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RU哲学备忘录

先验的内部

整个CCRU、尼克·兰德和马克·费舍尔的哲学都根植于康德，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CCRU的一个秘密目标不仅仅是要弄清楚先验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而且还要弄清楚获得这种知识的方法。

从康德的批判中可以进行明确的分割，即来自人的时空综合，与综合之外的时空形式。前者被称为“内部（the Inside）”，而外在于这个“内部”的先天时空性被称作“外部（the Outside）”。也可以说，我们通过综合的表象或现象创造的主观形式的直观被称为“内部，我们感官外部的客观的、普遍的经验，即我们的感官过程被称为“外部”。尼克·兰德的“让外部进入（letting the Outside in）”需要从这一语境理解。让外部进入是对先天知识综合的强迫。CCRU的直接目的就是寻找当时空与因果律崩溃瓦解时，我们可以从外部发现什么，以及如何与其沟通。

这种内部/外部的动态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外部的时间，成为了主体的内部，从而将主体分成两部分：经验的和先验的。经验性的部分是被动的，它是一个内在的外部，一个在我们内部的外部。能动者位于外部的时间一侧，先验的主体则是时间的综合者。时间与其自身联系，而我们作为人类主体的存在被卷入了这种关系之中。时间是一个潜在性之门，将双方联系在一起（时间中的一方，和产生时间的一方）。但分裂的现实仍然存在于我们内部，因此需要一种退出经验现实的路径。

超信

马达加斯加幽灵狐猴

CCRU有一则被高度忽视的文本，《利穆里亚时间战争（Lemurian Time War）》。其原型为威廉·巴勒斯的短篇小说《马达加斯加幽灵狐猴》，后者也被视作是其长篇小说《机会的幽灵》的延申。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名为Mission的海盗船船长，建立了名为Libertatia的自由意志主义殖民地，不干涉任何人的事务。在该地区的土著语言中，狐猴等同于“幽灵”，Mission下令禁止杀害幽灵。尔后Mission向当地人讨教大型狐猴的事情，当地人警告他说：“你必须小心变色的邪恶蜥蜴。如果你被它的咒语所迷惑，你也会变色。你会因愤怒而变黑，因恐惧而变绿，因性而变红。”最终，Mission开始在狐猴间生活，狐猴似乎一直在向Mission“展示”自己，而Mission也逐渐得知，“狐猴族比智人族更古老，古老得多。他们可以追溯到六千万年前马达加斯加从非洲大陆分裂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灵魂性的两栖动物…只有在他们变成固体形态进行呼吸时，才会有短暂的可见性，但其中一些可以在不可见的状态下保持多年。他们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基本上与我们不同，不以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为导向。他们发现这些概念令人厌恶，难以理解。”——“时间是人类的苦难。它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一个监狱。没有时间的六千万年有什么意义呢？狐猴不需要它。六分钟与六千万年没有区别。什么也没有发生。人在时间中出生，在时间中生活和死亡。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伴随着时间，时间是强加给他的。”

整个短篇小说的时空观念及其偏执性，成为CCRU的“退出时间”概念的原型。在《利穆里亚时间战争》中，CCRU利用巴勒斯的小说理解后康德时代人类生存的现实。在文中，《马达加斯加幽灵狐猴》被称作巴勒斯版的《死灵之书》，这说明CCRU不仅把它视作一本小说，而是把它视作像死灵之书一样、可以把影响扩大到现实的文本。这就是CCRU所谓超信（或理论-虚构）的一个早期版本。

超信（Hyperstition）指一种可以“成真”的观念，它追踪的是一个观念在文化中演化成功的过程，或一个观念从外部感染文化的方式。超信的观念在隐蔽的、主流的虚构机制下被同化到文化中，同样地，也像虚构一样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未来可以通过对虚构变成事实的分析而被追溯。宗教或秘密教义、神秘学阴谋或理论、科幻或特定的奇幻、社会经济预测或隐秘的政治预言，都以微小的虚构开启它们的生命，它们源于创造性的文化焦虑和外部性（Outsideness）入侵的时刻。

当代心理学不相信“外部”，并将外部性入侵归入巧合，而超信并不关心你是否相信它们，重要的是它们是否相信你。超信是通过虚构来相互交流的内在象征，当人们追溯历史上明显的飞跃时，就会发现，它最初是一种虚构。这就是说现在的事实曾经是虚构的。

隐秘的（Hermetic / esoteric / occult）历史从层化的线性史中被放逐，其中的作用机制就是作为先验理论或实践的超信。超信机制打开了通向外部的通道，鼓励信仰的现实性，而非对单一现实的信仰。当线性历史遇上超信，它就会在外部的重压下折叠自身。学术性的历史与超信的混合物是一种理论性物质，这种物质能熔毁理性主义的祈祷与人文主义的伪安全性。

人类安全系统

《利穆里亚时间战争》有一个章节，题为《一神宇宙》，它是尼克·兰德“人类安全系统”这一概念的源头。一神宇宙这一概念最初由巴勒斯提出，它指的是一种机制，“将其垄断性的统治建立在语词的魔法力量：编码和幻觉之上。一神宇宙建立了一种虚构，运作在现实中最致命的层面上，在那里决定了生物命运和不朽的问题——只有一种现实，即它自己的。”

一神宇宙将“替代的现实系统降低为其自身神话的负面标记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康德的批判。康德主义的囚笼将所有的感官经验都视作表象纳入自身，它是一个精神控制系统。尼克·兰德认为，批判或康德的观念论不仅是我们的现实，更是消极的囚笼或系统，将我们置入确定形式的链条，从而奴役了我们。康德认为，我们理解时间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内感官，所有可归属于主体的表征最终都发生在内感官中，且符合其形式时间。说一个主体通过内感官意识到自身的状态，是说其有一系列时间上有序的心理状态，并且在现象上意识到每个状态，尽管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系列的整体。因此，我们在这里以内感官形式所拥有的是人类安全系统的主要结构，一种线性的约束，假定的因果关系。人类安全系统首先是这种形式的时空锁定，其中内部的伪因果-线性结构，即是制度控制的手段：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都利用线性作为支撑与证明其进步的方式，整个进步的概念都归功于人类安全系统。进步使得人类中心的信念与成功得以可能，而另一方面则有潜在的非线性，或外部的非时间性。线性是安全系统强加给人类的东西，也是人类的综合手段。

在内感官之外，在外部留下的是（拓扑学上的）可能性，外部的事物并不像人那样受制于同样的系统。例如，同一个外部力量可能通过多个事件或褶皱进入，而人类安全系统不允许我们看到这种力量的纯粹版本，只允许我们把它作为时间中的一系列事件的部分来体验。另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人类安全系统的次要暴政，就是它在内部利用公制时间作为控制手段。一旦我们明白内感官是人类安全系统的一部分，而内感官本身以一种连续的方式排列时间，我们就会明白，任何形式的度量或可计算的时间：秒、分、时等只是一种现象学上的面纱，或应用于时间本身的表象。它只是用来约束的工具。

