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阅读日记二

昨晚看完了最后四章，是真的受益匪浅，这却是一部让人心生敬意的历史书，也许是因此前并未接触过学术性的历史书，导致认为这本“半学术半通俗”的格调很高。历史，就该这么看。

第四章又讲回了申时行，再次强调了他的“无所作为”与“首鼠两端”，也早已提到他无作为的原因是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已放弃希望，因此只能用“调和折中”的办法去维持，没错，只要维持下去，不出乱子，已是最好，因其本质的种种弊病早已没了再次焕然一新的可能。虽说这不堪直视的无可挽救之状态只得通过“外界刺激”来改变，但代价未免太大，战争带来的苦难可非儿戏。然而拘泥于仅仅维持下去，还是为了维持而维持，为了和事而和事，就如立皇储时的两面派操作，格局未免过小，结局大家也都看到了，仍是失败。不过书中写到申时行倒是对自己的政绩充满自信，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不无用处，至少使得书中举例到的治理黄河的任用与蒙古欲来犯的措施，两件棘手的事得到和缓解决。说根本解决那是梦话，但早已达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为何还要“自欺欺人”地维持下去？任何人都明白“重开”的代价之大，也无不抱有“化干戈为玉锦”的幻想，也从此沉沦于其中无法自拔。

然而本章重点应还是万历，也就是“活着的祖宗”，在此我可以放心引用原文的话，感受下万历皇帝的“可怜”与其进一步的“堕落史”。

*到了1586年初，常洵出生，郑氏被册为皇贵妃，立储的争执已经肇始。但就在这前后，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随之而来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他荒怠的字眼也越来越无忌讳。有一本奏折上说，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天下臣民必将视之为无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将痛哭于九泉。皇帝刚刚批示说此人语无论次，应当降级外调，另一个人跟着奏上一本，内称皇上的朱批不甚合适，那位进谏的人乃是忠臣，不但不应降级，而且应当表扬奖励，以表现虚怀纳谏的人君风度。这种“上下否隔”的情形既已开端，至1587年就更加恶化。

* 廷臣见参劾无效……参劾全部的大学士，以造成张鲸不除、内阁也别想安生的舆论压力。由于群情鼎沸，万历只好承认失败，把张鲸免职。据当时接近皇帝的人透露，这件事曾使皇帝大为伤心。但就在张鲸将去未去之时，尚有一个下级官员不知道皇帝已经屈服，竟然又上了一个奏本，说张鲸如此难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贿赂。这种无礼的奚落使这位官员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轻的皇帝却为此而更加心灰意懒。 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

*这场雨发生在陽历6月12日，距离皇帝徒步天坛求雨已将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议这不是圣心感动上苍的结果。皇帝自己也当仁不让，兴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谢上苍的恩典。首席大学士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时候，万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为自慰和自满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

*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士于1584年的夏季。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万历接受了“精神上的活埋”，俨然成为一个活着的祖宗，万历显然身不由己，可怜不堪，并且不被文官集团当人看，这里又有一自欺欺人的神奇东西，既然在上述引文中文官集团如此嚣张跋扈，早已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明知故问”的纳谏），当成了个“可随意欺负”，专门用来找乐子的象征物。可既然如此，文官却“不反”，还假惺惺地奉皇帝为天子，搞事情还要上书的皇帝批准，这实乃自欺欺人，不妨称为荒诞。这其中虽有万历自身的原因，也仍在于那积弊已久无可救药，只等毁灭的系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系统，也有申时行之流在苦命维持并“瞎操心”，更有万历之看透而逃避不直面，当然还有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那文官系统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忧国忧民”，一心一意把国家“治好”的雄心抱负，这是何其荒诞，然而朝廷又在这荒诞的状态下运行了如此之久，不免又是一种荒诞。

作者黄仁宇对海瑞是否定的，不仅否定他的作为及其对应的成果，还否定他的为人（当然他那绝对的清廉正直我们无可反驳）。单纯用眼高手低或是志大才疏还不能概括海瑞，眼怪不代表眼高，时刻秉持所谓的道德标准与“刻板印象”，他的铁面无私时常因小失大，不免已注定成为一个失败人物。最明显的就是海瑞如何断案，据书中提及，海瑞断案并无足够的客观条件（如完善的法律，机构）使得案件足够公正，他也从未想过要有这些客观条件，自以为是，仅凭心中那点伦理道德的标准便妄作评判。姑且算他的“断案”都是对的，他也不免回到因小失大的泥潭中，他仅仅拘泥于眼前这个受压迫的农民的冤屈是否得到伸张，根本不考虑此带来的影响，所牵动的东西可能会使更多的农民受到压迫。真的为民着想的话那就爬到更高的位子如张居正那样，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他又自欺欺人地秉持清廉正直导致根本不可能那样，现在看来也不过一伦理道德的奴隶罢。书中一些语句也真是形象（也不知真否），作者又罕见的（较于《中国大历史》）有了情感的宣泄。

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有豆瓣网友说作者是用海瑞来讲经济，拿戚继光来讲经济那啥的，这不，作者在讲海瑞时穿插了一段除商业法律外最为明显的经济弊病，币制，讲的那是饶有趣味，逻辑严密，概述如下。一开始发行纸币（非通过商业交易渠道，而是俸禄，赈灾等途径），但不能兑现也不能交纳田赋，且没有准备金等于凭空印，自然不受欢迎等同废物。这当然是朝廷欲想两全其美的痴心妄想，导致之后铸铜钱也是没有尽心尽意，敷衍了事，从而使假币流通，效果可想而知。于是就有了无需鼓铸的碎银的流通，而其的弊端又很明显，没铜钱辅助零售业受限制，并非政府统一发行无法调节，富裕家庭将金银埋藏或作器皿首饰（可复原），等等都导致了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刺激高利贷的活跃。而这也仅是在没有有效商业法律所代表的明朝政府无能的情况下。以上是原书两页内容的浓缩，我仅是把逻辑骨干列出来，方便理解。还有一个片段就直接引用原文了，

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

在第六章开头几页作者就强调了明依然存在的重文轻武的种种弊端，引几段话。

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 勇敢粗豪 而不在于 头脑清晰 。

这些话语不乏讽刺，也是现实，也的确导致了战事方面的失利（然而我印象中明朝打仗还是挺厉害的），说的是否真的这么难堪先不管，说这些自然是要引出戚继光和戚家军。戚继光如何练兵以及这样的厉害之处已不需多说。作者也提到他的并非十全十美，有些私事似有违道德，还有迷信，然而这些无可厚非也无伤大雅，作者有段评价也是极好，大意为：“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接受这样的现实（客观上明朝军备的无可救药），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至少从这里看，他应是十分值得我们敬仰与推崇的，明朝也确实辜负了他，也有我似曾相识的那句：“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

最后一章讲李贽与思想的我是并无太大兴趣，一直以来对哲学十分向往的我，自然不会拘泥里面的思想，更何况此章也并非专攻这玩意儿。写是写李贽的自相矛盾，其实依然是各种现实与“自己想的”或是意识上虚拟的矛盾，话题太大，在这里讲显然不是时机，当然这里也有时代背景另外的限制，

“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 ，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故不再详述。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作者的态度在结尾已经很明确，传统道德的约束性实在有限，那不可捉摸的人性，人心也导致了强制力量（法治）的必然。积弊已久达到饱和的明朝，只能受受外界刺激而后翻天覆地地重开，儒学（贯穿着我们）虽不会真的死去，但也可能会因此在将来某一时刻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