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204）：发迹之路

宋仁宗赵祯之所以谓之以“仁”，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而他对天下子民和官员的仁德和宽厚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对丁谓这样的人他尚且能够无条件地予以宽宥，那这世间又还有什么人和什么事是他所不能包容和体谅的呢？

天圣四年四月，继不久前恩赏了后晋皇族石氏的后人之后，赵祯再又给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曾孙李佑加了官，李佑由安德军节度推官被升任为西京留守推官。当然，此事的缘由是因为李佑向朝廷上疏请求回洛阳任职以方便他祭扫祖陵。

五月，赵祯又把他的仁爱撒播给了一群极为特殊的人——死囚。

要说这件事就首先得提到另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牛人——燕肃。此人在宋史里毫无名气，但他却改变了宋朝在此之后的死刑制度，更是让无数行将走到奈何桥的人对他感激涕零。

燕肃（公元961年—公元1040年），字穆之，青州益都人，后随其父举家搬迁至曹州(今山东菏泽)。此人直到40岁时才考中进士，但这不碍事，毕竟他差一点就活了整整八十岁，而这也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愚钝”之人。他先后在陕西、蜀川、河南、安徽、浙江、岭南等多地为官且多掌管当地司法和刑狱，后擢升至龙图阁直学士，以礼部侍郎致仕。

比起他的为官政绩，他在音律（乐器）、文学、艺术、书画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成就更为人所乐道。他博学多长，尤其擅长诗词绘画，至今仍存有他的画作《秦岫渔歌》《江山雪霁》《夏溪图》《春山图》《冬晴钓艇图》等将近四十幅作品，其中他的《春山图》和《寒林岩雪图》现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他在自然科学和制造上面的建树，此人仅凭历史残存下来的零散资料就成功地造出了指南车和记里鼓车。前者是我国古代利用差速齿轮原理制造出来的一种用来测定行进方向的仪器，简单来说就是无论车身怎么运转，这个装置上面的那个小人的手指总是指向的南方。它也叫司南车，但到了宋朝时他的制造方法早已失传。记里鼓车则是用来记录车辆行程的仪器，因为上面有两个负责敲鼓（铃）的小木人而得名，车辆每行一里，下面的小木人敲鼓一下，车辆每行十里，上面的小木人敲鼓（铃）一次，而它的制作工艺在宋朝也早已失传。

燕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只是凭借一些零星的碎片信息成功地将它们给复原了出来，而相比这两个玩意儿，他造出来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计时器——宋朝版的莲花漏才是最让他引以为傲的作品。

宋代的计时器仍然是承用的唐代的浮箭漏刻计时器，但这个东西有个明显的缺点，它的误差很大，根本谈不上准确，更无法言及精确。在浮箭漏的基础上，燕肃经过长期钻研设计出了莲花漏这种新的计时工具。莲花漏一经问世就博得众人的一致好评，宋仁宗在公元1036年更是颁布诏令让全国通用此物，我们在后面将会着重提到的那位大佬——主持过北宋对西夏李元昊的战事且让范仲淹和韩琦这两位北宋名臣都给他打过下手当过小弟的夏竦曾对此物高度评价道：秒忽无差。北宋第一文豪苏东坡也是对其交口称赞，对其直挑大拇指。

这还没完，燕肃还有一项在当时堪称伟大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他凭借自己十余年的观察，最后对海潮和钱塘江大潮的形成原因给出了一个在当时最为科学的解释，那就是日月的引力所致。当时的人们对于这种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就对其给出了神鬼之说，但燕肃在自己所著的《海潮论》里明确指出：“日者众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阳之精，水者阴，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故其盈于朔望，虚于上下弦。”

以上种种连后来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也对其大为赞誉，他称燕肃为中国的达芬奇。至于我个人，我认为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仅次于北宋的另一位堪称绝世天才的知识复合型人才——沈括，但恕我直言，沈括在个人综合才华上面不但是前无古人更是后人所无可超越的。

好了，我们已经扯得很远了，现在回归正题。公元1026年5月，负责主理全国刑狱的燕肃向宋仁宗上疏请求将全国死刑犯的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中央政府。

