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潮流的蜕变

疫情改变了世界格局，也改变了舆论走向。

官方宣传2016年后采取的强有力的年轻化传播策略获得了成效，新一代年轻网民成长在自信而乐观的民族情绪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品牌狙击战中锻炼了新的全球对话方式。

而疫情带来的全球舆论战的胜利，更加成就了年轻人的自我认可。“四个自信”推进成果不可谓不显著，对伟大复兴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

与此同时，人们对“公益”的理解和诠释也开始嬗变。

流行现象的改变

十年前，大学生参加公益活动是一种潮流，一种自我探索，一种上升途径。十年后，做自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替代了这一需求。

十年前，尚有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的权责边界讨论。十年后，这样的讨论似乎已毫无意义。

十年前，人们期待公益机构填补政府应对大灾大难时的不足。十年后，一切成功归于体制的优越性。

在二十年前，公益行业还有诸多与逼捐、宗教、营销作秀等纠缠不清的牵扯，虽然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舆论事件中洗刷了成分，但是这些问题又以另一种形式再出现：

没有了行政逼捐，有网民对富商、明星和大企业的逼捐。

没有了宗教慈善，有组织性近似宗教的饭圈公益。

没有了陈光标式的企业家晒钱作秀，有短视频平台“不远千里慰问贫困村逐个塞钱”的网红作秀，有“最美支教女孩”的美女营销。

显而易见的是，对公益机构的讨论度急剧上升，对公益行业的关注也更加细微。

公益行业是否做好了准备接受这样的审视？这可能是一个问号。

舆论中的法治

201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开始实施。201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开始实施。202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始实施。

在公益行业内部看来，法治完善是一个好事，它规范了行为，划定了边界，许多要讨论的事情有了衡量标准。但是当下更不同的是，法律内容如何解读、执法过程如何解读、放在什么背景下解读，这些丰富的应用场景恐怕是超出从业者所想象的。

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存在一种对NGO的污名化风潮。过去我们经常把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公益组织、慈善组织混为一谈，而现在这些名称已经有了明显的歧义。从业者突然失去了定义权，反而因为选择了什么样的名称，就被认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

在过去，NGO可能是“公民意识”引导下的潮流。但是现在，年轻人既不欢迎“非政府组织”，也不欢迎“非营利组织”，更不认可“公民身份”。

可以看到，法治和舆论相互作用的进程不仅仅改变了业内做事的方式、组织的方向，甚至改变了行业术语的用法。

回到更早些时候，我们争论“公益”和“慈善”的含义区别时，最终等来是《慈善法》对“慈善组织”的定义，可能已经预示了西方公民理论已被拒绝。

Z世代的想法

尽管年轻人不喜欢NGO，但也不意味着他们抛弃了公益。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下沉，参与社交互动的“年轻人”数量早已比上个十年扩大数倍乃至百倍。总的来说，关注公益的人群数量是在增长的，其年龄层也在扩大。但在公益传播力上，年轻人的带头作用更为明显。人们热议的公益行为也以年轻人为代表。

大众对公益的理解一直是割裂的，而且每代关注的片段不太一样。过去人们更容易对弱势群体产生怜悯，或者为英雄事迹而感动，从而产生参与公益的想法。

如今若是提到弱势群体的难处，年轻人可能会先审视弱势群体有没有先尽到自己的义务，再看谁需要去承担救助的责任，最后判断这些人群是否需要救助。

若是提到英雄事迹，则会先看英雄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身份，再看他救助的人有没有问题，最后判断这个人算不算英雄，以及我是否要支持这样的行为。

由于社群不断分化，导致一部分人眼中的弱势群体在另一部分人眼里可能并不是，英雄也同理。

每件事情掺杂的社会因素会被不同兴趣群体进行单独放大，比如关于导盲犬的争端，这到底是一个关于盲人的话题，还是关于狗的话题，还是关于城市建设的话题，还是关于贫富差距的话题，每个人押注的点都不一样。大家坐在桌子的四个边，争端就摆在桌上，人们叽叽喳喳争吵，宛若一桌麻将。

一种趋势是，年轻人更相信“屁股决定脑袋”，而不相信“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或者说“同一个目标”已经分化了，人们会先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再因为你的立场对你的作为进行评论。就像是先看你坐在麻将桌的哪一边，在决定用什么方式对待你手里的牌。