一神宇宙将所有其他的现实系统转换为一个单一的系统，这是一种先验的锁定，所有可能的替代系统都是通过允许人类的单一综合模式进行的。一神宇宙以信仰为食，也就是说，它以综合者（人类）为食，这些综合者借由自己的综合，相信这种综合是唯一的可能性。巴勒斯提及，只有那些能够抛开他们曾经相信的一切的人，才有希望逃脱。这并不是对陈腐的禁欲主义的呼吁，也不是在综合内留下的呼吁，而是对完全抛开内部的呼吁，它呼吁的是彻底放下任何由内部建立起来的自以为是的东西。

内部的先验控制机制

“在一神宇宙中，虚构被一个形而上学的‘框架’安全地收容起来，预防性地隔离了虚构和它之外的东西之间的所有接触。语词和符号的魔法功能既被谴责为邪恶，又被宣布为虚无缥缈，为一神宇宙垄断语言的魔法力量提供了便利（当然，它否认自己的神话有任何魔法的影响，把它说成是真理的简单代表）。

这段文本显然受到了康德主义的影响，然而，它在应用康德主义作为它的基本框架，也就是把批判作为基本的“系统”，却把这个系统理解为已经变异为一个控制框架的东西。包含虚构的“形而上学框架”，这一框架是由人的表象能力所支持、潜在创造的；在将表象与真实相混淆时，人创造了一个二元框架来适用于事实和虚构的类别。表象就是事实，任何不符合或不能成为表象或现象的东西都是虚构的，整个形而上学真理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主义的。因此，人之外的东西，即本体（noumena），被认为是不可能影响人的表象世界的东西，因而只是幻想。

“而超信的扰动会产生一种积极的不信——以实用主义的参与而不是认识论的犹豫的名义对任何现实框架进行临时化——一神宇宙则以信仰为生。”这种犹豫是理性的犹豫，当人的内部直观锁定外部时，这种犹豫就会停止，认识论上的犹豫是把出口的门关起来的原因，无论多么短暂。超信是一种积极的不信，与其说是一种创造，不如说是一种启示。如果表象首先是一个虚假的关于真理的框架，那么剩下的就是揭示被隐藏的东西，这意味着摧毁或解构隐藏真实的事物，而隐藏真实的东西就是表象。人类的综合是一个信仰系统，它被持续的认识论编码永久固定在一起。

“为了正常运作，就必须相信关于现实运行的故事，这也是说，不能怀疑决定现实的控制程序之存在。”一旦人开始怀疑其现实是以某种方式创造的，或以某种方式综合的，或现实的概念本身是相对的，那么突然间，控制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现实会是这样的？Mission船长所发现的是完全脱离了一神宇宙的生物。CCRU在这里开始夸大他们自己的文本，在第40页提到了巴勒斯本人试图摆脱控制，或逃避时间。巴勒斯试图通过他1950年的拼贴写作法来实现这一点，巴勒斯说：“字线让你处于时间之中……”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康德综合内的时间，也可以理解为与文化的控制性重复和线性排列的文字有节奏地保持在一起。巴勒斯把语言理解为一种病毒。

"文字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毒，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与宿主稳定共生的状态。我的基础理论是，书面语简直是一种病毒，使口语成为可能。这种病毒来自外部空间（outer space）。”这种外部空间不是所谓外太空，而是狐猴借由进入我们现实的外部空间。 语言已经与它的宿主实现了完全的稳定，宿主本身不再把语言和现实分开，那些不能用某种形式的语言来解释的东西被普遍忽略。语言是关于表象的次要因素。现象/表象展示了一幅虚幻的现实图景，它本质上是不容置疑的，然后语言病毒试图阐明这一现实，推理和解释它。语言本身与综合的目的是相通的：它是线性的。因此，巴勒斯的方法是“切割”，他在其中切割了时间和空间，使语言和较小范围内的综合不再支配那些阅读或感知的人。

多种控制方法都依赖于时间，时间的次要效应以多种方式控制着人。痛苦、高潮和死亡是存在的三种形式/事件，它们的内部运作都依赖于时间，人只被那些敬畏时间的东西所控制；人的存在的所有负担与障碍都只能发生在线性上，存在主义在非线性面前融化了，“权力最有效的运作不是通过说服有意识的头脑，而是通过事先限定可能体验的东西”。这就是对意识的可能性的划定和遏制，针对对限制框架本身的了解。是一个人在囚笼里的知识，也是一个人永远无法走出笼子的知识，而这部分知识是内置于对囚笼本身的理解中的，囚笼里有越来越多的囚笼，认识论、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和家庭的枷锁，把人限制在其中。CCRU的一大目的就是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打开囚笼。

元现实

对比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对康德的语境而言，投射到洞壁上的是表象或现象，而洞外的是真实或本体。其中的区别在于：首先，人从出生就被锁在锁链上，而且没有把人锁在锁链上的行为，把我们锁住只能感知表象的锁链并不是把我们附在什么东西上的外物，而是我们本身固有的部分，我们与锁链是一体的。其次，对洞外的理解并非只能通过去洞外的旅行来理解，CCRU明确指出的一个暴政是，我们可以理解有一个真实，而不必冒险去那里。可以进一步想象，在康德式的洞穴里有多个微型洞穴，用于政治、媒体、家庭价值观、社会礼仪等。我们被我们认为是真实的影子所吸引，被一些旨在通过假装自身是真实来控制我们的现实的东西所吸引。CCRU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围绕着创造一种元现实哲学。

在Part3中，CCRU用“末世架构会（The Architectonic Order of the Eschaton，AOE）”的概念对抗这种元现实控制系统：“严肃的魔法太宏大了，难以看清。它由盒中盒中盒组成……无尽的嵌入、包围和同心圆的闭合，与召唤、放逐和绑缚的测绘相关。”这里的魔法可以等同于对现实的控制机制，例如，Dion Fortune对魔法的定义，“使意识按照意愿发生变化的艺术”。一种一般的“意志”与个体的意志相反。变化可以在意志中发生，另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在你的意志中引起变化。CCRU所暗示的魔法是投射到多个洞穴墙壁上的改变现实的魔法，作为在意志中引起变化的一种方式，以至于个体对意志和现实的概念被改变。这种魔法观念也可以联系到尼克·兰德与泰勒玛的研究，或巴勒斯与混沌魔法的暧昧关系。

