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成为”波伏瓦的困难与必然

1986年4月14日，波伏瓦在巴黎去世，遵照其生前的意愿，人们将她葬在萨特的墓畔，这也是萨特的意愿。在那之后将近四十年时间，她不但成为众多女性渴望重新评价乃至重新塑造的对象，也成为她们进行自我认识，乃至实现自我理想的情感投射。作为一名文化偶像，波伏瓦是成功的，这毋庸置疑，而这也为这本名叫《成为波伏瓦》的传记写作带来了很大难度。它的作者柯克帕特里克毫不讳言波伏瓦生前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及需求极为热烈，这直接影响到了以她的回忆录和日记为核心的大批一手资料的真确性问题。这位先锋女性，犀利的思考者和写作者在阐述观点时能够做到明晰有趣，富有洞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愿意将自己全部的真面目袒露在众人面前，但这反而会在更大程度上引起了观看者们的好奇。其实，也许人们真正介意的不过是，她有没有过上女性可以过的理想生活，或者说，她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一如她在作品中反复探讨的那样。这也是女性最真实的困境之一，即私生活永远伴随着公共话语的建构，或者说，私生活一定会遭遇同公共话语的分离。女人的身份同样面临这样的分离：她公共的身份及私人的身份。而敏锐的波伏瓦首先抓住，并用其最熟悉的哲学性思考加以阐释的，正是这种分离所带来的分裂，以及它所指向的根源：性别。

二十世纪哲学形成的诸种特征仿佛已经告诉我们，它的目标不再是提供一种尽可能规整，全面，逻辑自洽的思维方式，也不是在已有的价值观上进行调整、修改或者完善。二十世纪哲学面对前代哲学的态度，无论是继承，转化和否定，都显得更为激烈，更加彻底，这恐怕与思想者们自身需要的迫切性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胡塞尔在批判欧洲人文主义危机时的激烈，还是阿多诺还是乔治·斯坦纳在论述现代文明的崩塌所导致的语言消亡时，那种痛心疾首的语调和无比绝望的情绪，即使隔着书页还是会给人带来极强的心灵震颤。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二十世界哲学和思想者们的那种沉着思考，从容生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随时面临崩塌，处处充满危机的时代，这种危机感和恐惧心理时刻抽打着人的理性，更潜移默化地渗入他们的肌肤、血管乃至骨髓。“危机哲学”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一种必然。而“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危机哲学”，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存在主义哲学首先是危机哲学；它把人类整体和宇宙存在解释为危机情景的延续（海德格尔的术语为‘临界状态’），各自都充满了危险，并在个人全部的内在才智中要求决断，而这整个序列导向最终的‘毁灭’”。于是，存在主义者们要求人在幻灭与绝望的生存处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作为一种对必然性毁灭的主动回应，就如西西弗斯对不断滚落的石头的回应。但是，这里的选择又不指向一条明确的出路，也即是说，选择行为本身无法承担它后果的真确与否，那么这无疑就是一种荒诞了。戈多的等待为什么成为荒诞？就因为这种等待失去了明确的对象。所以，存在主义哲学必然也充满了荒诞色彩，西西弗斯被尊为“荒诞英雄”，他在战胜命运的同时也指证了命运的荒诞。而这种荒诞同样也深刻地显现在了波伏瓦身上，那就是一种性别意识的荒诞。

无人能否认波伏瓦对存在主义哲学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她从性别角度出发为这种思想开辟了一个独特视角，既然必然性同时是一种荒诞感，那么性别的必然同样是荒诞的。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直接促成了《第二性》的写作，也使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女性主义者们的文化偶像。然而，“第二性”并不是对女性性别本身的否认，而是指出当女性性别被历史化，或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社会角色时所必然会导致的荒诞。而它最终要表达的是，女性不能完全屈从于一般化的的社会历史评价体系，因为这一套体系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事”（his-story）的连带产物。“第二性”是一种被排序和评价过以后的称谓，它人为地将女性排斥在主流历史叙事之外，男人的故事里没有女人，这不仅对女性而言是荒诞的，对男性而言，也同样是。与其说波伏瓦是在否认由男性权力构成的历史和社会形态，倒不如说是在否认它那套已经足够成熟的体系以及用来表达这套体系的叙说方式对女性的全面孤立。她认为，女性同样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体系及与之相对应的表达，它产生于女性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全部肉身体验和精神境遇，她强调“成为”，就如柯克帕特里克给她的传记所取的书名——“成为波伏瓦”。