他在奏表里说道：“唐太宗时期，凡是京师的死刑犯都需五次复核方能处决，全国其他地方则是需要经过三次复核才能处决，正因如此才让很多人免于死刑。贞观四年断死罪29件，开元二十五年也才58件，但我朝单是在去年就断了2436件死罪。京师的死刑案件虽然需要通过复核才能最终决断，但全国其他地方却有很多有待商榷的死刑案犯因为没能由朝廷实行最终的复核制度而被处死，州府一级的官员在断决死刑案之后往往在上报朝廷时有意把案件加以增饰以定为铁案，如此一来天下冤死之人颇多。所以，臣恳请陛下能够将全国所有的死刑案件都由中央复核一次方可决断，如此方可彰显陛下和朝廷对天下苍生的钦恤之意。”

这里就来说一下宋朝的死刑制度。

赵匡胤登基之后，全国的死刑核准权虽然被收归了中央，但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地方政府在上报案情和处理意见后，朝廷这边基本上就是打个勾了事，由朝廷出面对案件进行严格复核这个程序几乎没有。燕肃的意见就是朝廷要对全国的死刑案件都进行复核，而不是仅仅只负责阅览和打勾。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的北宋名臣张咏吗？他在做地方官时可是亲手干掉了好些个恶人，而且是直接以官方的名义正大光明地杀，杀完之后他再向朝廷汇报，朝廷这边看完卷宗之后随即批示一个：已阅，证据确凿，杀得对。这是有名的贤臣张咏，但如果遇到的是昏官恶吏呢？

赵祯看完这份奏表直接将其转送给了中书省，宰相王曾回道：“如果天下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经过朝廷的复核，那么这工作量也实在是太大了，全国待处决的死刑犯更是会因此而塞满牢狱从而迟迟都得不到最终的决断。依臣看来，对那些十恶不赦之罪就不必复核了，我们只对那些有疑情或者明显判决过重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核即可。”

赵祯想了想，最后还是同意了王曾的建议。他随即下诏：朕念生齿之繁，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重轻，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今令天下死罪有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

自此，宋朝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将天下的死刑复核权收归中央。不过，这事在具体的执行上还是不够彻底，宋朝的那些边疆大吏仍然是具有先斩后奏的临机处决之权，比如益州和并州的知州，再比如后来宋夏战争爆发时陕西四路的经略使，这些人都有临机决杀之权。

依照古人开口闭口所常谈到的“天人合一”之说，宋朝实施了这么一项充分彰显了上苍有好生之德的善政是不是就应该天降祥瑞呢？很遗憾，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其实纯属胡扯，而宋朝在这之后也并没有被上苍所垂爱，反而是各种风不调雨不顺。

首先是福建和蜀川的诸多州县连发大洪水，百姓损失惨重，紧接着就是一场几乎波及全国的雨灾。一时间，中原和江淮大部分地区洪涝成灾，京城开封及周边州县更是遭遇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风雨雷电发疯一般地肆虐大地，京城之地更是水深达数尺，居民的房屋倒塌无数，因此而溺死者达数百人之众。极端天气之下，身为皇帝的赵祯都不得不赶紧往皇宫里地势最高的正殿跑，而且他还为此而下令裁减自己的膳食标准以答这场所谓的“天谴”。

暴雨成灾之下，赵祯也被吓着了，他像他爷爷赵光义那样对宰辅大臣说道：“这老天爷老是这么下雨，是不是因为朕的德行有亏啊？”

王曾等人当然不敢正面回答，只能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赵祯只是个还没亲政的少年，如今的宋朝是你老妈刘娥说了算，就算德行有亏也是你那位母后的责任，干你何事？但是，这些话只能藏在心里，而这口锅也只能由他们这些当臣子的人来背。于是，王曾等人请求以此罢免他们的官职以答天谴，赵祯随即予以驳回（其实是刘娥驳回，但史书里就得说是赵祯）。