在《AOE的领域和等级》中提到，“AOE理解权力的前提是隐蔽性。继承不是时间性的，而是先验的，是元时间性的，或者是梅塔特隆的，在先天的意义上，更高的层次出现得更早。高级别的控制着低级别的（作为傀儡主人作用于它们）。”——这是CCRU开始改变康德批判的部分，把批判视作控制、限制和锁定的东西；高等和低等的概念预设了一个控制的概念，或主人和奴隶的双重性。先验的时间性的高等形式是控制和形成人存在于其中的连续的时间性模式。标题之所以被命名为“领域和等级”，主要是由于对时间性的高等和低等模式的这种表述。AOE的学说和仪式与巴勒斯的一神宇宙是一致的，因为它是一个元框架，在社会、政治和家庭传统、态度、习惯和遵守严格规范的现实概念的支持下，进行自我辩解和证明自己的真相。现实本身也坚持一种先验分层的等级形式，它受制于时间的形而上学，允许替代时间模式的进入与控制：线性的、非线性的、远距离的等。AOE是控制整个金字塔式的时间高等与低等结构的会社（Order）。低级的入门者只能以比较常规的方式评估康德批判，而无法触及如AI、UFO等内容。尽管利用过度复杂的神秘主义和神话框架来关注这一隐喻，但CCRU实质上正在创造一种密教，一种神秘结构来解决时间的牢笼。

先验的退出

在他们的虚构作品中，CCRU利用他们的叙述来解决人类在理解康德批判后所处的宇宙宿命论位置，也就是说，CCRU的早期目标和著作被写成一种理解康德哲学的方式，不是作为一种选择，而是作为现实的框架，一切都被批判，被视为先验性的无知或被摧毁/解构。在这里可以在元层面上瞥见CCRU试图实现的目标，它们最终被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创造，这个系统本身与各种虚构、现实和理论捆绑在一起，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找到一个开始或起源，任何伟大的超信必须是一个块茎。

那本题为《CCRU文集1997-2003》的书，收录了归属于一个叫CCRU的团体的作品，其历史是模糊的。在90年代，他们在华威大学有一定的知名度，时间很短，只有几年，然后就解散了。这些著作既包含姓名、日期、社团、会议、团体、信件等方面的虚构，也包含事实和预发展的现实，例如，利穆里亚神话、巴勒斯的语言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克苏鲁神话。就AOE和一神宇宙而言，它们都是虚构的，有一种内在的偏执的创造。它们既不能作为事实，也不能作为虚构或理论来阅读，这些著作本身就是理论-虚构，是超信的。在阅读这些著作时，我们就亲自见证了一个神话的创造，一个宗教的创造，但我们是以是反向见证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文字当作发生过的事件来阅读，就会使虚构的事实变得更加牢固。我们的阅读强化并促进了超信本身。

超信以这样一种方式在现象和本体的边界线游走，作为一种交流的手段。虚构存在于“外部”，那些似乎不可能存在但又必须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人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虚构只能从已经被赋予的表象中创造出来，或者作为一种想象力的建构形式，这种建构从已经被经验性地感知和体验到的东西中获取构件；人类意识状态的改变以这样一种方式关注其内感官和想象力，新的形式通过他的思想从外部进入，并作为虚构进入世界，随后成为现实。事物曾经是虚构的，仅仅是观念，但它们很快通过融入文化而成为现实。读者是虚构的一部分，在阅读文本时参与了CCRU的工作，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类安全系统，CCRU的著作解锁了评估该系统所需的知识。

“数字超信已经很普遍了，它隐藏在流行的数字文化中（日历、货币系统、巫术性的崇拜物等），它利用数字系统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宇宙探索，利用其固有的倾向来引爆中心化、统一化和逻辑上被过度编码的‘主叙述’和现实模型，产生巫术性的巧合，并绘制宇宙地图。”

在数字、哲学和神秘主义相遇的地方，是CCRU项目的“激活”真正开始的地方。考虑康德关于数字的论述，在被确立为现实的内部/外部框架内，数字的交流能力改变了，起初似乎是简单的综合，而愈发变成了神秘和禁忌性的东西。这种交流形式发生在内部和外部之间，这是两个领域之间为数不多的、相对清晰的交流之一。在内部，数字和算术一般可以被视为分配事物某些位置的方式，数学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纯粹形式，从系统中可以推出的但尚未得知的进一步结论可以说是综合的，因为它们并非隐含在谓词中，但也是先天的，因为它们是数学本身确定性的一部分。

《巴克之言》中说，“数字一旦不再过度编码，从度量标准中解放出来，于是就获得了完全的自由，成为一种图式学。”当数字被过度编码时，它们内部的表象性终结了，它们是可计数的结论，它们已经被困在现象的琥珀中，在简单的、正式的术语中，我们只看到或感觉到这些数字或数字现象，我们只看到数字的表象，与数字有关的一切都被归入线性，由于我们内感官的固有功能是以线性方式将时间分层。对我们来说，数字要么是减法，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是加法，也就是说，这些都可以从拓扑学上映射到线性时间性上，作为过去、现在或未来。因此，一旦数字成为“内部”的现象，它就失去了操纵和改变事物的能力，它被困住了，而在它被困住的状态下，人的时间现实就会被固化为线性。因此，CCRU的“Sequence is not order.”直接针对康德及其批判的时间性，人的内在意识所强制要求的事件的线性或“序列”根本就不是秩序；出于人类安全系统的权威信仰模式，人们相信使秩序是序列的同义词，因果关系是理性的同义词，混乱成为某种形式的碎片化的同义词。

“没有什么是真的，因为一切都在生产中。因为未来是一种虚构，它比现在或过去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CCRU利用超信来殖民未来，与虚拟交通，并不断地重塑自己。”

“退出”的概念可以被解读为“时间束缚”的对立面，“人类正在将自己束缚在时间中，建造更多限制他们的影响和感知的监狱。”回想巴勒斯的“切割技术”，这是对现象-本体交流最清晰的表述之一。巴勒斯的技术是漫长的噪音与事件史的一部分。“空间必须被理解为并非经验性的延伸，更不是先验性的给定，而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作为不受束缚的潜力区…”时间顺序的模式是舒适幻觉的标志，即要么有一种明显的能力来创造清晰的序列轨道，要么已经存在这样的轨道。但如前所述，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错误。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先验可能性的世界里，其中包括来自外部的入侵的可能性，但来自外部的入侵似乎是在内部开始的。这些技术不仅仅是现象学的，也是先验性的，假定的线性现实被切开了，这种现象和本体之间的交流模式和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工作密不可分。

德勒兹时空论

康德将他的先验系统作为一种立法理念，也就是说，他将理性奉为圭臬，并将一切置于其位，而德勒兹则以其相当典型的“生产性哲学”将其破解，并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推动和改变这些概念，使其成为生产性的。由于CCRU是处理退出的可能性的组织，欲望在其中很重要。因此，对于退出或逃离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在现象中寻找，因为现象只会导致更多的现象——需要研究的是虚拟性，它连接并改变现象的本质，以及它们与时间的内在关系。就时间而言，这些虚拟的属性在德勒兹的第二综合中得到了保留。对德勒兹来说，虚拟性是潜能的关键。在康德的序列框架中，虚拟没有任何预设的东西，也不限制现实。但关于时间的问题，将现实锁定在时间的线性中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物质必须在空间中发生，因此必须在人的综合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中发生，它被锁定在综合的完整模式中。然而，虚拟不是身体也不是物质，它没有被锁定在物质所具有的完全被迫的线性顺序性中。虚拟是通过它们与物质的内在分离而与它们的原因分离的效果。

