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还是爱国？美国大学面临难题
在经历了种种斗争和困难之后，美国大学终于在20世纪初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原则。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在1915年发表的学术自由报告，被认为是在学术自由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胜利。然而，仅仅两年过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再度使美国的大学教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
这场开始于1914年的世界大战，将几乎整个欧洲卷入战火。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伤亡与物质损失，也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这严重威胁到了民主与自由的价值。
当时的很多进步思潮和运动，都被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吞噬。例如，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其代表们就在危难关头毅然决然地丢弃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转而支持各自的政府屠杀别国的人民。
到了1917年，随着美国的参战变得愈发急切，这种狂热也从欧洲迅速蔓延到了美国。而由于美国的大学始终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因此它们不可能逃避这种狂热思想的影响。
尽管从道理上讲，大学教师这种职业应该具有远离世俗纷扰的特性，但整个国家、大学董事会、社区以及教师中的爱国好战分子，依然会对那些反对美国参战的教师进行骚扰。
可悲的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才赢得的学术自由成果，包括学术自由原则的确立以及大学立法等，在这时都被统统抛之脑后。随着狂热的蔓延，美国大学中的宽容精神，也让位于非理性的野蛮本能。刚刚建立起来的学术自由理念和制度几乎面临全面的崩塌。
忠诚对自由的压迫
一种（对国家）忠诚的观念开始在美国甚嚣尘上，然而当时的美国大学教师完全不具备应对这一问题的经验。
实际上，这种新的正统观念（忠诚），在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上都远超以往任何其他的正统思想。而且对它的界定还在不断地放大，同时这种观念也不允许任何与之相左的意见存在，它以一种非黑即白的武断，将美国人分成了应该得到拯救或该下地狱的两类人。
1917年后，美国普遍担心新移民对国家不够忠诚，担心很多美国人受到了反战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美国参战的态度不够积极，因此开始要求它的公民公开表态，这既包括要求国民举行庄严的忠诚宣誓仪式，也包括呼吁购买战争债券以及成立爱国主义社团等。
总之，美国按照国家的需要在肆意地解释忠诚的含义。它已不满足于搜查公开的叛国活动，而且还要刺探人内心中的想法。而最终衡量忠诚的标准，不过是被调查者是否相信国家所宣传的理念，这已经严重背离了民主的传统。
这种新正统思想的危害很快就涉及到了美国的大学，我们仅举几个例子，就足已了解当时的状况。
1918年，内布拉斯加州防务委员会（State Council of Defense）向内布拉斯加大学提交了一个名单，指控名单中的12名教授或多或少，存在“试图引导校内外人士对战争采取消极态度，并且发表有关战争问题的不当言论”。
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确实有3名教授不同程度地相信国际主义，阻碍销售为战争筹款的“自由债券”，以及批判他们爱国的同事。这3位教授，在经过董事会审判后，遭到解聘。
而在弗吉尼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利昂·惠普尔（Leon Whipple）被指控对国家不忠，因为他在演讲中宣称“只有解放德国友好人士的民主精神，我们才能赢得战争胜利”，“战争并不能解除独裁的威胁，也不能保障世界民主的安全”。
虽然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十分敬佩惠普尔的热情和才干，但仍然认为他的演讲是“不忠于国家的表现”。经过董事会审查后，惠普尔院长被解聘。
哥伦比亚大学的侵犯学术自由事件
如果说上述那些还只算是个案，那么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迫害学术自由事件，则更令人震惊。
在战争期间，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由于其立场受到外界怀疑，为了“自证清白”，成立了一个由5名系主任和4名教师组成的9人委员会，对学校内教学的基本情况展开调查。
这一举动引起了教师们的极大反感。政治学系的教授们认为“思想审查”的做法违反了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学校许多权威人士最终联名给校董会写了一份非常愤怒的抗议信：
“董事会似乎认为仅仅制裁个别不忠的教师还不够，还要考虑干预教学活动以彻底杜绝教师的不忠行为。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害的……它败坏了哥伦比亚大学忠于国家的名声，也威胁到学校的自由。”
即使是在当时，公开审查教授的思想和教学情况也有些太过火了。一些媒体也站出来力挺哥大教授，指出学校这种做法几近荒谬。
然而，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却不为舆论所动，他又给学校造成了另外一个不好的影响：他是公开宣称战争期间应该取消学术自由权利的极少数大学校长之一。
巴特勒在1917年6月的毕业典礼大会上宣称：“只要国家政策还在讨论中，我们应该允许充分的自由……然而，情况变了。以前被认为可以原谅的言行（反战的言行）现在则不应被容忍……以前被认为是愚蠢的言行现在则是叛国行为。”
他警告师生，“如果你们不能与我们一起全身心投入到捍卫世界民主安全的战斗中，就是不忠诚。”简而言之，巴特勒校长对于忠诚的标准就是是否表现出积极支持美国参战。
