言研究的各类专著及相关论著在国内外各大期刊上相继发表，但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既有对藏语方言理论的阐释又有对藏语各方言土语进行全面综合调查分析的专著较少，如对藏语方言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原因、方言划分的依据和各方言土语点的分布情况，并涉及各方言土语的研究成果等较少，此外还缺少便于对照和检索，包含境内外各个区域方言土语的上千词条以及相对应的方言词等的藏语方言词典。

四、加强藏语方言研究对策及方法

方言是藏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为了继续深入研究藏语方言,提高我国藏语方言学的研究水平,拓展藏语方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促进藏语言文字等各项事业的良性发展，现从五个方面提出加强藏语方言研究的对策及方法。

(一)加强藏语方言材料的搜集、保管和利用

材料是科学研究的生命,方言材料就是方言学的生命。研究成果是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主要取决于方言土语材料的多寡，藏语方言学研究亦是如此。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虽然我们在语言材料方面积累了一些丰富的语料，但是这些材料却散落在一些研究学者或科研单位的手上。如果我们要实现编著、出版上述藏语方言学论著的目标,就必须大大加强材料方面的工作，尤其需特别注重方言材料的搜集、保管、刊布和利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搜集的藏语方言材料虽不够完整,但仍有很高的价值，应妥善保管好,并力争将其整理后刊布。目前尚未调查的方言点应有计划地进行规划调查,综合整理境内外藏语方言点的全部语料，并将其刊布,以便长期保存,供藏语方言及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参考及利用。

(二)加强具有语言学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建设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藏语方言研究的队伍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专门培养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人员，这些人既受过现代语言学的训练又深入过西藏和涉藏州县进行实地调查，语言学理论及调查技能扎实。另一类是研究藏学的藏族本土学者，他们以藏族传统语言学理论为背景研究藏语方言，这类学者既能够熟练使用藏语三大方言又对西藏和涉藏州县的人文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我们都知道研究一种语言，研究者必须具有对该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并对其使用方言土语族群的社会人文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但现阶段，对藏语方言进行研究的两类研究学者间出现“断裂”：一方面是研究藏语方言的非藏语母语学者，他们受过现代语言学的专业训练，语言理论功底扎实，但却不会说调查对象的语言；另一方面是藏族研究藏语方言的藏语母语学者，他们对藏语方言较有造诣，但现代语言学方面的训练及理论功底较薄弱。现阶段，藏语方言研究者既要了解藏语传统语言学的理论知识，还要受过现代语言学的训练。此外，调查研究者还应该能够听、说调查对象的语言或某个方言土语。

(三)建立藏语方言数据库

建立藏语方言数据库就是将调查所得的方言语料，利用多媒体技术整合为各种数字化方言资料的数据集合，并具有存储、查询、分类、比较、计算等功能。其目的就是为研究藏语方言提供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能简化繁杂的调查、整理等语料工作，继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语言事实的对比分析研究上。从更深层次来讲，还可根据数据库的计算分析结果，对藏语方言的历史层次、类型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藏语方言研究的现状而言，首要的是将国内外调查所得的方言语料进行整理、汇总，并针对藏语各方言点的土语部分进行搜集、调查。建立藏语方言数据库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涉及到软件的选取、语料选取及录入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如前所述必须培养更多具有语言专业素养的学者。建立藏语方言数据库是研究藏语的一项基础工程，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应将自己调查所得、积累的语料提炼完善后贡献出来，实现藏语研究的资源、数据共享，为提升藏语的研究深度提供厚实的材料。

(四)加强绘制藏语方言地图

方言地图,或称语言地图,是根据语言及其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的地理分布,以地图为基础,用图案、色彩、线条、数字或其他手段表示各地方言土语异同或相互关系的地图,亦即以多幅地图展现方言特点的形象化的方言学著作。将调查所得的数据通过绘制地图标注出来，可以直观地展示方言和方言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这有利于从宏观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地理区域内的语言问题，即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情况等更深层次的语言问题。方言学的内容包含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现阶段藏语方言研究以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著作较多，而藏语方言地理学研究是藏语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方言地图绘制是藏语方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尽快绘制西藏和涉藏州县三大方言的方言地图，同时也可以将以往研究中获取的资料(语音、词汇)一起放在地图上。

(五)加强藏语方言研究各机构协同合作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从藏语方言研究的现状看，藏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处于分散、随机选点的孤立状态，以至于从宏观层面上对藏语的整体面貌及特点缺乏全新的认识，出现了诸如以上对藏语方言划分情况等不统一的观点。因此，要想改变现阶段的局面，应将藏语方言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由相关机构来组织、领导、动员藏语方言研究的学者，联合规划、整体调查，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促进藏语方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五、结语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藏语方言研究从过去的语料调查积累到现在的方言对比多元研究，经历了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研究过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汉藏语方言研究的科研团队。我们应当从每一阶段研究中总结并汲取经验和养分，为藏语方言研究拓展更广更深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提升藏语方言研究的水平，为促进藏语言文字的发展进步、谱写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崭新篇章充分发挥语言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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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ibetan Dialect Studies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Dawa Dorlma

(College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Keywords:70th Anniversary of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Tibetan Dialect Studies;Researches

Abstract: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the study of Tibetan dialect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Party and State.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achievements in Tibetan dialect research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n the past 70 years(1951-2021),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methods for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in this area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help subsequent scholars grasp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ibetan dialect studi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so a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this area.

[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21)02-0006-12

[收稿日期]2020-12-24

[作者简介]达瓦卓玛(1989—)，女,藏族，四川康定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藏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 阳]

[责任校对：胡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