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悲伤》第三章
马特·麦卡利斯特 著
孙仲旭 译
我妈妈去世后头几天，在她的葬礼之前，我脑子的很大一部分似乎失灵了，我所想的，似乎减少到两个简单的句子，自动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你在哪儿？请你回来。”
我跑步穿过了伦敦西北部的公园，穿过5月份的长草丛。一天早上，我在女王公园想跑一圈跑到一半时，我不觉边跑边流眼泪，大声重复着第三句话，这一句突如其来，是恐慌之际念的咒语：“爸爸，请不要死。”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道屏障。到头来，我还是需要有人来照顾我。不可思议、不可想象我有可能得自己照顾自己。我对如此恐惧感到惊讶，已经有很多年了，在一种相对紧张的层次上，我一直自给自足。我曾经身处让人提心吊胆的地方和处境，但是从来不像此时这样害怕。
我跑回家站在客厅里，穿着T恤衫和短裤还在冒汗。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拨通我爸爸的号码。
“嗨，马特，”他说，语气十分温和。“你怎么样？”
“爸爸，”我说，“我不想让你死。”
我当时35岁，却感觉自己像是个很小的孩子。我的妈妈已经有差不多25年时间没有照顾和保护过我了，在几乎如我记忆所及那么久的时间里，她比没用还要糟糕，然而我带着恐惧，确信有一半的保护性区域永远被抹去了，原先我本能地依靠那块区域来让自己安全并去理解这个世界。7岁时，我曾经跟她一起，坐在苏格兰西海岸我家附近的一块向大海耸出的岩石上，灰色海浪从大西洋涌来，把沿岸一溜长满藤壶的突出来的岩石变成白色。这种岩层会撞碎任何凑近的小船，让任何落水的船夫粉身碎骨。那个地方现在还让我害怕，长有海藻的大海不知道有多深，也看不到突出的岩石下方翻滚的波涛所蕴含的力量。我靠在我妈妈身上，她穿着绿色帆布外套。“我要是掉下去，你会怎么办？”我问。
“我会跳下去救你。”她毫不迟疑地说。
“可是你会死的。”我说，她的话我并不全信，因为根本没什么道理。“你也会淹死。”
“也许吧，可我还是要跳下去救你。”她搂紧了我。我又盯着看了一会儿海浪，然后把她的手掌摊开，跟我的手掌比大小，我喜欢她指甲里的砂砾和手上的磨伤、割伤和粗糙劲儿，我们在阿德纳默亨（注: 位于苏格兰地区西部的一个半岛）待几个星期后，她的手就成了那样。
“我不会跳下去救你。”我说，一边又看着匪夷所思的水墙，溅起的海水打湿了我们的胶鞋。
那样一个女人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到我妈妈死时，她已经好多年都做不到那样，然而她的爱依然强烈而不曾间断。失去了这种爱，我似乎毫无用处。我得知我妈妈的死讯后一开始打了好多电话，然后就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姐姐得给律师和牧师打电话，得设计和打印葬礼进程表，挑选赞美诗，得请搬运工把我妈妈的东西从老人院搬走，找地方放起来。她还得给验尸官回电话，那位官员在确认我们的妈妈不是在老人院被谋害的；事实上她只是死于心脏病，我姐姐告诉我。她得去拿几件衣服——一件粗斜纹棉布裙子——给我妈妈入棺时穿。我姐姐精力充沛，我却给击垮了。我没法给人们回电话，收到吊唁信后，无法回函致谢。我没办法照顾我的女朋友，我妈妈去世时，我的女朋友手术后还没有出院，正在恢复。我去小酒馆，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流眼泪，出丑。我可以挑选一首葬礼结束时唱的歌，可以写一篇悼词，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这就像是你走在路上，有个人无缘无故走到你面前一拳打在你脸上，而且打得很重。”我跟那些父母双全的朋友说，“我跟你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发生的时候，是会对你突然袭击，彻底震撼你。”他们点点头，可是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晓得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因为对自己父母死去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有所准备。你不可能两次失去你的妈妈或者爸爸。
但是打一拳那个比喻稍微有点不够贴切。这就像是某部罗宾汉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你正在树林中策马小跑，一袋麦子从树木间荡过来打中你的侧身，然后你就完全喘不上气来，动弹不得，无法防御，眼睛盯着林间地下的虫子和松果。你半死不活，无法呼吸。
我妈妈去世后的星期六上午，我和姐姐去找诺丁山的那位葬礼承办人，那个名叫约翰的人亲切得有点刻意：跟前一天夜里时他的同事一样，他称我的妈妈——他从未见过的一个人——为“咱妈”，比如这样：“我们星期一把咱妈从验尸官那里领过来。”还有“你们想给咱妈选什么棺材？”又如“咱妈她是想土葬还是火化？”
走路回家时，我和姐姐经过了戈伯恩路上几个卖沙拉三明治和蒜味腊肠的摊挡，我们走到一间卖各种古玩的店铺门前，我进去后，看到墙上挂着一个羚羊头标本。
“这个羚羊怎么卖？”我问店里的一个人。那个羚羊半身标本样子巨大，不管我有可能住套什么样的房子，它都会伸出很远，像是在厩门上方探出来。我已经能够想象它在我家的样子。
“六百镑。”
我跟姐姐说：“我失去了妈妈，我要买一个羚羊头安慰。”
“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她说完把我领出了那间店铺。
孙仲旭 译
我妈妈去世后头几天，在她的葬礼之前，我脑子的很大一部分似乎失灵了，我所想的，似乎减少到两个简单的句子，自动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你在哪儿？请你回来。”