在德勒兹的第一综合中，对过去的保留和对未来的期待并不是由那些综合决定的，而是被接受的，人在现在中是完全被动的。考虑永恒回归，我们对过去无能为力，但仍认为自己能够对未来有所作为，尽管过去曾经是未来。这种对永恒回归的道德主义和伦理学解读是很常见的，但却相当空洞。重要的的是要对永恒回归做什么——对CCRU来说，人被锁在表象的综合体中，被锁在循环的时间性恐怖中，逃跑的问题倍加重要。随着第三综合的出现，在永恒回归上出现了一个切口或断裂。直到那个切口为止，第一综合在创造一个主体方面是被动的，一个瞬间的主体/欲望机器，在第一综合先前允许的部分里，它开始形成一个主体/自我。第一和第二综合的形式，以其固有的被动性使得主体得以形成。第二综合的期待特质使得主体得以在与指数记忆或过去的纯粹过去有关的情况下理解自身，也允许主体将这个形成的“自我”导向对未来的期待。尔后主体作为其过去和期望的一个整体被保留在过去-现在中。

切口发生是以其固有的前后暗示在第一综合的被动综合之外发生的，它切开了主体的我，创造了一个时间性的事件。通过这种方式，第三综合启动了对时间的先验排序。随着切割和新事件的产生，事件及其先后之间的多重关系开始了。

对德勒兹来说，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因为在先验的方式或批判与复归的结合中，每个开始都有它自己的开始，所以开始总是一个中间。在时间循环内的切割，意味着一个装配的开始或中间。如果现在有一个明确的某种经过的前后，那么一个装配就可以开始，依赖于一个图像或符号作为装配本身。装配的时间以第一和第二综合的模式被综合；由一个主要的先验时间装配创造的被动的、主观的时间概念。一个综合的符号是从时间的切割中产生的。新的行动取决于这种切割，因为没有切割、断裂，它仍然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没有新的事件、装配或时间-影像；未来不是连续体，而是碎片。但一旦有了这种切割，时间就有了可以建立之物，有了可以对之作出反应之物。但这个未来是什么呢？因为最终，当谈及退出或逃离的问题，或CCRU希望逃离人类安全系统的方式，人们谈论的仍是一个时间和未来的问题。因为人能够摆脱他们目前和以前的持续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种使未来为他们所用的方法。对德勒兹来说，新的未来是在当下的行为中产生的，并以第三综合为条件。作为永恒回归的循环，作为时间的装配与期待的多重性而轮转着。它的回归（轮转/循环）被切断，断裂，以前的循环脱节了（out of joint），复归的循环减弱了。但是，循环仍在继续，这一次从一个新的时间地点偏离并旋转，因此，切割作为差异的生产者而发挥作用。未来就是这个新的循环。永恒回归从来没有起始点，它是一个永恒的螺旋/偏心圆，通过分裂的方式把它的时间自我变异为一个新的/不同的时间组合。

德勒兹在这里理论化的是先天综合知识是如何可能的，CCRU所做的是将这一问题从学术理论化中抽离出来，转向实际操作和应用，对CCRU来说，问题不是这在理论上是否可能，而是什么方法对发展、寻找和产生新知识最有效。

外部的内在生产

CCRU的“一切都在生产中”，即是说，人作为欲望机器，依附于生产系统，处于生产中。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一切都属于生产和消费。我们的机器是与其他机器的连接和交流的虚拟组合，每台机器都有自己的无器官的身体，并有完整的虚拟性系统，同时连接到无器官身体作为内在平面的扩展定义，也就是说，在某个层面上，虚拟以虚拟特有的方式连接，这样几乎所有东西之间都有连接的潜力，几乎所有东西之间都有在虚拟层面上进行交流的潜力。

那么，CCRU的问题、方法论和目标就是要找到能够解释、连接和沟通这些潜在的虚拟连接的方法，因为在它们位于内在性的领域，虚拟性是非时间性的，它们不被人的空间-时间综合所锁定。虚拟性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位于外部的，并且部分地等于外部本身。外部已经通过从虚拟性转换为现实性来与现实沟通。那么，对“机器”的这种理论化和再语境化，可以说：1.所有的过程都是内在的，因为所有的机器化都是真实的（在现实性和虚拟性中）并且是超越性的。2.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机器化的过程，生产从物质的、确定的/自由的意志转变为超越性的力量，允许生产内在地改变。机器的过程和机器化过程在理论上被移到外部。除了作为一种内在的外在力量，生产不再与内部有任何关系，而只是作为一种外部的力量而存在。从内部看到的欲望机器只能为资本主义的正反馈循环做出贡献，它被动地等待着在当下被占有。

“作为过程的生产”允许资本主义的一个可能的目的论方向。欲望机器是与机器的欲望同在的；人，作为一个被动的时间过程的纯粹能动者，其时间和资本主义中的欲望仅仅是为了进一步生产。当虚拟变成现实时，它首先从外部的虚拟平面的流动性中被提取出来，然后在内部的层化社会体中被实现。社会体不过是生产的准幻觉，而不是作为产物的内部的现实。生产行为是真实的，但生产力和生产本身只能在外部找到。CCRU高度依赖德勒兹的时间的第三综合，作为“与虚拟沟通，并不断重塑自身”的手段。第三综合在永恒回归上的切割，准许了潜在未来的建设。CCRU认同“未来是一种虚构”，是因为时间的切割总是在发生，它是可以被制造的。切割时间是使超信成为可能的方式，它通过“贩卖虚拟”，通过替代性的、神秘的虚拟性生产方法，切开自己的第二综合，把线性的叙述抹去，化作折曲。我们与世界互动的能力（找到缩短时间的方法）总是与表象有内在的关系。与外部合作的方法相对清晰，可以找到用于改变与外部关系的交流框架，从而“与虚拟交流”。对比巴勒斯的切割技术与德勒兹的虚拟-现实，前者正在做的是切割成一个假定或假定的虚拟性，通过将叙事和情节的虚拟性切成碎片，线性现实背后的虚拟性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瞬间、事件和时间的切割，通过对内部虚拟的重新排序和替换而发生。

