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看美国：大国缘何盛衰？

1520年是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全球化的开端

由于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

世界连在了一起

彼此变得更紧密、熟悉

却又更危险

世界史，就是一部世界经济危机史谁是危机的“带头大哥”谁就真的可能成为世界的“带头大哥”

1894年，美国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华尔街上演着金钱永不眠的游戏曾经的美国人深信繁荣将永远伴随美国但美国经常面临恐慌也经常经历比其他国家更为迅猛的繁荣和更为深重的崩溃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亦是巨大的金融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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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经济危机就成了周期性发作的顽疾。因为有了贸易，各国之间联系得较为紧密。于是，发生在英国的经济危机也像肆虐欧洲的大瘟疫一样， 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英吉利海峡，波及当时主要的工业国家，近到法国、荷兰、德国、俄国，远到日本与美国。 最初经济危机的“带头大哥”是英国，后来这个头衔慢慢地交给了美国。19世纪曾出现过四次大的经济恐慌，其中英国恐慌了一次，而美国恐慌了三次。 随着当时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美国开始兴修运河、跑火车等热火朝天的“大基建”， 欧洲资本纷纷去美国“淘金”。于是，第一次新兴市场（美国）的大繁荣导致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运河、银行业和铁路股票多次出现泡沫大崩盘，带来一次又一次铁路经济大危机。 最可怕的一次长期大萧条发生在1873 ~ 1896年。虽然这段时间出现了断断续续的三次危机，其实是一个连贯的长周期大萧条，中间只不过是短暂地休整一下而已。这次危机不仅是美国经济的大恐慌，更是世界经济的大恐慌。 19世纪是一个英美两国遥相呼应、交替爆发经济危机的时代，是后起之秀美国茁壮成长、不断扩张的大时代，也是东方帝国莫卧儿帝国、大清王朝及其徒弟日本悲催的时代。既有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有东方世界的政治危机。19世纪末，股市危机如闰年一样反复上演。 奇怪的是，谁是危机的“带头大哥”，谁就真的可能成为世界的“带头大哥”。慢慢地，世界供应链开始了第三次转移，美国GDP在频发的危机与大恐慌中，悄无声息地在1894年全面超越英国，名列第一，同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而这背后，是美洲新大陆的美国和欧洲旧大陆新统一的德国同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大机遇。于是，德国经济超越了英法传统的欧洲两霸，而美国则超过了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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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危机：1929年美国大萧条

20世纪初，就在大清王朝的“庚子国难”这一年（1900年），刚从1873 ~ 1896年长萧条中走出不久的美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7年之后，1907年美国再次出现大恐慌，一位法国银行家愤怒地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金融公害”。堂堂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不能总靠华尔街传奇大佬摩根个人来三番五次地拯救吧？于是，美国想起了当年汉密尔顿设立美国中央银行的用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也应运而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暴富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繁荣，使得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实力越来越强大。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最大的工业国，以及第一经济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迎来了大繁荣时代，此刻的美国人深信繁荣将永远伴随美国。 美联储成立后开始有所作为了，它制定的宽松货币、信贷政策，美国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都刺激了华尔街的繁荣。于是，借钱炒股、抵押房子炒股、用杠杆资金炒股，华尔街上演着金钱永不眠的游戏。 危机孕育在繁荣之中，到达顶点意味着下坡路的开始。于是，导致伟大的经济学家费雪破产的1929年大萧条开始了。这场由美国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引发的大萧条波及世界，演变成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迄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回顾这场危机，它绝非孤立的存在。经济的周期规律、人性的贪婪与恐惧、错误的政策等都延长了危机的时间，加大了危机的损害后果。胡佛的火上浇油带来了恶果。罗斯福新政缓解了危机，但真正让世界走出这场大危机的是德国和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发达国家似乎在永无尽头的危机中度日，而始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则将发达国家推入了更大的经济衰退泥潭之中。 若将1520年至今这500年作为一个超长的历史大周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个阶段，是世界剧烈动荡的过渡期、重组期与洗牌期。而当下的世界，与这个时期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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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时代：危机如影随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3.0时代来临。世界进入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期，为经济与技术全球化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红利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德国的魔术，日本的奇迹，“亚洲四小龙”腾飞，中国经济崛起，越南、印度高速发展等都是这一红利的结果。 但危机也如影随形，在此期间，英美于20世纪70年代后先后陷入10年滞胀；拉美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1987年华尔街大崩溃，史称“黑色星期一”；1990年日本经济开始走向崩溃，进入“失去的十年”，25年后仍未恢复元气；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国家金融格局的重组；1998年俄罗斯爆发债务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进入21世纪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高速增长最终只是超现实幻想。美联储的货币宽松与收缩制造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史上全球第二大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欧洲被波及，欧债危机于2010年爆发。 为了应对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入债务型经济模式。美国启动多轮QE，而早已采取负利率的欧洲、日本至今仍未走出次贷危机的泥潭。 2018年之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当世界还在忧虑英国脱欧、美国“退群”、逆全球化加速等影响未来的大事件时，谁也没想到，病毒性肺炎疫情在2020年席卷全球，使得脱欧与“退群”、逆全球化后果得以加速实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了。 自从2000年之后，世界经济几乎每10年爆发一次大的危机，而瘟疫也频频发难，从禽流感、埃博拉病毒，再到病毒性肺炎，大自然的病毒不断向人类提示它们并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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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危机无法避免