有鉴于灾情严重，宋朝随即下诏各地官府组织人力展开抗灾行动，同时还下诏：降天下囚罪一等，流放罪以下的犯人全部赦免，全国各地因水灾而有农田被淹没者全部免其田租。

这世间滔天的洪水纵然可怕和无情，但还有比这更可怕和无情的——海潮。大宋的海岸线无限漫长，而每次遇到海水涨潮便是沿海居民的受难之时，而这无论是对当地以种地为业的农民还是对于以煮盐为生的盐户来说都是苦不堪言。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唯有险难方能让真正的人杰脱颖而出，那位之前已经在我们的故事里登台亮相的北宋名臣这时候终于要再次出场了——范仲淹。

此时的范仲淹距离其考中进士已经过去了十一年，按理说他是不是至少也得是个知州一级的官员呢？想想吕蒙正和张齐贤，进士及第仅仅六年就位居两府高官之列，可他是范仲淹，他既不是状元，也不是早在科考前就已经在皇帝那里如雷贯耳的狂生，这时候他的官职说来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极度的震惊——兴化县县令（今江苏兴化市）。参考与他同科中榜的状元郎蔡齐，人家现在已经是翰林学士了，转眼间就可荣登两府。不过，这也没办法，你当初的一个位列几十名之远的进士怎么能和头名的状元相提并论呢？

当然，这其实不是说范仲淹这十余年来在官场混得特别差劲，他之前的官职是西溪县（今江苏东台）的盐仓监，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当地海盐的贮运和销售，用官场的话来讲就是此乃一肥差耳。那么，范仲淹为何会官越做越小呢？原因就在于这个兴化县令其实是朝廷火线给他派来的一个“差遣”。

范仲淹所处的泰州（今江苏泰州）濒临黄海，这里以及附近好些个州县的百姓都是以煮海盐为生的盐户，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在享受大自然的实惠之时也得承受它随时可能带给你的灾祸，具体到这些盐户身上就是每年不定时爆发的海潮，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台风。不止是盐户，沿海地带的农民同样也是对海潮淹没农田摧毁房屋而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

为了抵御海潮的侵袭，早在唐代时泰州附近就曾修建过一道用来抵挡海潮的堤坝，但这玩意儿因为后来的战乱以及年久失修已经成了一个毫不起作用的摆设。于是乎，虽然宋朝已经建立六十多年了，但也没有谁奏请朝廷重修捍海大堤，当地百姓也只能年复一年地重复悲剧。原因呢？因为这个捍海大堤可是一项超级工程，堪比在海岸线上修建长城。

这个说法其实一点也不夸张，修一道能够将沿海的主要产盐区和农业区都围在里面的大堤本就是一项超级工程，而且这个大堤还得扛得住台风和海潮的合力施暴，那么它的高度、宽度和厚度就是惊人的，这需要太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及很长的施工时间。如果不是太平盛世，这工程休想完成，但范仲淹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太平盛世”。

有鉴于此，范仲淹便给自己的上司江淮漕运副使张纶建言要重修捍海大堤，张纶再又上报朝廷。最后，这项工程得到批复，而具体负责这项工程的正是范仲淹，他这便有了这个兴化县令的职务。但是，这项工程刚一批复下来就有很多人反对，理由是这个大堤一旦修建起来虽然能够挡住海水，但如果遇到水灾，那么这里面水又怎么排出去呢？那岂不是又要经受洪涝的危害？面对一片质疑和反对，张纶以海潮之患远胜于洪涝之灾为由坚决支持范仲淹修建大堤，至于洪涝之患，疏通现有的河道自可解决。

人为的阻力被排除了，但自然的阻力却随之而来。捍海大堤从公元1024年开始修筑，但在次年的冬天一场大雨雪突袭而至，随即又是一场台风狂虐而至，当时正在施工现场的民夫可就倒了血霉，有一百多名民夫当场暴毙，而远未建成的大堤更是惨遭摧残。

一时间舆情汹汹，反对者的声音再次甚嚣尘上，当地官员直接将此事呈报给朝廷，直言大堤实乃耗费民脂民膏之物，不可重筑。刘娥派出亲信太监亲自前往查勘，大有要停建之意，同时她还下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拿出此项目是否具有实际操作可行性的报告上来。