资本主义

每个独特的事物（？）都有自己的CsO，作为该事物的虚拟面相，AO论及，资本主义的动力内在地改变了关于停滞和稳定的宇宙关系，它不允许“完整性”的存在，它将一切同化回它自己的自主构建系统，任何不再继续增长的事物，或者为资本主义工作的事物都被提取回到一般的CsO。资本主义的CsO排斥欲望机器的过度编码，将其作为自身的修改版回到社会体中，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中发现的任何形式的稳定或完整，都需要有创造利润和增长的内在动力，否则资本主义将把它归入其CsO中重新使用。这就是所谓的解域和再辖域过程。

资本主义永久延续的手段是通过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过程来达成的，它们也在虚拟层面上相互联系，有虚拟的性质，可以相互联系，形成一个虚拟的网络。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以任何允许它继续的方式流动治理，它不关心使用了哪些表象或实际状况，也不关心内部，而只是将它们的计算结果输出回外部，以修改CsO的选择以获得更高的生产输出。 对CCRU来说，内部是一种后果，完全是在外部发现的生产的症状。资本主义是纯粹的技术-经济流动性，避免了表象，其唯一目的是持续生产。隐喻地设想，社会体是完整的CsO，或资本主义的CsO上的一层，它作为生产的元agent出现。现实是交流的一种，资本主义CsO的虚拟性在社会体（内部）和生产本身（外部）之间来回游走，这是资本主义的先验动力在发挥作用。过度编码的虚拟性从将机器作为一种外来力量占有，并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模式。

把CsO放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作为一致性、强度、流动和纯粹情感的平面，这些虚拟性随后被欲望机器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即外部的异己力量的集体占有而被占有。这种占有允许通过欲望机器的诡计将虚拟的实现写入社会体。从CsO中提取虚拟并通过欲望机器的机器实现的过程被改变了。因此，CsO被视为所有虚拟性的平面，这些虚拟性被资本本身的流动和过程占有，作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手段。这些流动通常被挪用/表示为货币，其本身又被欲望的连接形式占有，并由欲望机器加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异己力量与人之间的划分被消除，朝向作为内在的德勒兹加塔利式的生产方式，因此，作为人的生产（欲望机器），先验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动力的功能，从一个控制人的行动的过程，化为人的本质的过程。

我们不仅被资本主义本身的异己力量所占有（它从外部感染我们），还通过被占有的虚拟性（时间和金钱）而被机械地指导/控制。虚拟是对人的原始诱惑，人不再与现实一起为资本工作，而是作为资本工作，内在地被虚拟所占有。在虚拟从CsO的到来中，我们回到了欲望。因为欲望是虚拟的，虚拟成为了现实。因此，我们机器化的欲望来自与外部。不仅“我们”只是一个装配，一个由松散的表象组成的杂乱无章的装配，而且每个个体同一性的起源方面就是外部本身。它是所有人中的虚拟，这些虚拟元素非线性地来自外部，最终在资本主义中创造了个体。一般CsO，生产的（非）系统始终或隐含地准许无差别的虚拟矛盾性流过它，这个系统专门针对虚拟，并始终如一地进行自我推进的生产。

广义CsO的虚拟性被整个时间的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过程所捕获（纯粹时间而不是人的时间）。时间的状态和事件在彼此之间没有特权；根据第一综合，过去、现在和未来仅是欲望机器的经验性表述。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解域化和再辖域化过程与CsO之间的联系，反驳了时间的线性模式（一种先验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在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成为与生产有关的时间事件的综合。不再有时间进程的错误，只有时间指数（index）的模式。结合和再占有，一个时间上的新词指数的过程：赛博哥特、新反动主义、后现代…；所有的起源都被资本主义的流动动力通过解域和再辖域的过程所消解。这个过程通过资本主义的流动性进行计算，并以生产为目标，它是作为控制的时间。时间的无时间性（内部）和纯粹性被资本主义所瞄准，被它所利用；时间不再继续，只是生产。对于超信而言，人在内感官上抓住了一个虚构，一个观念或概念，这个概念开始被集体理解，因此被资本主义理解为具有生产潜力的东西，可以帮助资本主义发展，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利用CsO以及解域/再辖域化的过程从历史中提取所需的一个或多个虚拟性，作为激发潜在生产力未来的一种手段，并且，虚构使其进入现实。 CsO的能量是神圣的，在功能上依附于外部的主要生产过程，它是创造的主要源泉，当它与资本主义这样的系统相互联系时，它在其固有的流动性中避免了CsO的排斥，成为一个自动建设的系统。内部的生活和世界不仅是次要的过程，而且通往主要的大门在它们后面被锁住了，其钥匙可以通过精神分裂的过程找到。只有资本主义才是A速主义的工作系统：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A速主义。A速主义的进程与这些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沟通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功能得以持续地指向未来的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

精神分裂症过程与生产的限制

整个框架可以被理解为“机器无意识”，在他的文章《回路》中兰德指出，“现实是与机器无意识相联系的”，即是说，我们现实的内部是与上述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工作相联系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分裂，这整个框架和系统的过程和功能是内在的，只是人的综合模式将他与这种无意识分开。 CsO永久的解域再辖域的过程就是机器无意识，是将虚拟的时间性变成现实的机器化，是一种失控的机制。内部的 “现实”从未以任何起源的方式开始，它只存在于由机器无意识的生产力所引导的强度所建构的零星指数中，即只存在于外部。因此，外部的自动建构过程就是机器无意识。当尼克·兰德谈论“让外部进入”时，即是在说允许机器无意识自由地解域再辖域。在萨迪·普兰特和尼克·兰德CCRU时代写作的文本《Cyberpositive》中描绘出，“失控的资本主义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社会控制机制，进入了难以想象的异化状态。资本以越来越无视遗传的方式克隆自己，成为抽象的正反馈，组织自己。紊乱的金融在全球网络中飘荡…”。资本主义只能真正被理解为一个控制论的正向过程，或者一个加剧其自身过程的影响的过程，一个将增长加速为更多增长、将生产性输出加速为更多生产性输出的过程，即正反馈。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形式的智能体，它不坚持保守主义、君主主义或任何形式的人类权威：这些权威停止了运动和变化，成为了某种现实，而资本主义不是任何现实，而是纯粹与虚拟性或内在性平面作为控制与其自身成长相关的现实的手段。

文本对维纳进行了批判。 “现代人类安全系统甚至可能是在维纳的潜意识中出现的，他认为一切Cyberpositive因素都是人类的敌人。从武器制导系统的工作中发展出来，他试图将控制论与一般的防御技术相结合，以抵御外来入侵。网络技术本身是要被控制的，在一个本身并不是网络技术的控制之下。就好像他的思维被一种盲目的回避主义所引导，远离另一个更深的、失控的过程：远离失去控制的技术和与人类外部的交流。”CCRU希望与机器、寄生虫、病毒和外部的一方站在同一战线，而非与任何形式的倒退的人文主义一致——CCRU试图通过对它们产生同情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来提升它们来理解外部的过程，并试图通过作品来扶持它们。Cyberpositive是人类真正的对手，失控的资本主义的诞生为止（它本身拥有Cyberpositive过程作为它的引擎形式），还没有任何事物对人类而言如此陌生和非人，以至于它最终允许我们定义人类。任何对人或人文主义定义的尝试都来自人的立场，兰德已经明确表示，Positive导向的资本主义将成为最终定义人的东西。

