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66弹|丘吉尔是大英帝国的败家子？
中西辉政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日本学者。这本书早已有繁体字译本，我读了且印象深刻。
丘吉尔宁死不屈的传统形象深入人心，在电影《至暗时刻》中再次得以表现。
可中西辉政不以为然：
1940年6月，巴黎被纳粹德军攻陷当天，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最后的胜利”的演讲，如此疾呼：
“如果大英帝国还能持续千年，我们要让后世都称赞‘此刻正是帝国最好的时光’。”
这些话最后成真了。英国获得“最后的胜利”。1940年，英国人万众一心对抗敌人的英勇岁月，的确是帝国“最好的时光”。但帝国却没有等到往后的“一千年”，不到十年，就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大英帝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思考丘吉尔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时，或许他的话像是一种“命运之声”。包括丘吉尔在内，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最好的时光”将成为“最后的时光”。尽管如此，这句话远超丘吉尔所意识到的范畴，似乎在这句话的深处，有着帝国对日渐逼近的“灭亡”所抱持的“放弃”般的独白。但他们需要更长的岁月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些。这就是大英帝国衰退与崩解的历史上最为沉痛的一段。
1945年5月，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百万德国大军，都表示向南欧战区联军总指挥官——英国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中生还）投降。三天后，西北欧分属陆、海、空军各军种的德军，也悉数向英国将军伯纳德·蒙哥马利（经历过伊普尔战争）投降。同时，在缅甸仰光，日军也向威廉·斯利姆将军（加里波利之战的生还者）所指挥的英国第十八军投降。英国史无前例地在战争中担任先锋，成为“胜利的主角”。
自古以来，除了海战，英国在诸多战役中都不是先锋，通常只透过同盟关系或提供经费以求“盟国”的团结，或只在重大局面之中投入少数精锐部队加入陆上战斗，以确保身为“胜方一员”的地位。
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难得地在欧洲大陆参与主要战斗，也就是在战争中正面攻击敌方，并把接受敌方全军投降的机会慎重地让给法军。且由于一战中英军大量牺牲的记忆，使“绝不要再发生同样的事——陆战的大量阵亡”的反省在战争期的英国生根。
但二战的状况完全不同。的确，在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之上，有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形式上保有“盟军最高司令”的地位，但除了对日战争外，美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与扮演的角色，都不如英国重要。
因此在战争结束时，许多英国人仍无法理解自己国家的立场。
与美、苏并列“三大国的一员”的这个幻想，在战后仍继续深植于英国人脑海中，但思及逐渐崩解的国力，却更令人感到沉痛。
从这一点来看，二战对英国而言或许比日本、德国更为悲惨。在人民与国家的不幸之中，抱着过去的幻影活下去，结果一直被慢性的“病魔”所折磨的痛苦非同小可。尤其在不知不觉中，国家渐渐失去活力，或许也可说是一场惨痛的悲剧。
其实在当时，甚至是不列颠战役之后，大英帝国都仍有选择其他“战法”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击退对英国本土最大威胁之后，评估能维持英国经济资源以及长期存续基础的战争形态，在所需的战斗与投入的资源间——尤其是透过出口勉强获取一些外汇来支撑财政——追求最佳平衡。
的确，缩小对德抗战的规模，或许将使胜利的目标更远。但是，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战斗，等待敌方的疲敝或其他大国参战，这才是过去在许多战争中获胜的“大英帝国作风”。而且在丘吉尔上任前，政府与军方大致都以这样的作战策略为大前提，如果欧陆作战大败，就策划如不列颠战役的状况，改变优先级，提升战斗机与雷达水平，设法勉力挽救英国。
丘吉尔采取的政策，似乎与他过去所参加的20世纪30年代战争中的“绥靖政策”与“对希特勒之和平”路线有所不同。即是说，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不管希望对英和平的纳粹德国如何应对，都选择以超越大英帝国经济面以及军事面的能力与资源，进行大幅超乎过去所预期规模的对德全面战争。
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就在于，即使发生大战，对于“不计代价求胜”这个选择应该审慎评估，并极力避免。动摇国本而获致胜利，对国家而言可能比战败更危险，这是西班牙等大国衰亡带给我们的教训。
书的编排有些乱，文字经常重复，可内容还是有的。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曾受到1952年左右的燕京大学美籍教师李克夫妇间谍案的牵连，这让他很是惶恐。
