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觉醒年代 之二

台湾巡抚刘铭传曾举荐秋寿南做直隶知州，但是秋寿南为官清廉，拿不出钱去打点吏部的官员，被打发到湖南当湘潭厘金局总办，就是县税务局局长。

1894年，秋瑾跟着父亲到了湘潭。此时荷叶镇树德堂里，唐群英和丈夫琴瑟和鸣，还生下一个小女儿，两人和诗对弈，日子也算美满。

当年2月，在天津西北角，一个普通的刘姓回民商人家也迎来了最小的女儿，起名刘清扬。她的大哥比她年长17岁，大哥原来叫刘梦羊（据说他家原来是做牛羊生意的，这名字就非常本色了）。后来大哥读书考秀才，老师把名字改成刘孟扬，后面弟妹全跟着这个格式，二哥刘夔扬，三哥刘乃扬，三兄弟都是民初时期的天津报业名人。小妹清扬字婉如，成了这家最受宠又走得最远的人。

（据说这照片是刘清扬七十岁的时候，要不是后面那场浩劫，看这精神头，本来可以活一百岁吧）

这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清军的惨败惊醒了无数人的迷梦，也激起了秋瑾的忧国之心，她写下一首《昭君怨》：

恨煞回天无力，只学子规啼血。愁恨感千端，拍危栏。

枉把栏杆拍遍，难诉一腔幽怨。残雨一声声，不堪听!

秋寿南在湖南为官，自然结交了一些当地士绅，其中就有湘潭的富商王黻臣，王黻臣的父亲曾在湘军中管账，大发了一笔财，回家置办了千亩良田，再加上王黻臣很会做生意，成了当地豪商。王黻臣在秋府看上了才貌双全的秋家长女秋瑾，请人为小儿子王子芳提亲，1895年的秋天，秋瑾被许配给王家。

同年9月，在离湘潭六百里的湘西小城溆浦，当地商人向瑞龄老来得女，这个排行第九的孩子乳名“九九”，大名向俊贤，后来她给自己取了个更响亮的名字——向警予。向瑞龄虽然自己文化不高，但对儿女读书是大力支持，向俊贤有四个兄弟都曾在日本留学。

1896年5月，20岁的秋瑾嫁入王家。王子芳字廷钧，比秋瑾小四岁，眉清目秀，是个娇生惯养、浮华虚荣的公子哥儿。秋瑾自幼在家还是比较受宠爱，约束不多，嫁到这样一个守旧的大商人家，天天还要看婆婆脸色，一开始就闷闷不乐，后来上京开阔了眼界，读了很多新书，就更看不上王廷钧。秋瑾开始革命后，给兄长的信里曾经把王廷钧的人品写得十分不堪，其实这有点不公道。王廷钧虽然胆小懦弱没有什么大志向，跟不上妻子的脚步，但终究他和王家对秋瑾还是颇有感情。根据秋瑾的朋友服部繁子回忆，因为当时秋瑾强烈要求去日本留学，王子芳还曾经登门求她带秋瑾去日本，秋瑾走后他辞官回家，没有再娶，1909年去世后，王家还从绍兴接回秋瑾的灵柩，跟王子芳合葬，那时候大清还没亡，秋瑾的身份还是个被砍了头的革命党，足见王家的情义。

株洲秋瑾故居，名为槐庭

王家的老宅在湘乡荷叶镇神冲，秋瑾去那里住过三次（所以湖南的秋瑾故居有三处），困在湖南乡下的秋瑾觉得自己彩凤随鸦，十分郁闷，她写到“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前面提到，唐群英也嫁在荷叶镇的曾家，这二人此时是否认识，不太确定。唐群英过继的孙子唐大爷后来给她写传，把她俩再加上同出自荷叶镇的葛健豪（蔡和森蔡畅的母亲），写成情投意合的闺蜜一般，还活灵活现地脑补了她们吟诗作对的场面，宛如亲见。私以为，秋瑾跟唐群英大概是互相听说过，毕竟同时出现在一个镇子，夫家跟湘军都有瓜葛，也可能见过，但交往不深，要不然秋瑾文集里也不会完全没有唐群英的踪影。后来唐大爷还写了她们在日本的交往，甚至说唐群英介绍秋瑾加入同盟会（明明介绍人是冯自由），还有秋瑾牺牲，唐群英悲痛到晕厥，这种自由发挥的历史传记让人惊叹。

唐群英在日本

甲午之战后，维新派登上舞台，他们的变法思想带来了近代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描绘了一个“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乌托邦，这一切平等中也包括男女平等。康有为认为，天赋人权，男女之间没有本质差别，压迫妇女是不公道的，同时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因而必须变法，解放妇女，他还提出了发展女学等11条方案。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妇女教育观——相夫教子和兴国智民，也影响了后来的女学堂，而谭嗣同对三纲五常、贞节观的批判更为尖锐。

1897年，维新运动开始宣传造势，维新派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谭嗣同在长沙办《湘学报》。这年6月，梁启超、谭嗣同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跟封建顽固派展开了论战。就算裹脚布这种百分之百恶臭的东西，顽固派还是会把它当成国粹，强烈抵制放足，甚至到1907年还有女子因为参加了不缠足会，被婆家逼迫自杀，直到民国后，这种陋习才被铲除。有形的裹脚布没了，无形的裹脚布还在某些遗老遗少的脑子里。

康有为《请禁女子裹足折》

这年6月，秋瑾生下儿子王沅德，也开始阅读《湘学报》等报刊杂志，国家沉沦，满清腐败，满怀英雄气的秋瑾开始寻求变革之路。而另一边，唐群英遭遇不幸，她的女儿在前一年夭折，1897年秋天，丈夫曾传纲又急病去世。按礼教，她从此要在夫家终身守节，独守空房，绝不能抛头露面。而武将之女唐群英自然不甘接受这种命运，她决定“大归”，就是归宗娘家，断绝与夫家的一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