然而，在波伏瓦的一生中，“成为自己”仍然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这不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人的目光和主流媒体的各种评价有关，更与她自己的选择有关。在一篇名为《A story I used to tell myself》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作者在公众面前所呈现的生活，只是这个作者众多面中的一面。与我的作品有关的一切，也只是我个人生活的一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努力地，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读者，去弄明白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拥有一个公众形象，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可见，成为百分百的自我至少对同时希望自己是“读者”和“公众人物”的波伏瓦来说几乎不可能，她的理论一方面要求她自己作为一个完全的主体进行自我审视，但落实到实际生活中，这一目光又必须具备“他者”的视角，这多少反出了女性主义“主体建构”理论的初衷。而同样是法国人的同时代哲学家列维纳斯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他者的超越性”角度出发，将人的主体建构从“自我”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在列维纳斯看来，绝对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伦理学的核心从来不在于“自我”，而在于“他者”。在绝对的“他者”中遥望相对的“自我”，才是存在的本真状态。虽然思想本身很难被全然客观地评判，但反观列维纳斯的观点，也确实暴露了波伏瓦的理论限度，而这限度，也多少加重了她现实中的伦理困境。这不但能从关于她的一切传记或文史材料中找到，更能从她自己所写的小说中直接读出来。

波伏瓦最成熟的几部长篇小说：如《名士风流》、《女宾》，《人都是要死的》几乎都聚焦于伦理纠葛，同时追问“现代知识分子”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的独特价值，包括为获取这价值而必然要付出的罪的代价到底有哪些？与理论对逻辑自洽的绝对要求不同，女性视角在这些非常具体的困境和纠葛中虽然充满了内在张力，甚至有许多的破口和未完成性，但正是这种无法挣脱的“摇摆”，及其指向的宿命感和行动力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作品独特的风景。波伏瓦很早开始写小说，且几乎与她写哲学文本同步，柯克帕特里克指出，无论作为哲学家还是小说家，这都不是一种常见状态，因为传统观念所定义的文学和哲学需要调动的是人的两套完全不同的思维系统，而它们之间是很难并行不悖的。即便是萨特，在充分展露了他的文学才华后，也迅速转向哲学写作。然而，波伏瓦一如既往地依赖着“小说”这种文体，或者与其说她是被这种文体吸引着，不如说她是被这种写作方式诱惑着，以至于从1946年写完第一部长篇《女宾》后，一直坚持到六十年代仍有故事集发表。这时，她已经是一位写了五部长篇小说的成熟女作家了。作为小说家的波伏瓦是可爱的，也是放松的，爱与何为女人是她始终不变的，乐意分享的话题。如果一定要总结的话，这所有作品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不存在最佳选择。波伏瓦认为，无论你是，或愿意作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都会面对两难的困境：婚姻、家庭与情欲，权衡是必须的，但也是不可能得出结果的。所以，真正的女人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抛却情感和一切软弱的“铁人”，也不是一名纵欲者，因为这都没有顺应女性内心真正的需求。放弃追求单一的目标可能是波伏瓦能给出的唯一“解药”，就如她本人所践行的那样，当然，这也只能成为一种理想。更现实的可能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好承受伤痛的准备，就像《名士风流》中安娜，或她自己一样。

她在她的思想中表达自己，同时，也在她的故事中完成自己，然而诚如这本传记所说，“做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个自己，做自己意味着，要在一种不可逆转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与同样在改变的他者一起不断改变。只有变化本身是真实的，或许，作为一个认真得有些执拗的女性，波伏瓦也花费了整整一生的时间才完成对自己的改变和表达，这意味着当我们在看一切关于她的文字，无论是她写的还是写她的，包括这本书时，都不应去要求一个完整的结论，一个被一锤定音，或者被权威认证了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它根本不在外部，而在它所面向的那个具体的人自身之中。当然，也在我们每个个体的自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