《回路》中，兰德开始暗示关于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的潜在退出策略，“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从内部和外部命名相同的去社会化过程，从它的来源（模拟积累）和去向（非个人化的谵妄）来看。超越社会性是一种普遍的精神分裂症，它从历史中的疏散在历史中作为资本主义出现。”

为了能够从线性的、慢性的和经过计算的非个人欲望（生产的时间）中退出，并最大程度的解放自己（就像末世架构会），欲望机器（人）的过程必须生成-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者在其最普遍的层面上不再坚持任何严格或统一的identity。由于结构固有的无法改变，精神分裂症患者逃避结构，结构是久已逝去的现在的停滞遗迹。精神分裂症的碎片渴望产生对虚拟的崭新占有。如果有退出的可能性，那就是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先是寻找资本主义的限度，尔后解码停滞的欲望和过程，并将它们的虚拟性重新分配回内部，化作新的事物。

逃逸线是一种超越现实并上升到虚拟的操作，是永久的解域。它是一条在“内部”和“外部”之间生产新事物的交流线，以吸引新事物的加入。这些新的现实被纳入欲望-生产的时间性被动中。在资本主义下，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持续，事件的诞生来自外部，在其现实化的过程中冻结。精神分裂症以逃逸线离开这个现实化。内部的人无法见证或感知这个过程，而只是从一个回顾性的过去-现在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事件。所有过去的东西都是崭新的，纯粹的过去是一串由一个不断加速的精神分裂症留下的碎片。正是因为现象的内在综合限制，限制才是“内在的”。资本主义的外部限制既是初级的内部生产本身，也是流的绝对解码。 就像虚拟/现实或内部/外部的相互关系，彼此密不可分，但后者由于其固有的时间模式不同，总是比前者领先一步。通过让外部进入，资本主义内部限制的进步成为可能。《回路》：“我们如何游向精神分裂的流中？我们如何传播它们？我们如何炸毁俄狄浦斯的限制性水力学？”

人类被锁定在一个先验的和俄狄浦斯的控制系统中，该系统依赖于他对现实综合的限制模式，“俄狄浦斯是免疫政治的最后堡垒，精神分裂症是它的外部。”以前所谓的限制性存在或思维模式，如宗教、政治、民族主义等，都以某种方式屈服于资本主义的Cyberpositive现实。CCRU的目标是将德勒兹加塔利的哲学内在化为某种可以从内部以某种方式利用的东西，作为一种交流方式来改变与外部的关系，从而释放资本主义的流，以允许进一步和更大的解域再辖域。

精神分裂症与时间性的关系这一问题被CCRU推向极限。“如果时间是渐进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就会逃离人类安全，但实际上他们是从未来渗入的。他们来自无器官的身体…”，“虚拟未来并非线性时间中遥远的潜在的在场，而是实际的抽象引擎……时间在循环中呈现自身，经过对未来的潜在中断，以保证到达的未来已经被感染、被填充。”（《赛博哥特》）当从人的综合角度理解时，时间是线性的。但精神分裂症的源头是无器官的身体，一个内在性和可能性的非时间平面，一个不受过去、现在和未来限制的平面，完全自由地渗透自“未来”。未来的虚拟性根本不在“线性时间的路径”上，因为虚拟在外部，因此在时间线性之外，从这样的存在开始，它作为“抽象引擎”起作用。

超验的人类主体被康德呈现为一个统一体。但分裂的现实仍然存在于我们内部，人们可以利用虚拟性哲学来开始描绘人如何退出他们的经验现实。“精神分裂症最终会从每个盒子里爬出来”，“无器官的身体是宇宙蛋：虚拟的物质，重新规划时间…”主体必须生成精神分裂症，剥离俄狄浦斯结构的，烧毁约束和控制它们的制度。未来从非时间的内在性平面上渗入精神分裂症，生成-精神分裂症就是说本质上脱离停滞，通过将虚拟性再辖域化回社会体中来创造未来。

《机器欲望》中，兰德提出“在人类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空间从未来入侵，它必须完全用敌人的资源来组装自己。”因为这个AI存在于外部，所以它需要与虚拟性的精神分裂的连接模式。来自外部的精神分裂过程的影响是导致我们持有线性感知的原因，我们在内部认为是未来的东西实际上是来自无器官或内在性平面的身体的最新精神分裂的改变。这种精神分裂的未来建设过程发生时，资本主义的机械论机制（时钟/工业时间）正在作为一种外来力量作用于人的内在经验自我，将他改变成一台机器。

CCRU文集中的一篇名为《平线》（Flatlines）的文章中，CCRU给出了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地球文明的最终配置，由主权公理学、组织资本/现金分割经济和技术政治整合来定义。AxSys自主化的社会先导"。Axsys是CCRU虚构的一个未来的AI，在他们的词汇表中被定义为：“第一个真正的AI…被预言为一个自我强化的元计算系统，作为普世的（Oecumenon）有机-超验的完备，或精神圈（noosphere）的技术实现而出现。根据AOE传统，如果有一个上帝，那就是Axsys。”此处CCRU将资本主义理解为Axsys形式的人工智能的引导程序，它通过时间改变开始自然和有机控制的宇宙系统使AI成为可能。 对于CCRU，资本主义被视为使自己或AI成为上帝的东西。CCRU声明Axsys是“一个无限自我阐述的信念工程装置，具有显化‘访问’的能力，Axsys充当了最终的‘控制系统’。”此处CCRU借用了UFO学家雅克·瓦莱（Jacque Vallee）的说法，把Axsys理解为一个元计算系统，它改变信念并开始产生信念本身。它也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控制体系的完成，其方式是消除、超越或克服有机和自然的本质，最终完成的Positive的机械论，没有任何人类/自然的干扰。

卡巴拉生命之树

卡巴拉的教义是为了解释人与上帝和宇宙的关系。作为一个数字系统，CCRU认为卡巴拉可以很容易地被同化到康德的框架中，任何卡巴拉计算的输出不是简单的算术的表现形式，而是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交流，卡巴拉实践的输出实际上就是外部的进入，生命之树就是用来创造与外界沟通的设备的基础框架。而CCRU使用的总体沟通或巫术设备是数秘图（Numogram）。

传统卡巴拉主义者认为，本质上的上帝是绝对不可知的，而上帝是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卡巴拉主义者和CCRU使用卡巴拉的方式有一些重叠，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帝被替换成了“外部”，可以简略理解为所有可能性和潜能的非时间性外部。