这种非黑即白的忠诚观念很快就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滥用，并且还掺杂着打击报复的心态。卡特尔教授（James Cattell）被解聘的事件最具代表性。
卡特尔是当时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但也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虽然他对同事和蔼可亲，却长期反对校长的权威，让巴特勒极为厌恶。
早在1910年，巴特勒就因为卡特尔指控他独裁专制而十分恼火，并向董事会提议解聘卡特尔，但董事会没有采取行动。但几年后，董事会也被卡特尔惹恼并要求其退休，只是因为一些教授出面调停才没有实现。
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卡特尔也没有悔改，但他终于还是被校长和董事会抓住了“把柄”。
原来卡特尔向三位国会议员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他们不要批准允许美国征兵进入欧洲战场的议案。结果，这三位议员严重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请愿自由权利，将请愿信的内容告诉了巴特勒校长，并抱怨说卡特尔“以学校的名义散播反动叛国言论”。
这对于卡特尔来说可谓致命一击，哥伦比亚校董会兴奋不已地高喊：“这次终于抓住了这个无赖！”董事会由于急于指控卡特尔不忠，所以完全不顾教授会的反对，直接勒令卡特尔退休。只是他们在铲除掉了一个麻烦人物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将会成为学校历史上的污点。
而开除卡特尔也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因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住了。一位比较文学专业的助教也因为被指控教唆学生反对征兵法而被解聘，随后又有多名哥大学者遭到解聘，另有一些教授出于无奈或是抗议，选择辞职。
AAUP的妥协
哥伦比亚大学集中爆发的侵犯学术自由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在战场以外也会出现牺牲者的严酷现实，着实令人心痛。不过，即使是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也有少数大学校长敢于对权威说不。
哈佛校长罗威尔（Lawrence Lowell）就是当时的一股清流，这位老派贵族式的校长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很保守传统，但在捍卫学术自由方面态度却十分强硬（具体可参考：《哈佛神话缔造者：进步时代的罗威尔》）。
1916年，哈佛的一位校友提出要为哈佛每年捐赠一千万美元，但前提是学校必须解聘公开支持德国的明斯特伯格教授（Hugo Munsterberg）。罗威尔拒绝了这一条件，哈佛校董会公开表明：“哈佛大学不会接受以限制言论自由、解聘教授等为附加条件的任何捐款。”
不仅如此，第二年，罗威尔又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了战争时期学术自由的几点原则，捍卫了教授发表不同言论的权利。
但是罗威尔的言论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在这个忠诚和学术自由问题急需被重新诠释的特殊时期，人们都将目光转向了AAUP（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希望协会能提出新的指导性原则。
然而，此时的AAUP却已焦头烂额。虽然AAUP的1915年报告奠定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但这才过了两年，战争的影响已经从内部将协会撕裂。
协会里的历史学家会员统统放弃了研究，开始为公共信息委员会撰写宣传册，而它的科学家会员则投身于解决各种战争问题。AAUP的多数领导人，比如约翰·杜威、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他们都欣然加入了向公众兜售战争的运动中。
但AAUP还是不得不直面忠诚与学术自由的问题，只是意料以内的是，他们给出了令人沮丧的答案。
根据AAUP战时报告，“战争时期公民有两方面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帮助赢得战争，其次是保护民主制度。但是报告宣称支持忠诚问题的立场，提出在战争期间所有的民主进程将被停止。
AAUP的这种思想很快被付诸实践，协会的学术自由委员会据此提出了大学当局合法解聘教授的4种情况：
（1）“违反与战争有关的任何法令或法规；（2）“蓄意散布或唆使他人抵制或逃避义务兵役法”；（3）“劝阻他人自愿援助政府工作”；（4）对于德裔或同情德国的教授，违反规定公开讨论战争问题，发表对美国或美国政府的攻击性言论。
尽管AAUP同时也提出，董事会在处理反战分子时应该宽宏大量，不要对初次违反规定的学者惩罚过重等等。但这些主张都于事无补，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学术自由的状况。
总的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学术自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从事后来看，“一战”才不过刚刚拉开了一个极端年代的序幕。此后，美国又先后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而每当国家陷入危急时刻，对国家的忠诚就变成了凌驾于自由的核心问题。
可见，即便是在民主国家美国，学术自由与公民的自由权利也是脆弱的，会屡屡遭受来自各方面的侵害。然而，正因为自由是脆弱的，所以才弥足珍贵，更需要人们去努力地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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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e2000🇺🇦 赞了这篇日记 2021-11-29 13:4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