假设有一种年轻人认可的公益，它一定是符合这个人自我认可的立场，同时又能产生符合他所在圈层的社会评价。

我想这一类公益的最大公约数，可能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些自媒体从业者也指出，当下的中国年轻人更希望重新找到一个新的立场，平等地和世界对话，并且要求全世界人认可这样的立场，用同样的立场去看他们自己。

这应该是一种值得且必然的探索。

公益行业的融合

从前的公益慈善行业发源于各类社会问题的需求。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残障人士、妇女权益、儿童权益、劳工权益、农民权益……从事不同公益领域的人士可能互不来往，对其他领域也一知半解，甚至也有在本领域有丰富知识和公平意识的人，在另一个领域则时不时暴露无知和偏见。

这种习惯是完全不能适应社交网络的。就像上文所述，一个问题被抛出来的时候，它不再仅仅是这个问题，网民会去寻找、核验、“挖坟”式地找到它所有相关因素，然后摆出这个事件所有参与者的立场，再来决定怎样判断。这样看，人们对公共事件中的公共素质要求提升了不少。

因此一个做环境保护的人和机构，也许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妇女儿童权益，因为你很可能因为对后者的表达无知，丧失掉你在环境保护上的公信力。

国内的舆论监管尚且有统一意识形态，涉及国际话题就更加发散了。关于在世界上某个国家的某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公益事件。我们可以基于人种、民族、国家、性别、贫富、学历等多个立场去分析这个人的动机，然后评价他这件事对不对。许多人会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以各不相同的逻辑进行推论，得出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

这样来看，公益行业确实需要进行各部门的了解和沟通，不能单一呈现一个问题，而是要呈现一组社会关系，告诉人们你身处何方，这样才能免于被“单点爆破”，也可能会因为你独特的社会关系组合获得更多支持。这对公益行业内部的协作也提出了挑战。

企业公益的形象

当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挑战996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自发性的劳工权益意识，更象征年轻人对大企业的信仰崩塌。白手起家、勤奋致富的年代已经过去，年轻人得不到上升通道，意识到资本家的残酷和剥削性，对这些国内大公司的企业行为也有更复杂的看法。

公司捐赠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吸引年轻人购买产品或选择求职的卖点。过去我们认为企业家只是为了赚钱，有良心的才会出来捐款，这种行为应该鼓励。

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为苛刻，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天经地义的。在年轻人眼里，企业家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但是作秀也比毫无表现要好。

一家企业如果是平时捐赠，可能会被认为是作秀，或者想搞个花式营销，人们的回应也对它平时的营销差不多。即便是大灾大难时的捐赠，也会被认为是基础义务，并不太能带来很多额外的关注。

除非你本身正在亏本还捐钱，再加上你家一直坚持做平价国货，那么你的立场可能就是真正的“无营销无作秀真心做善事”，然后一夜之间卖到断货。

年轻人对企业的理解，是希望企业坐下来和他们做朋友，有什么难处可以说，有什么好处也别瞒着，而不是过去高高在上的冷面机器。

还有一个现象是，许多年轻人也不再崇拜企业家，也不认为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让他们不计较他们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和剥削。

这种情况下，那种以企业家捐赠为主，或者和企业家个人风格绑定的公益宣传也遭到了很大质疑。即便企业家的形象是正面的，但企业家亲自出马的商业营销的泛滥，也让人们难以判定他的公益行为目的。一个企业家形象印在商业宣传的海报上，和印在公益宣传的海报上，又有何不同呢？

同理，那种大公司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大项目的政商联合模式在这个时代也更容易被质疑。因为年轻人十分警惕政商勾结，并不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政绩工程。

这几乎与此前社会鼓励大企业家多为地方做贡献的风向背道而驰。比如某房产企业对口支持2008年四川灾区某镇的整体重建，投入相当巨大，设施也很先进，现在搜索该事件，许多网民认为这是企业巧取了地皮，为的是开发文旅房产，终究都是生意。

如今，年轻人更喜欢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而不是声称要做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家。前者是指能够去员工食堂切实品尝并要求改进饭菜的老总，能够捐资到自己专业领域研究的科技创业者。

这意味着，企业家的公益行动应该也与他在企业的管理职权、他本人的专业挂钩，才会是一个合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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