如果将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这些经济危机，从因果关系与关联关系两个维度进行梳理，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危机背后的原因及其规律。 经济危机与市场周期性的波动相关，而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与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有关。朱格拉周期理论就认为，社会经济运动存在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反复出现就形成了周期。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地震、海啸等）、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错误的调控政策等，只不过是危机的导火索或催化剂，并非经济危机爆发的第一因。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或拯救经济危机，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就会伸出货币与财政等宏观经济调控之手，如此一来，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财政政策的积极或稳健就与经济的波动周期如影随形，紧密相关。 当经济过热，货币与财政政策就收缩，反之则扩张，从而出现逆周期调控的现象。于是，货币、信贷与债务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的“老三样”。 而人的行为与经济波动表现正相关。当经济过热时，人变得贪婪，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增加；当经济衰退时，人又变得恐惧，甚至引发踩踏，进一步加重危机。 《伟大的博弈》一书的作者约翰·S.戈登认为，经济周期是人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经济好的时候，人们对未来过于乐观，盲目扩张，该裁减的冗员没有裁减。于是，坏年景很快就来了，人们又变得过于悲观——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当市场崩溃时，每个人都想要现金或黄金，可是，此时市场上恰恰最缺乏流动性。因为没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人们就会失去信心。所以，历史上的美国经常面临恐慌，也经常经历比其他国家更为迅猛的繁荣和更为深重的崩溃，其经济周期的振幅也远远大于欧洲。从长期来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是一定会崩溃的。 究其根本，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表面上是供需关系变化，实质上是人的预期和行为的改变。而人心始终游走在贪婪与恐惧之间，亘古未变。因此，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同样也无法完全避免，因为它是人类情感和认知的产物，也是人类作为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可避免失误的产物。金融依赖信心，而信心总是脆弱的。人类天生容易受到非理性繁荣的影响，市场在上涨时会过度上涨，在下跌时会过度下跌。狂热和恐慌似乎都具有传染性。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也无法幸免于这些狂热。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强调，“不断恶化的金融状况正在造成更为糟糕的经济状况，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次贷危机和金融恐慌。最终，如果不稳定经济，我们就无法稳定金融体系，反之亦然。所以要把火扑灭，我们必须同时做这两件事。” 胡佛曾说过，资本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资本家本身——他们太贪婪，总是牺牲市场整体利益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个市场都需要警察和裁判。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人们甚至可能在停车场里相互杀戮，而一场没有裁判的橄榄球赛将会是一场灾难。一个自由的市场并不是一个没有监管的市场，市场需要有人仲裁，也需要有人来制定规则。但我们必须要保证裁判的公正性，要特别小心是谁在制定规则，规则是服务于谁的利益。 一旦明确下一场危机是真正的系统性危机，反应不足会比反应过度危险得多，太晚出手比太早介入造成的问题更多，而半途而废的措施只会火上浇油。在一场载入史册的危机中，当务之急始终是结束危机，尽管这可能会造成一些道德风险，存在鼓励未来无原则冒险的缺陷。 事实的确如此，但与允许系统性崩溃的负面影响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当恐慌袭来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尽其所能去平息恐慌，而不是在意政治后果，无须顾忌意识形态如何，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或承诺过什么，因为放任经济萧条只会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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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启示

20世纪被称作美国世纪，这样一个人口足够多，经济体量足够大，国土面积足够大的大国崛起。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如美国一样，和中国存在可比性。美国，是我们最值得参照的经济体。 过去的20世纪，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巨大的转型，一次是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型，一次是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型。当下中国的转型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的转型具有更高的相似度。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国际贸易等方面中美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给了中国丰富的参照样本，中国的体制优势和后发优势无疑会让我们对这些经验和教训具备更强的甄别和行动能力。

危机，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依靠“市场之手”进行调整，“市场之手”会通过改变供求关系来重新调控经济，但完全自由的市场是会崩溃的，危机的蔓延与巨大冲击是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承受的。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出面挽救危机，在危机关头果断采取进行干预和调控。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中国政府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

过去500年，无论是从事对外殖民、黑奴贸易，还是采取金本位、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行美元霸权主义，西方领衔全球的总体局面从未改变，变化只发生在西方国家之间，接力棒式地传递。

这一局面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全球供应链、新的全球化、全球经济中心、全球金融中心、全球科技创新正在向东方迁移，未来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可能就有多个来自东方。

虽然进程是缓慢的，可能需要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渡，但是500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将来临。危机是推动崛起的动力，也是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在危机中成功地抓住机遇，还是滑向危机的深渊，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崛起还是衰落。

作者 | 郭勤贵

编辑 | 小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