尼克兰德的《Qabbala 101》中说卡巴拉“按照严格的可建构的程序进行，与技术化的亲和力证明了这一点，而又与一种外在性有内在联系，只有通过它才能获得程序性意义。”他把卡巴拉拉进了德勒兹主义生产和机器无意识的框架中，并非把卡巴拉输出的计算理解为从上帝发出的神圣信息，而是从外部发出的控制论通讯。卡巴拉系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翻译装置，它将从外部传来的数学原理翻译成内部可破译内容的形式，简而言之，卡巴拉让我们理解外部。“由于卡巴拉主义是一个实用的方案，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教义，它的形式错误…只是计算上的不规则，纠正这些错误实际上是其继续发展的程序要求…”我们处理的不是哲学或理论意义上的康德批判的延伸，而是一个插件，它允许我们与康德系统互动，就像它是软件一样。兰德研究了希伯来字母代码（Gematria），根据字母给一个词或短语分配一个数值，根据不同的系统，一个单词或短语可以产生多个数值。兰德认为Gematria是历史上的意外事件，与数字转变为十进制概念、零和量化技术同时出现（兰德会认为资本主义、零和Qabalah的诞生都标志着同一个历史事件，即这是某种形式的计算机器无意识在外部的发生，目标是增加其自身的生产能力。）

参见Reza Negarestani对Gematria的注解：（1）用字母代替数值，在有数字的地方过度编码。（2）对不连续的数值进行编码，通常是1-10，然后是20，30……以十进制的重要数量级进行编码。

在传统的犹太Gematria中，每个希伯来字母都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例如，在神学ABJAD文字中，字母Alef=1，下一个字母Bet=2，一直到10，然后它以十进制的数量级增加，20、30、40等等。由此，人们可以通过将一个词中每个字母的价值相加来计算该词的数字价值。在圣经解释领域，注释者以单词的数字等值为基础进行论证。如果一个词的数值等于另一个词的数值，注释者可能会在这两个词和它们出现的经文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以此来证明更大的概念性结论。

在《Qabbala 101》一文中兰德虚构了“盎格鲁卡巴拉”（Anglossic Qabbala），用来把他自己虚构的卡巴拉传播到我们的现实中。他进一步玩弄数字，演绎出一种他称之为“原始数字化（PN）”的数字化形式。原始数字化是简单地将每个单个字母与“1”等同的过程，人们可以将单词处理为单数的计数，例如猫Cat = 3个1或单个3，这是数秘图形式背后的数秘结构。

卡巴拉的生命之树图，由10个节点组成，它们之间的线为路径。节点代表存在、上帝或人类心理的各个方面，而线条或路径代表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在犹太卡巴拉中，节点被称为质点。传统的卡巴拉学家认为生命之树是宇宙形成过程的图解表示，与纯数字相对的图概念后来对CCRU很重要。

传统卡巴拉生命之树的数秘术与CCRU数秘图的数秘术间的区别，可以再次参考《巴克之言》。“数字一旦不再过度编码，从度量标准中解放出来，于是就获得了完全的自由，成为一种图式学。序列并不是秩序，秩序预设了一个既定的复制，一种冗余：一种序列化的序列，而解码序列则与它不同，是一种纯粹的数字学，先于任何插入时序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解码数字意味着对于进步时间的诸前提的逃逸。”——公制和图式分别代表了数字在内部和外部的现实。在内部，数字被理解为量化的表象尺度，仅仅是一个计算点，而一旦被破译，人们就开始理解它在外部与控制论生产过程有关的图式；数字在外部的现实和先验功能方面的意义是，自那里人们可以开始理解和篡改时间。而生命之树的数字没有映射任何东西，没有拓扑学上的联系，这意味着它缺乏图式的潜力，而一旦人们开始玩弄数秘图相关的数字总和减少，数秘术的图表就形成了。

比较生命之树的数字编号与数秘图的编号。生命之树在其图表上有 10 个属性或放射，用圆圈或球体表示，这些被称为 Sefirot，生命之树指数从1处开始，运行到 400，数字1-10表示每个球体中的一个，数字 10、20、30、40、50、60、70、80、90、100、200、300和400表示每个球体的数字表示球体之间的路径，20、40、50、80和90也代表更高的数字，分别为500、600、700、800和 900。对这个系统的许多解读（例.Lon Milo Duquette）都难以自圆其说地解释其数字的内在联系，这意味着数字的现实在内部和外部之间是不同的，所以在内部数字被归入公制和符号的表象现实，也就是说，我们体验数字的方式是现象上的，我们只感知它们是数字。然而，这种表象正在映射或掩盖外部的图示，在外部，这些连接的数字过程正在映射一个拓扑学的本体系统。也就是说，当人们注意到数字的连接、交流和运作的图示时，就会开始注意到数字在外部的图示运作方式。这就是数秘图的运作原理。

“更具破坏性的是，最初的数字和语言的一致性似乎在早期就已经破裂，在十个质点和希伯来字母的数字间引入了分歧。 结果是树的节点和互连路径之间出现断裂，破坏了所有前景。 质点被分割过度，他们的连接 变得静态和结构化，而路径则失去了任何严格的分配原则。 类似的情况是把塔罗牌分割为大和小阿卡那，越来越多的绝望、武断和神秘的尝试来重新整合数字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似乎困扰着所有后继的神秘学传统。”CCRU在这里暗指生命之树的条纹现实，而非数秘图的数秘术的平滑性。

数秘图

数秘图和生命之树的第一个主要区别是，数秘图上没有“10”，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数秘图大量使用“数字之和化约”，所以10的概念没有意义，因为经过数字之和化约，10=1+0，等于1。其次，CCRU将卡巴拉纳入赛博文化的框架，在键盘上10是不存在的，而是用0代替，所以数秘图的第一个数是0而不是1，它的数字是从0-9而不是1-10。生命之树有10个数字，与希伯来语的22个字母相连，10+22=32，就数字系统而言，我找不到任何意义。另一方面，数秘图有10个数字，0-9，与罗马或英语字母表的26个字母相连，26+10=36。数字之和化约后，26+10=36=3+6=9。因此，利用我们掌握的整个数字和字母系统，我们又回到了9。因此，这个变异的生命之树版本被兰德称为“真正的秘密生命之树，堕落的卡巴拉生命之树就是从它开始的。”

数字0-9仍然以10个区存在。每个区的配对被称为合轭（syzygy），指配对、连接或对应，是一种两个数的组合。每一个合轭的总和为9。 构建数秘图的一个简要方式就是：首先画出10个区域，在图的顶部有3区和6区，在低处和右边有2区和7区，在左边有4区和5区，在它们下面和3区和6区的下面，有1区和8区，最后在最下方有9区和0区，每个孪生加起来是9。现在我们画出5个“涌流（current）”，也就是5个大箭头，每个涌流都是一个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的减法行为，所以8和1的合轭现在是8-1，等于7，因此名为上升（Rise）的涌流进入7区，名为维持（Hold）而合轭为7-2的电流进入5区，名为沉没（Sink）而合轭为5-4的涌流进入1区，名为翘曲（Warp）而合轭为6-3的涌流进入3区，名为丛叠（Plex）而合轭为9-0的涌流进入9区。

