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61弹|孙中山、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是坚忍不拔的客家人

作者是现代日本历史大家，行文不拘一格。

正如中文版的序言：

冈田认为，世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史，在7世纪以前，无论朝鲜史还是日本史，都不具备可以与中国史分开而独立处理的性质。日本的古代史，应该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看待。而且他认为“日本”这个观点不过是7世纪时建国运动的产物，可以看成是一种用来“对抗中国”的手段。对日本列岛而言，663年的白村江之战惨败之后，当时为他们所认知的“全世界”都已被大唐及其同盟所征服。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危机，倭国以自身为核心，将列岛诸氏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唐王朝。668年，倭国后人天智天皇即位，在《近江律令》中制定了“日本”与“天皇”的称号，并发起了以著史为首的系列建国运动，以此满足当时国内外情势之下的政治需求。《日本书纪》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被用来证明其天神脉脉相传的正统性，也成功激发起了列岛各地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而在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之下，带有强烈“抗中国性”的《日本书纪》，其成书的性质与框架也永久性地影响着日本国家与历史的性质，直至今日。由此可见，冈田认为日本史真正的起源，是当时出于对所谓中华中心主义同心圆结构的一种抗衡。此外，日本为了抵抗大唐帝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同时也“发明”出了日语。

好的历史学家的文字，有一种推理小说的韵味，冈田英弘的也是。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即在《三国志》的六十五卷中，记录外国情况的只有《乌丸鲜卑东夷传》这一卷。三国时代，与中央政府有交涉的异民族国家，不仅有乌丸、鲜卑、夫余和倭人等东夷诸国，还有西域的鄯善、龟兹、于阗、大月氏等王国。这些国家都与魏国有正式的邦交。但在《三国志》中却没有与之相关的“传”。这绝不是偶然。

原因在于，司马懿在238年成功讨伐了东北亚（辽阳城等地）的公孙渊，立下大功，回朝后又安排倭女王卑弥呼的使者前来朝贡，这让他很有面子。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晋朝权臣张华的指引下，单独写了《乌丸鲜卑东夷传》，荣耀司马家族。

书中不仅写了《红楼梦》与《金瓶梅》，还有对一些情色小说的分析。

艳情小说作为一种越轨性的文体似乎会间或以更为宽容的态度来审视越轨行为，特别是女性的越轨行为。例如，在晚明艳情小说《浪史》中，当李文妃发觉自己中了丈夫梅素先的圈套而与身为仆人兼丈夫男宠的陆姝交欢后，李文妃问她的丈夫为何对自己做出这“不是妇人家规矩”的勾当不加责备。梅素先竟给出了一个惊人的解释：“你便恁地容我放这个小老婆？我怎不容你寻一个小老公？”这一出自淫荡丈夫之口的、相当“女权主义”的论断确实令人惊诧。这样的论断是同样淫荡却极为大男子主义的西门庆做梦也不会说的。

《痴婆子传》是一个逸态飘动、丰韵潇洒的七十岁老妇的回忆。她应燕筇客之邀来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当她（名叫“阿娜”，意为“柔美”)十二三岁时，因窃习《诗经》中的情诗而对男女之事产生了好奇。北邻少妇将关于性的知识传授给她，她便找来表弟慧敏验证这一新知。数年后，她与仆人俊发生性关系，并随后被嫁给了栾克慵。后丈夫出外游学，阿娜难耐独守空房的孤寂而与仆人盈郎私通。当另一个仆人大徒和她丈夫的哥哥克奢先后发现其与盈郎的奸情后，阿娜又被二人要挟交欢。她又在撞上她的公公与克奢妻沙氏乱伦偷情后被迫与公公发生关系。在一次寺院拜佛中，阿娜中了盈郎的诡计而被迫与两个和尚通奸。当她丈夫的小弟克饕得知她与公公的奸情后，又以此为勒索与之交欢。除此之外，她还与一个戏子和她的妹夫发生过性关系。然而，当她最终与她儿子的私塾先生谷德音通奸后，她大概是被谷德音的床上功夫所深深吸引而决定断绝与其他所有情夫的关系。这一决定令她那些被抛弃的情夫怀恨在心，慧敏因而将她与谷德音的奸情告知她的丈夫。她在遭到丈夫的一顿毒打后被休回了娘家。从那以后，她深感羞耻与懊悔而不再有性生活。在小说中她宣称自己已经禁欲三十年了。

这是一部很有读头的有关世界各色人物的品评录，前提是读者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

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被公认的巨作，但作者认为这是刻意雕琢之作。

吉本的才华毋庸置疑，他的确是一位杰出人物，但他希望读者也和他一样卓越。吉本不停地考验他们，尤其是他们的记忆力。他常常期望他们在读第二句话的时候，依然记得上一句话的细枝末节。比如这样一句话：“就像奥古斯都佯装谦虚一样，戴克里先统治的帝国也是一种戏剧化的呈现：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两种喜剧表演当中，前者从本质上远比后者更开明和威武。”记住了吗？你必须得记住，因为要理解接下来这句话有赖于这一点。“一个是要掩盖，而另一个是要展示，罗马帝国皇帝对罗马拥有的无限权力。”为了营造出土拨鼠日（北美地区的民间传统节日，每年2月2日，用土拨鼠预测春天的到来）的效果，第二句话又用了熟悉的交叉技法；但从长远来看，读者要么把维持注意力的本事练出来了，要么不得不放弃揣摩他对心理咨询师所说的“闭合律”的执念——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他们不得不接受一点：正如罗马皇帝无限的权力一样，吉本的记忆测试同样无可逃避，而且比罗马暴君出现的频率高多了。

关于红色高棉酷刑集中营，作者写道：

在金边S-21集中营被审问的17000人当中，有16994人在痛苦中死去。活下来的六个人受到记者的询问，可是他们伤得太重，已经说不出什么了。墙壁上的字也许写出了我们需要听的一切。“接受鞭打或电击时，禁止叫喊。”安全规章第六条写道。其他规章和这一条一样让人不寒而栗，但第六条规章有其特别之处，它就像是一个要命的孩子从斯威夫特和卡夫卡那里学来的。这条规训还有一个变体：“被棒打或电击时，禁止大声叫喊。”但是，“禁止大声叫喊”意味着还有轻声叫喊的可能，而“禁止叫喊”就完全不讲逻辑了，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总是需要被提醒才能认清），红色高棉的施虐者们并不代表一种思想体系的衰朽和扭曲：他们根本没有开始思考，所以有一种孩童般的纯粹。

另一条红色高棉的规章几乎让人着迷：“不要试图用借口掩盖事实。严禁与我辩驳。”它的魅力在于这完全是浪费精力：既然囚犯只能给出一种答案，那么审讯者为何不直接把答案写下来，然后盖个章什么的，反正囚犯最后的签名也没什么意义？很不幸，所有的证据都不支持我们所期望的善良人性，只显示出施虐者多么享受继续干下去，即便酷刑已经毫无意义。所有的证据事后仍在那里，包括在酷刑的每一阶段所拍摄的照片。红色高棉的施虐者是否真的心理变态，这个问题只能由精神病医生来解答。

书名不是比喻，内容确实是关于几何的，因此读者如果对数学不感兴趣，不看也罢。

我感兴趣的是，孙中山、邓小平、李光耀和作者都是客家人。

每周五晚6点，书话见！