就在这个项目兴废的关键时刻，胡令仪与张纶一样选择站在范仲淹这边，困难是暂时的，但利好却是长久的，这大堤无论如何都是利远大于弊，所以这个项目不能停建，反而要加大投入继续修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工程又遇到了麻烦，范仲淹的母亲过世了，他得去丁忧。在古代，只要是父母过世了，哪怕你是宰相都得回去丁忧守丧，更何况你范仲淹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呢？

这种局面之下，张纶前后三次向朝廷主动请缨由他来接替范仲淹出任项目的总负责人。刘娥旋即任命张纶为泰州知州，由其负责该工程的后续施工。

在这之后，大的幺蛾子总算是没有再飞出来。公元1028年春，这道前后历时四年、由范仲淹和张纶接力完成的捍海大堤终于是修建完毕。它北起今天的江苏大丰县，南至江苏如东县，全长七十余公里，堤底宽九米余，堤顶宽三米，堤身高近五米。自此之后的近百余年间，由这道大堤所守护的千里沃野是再无海潮倒灌之灾，当地百姓也是由此获益匪浅。

为了表示对张纶的感激，当地民众联名请求朝廷为张纶建造生祠。这个生祠就是一个人还没死但却要为他建造祠堂，唯有对国家和百姓有大恩的官员才能经过朝廷批复后获得这种待遇，而也是凭借此项政绩工程，张纶和胡令仪分别被朝廷加官。

说到这里我就要说点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顺耳的话了。

纵观整个捍海大堤的修建过程，范仲淹是首倡者，前期也是他在负责项目施工，后期则是由张纶全面接手。但是，最后开表彰大会的时候却没有范仲淹的份儿，毕竟他还在守丧期间。然而，这只是一种好听的说辞而已，你范仲淹当时只是一个小县令，而谁都知道这种事在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得大利的肯定是大领导，张纶和胡令仪两人一个是市长级的知州，一个是省部级的转运使，你范仲淹一个小县令怎么可能居于头功？况且张纶也是亲上一线，当地的那些乡绅土豪们就算要拍马屁也是先拍张纶。

以上这些就是当时的现状。可是，剧情为什么会在后来出现反转呢？以至于单独给张纶立的生祠为何又在当地的一众乡绅和富商的捣鼓下变成了范仲淹、胡令仪和张纶三人共存的“三贤祠”呢？

如今我们在提到范仲淹的时候，总是会对他的泰州治堰津津乐道，这被视为他为官生涯的一大超级政绩工程，而我们对张纶和胡令仪则知之甚少，甚至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两个人，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范仲淹后来不是成为了北宋的参知政事、文学家和军事家，成为了北宋的一代名臣和道德君子的楷模，那么如今我们所提到的这道被后人命名为“范公堤”的大坝还会是这个名字吗？它会不会被称作是“张公堤”呢？

这就是真相。在当时，人们把主要的功劳记在了张纶和胡令仪的身上，范仲淹最多能得一块铜牌。可是，在范仲淹的官越做越大最后成了宋朝的宰辅重臣后，这一切就开始反转了，剧本也开始被改写了，范仲淹的铜牌变成了金牌，而随着后世近千年来对范仲淹的持续尊崇，范仲淹脖子上的这块金牌所发出的金光直接将张纶和胡令仪给背景虚化了。

对于某些范仲淹的超级铁杆粉丝而言，这些话或许不那么好听，但这是事实。这也是人性使然，只要你今后有了大出息，哪怕你曾经顽劣成性也会被人说成是天赋异禀甚至是被传为美谈，更何况范仲淹在这其中本就有大贡献。

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范仲淹的这次治海甚至是他母亲中途的离世都是他人生的巨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他丁忧期间，他遇到了被外放至南京应天府担任南京留守的前枢密副使晏殊。可以说，如果没有晏殊的举荐就不会有他后来的范仲淹。那么，晏殊同志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惹得刘娥大动肝火进而将他贬到了南京应天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