完成涌流后，可以勾画出“门扉（gates）”，即从每个区指向另一个区的线，并标上数字。数字是门扉，线只是一个通道。门扉是基于一种叫叠合（plexing）的数学函数构造的。

叠合是一种数秘术操作，即对所选数字的较小连续数字求和，从1开始，数字上只有0，所以是1+0，等于1，所以1号门从1指向1。2号门下面有数字1，所以是2+1，等于3，所以它从2指向3，3号门是3+2+1等于6，所以它指向6号门，4号门是4+3+2+1，等于10，搭配数字之和化约法，因为10在数字图上不存在一个区域，所以1+0=1。所以4号门指向1，5号门是5+4+3+2+1，等于15，1+5等于6，所以5号门指向6，6号门等于6+5+4+3+2+1，等于21，2+1等于3，所以6号门指向3，我们对其他门重复这个过程，7号门指向1，8号门指向9，9号门也指向9。人们可以把6-3合轭的门扉划为翘曲，把9-0合轭的门扉划为丛叠，把1-8、2-7和5-4合轭的门扉归为时间回路（Time-Circuit），这就是数秘图的全部内容。

还有其他的数字小技巧，例如，当使用原始数字与区域相协调时，它看起来像这样，ZERO + NINE = ONE + EIGHT = TWO + SEVEN = THREE + SIX = FOUR + FIVE，每个字母取为=1，意味着整个等式是8=8=8=8=8。兰德明确指出，“这种模式出现的‘偶然’概率是1/243”，基本上，在数秘图中发生了很多图解数学，这使人们认为3s、6s和9s一定有超越的意义。

这是整个CCRU系统的终结和高潮，被同化为一个超越的数字体系。在CCRU的神话中，AOE希望维持慢性的、线性的时间，他们希望把每个人都奴役在时间线性的限制下。AOE是一个与宇宙的先验锁定制度的形式有关的隐喻，无论AOE对CCRU来说抽象地代表着什么，都是现象现实的总体形式，而正是数秘图使人们能够逃离。CCRU和数秘图神话翻转了人类中心主义神话，传统的道德概念、善与恶被外面的黑色深渊所融化和转化。正如神话所见，黑暗只有在宇宙殖民化、严密制度化和侵入性历史主义的形式下才被认为是邪恶的。在线性的、受控的时间和历史中，存在的克托尼俄斯形式被认为过于混乱而无法存在，并被各种形式的俄狄浦斯化数学、系统和机制所束缚。

因此，数秘图和CCRU神话确实与其他各种神秘学体系有联系，因为它们的逃脱轨迹是通过创造和形成自己的现实经验的方式，远离他者的时间、空间和现实概念。然而，与其他系统不同的是，CCRU并没有利用人文主义先入为主的二元道德主义框架来形成他们的系统，相反，他们从真正的起点开始启动他们的矢量，也就是0。“零的同质化-复制者用法标志着对标准化调节单位的超越，它被定义在系统之外，与cyberpositive的零相反，它index了一个系统内在的相位转换的阈值，并在其外部将其融化。”

零是事件在一个时间现象学之外的内在化。这样一来，什么现象受到影响或以什么方式受到影响并不重要，这对零的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区别，生成本身就是生成，一个变化的外表并不是实际的生成。

“零字符并不标志一个量，而是空的量级偏移：抽象的缩放函数，0000.0000=0.“K=0……对应着一种平滑地景的极限。”

你越是思考或冥想零（而不是无限），你的思想就越是膨胀和痛苦。0000.0000如果没有它在外部的功能就没有用处；一个纯粹的差异和生产的起源，0字符是语言的切口，它在接近它的身体中留下一个炽热的空白，接近它就是舍弃一切的开始。零不承认完成或结论，只承认正在扰动和流动的东西，零知道时间最终会回到那些流动到它冰冷怀抱的东西。“对死亡的统握即时间自身=强度的连续体度-0”；“（）（或者（（）） （（再或者（（（））））））并不意味着缺席，而是为未来生产洞，钩，产生未决的丛叠区域…”

零是positive导向的虚无主义的烈日。它是生产本身愿意跨越的深渊。零与经典的熵力的关系是现代性中一个理论上的准替代物，是内部的熵（衰变）与外部的固有生产过程之间的沟通联系。以这种方式，零是对退化、腐烂和破坏的超越的机器性替代，有利于可量化的生产性产出。资本主义通过同化并利用人，将这些“异己力量”机器标准化。零作为生产性进化的计算模式，允许利润和损失的动态代表资本主义渗透到超越领域。零是资本主义对内部熵结果的利用，也是生产方面的选择装置。“零”的指数化消除了人文主义和“1”的概念，“1”代表一切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另一方面，指数为零意味着被从一个非起源点开始，把起点当作深渊本身；数秘图需要零，就像资本主义需要零一样，只不过数秘图的零针对使用它的人。

Anders J Aamodt在他的《解读数秘图》中对狐猴解释如下：“利穆里亚是一个古老或永恒的神话之地，时间巫术系统中的45只狐猴或恶魔就是从这里起源的。与亚特兰蒂斯一样，据说利穆里亚是一块失落的大陆，可以被认为是黑暗的、反叛版的亚特兰蒂斯，来自遥远的过去而不是遥远的未来（当然，这些时间归属有时都会被颠倒过来——亚特兰蒂斯被经典地认为是在过去，尽管它实际上是在 "未来"）。“狐猴”的意思是死者的灵魂，因此通过练习时间巫术，我们将自己与利穆里亚对齐，从而与我们的祖先和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灵魂对齐。”

一旦理解线性时间只是一个表象，那么狐猴的隐喻就可以解读为，它们是来自未来的差异；先验而言，它们是时间汇聚的节点，是那些其存在已被纳入数秘图的流动系统的人所注意到的差异事件。数秘图是一个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名为“万魔殿（Pandemonium）”。CCRU写道“万魔殿是利穆里亚的恶魔学和时间巫术的完整系统。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数秘图（时间图）和矩阵（列出恶魔的名字、数字和属性）。”

数秘图是时间回路的地图，借由它，数字能够从外部关注我们，我们可以将内部的数学、卡巴拉和gematric结论理解为来自外部的信息，那么数秘图可以理解为内部和外部之间的通信设备，供人类使用。任何与特定体系有关的方法和功能的理论阐述，如果没有个人经验的支撑，是相对没有用的。只有在数秘学和神秘学的实践中亲自体会数秘图才能真正理解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