我跑步穿过了伦敦西北部的公园，穿过5月份的长草丛。一天早上，我在女王公园想跑一圈跑到一半时，我不觉边跑边流眼泪，大声重复着第三句话，这一句突如其来，是恐慌之际念的咒语：“爸爸，请不要死。”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道屏障。到头来，我还是需要有人来照顾我。不可思议、不可想象我有可能得自己照顾自己。我对如此恐惧感到惊讶，已经有很多年了，在一种相对紧张的层次上，我一直自给自足。我曾经身处让人提心吊胆的地方和处境，但是从来不像此时这样害怕。
我跑回家站在客厅里，穿着T恤衫和短裤还在冒汗。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拨通我爸爸的号码。
“嗨，马特，”他说，语气十分温和。“你怎么样？”
“爸爸，”我说，“我不想让你死。”
我当时35岁，却感觉自己像是个很小的孩子。我的妈妈已经有差不多25年时间没有照顾和保护过我了，在几乎如我记忆所及那么久的时间里，她比没用还要糟糕，然而我带着恐惧，确信有一半的保护性区域永远被抹去了，原先我本能地依靠那块区域来让自己安全并去理解这个世界。7岁时，我曾经跟她一起，坐在苏格兰西海岸我家附近的一块向大海耸出的岩石上，灰色海浪从大西洋涌来，把沿岸一溜长满藤壶的突出来的岩石变成白色。这种岩层会撞碎任何凑近的小船，让任何落水的船夫粉身碎骨。那个地方现在还让我害怕，长有海藻的大海不知道有多深，也看不到突出的岩石下方翻滚的波涛所蕴含的力量。我靠在我妈妈身上，她穿着绿色帆布外套。“我要是掉下去，你会怎么办？”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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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跳下去救你。”她毫不迟疑地说。
“可是你会死的。”我说，她的话我并不全信，因为根本没什么道理。“你也会淹死。”
“也许吧，可我还是要跳下去救你。”她搂紧了我。我又盯着看了一会儿海浪，然后把她的手掌摊开，跟我的手掌比大小，我喜欢她指甲里的砂砾和手上的磨伤、割伤和粗糙劲儿，我们在阿德纳默亨（注: 位于苏格兰地区西部的一个半岛）待几个星期后，她的手就成了那样。
“我不会跳下去救你。”我说，一边又看着匪夷所思的水墙，溅起的海水打湿了我们的胶鞋。
那样一个女人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到我妈妈死时，她已经好多年都做不到那样，然而她的爱依然强烈而不曾间断。失去了这种爱，我似乎毫无用处。我得知我妈妈的死讯后一开始打了好多电话，然后就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姐姐得给律师和牧师打电话，得设计和打印葬礼进程表，挑选赞美诗，得请搬运工把我妈妈的东西从老人院搬走，找地方放起来。她还得给验尸官回电话，那位官员在确认我们的妈妈不是在老人院被谋害的；事实上她只是死于心脏病，我姐姐告诉我。她得去拿几件衣服——一件粗斜纹棉布裙子——给我妈妈入棺时穿。我姐姐精力充沛，我却给击垮了。我没法给人们回电话，收到吊唁信后，无法回函致谢。我没办法照顾我的女朋友，我妈妈去世时，我的女朋友手术后还没有出院，正在恢复。我去小酒馆，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流眼泪，出丑。我可以挑选一首葬礼结束时唱的歌，可以写一篇悼词，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这就像是你走在路上，有个人无缘无故走到你面前一拳打在你脸上，而且打得很重。”我跟那些父母双全的朋友说，“我跟你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发生的时候，是会对你突然袭击，彻底震撼你。”他们点点头，可是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晓得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因为对自己父母死去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有所准备。你不可能两次失去你的妈妈或者爸爸。
但是打一拳那个比喻稍微有点不够贴切。这就像是某部罗宾汉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你正在树林中策马小跑，一袋麦子从树木间荡过来打中你的侧身，然后你就完全喘不上气来，动弹不得，无法防御，眼睛盯着林间地下的虫子和松果。你半死不活，无法呼吸。
我妈妈去世后的星期六上午，我和姐姐去找诺丁山的那位葬礼承办人，那个名叫约翰的人亲切得有点刻意：跟前一天夜里时他的同事一样，他称我的妈妈——他从未见过的一个人——为“咱妈”，比如这样：“我们星期一把咱妈从验尸官那里领过来。”还有“你们想给咱妈选什么棺材？”又如“咱妈她是想土葬还是火化？”
走路回家时，我和姐姐经过了戈伯恩路上几个卖沙拉三明治和蒜味腊肠的摊挡，我们走到一间卖各种古玩的店铺门前，我进去后，看到墙上挂着一个羚羊头标本。
“这个羚羊怎么卖？”我问店里的一个人。那个羚羊半身标本样子巨大，不管我有可能住套什么样的房子，它都会伸出很远，像是在厩门上方探出来。我已经能够想象它在我家的样子。
“六百镑。”
我跟姐姐说：“我失去了妈妈，我要买一个羚羊头安慰。”
“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她说完把我领出了那间店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