他运气很好，初回清华时，还和以前一样，意气风发，说话大胆直接并且尖锐。据李克回忆，1950年春，钱锺书在他家做客时，对当时局势等发表过很多人所不敢言者。比如谈到他参加的政治讨论，他大声说道：“那根本不是讨论，而是瞎扯。他们所谓的逻辑简直是一派胡言。亚里士多德在九泉之下听着也不会瞑目。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是这样。这里面一点内容都没有。幼稚得很呀，这些东西真幼稚。”
但在当时，这些言论没有被发现。
到了反右斗争前夕，面对“大鸣大放”的号召，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杨绛说：“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
1957年2月，据杨绛说，钱锺书这时也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文学研究》杂志创刊，钱锺书是编委之一。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在家里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主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
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钱基博有相似之处。1964年，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有意无意间点出了自己的态度：“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胡志德分析：“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知识分子互相出卖。”
钱锺书晚年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为什么没有巨著产生？
除了健康状况不佳，就是“应酬”太多。
钱锺书人生后20年一天平均写三封信，流传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
拒绝助手，是晚年钱锺书一个不明智的决定。钱锺书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也不承担具体事务。但在疾病与俗务缠身，著书立说已被分神的情况下，借助一二学术助手，分担一部分工作，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社科院也一直有这个打算，可他拒绝了。
对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钱锺书来说，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出卖、背叛早已为其所惧怕与厌恶，而用助手无疑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曾经也有人劝钱锺书用助手，其回答说：“人而有才有学，渠自为文为学矣，岂甘为余作抄胥者？人而无才无学，则吾何所取而用彼哉？”他举俞平伯的例子：“殷鉴不远。俞平伯尝用一助手矣，而‘文革’中发其‘反动’言论最多者即此人，且屡扬言于众曰‘某文予所作，某文亦予所作＇。余之所以摇首于助手者，惧其无助于余而惟以出首为务也。”
钱锺书对20世纪的哪位学者最为佩服？
钱锺书对鲁迅和蔡元培的品格有些不以为然；认为陈寅恪博学但学术方向存疑。
钱锺书最欣赏的是胡适。胡适后来回忆说不认识钱锺书，而钱锺书能准确说出至少他们见过三次面。呵呵。
本书的隐修者范围极为宽泛，甚至包括20世纪的瑞典女演员嘉宝。
嘉宝有一句著名的话广为人知：“我想一个人待着。”尽管她经常向朋友们抱怨，人们错误地引用了她的话，事实上，她说的是：“让我一个人待着。”她始终清楚地意识到这两句短语互相冲突的影响：前者暗示了她从未声称自己努力寻求过的那种遁世，而后者则更是一种渴望独处的恳切请求，这种渴望是她晚年生活的特征。她从未回复过粉丝的来信，从未同意采访，对签名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即便是在她事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她也总是拒绝出席自己的电影首映式。
化妆师马克斯·法克特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嘉宝的眼睛和睫毛远比她本人创造出来的任何人工制品更高级。但好莱坞对虚荣的坚持和对美的设计开始与嘉宝瑞典式的自制与谦卑的观念格格不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她的声望有所降低，紧接着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双面女人》（1941年出品）反响不佳后，她选择了告别银幕，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嘉宝搬到了纽约，在那里，尽管跻身于一线名流宴会的名单中，但她并没有积极参与社交生活，她用大量业余时间来追求个人兴趣，范围从园艺和健身，到室内设计、诗歌和油画。尽管作为一个隐士几乎赢得了世界性的名声，但她更多的是独居，而不是隐居。人们经常看到她在自己居住的第52大街东450号公寓附近的街道上散步。她一直生活在那里，直至1990年去世，享年84岁。
作者是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的妻子。
也许是我的偏见，我没法接受她用如此学术化的语言来叙述丈夫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