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说地理学枯燥，他却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

“浪漫”与“地理学”初看似乎是一对矛盾的词。

地理学脚踏实地，充满常识，是生存所必需。在过去，每个人都要懂得去哪里寻找食物、水源和栖息地；现如今，所有人也都必须细心经营地球家园，使之更宜安居。

人们通常认为地理学是关于生存之艺术，并不浪漫，缺乏魅力。华裔地理学者段义孚先生却说，在不太久远的历史中，地理学确曾富有魔力，并被认为是浪漫的。

他在《浪漫地理学》中回溯了一个英勇探索的时代：

探险家在没有任何世俗补偿的情况下，深入海洋、山岳、森林、洞穴、沙漠、极地冰原，检验着自己精神与体力的忍耐力；

天文学家彻夜坐在高山上或沙漠中的望远镜前，直直地盯着那些看似闪耀但在百万年前就灭绝了的繁星。

他们在广袤与无垠面前感到无比满足；他们虽追逐精确的事实，却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

段义孚 著，陆小璇 译

段先生被誉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以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对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2012年，他荣获地理学界最高奖项瓦特琳•路德国际地理学奖，评委称其为“地理学界的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段先生博览群书、笔下恣肆汪洋。他在《浪漫地理学》中，以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史学、大众文化等多重视角来阐述其地理学观点，嵌入其中宛若天成，奇思妙想化为浪漫壮美的文字。

地理学可以是浪漫的吗？

“浪漫”与安居的理念相反，它的核心是“求索”。

诗人托马斯·休姆认为，浪漫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是人类完美主义的信仰。历史学家雅克·巴赞曾将浪漫主义的性情概括为“对能量的敬仰、道德的热忱、原初的禀赋，对于人类伟岸与卑微、强大与悲苦之矛盾的认知”。

事实上，人类生活大多数时候正是由对可望而不可即之物的浪漫热情所驱动的。“浪漫的想象更倾向于那些很大或很小的事物，却很少关心中间的尺度。”

潜藏在浪漫精神之下的是诸如黑暗与光明、混沌与秩序、身体与头脑、物质与精神、自然与文化等等两极化价值。这些两极化价值在我们展望和感知具有挑战性的大环境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文明中，上帝被视为一位从混沌中创立秩序的匠师，“他把天与水分离，而后把水集于一处，让陆地显现出来”（《创世记》1：9—10）。人类的匠师则从星辰的变幻中看出了规律，并将这种秩序由苍穹带回大地。

我们可以从那些拥有宇宙般秩序的远古城市中看到这种努力：将城墙和主要建筑与那亿万星辰之中最为重要的太阳的运动轨迹上的重要位置对齐。

社会也如繁星般以一种有规律、可预测的方式运转。现代城市生活则打破了包括昼夜、四季与农耕时节在内的各种循环节律，电力和城市花园进一步“驯服”了大自然，充分显示了人类的伟大创造性，因而无疑是浪漫的。

然而，太可预测的“秩序”不免有一丝乏味。人类与其他造物的不同，在于他有自由的能力，这意味着他能进行选择，包括以自己的选择制造无序的可能性。当城市成为宜居的“家园”时，人类又开始向往另一重空间。

人类正是在浪漫渴望与深层恐惧的双重驱策下，在熟悉的家园与开放的空间之间来回往复，孕育出种种重要的文明成就。

人类主观情志使地理学携带理性、浪漫和道德

这种浪漫情怀并不止于威廉•华兹华斯所说的“仿若那寄寓于落日灿烂余晖之中的、渗入万物魂灵的虚无缥缈”，它还体现在爱因斯坦说的“宇宙的音乐”之中。

一切科学亦莫不由探索开始——尽管科学是很理性的学问，驱使科学进步的却是浪漫的原动力。 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之所以携带着理性、道德和浪漫，是因为人类主观情志的存在。

以人类对高山的感知为例。在中世纪的宇宙模型中，圆的理想和竖向的维度产生了矛盾。这种模型使得人们对山的态度矛盾重重：圆的理想使其饱受责难，而竖向的理念却很偏爱它。

先说圆。人们认为，上帝是位至高无上的艺术家，那么上帝设计的地球就应当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它一定是美丽的，像天真无邪的孩童灿烂的脸。可为何还有那些变形的地方，那些山峦、谷地、突出的半岛和海洋？

一个在17世纪传播甚广的解释认为，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的堕落使得曾经光滑的地球如今被“肿瘤、水泡和肉赘”包裹着。

直到18世纪，高山还使很多人感到恐惧，因为人们实在对它们知之甚少。人们避开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丑陋，而是觉得那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 此外，高山也被认为是女巫的住所，人们会把高地狂躁的天气视为这种观念的证据。

如果说对完美的圆的追求导致了人们对山的厌恶，那么对竖向维度的追随又当如何呢？它使人们产生了“高”与“低”的概念，一切好的东西可以归于前者，而坏的归于后者。

迷雾缠绕的山如此难以抵达，就像是上帝的住所。它直冲云霄，坐落在世界之中心。在众多的例子中，较为著名的包括古印度神话中的须弥山。此外，纯净的高山空气被视为有益健康，能使善于思考的人在精神层面有所领悟。

随着“崇高”的美学概念在18世纪逐渐兴起，登山逐渐变成一种时尚。

早期的登山者是一些穿着得体，其后跟随着众多侍从的贵族。在那之后的19世纪中，年轻的知识分子成了登山的主力。 他们登山多是出于一些自身的原因，譬如想体验山地阴森神秘的美，或是体验身处险境的刺激，或是只想临近死亡。他们的队伍规模小一些，或三人或两人，因为他们更渴求自给自足和单独行动。

高山、海洋、雨林、沙漠和冰原，正是由于不宜居住，因此将人们的思维从如何在其中居住的定式中解放出来，转而倾向于满足他们对审美和智慧的需求，并催生了无数非功利的、崇高的文字。

或许人类需要将宇宙当作游乐场

崇高并不必然带来快乐，它甚至可以唤起完全相反的情绪：被巨大、混乱，甚至丑陋之物所淹没，被几近痛苦的狂喜所浸蚀，陷入激烈地生存却渴求死亡的困境……

书中援引的极地科考日记，以及那些掺杂着现实的幻想故事便是明证。当生命被严峻的环境包围时，却可能更显露出其深层的意义……

段义孚写道，“若是将精神视为人类存在的核心，或许人类需要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

“浪漫的地理学并不是过时之物。……实际上，任何超越了对地球的痴迷并开始欣赏天空、太阳和星星的文化——以及所有完成这一转变的文明——都默认了我们的家园不仅仅是地球而是整个宇宙。

事实上，对于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地理学也是宇宙学。” 阅读《浪漫地理学》，我们可以追随作者精妙的行文深入宇宙间光辉畅动与昏浊隐涩之地，感受人性与大地的诗意互动。诚如地理学者唐晓峰所言，段义孚是我们心中地理世界的发现者、揭示者、解释者。

这一“地理大发现”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有着岁月维度的浪漫地理空间，那是我们心中的住所，包含着我们每日变换的命题与终身累积的感悟，是人生与世界的深切融合。

人文地理学之父段义孚经典著作

探索人性与大地的诗意互动

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段先生这本书，彰显了他如何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化为浪漫壮美的文字，让读者领略到科学与艺术领域的双重美景。——苗德岁，古生物学家

段义孚试图重新定义人在地理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人类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揭示地理学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张雷，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